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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三十岁。这一年的六月到十月，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分水岭，也是最高潮。他带着两个相机，二十四个胶卷，辗转进入了陕北的红色区域；他采访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以及红军战士、游击队、老百姓；他观察了红色政权的军事、生产、教育、娱乐生活。他此后的一生都与这四个月有关。这充满故事和冒险的四个月定义了他，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他的热情到六七十年代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有所减弱，但支持的态度却不曾变过。
从陕北回到北京后，斯诺一九三七年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通译为《西行漫记》），该书面世一个月就至少印刷了三次，几个星期就卖出了十万册，引起了世界性轰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虽然已奋斗多年，但仍不为外界所知，没有一个外国记者曾进入江西苏区进行采访，以至于毛泽东等领袖曾多次“被死亡”。一九三八年《红星照耀中国》的一篇英文书评说，斯诺是“第一个深入陕北的外国人，也是中外人士中，第一个自由地报道他的见闻的”。斯诺自己也说，“当写此书之时，关于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七年的原始材料基本是空白”。然而，此书的意义并不只在于“独家采访”，填补空白，更在于它对未来的准确预言。书中已经看到了中国未来的走向，那就是共产党是中国未来的主宰。
斯诺对共产党的热烈支持，直接来自他的采访和观察。他对共产党人士讲述的故事笃信不疑。当共产党人士对一个美国记者讲述个人和本党的故事时，像一切叙述者一样，他们必然有所选择，通过集体叙述，塑造某种形象。况且，斯诺还是个理想的放大镜，通过他的讲述和构造，单个人的故事构成了合奏、合力，组成一个红色中国的崇高群像。但我们不能说斯诺是幼稚的。作为一个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七年的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斯诺在中国所见所闻甚多，正是这些见闻使他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极为关切。而一九三六年的共产党正处在光辉的时刻。那时长征结束不久，红军刚刚在陕北落脚，红色政权的首都还是保安（延安还在东北军手里）。虽在全国局面中处于弱势，但红色政权有理想，有前途，蒸蒸日上。共产党也刚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自身非常宽容、民主，深得民心。在“红剧场”一章中，斯诺就讲述了陕北军民一起看戏的场景，男女老少各色人等都散坐在地上，羊在随意吃草，毛泽东、林彪就坐在老百姓中间，戏开始之后，更没有人理会毛泽东等人，其自由与平等程度远超国统区，甚至有牧歌般的气氛。斯诺本人就受惠于这种自由。周恩来对他说：“你看到什么都可以写，我们会给你提供调查苏区的一切帮助。”实际上，当时和后来，穿越封锁线到陕北去“朝觐”的远不止斯诺一个，很多人都留下不返。与斯诺同行的就有另一个美国医生马海德（George Hatem），是《红星照耀中国》中未明言的斯诺的旅伴。斯诺后来离开苏区，写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书；马海德则留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要职务。
斯诺虽然是记者，但他与现代的职业记者完全不同。现代职业记者为了弱化主观色彩尽量隐身，将报道呈现为“客观的事实”。对斯诺来说，记者仅是一个方便的工作和身份。他本人对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都有高度的关切和热情，他愿意进行自己的干预，愿意投身到自己判断为可贵的事业中去。他在书中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决定了《红星照耀中国》体例驳杂，包含了叙述、采访、自传、游记、逐条的日记等多种形式。斯诺并不只是想知道新闻事件，更力图描绘苏区的全貌，于是他既采访领导人，也采访中下军官、普通士兵、农民。他时常站出来进行热情的评论，在很多采访性的章节前面，都有他本人的一段评价。
斯诺的陕北之行，是一次探险、探秘之旅，寻找史诗之旅，他也的确找到了史诗。斯诺笔下的陕北如同一个未知国度，逐渐在一个陌生来客面前展示其光辉。在斯诺看来，陕北是一个乐观、自由、平等、朝气蓬勃的红色乌托邦。他对那里的人们尊敬、仰慕、激赏。在评价共产党领袖的时候，斯诺常常用到“超常”、“传奇”等字眼：不曾受过一次伤的毛泽东“如同神佑”，刘志丹是“现代的罗宾汉”，贺龙是“传奇”。可以看得出，斯诺是个具有浓厚浪漫气质的人。在他的回忆录《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的开篇，他这样叙述他一九二八年刚到上海时的情形：“我当时二十二岁，在华尔街的投机中赚了点钱，我觉得这给了我恰好够用的资本，用一年时间，节俭地进行一场全球旅行和历险。我计划一年之后回纽约，在三十岁之前赚点钱，余生悠闲地进行研究和写作。”一个计划全球旅行的年轻人，不能不说是浪漫的。而他在陕北的经历和见闻不啻于一场浪漫的历险，如同做了一场红色的梦，超过了他最大胆的想象。
《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长征”尤其是浪漫冒险的典范，带有强烈的斯诺个人的印记。这一章已经完全摆脱了采访、转述的色彩，而是以小说般的笔法叙述。材料来自斯诺对很多长征亲历者的采访，然而这些原始资料在斯诺那里融汇为一体，由他整理成一个充满了传奇、历险、拯救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中，被访人的话是在引号之中的，而“长征”一章没有引号，仿佛斯诺本人就是亲历者之一。对于长征，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为了让西方人理解长征的规模，斯诺将长征与西方人熟悉的历史事件相比，而每次相比之下，西方自以为伟大的成绩都显得渺小：“同长征相比，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就如同假日的远足了。更有趣的比照是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他的大军完全被击垮，士气全无。”在红色中国自己后来的革命史叙述中，长征的转折点和最高潮是遵义会议，而由于遵义会议涉及党内的权力转换，斯诺在一九三六年陕北采访中得到的关于此次会议的信息并不多。他用专章来描述强渡大渡河，“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他叙述的强渡大渡河紧张动人，充满英雄主义气概。斯诺对长征的热情描述，对西方读者造成了很大触动。卡特（Edward C.Carter）一九三八年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书评就认为：单是对长征的叙述，“就足以使此书成为本年度伟大的冒险作品”。
在斯诺看来，共产党虽然还不是执政党，但它更能代表中国，也是中国历史的正统继承人。它统摄了过去和现在，未来也将属于它。虽然红军的人数同国民党军队相比少很多，但斯诺认为红军有更大的代表性，因为红军中各省的人都有。其他中国军队常常按省划分，比如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则打破了省之间的界限：“红军可能是中国唯一的国民军。”描述红军从江西开始长征的一章题为“一个国家在转移”（a nation migrates），而不是将长征视为一个政党、一种政治力量的军事活动。同时，斯诺也把共产党与中国历史上的辉煌联系起来。他在书中记录了仿佛天意一般的一些历史巧合。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未必准确，重要的是他在红色中国的现实和中国古老历史之间看到一种重要关联。在他看来，中共的陕甘宁根据地“恰好基本就是中国最早的发源地”。他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共产党员邓发，恰好是在汉武帝旧宫。而他进入陕北的过程也被他视为同时是进入中国悠久历史的过程。红色中国不只是中国内部的一部分，更是最能代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部分，是中国的精华所在，灵魂所在。
斯诺能够去陕北，能够采访到毛，已经表明他在此前就具有支持红色中国的倾向。《红星照耀中国》第一章的题目是“一些尚未回答的问题”，描述了他去陕北之前对共产党的好奇。在这一章里他提出的关于红色中国的问题岂止是“一些”，而是上百个问题。这些问题是方方面面的，一连串的，迫切期待着回答。斯诺早已在热切期待走近中共的机会。在他提出的某些问题中其实已经预设了答案，暗含了他对中共的赞赏：“这些如此长久、如此顽强、如此勇敢……如此不可战胜的勇士，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这种热情和好奇，并非职业记者对新闻的简单追逐。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斯诺要寻找中国的真实。他已经在中国七年，目睹了可怕的饥荒与死亡，而一边是饥民在死去，一边是城里的富人吃喝玩乐，斯诺在书中记录说，那时他就在想：“穷人为什么不造反？”可见在到陕北之前，他的思维方式已经与共产党接近了。斯诺对红色中国的热情期待与赞美，与他对已知的白区世界的失望密切相关。正是在这样的强烈对比中，红区显示了无比的朝气。
在斯诺眼里，红色中国最令人惊叹之处还不在于它的军事和政治成就，而在于它培养了一批新新人类，一群既代表中国，又与传统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新人”。这些人单纯，热情，开朗，勤奋，种种品质都与斯诺见到的普通中国人不一样。斯诺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邓发，在他被悬赏捉拿的西安出现，却毫不为自己的生命担忧，特别活泼热情，令斯诺称奇：“这是怎样一个中国人！怎样一个赤匪！”之后，他在红区看到的各种人都令他惊异。在红军小战士身上，他看到了中国少年身上从不曾有过的尊严感。而农协的农民自信、开朗，完全不是胆怯的典型中国农民。红军战士是真正的快乐，这也与斯诺对中国的了解相悖：“消极的满足在中国很常见，但更高的快乐……则很少见。”“新人”的性质，使斯诺常常将他们与孩子联系在一起。在斯诺看来，红色中国的很多人士都有孩子的品质：单纯，清新，不承载过去的负担，充满希望。红军的很多军官不过二十多岁，红军战士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红小鬼则都是真正的孩子。在斯诺笔下，即使年龄较大的红色领袖们，也有孩子气质。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有“男孩子气”（boyish），老同志徐特立也很像孩子。彭德怀“非常喜欢孩子；我注意到，他后面总是跟着一群孩子”。
可以说，对所见所闻的惊异和赞叹，也使他压制了自己偶尔会触及的某些疑问。他很少说到红区的缺点，也的确觉得没有发现什么缺点。即使说到似乎是缺点的地方，他也常常会习惯性地进行辩护，在缺点的后面加上“但是”，提供理由，给予理解。对于不能索解的问题，他也就将其忘记、搁置起来，仿佛不需要直接面对。比如暴力问题。斯诺其实仍是个典型的西方人文主义者，他相信的仍是自由、人的尊严、人权，他确信在红色中国看到了这些得以实现的希望。然而革命的过程中必然要使用暴力。在斯诺从北京去西安的火车上，一个同车的年轻人说共产党不是土匪，因为它是有原则的，但它“杀人太多”。就这样，在尚未进入苏区的时候，暴力问题已经提了出来。但对于这个问题，斯诺后来一直没有正面回答。对江西苏区的暴力，斯诺给予了理解：“红色恐怖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以针对地主和其他阶级敌人，这些人被逮捕，失去土地，在‘群众审判’中被判刑，常常被处决——这些无疑都是真实的，共产党自己的报告也证实这一点。这样的行为是应该看做暴行，还是应看做武装起来的穷人的‘集体正义’，以惩罚富人在拥有枪时犯下的‘白色恐怖’罪行？”这句话虽然是问句的形式，没有给出答案，但斯诺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说，“我常常想知道毛泽东本人如何看待暴力问题、‘必须杀人’的责任问题”。虽然斯诺“常常想知道”，但在与毛的数次长篇访谈中，他似乎并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毛也就没有机会进行解释。
在到达西安之前，斯诺没有见过一个共产党员，只有他对中国的热情和对共产党的好奇。而在陕北的几个月逗留，使他在短期内获得了大量信息和极深刻的印象，奠定了他此后一生对红色中国态度的基调。斯诺对红色中国的支持到老年也没有改变。然而，随着他自己年龄的增长，中国事态的进一步变化，以及更多信息的浮现，到六十年代，他对红色中国虽然支持未改，但热度似乎有所降温。《红星照耀中国》一九三七年第一次面世，一九六八年斯诺进行了第一次修订。这一次修订中，他对正文基本未加改动，而添加了大量注释。新加的注释有了更多自觉，形成与正文有差别的声音。斯诺在注释中提到，一九四四年自己就发现，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自己的谈话中“掩饰了尖锐的党内争吵”。注释中对长征的赞美已经降低，斯诺在为“长征”一章添加的第一条注中写道：“这是对长征的详细叙述的首次面世，主要依据很多参与者的亲历证词（反映了他们对这次撤退的英雄主义观点）。”
《红星照耀中国》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对毛泽东的采访，以至于后来红色中国提到斯诺时，主要强调他与毛的关系——一定意义上的朋友但更多的是仰慕者和导师之间的关系。斯诺对毛的多次采访，凸显了斯诺作为一个外国记者、外人的优势。人民出版社二○○八年出版的《毛泽东自述》中，收集的就是毛与斯诺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九、一九六五、一九七○年的四次谈话。似乎只有在面对斯诺这样一个来自外部世界的热切听众时，毛才会讲起他个人的故事，回忆起个人往事。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说，毛在家里对斯诺讲述早年经历时，在场还有一个专注的听众，就是毛夫人贺子珍。显然她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斯诺的采访，不仅让外国人了解毛，也让中国人、党内同志了解毛。而这些自传性的往事，对一个中国记者或者党内同志似乎都不易说到，仿佛不必要说也不合适说。在斯诺看来，共产党人藐视个人的角色，关注集体，他们的早年故事多种多样，而一旦参加革命，个人故事就汇入集体的洪流。而来自个人主义国度的斯诺，迫切想听到个人版的故事，毛的回忆可以说是在斯诺的激发、引导下进行的。毛的个人史口述是相当坦诚的。这些丰富的个人史使他成为一个人，而不是神和符号。除了大量的赞美之词外，斯诺还说，“他周围尚未建立起英雄崇拜的仪式”，“尚未”一词中似乎体现出对未来的隐隐忧虑。在与毛的谈话中，斯诺更多是记者、对话者的身份，关于个人史的议题就是他设定的。六七十年代，斯诺再次来访，由于他的“外来人”身份，这种旧情反而可以比并肩作战的友谊更持久。
斯诺对红色中国进行叙述，红色中国也在对斯诺进行着叙述，也在朝某个方向塑造着他的形象。斯诺去陕北，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他作为一个记者发现了陕北，也是陕北方面发现了他，并安排了他从北京到陕北的行程。在驻华的外国记者中，共产党显然明了斯诺的左翼倾向。斯诺在中共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到陕北，可以算作一个“国际统战对象”，这一统战工作无疑是很成功的。北大斯诺墓的墓碑上有叶剑英的题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这一提法实际上在毛泽东为斯诺发的唁电中就已经确认了：“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可以代表红色中国对斯诺的定性。斯诺是采访革命而不是参加革命，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他是红色中国的美国“朋友”，同路人，但不是“同志”。对于斯诺，红色中国似乎既保持友谊，又维持一定距离。斯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者，留在西方，用西方人能够听懂的语言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更能发挥他的作用。
《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中译本一九三八年面世，由当时的“复社”出版，与原书出版只隔了一年。这个译本是上海的共产党员翻译的，参与翻译的胡愈之讲述了翻译过程。当时上海共产党翻译它，是希望借一个美国记者的中立之笔，达到正名和宣传的效果。当时斯诺显然并无名气，《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更不为人所知。胡愈之特别强调毛对斯诺的教育作用：“斯诺原来是个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同毛主席对他的教育和帮助分不开。毛主席对斯诺做了大量工作，把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改变过来，他才能写出这本书。要不然，就是写了也不能写得这么动人。”有趣的是，一九七一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书末对斯诺的介绍是这样写的：“斯诺是美国比较严肃的资产阶级作家兼记者。长期以来，同情我国革命，尊敬毛主席，注意研究中国问题。”可见，虽然经过了毛主席的教育和帮助，斯诺的“资产阶级”身份并没有发生变化。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enguin, 1972）
从陕北回到北京后，斯诺一九三七年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通译为《西行漫记》），该书面世一个月就至少印刷了三次，几个星期就卖出了十万册，引起了世界性轰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虽然已奋斗多年，但仍不为外界所知，没有一个外国记者曾进入江西苏区进行采访，以至于毛泽东等领袖曾多次“被死亡”。一九三八年《红星照耀中国》的一篇英文书评说，斯诺是“第一个深入陕北的外国人，也是中外人士中，第一个自由地报道他的见闻的”。斯诺自己也说，“当写此书之时，关于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七年的原始材料基本是空白”。然而，此书的意义并不只在于“独家采访”，填补空白，更在于它对未来的准确预言。书中已经看到了中国未来的走向，那就是共产党是中国未来的主宰。
斯诺对共产党的热烈支持，直接来自他的采访和观察。他对共产党人士讲述的故事笃信不疑。当共产党人士对一个美国记者讲述个人和本党的故事时，像一切叙述者一样，他们必然有所选择，通过集体叙述，塑造某种形象。况且，斯诺还是个理想的放大镜，通过他的讲述和构造，单个人的故事构成了合奏、合力，组成一个红色中国的崇高群像。但我们不能说斯诺是幼稚的。作为一个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七年的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斯诺在中国所见所闻甚多，正是这些见闻使他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极为关切。而一九三六年的共产党正处在光辉的时刻。那时长征结束不久，红军刚刚在陕北落脚，红色政权的首都还是保安（延安还在东北军手里）。虽在全国局面中处于弱势，但红色政权有理想，有前途，蒸蒸日上。共产党也刚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自身非常宽容、民主，深得民心。在“红剧场”一章中，斯诺就讲述了陕北军民一起看戏的场景，男女老少各色人等都散坐在地上，羊在随意吃草，毛泽东、林彪就坐在老百姓中间，戏开始之后，更没有人理会毛泽东等人，其自由与平等程度远超国统区，甚至有牧歌般的气氛。斯诺本人就受惠于这种自由。周恩来对他说：“你看到什么都可以写，我们会给你提供调查苏区的一切帮助。”实际上，当时和后来，穿越封锁线到陕北去“朝觐”的远不止斯诺一个，很多人都留下不返。与斯诺同行的就有另一个美国医生马海德（George Hatem），是《红星照耀中国》中未明言的斯诺的旅伴。斯诺后来离开苏区，写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书；马海德则留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重要职务。
斯诺虽然是记者，但他与现代的职业记者完全不同。现代职业记者为了弱化主观色彩尽量隐身，将报道呈现为“客观的事实”。对斯诺来说，记者仅是一个方便的工作和身份。他本人对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都有高度的关切和热情，他愿意进行自己的干预，愿意投身到自己判断为可贵的事业中去。他在书中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决定了《红星照耀中国》体例驳杂，包含了叙述、采访、自传、游记、逐条的日记等多种形式。斯诺并不只是想知道新闻事件，更力图描绘苏区的全貌，于是他既采访领导人，也采访中下军官、普通士兵、农民。他时常站出来进行热情的评论，在很多采访性的章节前面，都有他本人的一段评价。
斯诺的陕北之行，是一次探险、探秘之旅，寻找史诗之旅，他也的确找到了史诗。斯诺笔下的陕北如同一个未知国度，逐渐在一个陌生来客面前展示其光辉。在斯诺看来，陕北是一个乐观、自由、平等、朝气蓬勃的红色乌托邦。他对那里的人们尊敬、仰慕、激赏。在评价共产党领袖的时候，斯诺常常用到“超常”、“传奇”等字眼：不曾受过一次伤的毛泽东“如同神佑”，刘志丹是“现代的罗宾汉”，贺龙是“传奇”。可以看得出，斯诺是个具有浓厚浪漫气质的人。在他的回忆录《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的开篇，他这样叙述他一九二八年刚到上海时的情形：“我当时二十二岁，在华尔街的投机中赚了点钱，我觉得这给了我恰好够用的资本，用一年时间，节俭地进行一场全球旅行和历险。我计划一年之后回纽约，在三十岁之前赚点钱，余生悠闲地进行研究和写作。”一个计划全球旅行的年轻人，不能不说是浪漫的。而他在陕北的经历和见闻不啻于一场浪漫的历险，如同做了一场红色的梦，超过了他最大胆的想象。
《红星照耀中国》中的“长征”尤其是浪漫冒险的典范，带有强烈的斯诺个人的印记。这一章已经完全摆脱了采访、转述的色彩，而是以小说般的笔法叙述。材料来自斯诺对很多长征亲历者的采访，然而这些原始资料在斯诺那里融汇为一体，由他整理成一个充满了传奇、历险、拯救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中，被访人的话是在引号之中的，而“长征”一章没有引号，仿佛斯诺本人就是亲历者之一。对于长征，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为了让西方人理解长征的规模，斯诺将长征与西方人熟悉的历史事件相比，而每次相比之下，西方自以为伟大的成绩都显得渺小：“同长征相比，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就如同假日的远足了。更有趣的比照是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他的大军完全被击垮，士气全无。”在红色中国自己后来的革命史叙述中，长征的转折点和最高潮是遵义会议，而由于遵义会议涉及党内的权力转换，斯诺在一九三六年陕北采访中得到的关于此次会议的信息并不多。他用专章来描述强渡大渡河，“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他叙述的强渡大渡河紧张动人，充满英雄主义气概。斯诺对长征的热情描述，对西方读者造成了很大触动。卡特（Edward C.Carter）一九三八年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书评就认为：单是对长征的叙述，“就足以使此书成为本年度伟大的冒险作品”。
在斯诺看来，共产党虽然还不是执政党，但它更能代表中国，也是中国历史的正统继承人。它统摄了过去和现在，未来也将属于它。虽然红军的人数同国民党军队相比少很多，但斯诺认为红军有更大的代表性，因为红军中各省的人都有。其他中国军队常常按省划分，比如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则打破了省之间的界限：“红军可能是中国唯一的国民军。”描述红军从江西开始长征的一章题为“一个国家在转移”（a nation migrates），而不是将长征视为一个政党、一种政治力量的军事活动。同时，斯诺也把共产党与中国历史上的辉煌联系起来。他在书中记录了仿佛天意一般的一些历史巧合。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未必准确，重要的是他在红色中国的现实和中国古老历史之间看到一种重要关联。在他看来，中共的陕甘宁根据地“恰好基本就是中国最早的发源地”。他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共产党员邓发，恰好是在汉武帝旧宫。而他进入陕北的过程也被他视为同时是进入中国悠久历史的过程。红色中国不只是中国内部的一部分，更是最能代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部分，是中国的精华所在，灵魂所在。
斯诺能够去陕北，能够采访到毛，已经表明他在此前就具有支持红色中国的倾向。《红星照耀中国》第一章的题目是“一些尚未回答的问题”，描述了他去陕北之前对共产党的好奇。在这一章里他提出的关于红色中国的问题岂止是“一些”，而是上百个问题。这些问题是方方面面的，一连串的，迫切期待着回答。斯诺早已在热切期待走近中共的机会。在他提出的某些问题中其实已经预设了答案，暗含了他对中共的赞赏：“这些如此长久、如此顽强、如此勇敢……如此不可战胜的勇士，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这种热情和好奇，并非职业记者对新闻的简单追逐。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斯诺要寻找中国的真实。他已经在中国七年，目睹了可怕的饥荒与死亡，而一边是饥民在死去，一边是城里的富人吃喝玩乐，斯诺在书中记录说，那时他就在想：“穷人为什么不造反？”可见在到陕北之前，他的思维方式已经与共产党接近了。斯诺对红色中国的热情期待与赞美，与他对已知的白区世界的失望密切相关。正是在这样的强烈对比中，红区显示了无比的朝气。
在斯诺眼里，红色中国最令人惊叹之处还不在于它的军事和政治成就，而在于它培养了一批新新人类，一群既代表中国，又与传统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新人”。这些人单纯，热情，开朗，勤奋，种种品质都与斯诺见到的普通中国人不一样。斯诺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邓发，在他被悬赏捉拿的西安出现，却毫不为自己的生命担忧，特别活泼热情，令斯诺称奇：“这是怎样一个中国人！怎样一个赤匪！”之后，他在红区看到的各种人都令他惊异。在红军小战士身上，他看到了中国少年身上从不曾有过的尊严感。而农协的农民自信、开朗，完全不是胆怯的典型中国农民。红军战士是真正的快乐，这也与斯诺对中国的了解相悖：“消极的满足在中国很常见，但更高的快乐……则很少见。”“新人”的性质，使斯诺常常将他们与孩子联系在一起。在斯诺看来，红色中国的很多人士都有孩子的品质：单纯，清新，不承载过去的负担，充满希望。红军的很多军官不过二十多岁，红军战士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红小鬼则都是真正的孩子。在斯诺笔下，即使年龄较大的红色领袖们，也有孩子气质。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有“男孩子气”（boyish），老同志徐特立也很像孩子。彭德怀“非常喜欢孩子；我注意到，他后面总是跟着一群孩子”。
可以说，对所见所闻的惊异和赞叹，也使他压制了自己偶尔会触及的某些疑问。他很少说到红区的缺点，也的确觉得没有发现什么缺点。即使说到似乎是缺点的地方，他也常常会习惯性地进行辩护，在缺点的后面加上“但是”，提供理由，给予理解。对于不能索解的问题，他也就将其忘记、搁置起来，仿佛不需要直接面对。比如暴力问题。斯诺其实仍是个典型的西方人文主义者，他相信的仍是自由、人的尊严、人权，他确信在红色中国看到了这些得以实现的希望。然而革命的过程中必然要使用暴力。在斯诺从北京去西安的火车上，一个同车的年轻人说共产党不是土匪，因为它是有原则的，但它“杀人太多”。就这样，在尚未进入苏区的时候，暴力问题已经提了出来。但对于这个问题，斯诺后来一直没有正面回答。对江西苏区的暴力，斯诺给予了理解：“红色恐怖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以针对地主和其他阶级敌人，这些人被逮捕，失去土地，在‘群众审判’中被判刑，常常被处决——这些无疑都是真实的，共产党自己的报告也证实这一点。这样的行为是应该看做暴行，还是应看做武装起来的穷人的‘集体正义’，以惩罚富人在拥有枪时犯下的‘白色恐怖’罪行？”这句话虽然是问句的形式，没有给出答案，但斯诺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说，“我常常想知道毛泽东本人如何看待暴力问题、‘必须杀人’的责任问题”。虽然斯诺“常常想知道”，但在与毛的数次长篇访谈中，他似乎并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毛也就没有机会进行解释。
在到达西安之前，斯诺没有见过一个共产党员，只有他对中国的热情和对共产党的好奇。而在陕北的几个月逗留，使他在短期内获得了大量信息和极深刻的印象，奠定了他此后一生对红色中国态度的基调。斯诺对红色中国的支持到老年也没有改变。然而，随着他自己年龄的增长，中国事态的进一步变化，以及更多信息的浮现，到六十年代，他对红色中国虽然支持未改，但热度似乎有所降温。《红星照耀中国》一九三七年第一次面世，一九六八年斯诺进行了第一次修订。这一次修订中，他对正文基本未加改动，而添加了大量注释。新加的注释有了更多自觉，形成与正文有差别的声音。斯诺在注释中提到，一九四四年自己就发现，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自己的谈话中“掩饰了尖锐的党内争吵”。注释中对长征的赞美已经降低，斯诺在为“长征”一章添加的第一条注中写道：“这是对长征的详细叙述的首次面世，主要依据很多参与者的亲历证词（反映了他们对这次撤退的英雄主义观点）。”
《红星照耀中国》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对毛泽东的采访，以至于后来红色中国提到斯诺时，主要强调他与毛的关系——一定意义上的朋友但更多的是仰慕者和导师之间的关系。斯诺对毛的多次采访，凸显了斯诺作为一个外国记者、外人的优势。人民出版社二○○八年出版的《毛泽东自述》中，收集的就是毛与斯诺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九、一九六五、一九七○年的四次谈话。似乎只有在面对斯诺这样一个来自外部世界的热切听众时，毛才会讲起他个人的故事，回忆起个人往事。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说，毛在家里对斯诺讲述早年经历时，在场还有一个专注的听众，就是毛夫人贺子珍。显然她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斯诺的采访，不仅让外国人了解毛，也让中国人、党内同志了解毛。而这些自传性的往事，对一个中国记者或者党内同志似乎都不易说到，仿佛不必要说也不合适说。在斯诺看来，共产党人藐视个人的角色，关注集体，他们的早年故事多种多样，而一旦参加革命，个人故事就汇入集体的洪流。而来自个人主义国度的斯诺，迫切想听到个人版的故事，毛的回忆可以说是在斯诺的激发、引导下进行的。毛的个人史口述是相当坦诚的。这些丰富的个人史使他成为一个人，而不是神和符号。除了大量的赞美之词外，斯诺还说，“他周围尚未建立起英雄崇拜的仪式”，“尚未”一词中似乎体现出对未来的隐隐忧虑。在与毛的谈话中，斯诺更多是记者、对话者的身份，关于个人史的议题就是他设定的。六七十年代，斯诺再次来访，由于他的“外来人”身份，这种旧情反而可以比并肩作战的友谊更持久。
斯诺对红色中国进行叙述，红色中国也在对斯诺进行着叙述，也在朝某个方向塑造着他的形象。斯诺去陕北，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他作为一个记者发现了陕北，也是陕北方面发现了他，并安排了他从北京到陕北的行程。在驻华的外国记者中，共产党显然明了斯诺的左翼倾向。斯诺在中共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到陕北，可以算作一个“国际统战对象”，这一统战工作无疑是很成功的。北大斯诺墓的墓碑上有叶剑英的题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这一提法实际上在毛泽东为斯诺发的唁电中就已经确认了：“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可以代表红色中国对斯诺的定性。斯诺是采访革命而不是参加革命，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他是红色中国的美国“朋友”，同路人，但不是“同志”。对于斯诺，红色中国似乎既保持友谊，又维持一定距离。斯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者，留在西方，用西方人能够听懂的语言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更能发挥他的作用。
《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中译本一九三八年面世，由当时的“复社”出版，与原书出版只隔了一年。这个译本是上海的共产党员翻译的，参与翻译的胡愈之讲述了翻译过程。当时上海共产党翻译它，是希望借一个美国记者的中立之笔，达到正名和宣传的效果。当时斯诺显然并无名气，《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更不为人所知。胡愈之特别强调毛对斯诺的教育作用：“斯诺原来是个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同毛主席对他的教育和帮助分不开。毛主席对斯诺做了大量工作，把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改变过来，他才能写出这本书。要不然，就是写了也不能写得这么动人。”有趣的是，一九七一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书末对斯诺的介绍是这样写的：“斯诺是美国比较严肃的资产阶级作家兼记者。长期以来，同情我国革命，尊敬毛主席，注意研究中国问题。”可见，虽然经过了毛主席的教育和帮助，斯诺的“资产阶级”身份并没有发生变化。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enguin,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