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物资短缺的年代。笔者在东北辽宁，那时出门在外，遇到熟人就问：你家大件都有啥？回答：三转一响一“咔嚓”。答者脸上现出自豪的神情，问者也是羡慕不已。何谓三转一响一“咔嚓”？三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收音机。一“咔嚓”：照相机。这五件东西，在今天看来，不过是百姓家中的寻常之物，有的早已弃用。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它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极具标志性的奢侈品，是最时髦、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也是“小康”之家幸福生活的标志。回忆我家的三转一响一“咔嚓”，往事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奢侈品”：三转一响
先说“三转”。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城里自行车是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人们上班下班都骑自行车。而在农村就不同了，很少有自行車。人们上镇里赶集买卖东西，只能走路，或坐生产队马车去。我家邻院冯大头卖山货，不知攒了多少年，买了一辆沈阳产的“白山”牌自行车，爱不释手，把自行车擦得锃光瓦亮的，车把、大梁都用玻璃丝缠起来，打扮得花枝招展，五颜六色。记得那年，我有急事去离家30多里的姐姐家，晚上还得赶回家。来回60多里路程，显然徒步走是不行的。我寻思再三，硬着头皮去冯大头家借自行车，并向他保证不损一根毫毛，完璧归赵。还好，他满口答应。谁知道回来时，因路上石子多，加上车技不熟，连车带人掉进沟里，好在沟浅，没有伤人却伤了车，车把擦划了一道痕迹。当我送车时，大头说人没伤着就好，车擦点道道，我用胶布缠上就好了。虽是这么说，但看得出他还是有些不高兴。后来我给他买了一副蓝色毛线织的带穗的手把套，算是赔礼。
那时，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学校离家仅一河之隔，走路不到20分钟，根本用不着自行车。后来，我在下班后业余时间还给镇上两家企业职工补习文化课。两家企业离家很远，上完课已是夜里10点钟了。为了不耽误时间，需要买辆自行车。当时的自行车有三大品牌特受人们的喜欢，上海产的“凤凰”牌、“永久”牌，天津产的“飞鸽”牌。当时，自行车是紧俏商品，不光要钱，而且还要购物票。这票上哪去弄？我找在清河城供销社工作的亲戚，让他给我弄了张票。正好供销社新进几辆“红旗”牌自行车，130元一辆，就买了一辆。有了自行车，上班，下班，进城，赶集，走亲，访友，出行方便快捷多了。那时谁能骑上一辆新自行车，虽不是名牌，走在大街上都能招来人们羡慕的目光，自己也觉得脸上有光。
接下来说说手表，手表算是那个年代的高档奢侈品。记得我们村生产队长是县劳动模范，县里开会时奖励他一块“上海”牌手表，回来戴在手脖上，不时地贴在耳朵上听“咔咔咔”手表转动的声音，心里是美滋滋的，在人前挽起长袖露出手表显摆一下，或自言自语：几点了。再也不用夜里看月亮看星星听鸡叫、白天看太阳看日影判断时间了。上工时他按点敲钟，下班时就以他手表为准。有一天，他忘给手表上弦了，害得大家摸黑才放工。
我在中学教书，常常因课堂上时间拿捏得不准而延课。课间休息10分钟，有时因延时学生只能休息5分钟就又要上课。我太需要一块手表了。手表也是紧俏物品，需要手表票。好在丹东市供销社有个亲属，通过他在丹东买了一块上海手表厂出产的“春蕾”牌手表，这块手表要125元，在当时那可是一笔大钱呀！要知道我当时月工资才28元呐！它走时准确，样式美观大方，望着那亮晶晶的新手表，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块表，现在我还珍藏着，时常拿出来看看，它还是那样闪闪发光，上满弦依然走得十分准确，成了我一个念想，一个记忆。
我家那台缝纫机是我结婚时托人买的，是大连缝纫机厂出产的“飞马”牌。过去买布买衣服要用布票。买衣服价格贵，买不起，所以大都是自己做衣服。有缝纫机的，用缝纫机做，没有缝纫机的，就得手工做了。用缝纫机做衣服，省工省时，针脚均匀，美观好看。缝纫机除了做衣服外，还多用作补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缝补衣服是家家户户的寻常事，特别是孩子多的家庭。我家的缝纫机常招来村里心灵手巧的姑娘、小媳妇。她们用它把旧衣服翻新，把大改小，当然，更多的是做个小孩红兜兜、小裤衩，扎个鞋垫之类。现在都买现成的衣服了，我家那台缝纫机自然也就成了“古董”。
再说“一响”。“一响”就是收音机。我们那都管收音机叫“话匣子”“戏匣子”。60年代初，大部分农村没有电，自然也就没有收音机了。后来办了电，农村有了有线广播，有了扩音大喇叭。家境好的人家开始购买收音机。收音机有南京产的“红星”牌，天津产的“牡丹”牌，上海产的“上海”牌，有带红灯或绿灯指示灯的，有中短波段的，有双音箱的，等等。那时，我的姐夫在市交电公司工作，我家购买了一台“上海”牌收音机。在文化生活稀缺的年代，收音机就成了我生活娱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文化生活除了看书写字画画外，就是一年看几次农村放映队下乡放映的电影。自从我家有了收音机后，更多的是收听广播。
那时，收音机的节目真是丰富多彩，有梅兰芳、马连良、袁世海唱的京剧，有小白玉霜、新凤霞、马泰、魏荣元唱的评剧，有侯宝林、马三立、郭启儒说的相声，有李润杰、王印权、高凤山说的快板书，有杨立德、刘同武、傅永昌说的山东快书，有骆玉笙、赵崇义的京韵大鼓，有荣剑尘的单弦，有徐小楼、王悦恒表演的二人转，有袁阔成、刘兰芳等名家说的评书，还有那胡松华、郭颂、马玉涛、郭兰英、王昆等名家演唱的歌曲，等等，百花齐放，叫人百听不厌。在我家集聚的有老人、青年，还有儿童，儿童最爱少儿节目“小喇叭”，听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
最后说说一“咔嚓”，也就是照相机。在20世纪70年代，我并没有照相机。那时常见的照相机型号为135，一卷胶卷能照36张。还有一种型号为120，“海鸥”牌相机，方形能照12张，长形能照16张，都是黑白的。
年轻时，很想给自己留下一张青春照，可是没钱去照相馆照。记得有一年冬季，我的一个本家哥哥在西安交大读书，放寒假回家，他带了一个西北光学仪器厂生产的“华山”牌135相机，虽然能照36张，但照片太小，只有2平方厘米，只好放大。记得他给我照了三张照片，一张是在后山一棵榆树旁照的，一张是我与友人在太子河冰上照的，一张是我们送他在南甸火车站月台上照的。现在后山那棵榆树早已不在，太子河冰依在，只是那背景石崖不在了。至于南甸火车站客车早已停运10多年了。每每翻出这几张照片，物非人非，往事如烟，心里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县城机关工作，有了一点经济基础，才花170多元买了一台“傻瓜”相机，算是圆了我拥有照相机的梦。如今人们大都用手机拍照，连数码相机也可以不随身携带了。我那个“傻瓜”相机又成“文物”了。
（责任编辑：齐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奢侈品”：三转一响
先说“三转”。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城里自行车是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人们上班下班都骑自行车。而在农村就不同了，很少有自行車。人们上镇里赶集买卖东西，只能走路，或坐生产队马车去。我家邻院冯大头卖山货，不知攒了多少年，买了一辆沈阳产的“白山”牌自行车，爱不释手，把自行车擦得锃光瓦亮的，车把、大梁都用玻璃丝缠起来，打扮得花枝招展，五颜六色。记得那年，我有急事去离家30多里的姐姐家，晚上还得赶回家。来回60多里路程，显然徒步走是不行的。我寻思再三，硬着头皮去冯大头家借自行车，并向他保证不损一根毫毛，完璧归赵。还好，他满口答应。谁知道回来时，因路上石子多，加上车技不熟，连车带人掉进沟里，好在沟浅，没有伤人却伤了车，车把擦划了一道痕迹。当我送车时，大头说人没伤着就好，车擦点道道，我用胶布缠上就好了。虽是这么说，但看得出他还是有些不高兴。后来我给他买了一副蓝色毛线织的带穗的手把套，算是赔礼。
那时，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学校离家仅一河之隔，走路不到20分钟，根本用不着自行车。后来，我在下班后业余时间还给镇上两家企业职工补习文化课。两家企业离家很远，上完课已是夜里10点钟了。为了不耽误时间，需要买辆自行车。当时的自行车有三大品牌特受人们的喜欢，上海产的“凤凰”牌、“永久”牌，天津产的“飞鸽”牌。当时，自行车是紧俏商品，不光要钱，而且还要购物票。这票上哪去弄？我找在清河城供销社工作的亲戚，让他给我弄了张票。正好供销社新进几辆“红旗”牌自行车，130元一辆，就买了一辆。有了自行车，上班，下班，进城，赶集，走亲，访友，出行方便快捷多了。那时谁能骑上一辆新自行车，虽不是名牌，走在大街上都能招来人们羡慕的目光，自己也觉得脸上有光。
接下来说说手表，手表算是那个年代的高档奢侈品。记得我们村生产队长是县劳动模范，县里开会时奖励他一块“上海”牌手表，回来戴在手脖上，不时地贴在耳朵上听“咔咔咔”手表转动的声音，心里是美滋滋的，在人前挽起长袖露出手表显摆一下，或自言自语：几点了。再也不用夜里看月亮看星星听鸡叫、白天看太阳看日影判断时间了。上工时他按点敲钟，下班时就以他手表为准。有一天，他忘给手表上弦了，害得大家摸黑才放工。
我在中学教书，常常因课堂上时间拿捏得不准而延课。课间休息10分钟，有时因延时学生只能休息5分钟就又要上课。我太需要一块手表了。手表也是紧俏物品，需要手表票。好在丹东市供销社有个亲属，通过他在丹东买了一块上海手表厂出产的“春蕾”牌手表，这块手表要125元，在当时那可是一笔大钱呀！要知道我当时月工资才28元呐！它走时准确，样式美观大方，望着那亮晶晶的新手表，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块表，现在我还珍藏着，时常拿出来看看，它还是那样闪闪发光，上满弦依然走得十分准确，成了我一个念想，一个记忆。
我家那台缝纫机是我结婚时托人买的，是大连缝纫机厂出产的“飞马”牌。过去买布买衣服要用布票。买衣服价格贵，买不起，所以大都是自己做衣服。有缝纫机的，用缝纫机做，没有缝纫机的，就得手工做了。用缝纫机做衣服，省工省时，针脚均匀，美观好看。缝纫机除了做衣服外，还多用作补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缝补衣服是家家户户的寻常事，特别是孩子多的家庭。我家的缝纫机常招来村里心灵手巧的姑娘、小媳妇。她们用它把旧衣服翻新，把大改小，当然，更多的是做个小孩红兜兜、小裤衩，扎个鞋垫之类。现在都买现成的衣服了，我家那台缝纫机自然也就成了“古董”。
再说“一响”。“一响”就是收音机。我们那都管收音机叫“话匣子”“戏匣子”。60年代初，大部分农村没有电，自然也就没有收音机了。后来办了电，农村有了有线广播，有了扩音大喇叭。家境好的人家开始购买收音机。收音机有南京产的“红星”牌，天津产的“牡丹”牌，上海产的“上海”牌，有带红灯或绿灯指示灯的，有中短波段的，有双音箱的，等等。那时，我的姐夫在市交电公司工作，我家购买了一台“上海”牌收音机。在文化生活稀缺的年代，收音机就成了我生活娱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文化生活除了看书写字画画外，就是一年看几次农村放映队下乡放映的电影。自从我家有了收音机后，更多的是收听广播。
那时，收音机的节目真是丰富多彩，有梅兰芳、马连良、袁世海唱的京剧，有小白玉霜、新凤霞、马泰、魏荣元唱的评剧，有侯宝林、马三立、郭启儒说的相声，有李润杰、王印权、高凤山说的快板书，有杨立德、刘同武、傅永昌说的山东快书，有骆玉笙、赵崇义的京韵大鼓，有荣剑尘的单弦，有徐小楼、王悦恒表演的二人转，有袁阔成、刘兰芳等名家说的评书，还有那胡松华、郭颂、马玉涛、郭兰英、王昆等名家演唱的歌曲，等等，百花齐放，叫人百听不厌。在我家集聚的有老人、青年，还有儿童，儿童最爱少儿节目“小喇叭”，听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
最后说说一“咔嚓”，也就是照相机。在20世纪70年代，我并没有照相机。那时常见的照相机型号为135，一卷胶卷能照36张。还有一种型号为120，“海鸥”牌相机，方形能照12张，长形能照16张，都是黑白的。
年轻时，很想给自己留下一张青春照，可是没钱去照相馆照。记得有一年冬季，我的一个本家哥哥在西安交大读书，放寒假回家，他带了一个西北光学仪器厂生产的“华山”牌135相机，虽然能照36张，但照片太小，只有2平方厘米，只好放大。记得他给我照了三张照片，一张是在后山一棵榆树旁照的，一张是我与友人在太子河冰上照的，一张是我们送他在南甸火车站月台上照的。现在后山那棵榆树早已不在，太子河冰依在，只是那背景石崖不在了。至于南甸火车站客车早已停运10多年了。每每翻出这几张照片，物非人非，往事如烟，心里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县城机关工作，有了一点经济基础，才花170多元买了一台“傻瓜”相机，算是圆了我拥有照相机的梦。如今人们大都用手机拍照，连数码相机也可以不随身携带了。我那个“傻瓜”相机又成“文物”了。
（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