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他是少有的走过炮火硝烟的战将；在众多的开国将军中，他又是罕见的作家。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用笔杆子和枪杆子书写着有声有色的人生乐章。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只要提起“文人武将”，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出他的名字：方之中。
在列宁肖像前，他紧握右拳，跟着夏明翰进行入团宣誓
方之中出生在湖南华容县一个家徒四壁的农民家庭，母亲早逝，父亲只好去当道士，逢有红白喜事就去给人家当吹鼓手。可方氏族长颇有远见，见方之中天资聪慧，便“恩赐”了一笔公费，让他去读洋学堂，将来支撑方家的门户。1921年秋天，方之中考入省城长沙的湖南群治大学法律专科，成为一件轰动乡里的大喜事。
然而，进入群治大学不久，方之中却陷入苦闷。讲义上说：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方之中想：既然富人的所有权不能侵犯，自己即使学有所成，也只能一辈子做他们的走狗，听他们使唤。这是当代青年的追求吗？因此，他很少上课，不是逛书店，就是捧着一本《聊斋志异》翻来覆去地读。
当时，长沙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中心。方之中的同窗李亚农是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见方之中整日消沉，便主动找他谈心。一天，李亚农写了一张字条，叫方之中到位于长沙西长街的“文化书社”去买两份刊物来读。后来，方之中才知道，文化书社是毛泽东等人开设的。捧读《向导》周刊和《新青年》杂志，方之中如饥似渴，好像颠簸在浩瀚大海上一只迷失方向的小船，突然发现了远处一杆闪亮的标灯，只是想飞到书中指示的那个目的地。
为了考验方之中，在声援各校教师要求加薪的示威游行中，李亚农把带领大家喊口号的任务交给他。这次请愿游行取得了胜利。教育厅长亲自接见了学生代表，答应了他们为教师加薪的要求。就在这天夜里，李亚农约方之中在一间教室里秘密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已批准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几天后，李亚农将方之中带到一个秘密联络点，中共湘区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夏明翰接见了他。夏明翰从夹墙里取出一个纸卷，那是一张列宁肖像。方之中顿感浑身的血液在血管里激荡起来。在列宁像前，他举起右手握紧拳头，跟着夏明翰宣誓：学习马列主义，遵守团的章程和纪律，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不久，方之中被选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驻会委员。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的噩耗传到长沙。6月1日，长沙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从教育会坪门口直到辕门的空坪上，人山人海，口号震天动地。游行队伍沿湘江右岸而行，经过日本领事馆时，愤怒的群众将“大日本帝国领事馆”的招牌砸得粉碎。方之中和几个高个子的同学，用力扯下旗杆上的日本膏药旗，将其踩在脚下，然后扔进湘江。同学们望着被滔滔江水卷走的膏药旗，纵情欢呼，拍手称快。但当游行队伍转到大西门时，早已守候在那里的军阀赵恒惕的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6月5日，湖南成立了雪耻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军阀赵恒惕派重兵把守城郭，对游行群众实行血腥镇压，叫嚣：“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斩！”并派兵搜捕学生领袖，封闭群众团体。省学联委员方之中也在被通缉之列。经省学联秘密会议研究，决定送他到黄埔军校学习。
参加湘鄂鄂西起义，担任湘鄂西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师长
南昌起义爆发后，正在武汉军政分校学兵团担任政治指导员的方之中，被党组织派往湘鄂西特委工作。湘鄂西特委设在湖北沙市。报到之前，方之中回了一趟家乡湖南省华容县。一踏入故土，方之中立即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华容境内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警察局、团防局耀武扬威，还乡团、铲共队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白色恐怖遍及城乡。华容县的中共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被杀，有的逃跑了，只剩下刘革非等3位同志。在刘革非的一再恳求下，经组织同意，方之中被留在家乡从事恢复党组织，建立工农武装的工作。毕业于黄埔四期、在北伐战争中紧跟叶挺独立团一路闯关夺隘、英勇作战的方之中，被任命为中共华容县委军事委员。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年秋天，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首先打响了。华容县委接到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迅速组织湘鄂西地区的农民举行秋收暴动。当时的湘鄂西地区包括湖北的监利、石首和湖南的华容、岳阳等县及边沿地区，是湘鄂两省地方军阀的接合部。这里层峦叠嶂，森林茂密，又濒临长江及洞庭湖，有利于部队回旋。经过周密的分析，县委决定，首先拿十恶不赦的劣绅徐人凤开刀。
一个漆黑的深夜，趁徐人凤到其小老婆家过夜的有利时机，一群手持梭镖、大刀、扁担、棍棒的农民在军委委员方之中的指挥下，踏着朦胧的月色一路猛进。冲在前边的突击队员迅速撞门入室，从龙凤床上一把抓起正在熟睡的徐人凤，将其五花大绑，押到门外的空地上。这时，成百上千的暴动队员点燃了火把，作恶多端的徐人凤哭嚷着倒在泥腿子们明晃晃的梭镖大刀之下。
由于敌强我弱，部队经常是夜间行动。方之中率领起义部队，出没于深山密林，穿梭于洞庭湖的芦苇荡。每到夜间，他们就集中力量打击分散、顽固的土豪劣绅，有时一夜数次。他们还发明了树炮，即在凿空的树筒中灌满火药及碎铁，点火燃放，声震天地。他们在濒临长江的东山坡，用树炮封锁江面，在火油箱内燃放爆竹模拟机枪连发，搅得敌人闻风丧胆。
方之中领导的农民起义部队很快发展成七八百人的队伍，还缴获了几十条枪。不久，湘鄂西特委正式下达了编制番号，将这支部队命名为湘鄂西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师。方之中任师长兼参谋长。
独立师整编后，打击的第一个目标就选择了塔市驿的团防局。塔市驿是长江南岸一个约二三百户的小镇，上矶头属湖北石首县，下矶头属湖南华容县。两省军阀会同设立了这个团防局。团防局成立后，乱抓乱杀，无恶不作，还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在街口上。
为了打掉这个团防局，方之中派侦察员潜入团防局内部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侦察员还了解到，敌人准备在近日将抓捕的四五十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押解到华容县城。方之中闻讯后，感到情况万分紧急，连夜率领部队向塔市驿前进。这时，队伍中拥进不少当地群众和被捕同志的家属，黑压压的一大片。方之中果断决定，行军序列按作战部署编成两个梯队：一个梯队担任突击，一个梯队负责迂回包围；每个梯队前锋是枪兵队，梭镖队紧随其后，老百姓在周围埋伏起来敲锣打鼓呐喊助威。
拂晓时分，部队到达塔市驿的北街口。先头分队首先砍倒了敌人的哨兵。担任迂回的部队绕过东面山麓，切断了敌人逃往华容的退路。这时，树炮轰鸣，鞭炮在油桶内砰砰炸响，突击队沿大街直捣团防局。团防局内外200多枪兵被缴了械，逃出的被老百姓的锣鼓和呐喊声吓得跳下悬崖、钻入水潭……
回到湘鄂西1年时间，方之中率领的独立师搅得当地的土豪劣绅们惶惶不可终日。
1928年秋天，敌人开始大“清乡”。华容县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数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为了保存这支来之不易的农民武装，方之中率领200多人，带着30多条枪，隐蔽到洞庭湖的芦苇丛中继续坚持斗争。由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部队被迫化整为零……
后来，湘鄂西特委派特委委员段德昌重新组织这支失散的队伍，并与湖北石首和监利的游击队一起，共同开辟洪湖苏区。1930年，这支部队被合编到红六军。
他创办的《夜莺》与鲁迅主持的《海燕》一时被称为姊妹刊
部队化整为零后，方之中多方寻找党的组织关系，先下武汉一无所获，又化装成逃荒的农民辗转来到上海，仍旧一片渺茫。
一天，他惊喜地从上海《申报》上看到一则湖南群治大学上海分校的招生广告。穷困潦倒的他，在母校教务处找到一份工作。当时来群治大学分校讲课的革命作家和教授较多。方之中酷爱革命文学，尤其喜欢创造社的作品。在接近左翼文化人潘梓年、阳翰笙、冯乃超、王学文等人的过程中，方之中开始文学创作。
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了，一时影响了整个文化界。文学、戏剧、音协、美协等专业文化团体分别组织起来，凭借各自手中的武器向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展开斗争。方之中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左联”的机关刊物《萌芽》上。
这年夏天，由当年黄埔军校入伍生部党支部书记阳翰笙介绍，方之中加入了“左联”，并领导上海群大小组。后来，著名剧作家田汉又介绍他参加了“南国社”。 就这样，方之中放下手中的枪杆子，又拿起了笔杆子。曾经奋战沙场的他，拿起笔杆子一样具有革命的激情。他夜以继日地创作，为进步报刊著文，揭露黑暗现实，宣传革命思想，鼓吹革命文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都成了他手中的武器。
1936年春天，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出现新的高潮，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而各种文艺刊物却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特别是鲁迅主持的《海燕》月刊，影响很大。方之中也编辑了一本文艺刊物，取名《夜莺》。他说，夜莺这种鸟形态很美丽，夜间叫起来的声音很动听。他以“夜间”比喻国民党统治的黑暗，用“动听的声音”代表人民大众的呼声。《夜莺》月刊一问世，就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笔锋，深邃的内涵，投入到捍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战斗。一时，《夜莺》被称为《海燕》的姊妹刊物。
然而，鲁迅主持的《海燕》刚刚出版了两期，就被国民党查封了。方之中怒火中烧，当即托人转请鲁迅为《夜莺》第三期撰稿。鲁迅与方之中不曾谋面，但他对于革命青年和革命书刊，不论认识与否，一律支持。他问过方之中的出身、政治态度、《夜莺》的出版、刊物的销售等情况后，便请人带来了他写的《三月的租界》和《写于深夜里》两篇文稿。
方之中得知鲁迅抱病写作，平均每天要写四五封回信，还要会客，生活繁忙艰苦，极其不易，想送点稿费给他贴补家用，于是向出售《夜莺》月刊的群众书店老板借钱。谁知书商只顾自己赚钱，不顾作家辛苦，说是售书收回的钱极少，还不够本钱，结果分文未予。
第三期《夜莺》刚一发行，方之中便到四川北路内山书店送刊物给鲁迅。当书店经理内山完造说明方之中的来意后，鲁迅欣然同意一见。躺在躺椅上的鲁迅，穿着一件半旧的绛色长衫，清瘦的脸上带着病容，只有头发和胡须仍旧表现出坚韧不屈的个性。方之中恭敬地将10本《夜莺》送到鲁迅手中，并感谢对《夜莺》的支持，同时很惭愧没有能把稿费送来。鲁迅和蔼且郑重地对他说：“稿费，有的地方是要的，有的地方，只要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可以不要。今后只要我的病好转了，还可以再为你们写点东西。”
这时，鲁迅突然想起1935年4月方之中曾给自己写信，请求自己给他的小说集《花家冲》写序言的事，便关心地问：“接到你的信，我正病在床上，未复，那书出版了没有？”
方之中回答说：“出版了。后来，田汉先生在南京牢狱中为我写了序言。”
鲁迅欣慰地点了点头，然后又恳切地告诫他：“杂志一定要‘杂’，不要清一色，以免遭受《海燕》同样的命运。”
谈话进行了20多分钟，方之中担心妨碍鲁迅休息，便怀着敬重而感激的心情向他告辞。
就在《夜莺》第四期即将付印时，友人拿来鲁迅的《病中答访问者》笔录一文，方之中加了一个题目——《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便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了。
刊物出版不久，国民党特务协同法国巡捕房到《夜莺》编辑部的通信处，企图逮捕方之中，几次都扑了空。气急败坏之下，特务查封了编辑部那间小屋。接着，反动当局又向读者施加压力，听说有人买了《夜莺》，便途中捕去审讯。从第三期开始出版《夜莺》的金钟出版社也得到警告，借口销路不好，也不愿再出版了。出版了4期的《夜莺》杂志，被迫停刊。
这年10月，鲁迅病逝。方之中万分悲痛，为鲁迅守灵一夜，随后撰写了《鲁迅死后的一点感想》、《从鲁迅先生死后说起》、《鲁迅先生没有死》等多篇文章悼念鲁迅。
因得罪过张春桥，“文革”中他身陷囹圄达六七年之久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面对民族的危亡，方之中深感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硬，决定再次投笔从戎，用枪杆子把日寇赶出中国去！曾在“南国社”与他并肩战斗的年轻妻子范淑寒，却在追随他奔赴延安途中，壮烈地倒在血泊中。从那时起，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为一员武将，方之中始终没有离开过战场。
孰料，“文革”中，祸从天降，方之中身陷囹圄。事情的缘由还要从鲁迅的《三月的租界》说起。
那是1936年4月，《夜莺》月刊第三期即将付印，方之中来到上海新钟书局接洽生意。他将书稿放在工作台上。这时，一位他熟悉的报人走了过来，翻看付印稿，想先睹为快。他刚翻开第一页，目光就被紧紧地吸引住了。原来，第一篇文章就是鲁迅抨击狄克的檄文《三月的租界》，笔锋犀利，层层痛斥。
“鲁迅先生批评你了！” 见化名狄克的张春桥从外面进来，那位心直口快的报人戏谑地说。
张春桥吓了一跳，忙问：“在哪里？”
“在《夜莺》第三期上。”
当着众人的面，张春桥一阵脸红。他一边看稿件一边不停地擦汗。一阵恐慌之后，他又抖擞起精神，当即写信给鲁迅进行反驳。张春桥是1935年春天由济南来上海的，不久便在上海杂志公司担任校对员。上海杂志公司是上海文坛的窗口，是各种杂志的汇聚处。校对之余，张春桥也给各报刊杂志投稿。年仅18岁的他，为了生活竟异想天开地去标点《珍本丛书》中的《柳亭诗话》，被当时的《晨报》用《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为题目，以调侃的笔调将内情揭发出来，弄得他在“圈内”抬不起头来。1936年春，张春桥又使用狄克的笔名，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发表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吹捧“国防文学”，攻击田军（即萧军）讲述东北人民的抗战故事、得到鲁迅高度评价，并为其作序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而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是国民党军统局上海特区直属联络员、复兴社上海头目崔万秋，此文是张春桥受崔万秋指使，化名狄克，向鲁迅射出的冷箭。而此时，上海文化界正围绕“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展开激烈的争论。“狄克”的文章发表后，鲁迅立即有针对性地发表了震动文坛的《三月的租界》，通过狄克这个例子告诫大家，在斗争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候，应当加强警惕，站稳立场，决不能颠倒敌我关系，混淆阶级阵线。由于《三月的租界》是在《夜莺》上发表的，张春桥从此记住了《夜莺》主编方之中。
1968年初，已经坐稳高层政治交椅的张春桥露出了狰狞的面孔，誓报32年前的“一箭之仇”!“上边”一纸命令，时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的方之中，便以“叛徒”、“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的罪名，被武装押解到石家庄附近的一个农村，实行“专政”，受尽折磨。周恩来得知方之中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达六七年之久的消息后，设法挽救。方之中幸免遇难。
1982年1月，在天津市第二次文代会上，方之中当选为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这时的将军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他那双长期紧握枪杆子的手已经微微颤抖，但他手中的笔，却仍然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他经常对后人说：“我是革命的幸存者，人生的沉浮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战友的鲜血常在我眼前流淌，他们的音容笑貌使我夜不能寐……”
在列宁肖像前，他紧握右拳，跟着夏明翰进行入团宣誓
方之中出生在湖南华容县一个家徒四壁的农民家庭，母亲早逝，父亲只好去当道士，逢有红白喜事就去给人家当吹鼓手。可方氏族长颇有远见，见方之中天资聪慧，便“恩赐”了一笔公费，让他去读洋学堂，将来支撑方家的门户。1921年秋天，方之中考入省城长沙的湖南群治大学法律专科，成为一件轰动乡里的大喜事。
然而，进入群治大学不久，方之中却陷入苦闷。讲义上说：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方之中想：既然富人的所有权不能侵犯，自己即使学有所成，也只能一辈子做他们的走狗，听他们使唤。这是当代青年的追求吗？因此，他很少上课，不是逛书店，就是捧着一本《聊斋志异》翻来覆去地读。
当时，长沙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中心。方之中的同窗李亚农是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见方之中整日消沉，便主动找他谈心。一天，李亚农写了一张字条，叫方之中到位于长沙西长街的“文化书社”去买两份刊物来读。后来，方之中才知道，文化书社是毛泽东等人开设的。捧读《向导》周刊和《新青年》杂志，方之中如饥似渴，好像颠簸在浩瀚大海上一只迷失方向的小船，突然发现了远处一杆闪亮的标灯，只是想飞到书中指示的那个目的地。
为了考验方之中，在声援各校教师要求加薪的示威游行中，李亚农把带领大家喊口号的任务交给他。这次请愿游行取得了胜利。教育厅长亲自接见了学生代表，答应了他们为教师加薪的要求。就在这天夜里，李亚农约方之中在一间教室里秘密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已批准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几天后，李亚农将方之中带到一个秘密联络点，中共湘区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夏明翰接见了他。夏明翰从夹墙里取出一个纸卷，那是一张列宁肖像。方之中顿感浑身的血液在血管里激荡起来。在列宁像前，他举起右手握紧拳头，跟着夏明翰宣誓：学习马列主义，遵守团的章程和纪律，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不久，方之中被选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驻会委员。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的噩耗传到长沙。6月1日，长沙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从教育会坪门口直到辕门的空坪上，人山人海，口号震天动地。游行队伍沿湘江右岸而行，经过日本领事馆时，愤怒的群众将“大日本帝国领事馆”的招牌砸得粉碎。方之中和几个高个子的同学，用力扯下旗杆上的日本膏药旗，将其踩在脚下，然后扔进湘江。同学们望着被滔滔江水卷走的膏药旗，纵情欢呼，拍手称快。但当游行队伍转到大西门时，早已守候在那里的军阀赵恒惕的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6月5日，湖南成立了雪耻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军阀赵恒惕派重兵把守城郭，对游行群众实行血腥镇压，叫嚣：“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斩！”并派兵搜捕学生领袖，封闭群众团体。省学联委员方之中也在被通缉之列。经省学联秘密会议研究，决定送他到黄埔军校学习。
参加湘鄂鄂西起义，担任湘鄂西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师长
南昌起义爆发后，正在武汉军政分校学兵团担任政治指导员的方之中，被党组织派往湘鄂西特委工作。湘鄂西特委设在湖北沙市。报到之前，方之中回了一趟家乡湖南省华容县。一踏入故土，方之中立即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华容境内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警察局、团防局耀武扬威，还乡团、铲共队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白色恐怖遍及城乡。华容县的中共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被杀，有的逃跑了，只剩下刘革非等3位同志。在刘革非的一再恳求下，经组织同意，方之中被留在家乡从事恢复党组织，建立工农武装的工作。毕业于黄埔四期、在北伐战争中紧跟叶挺独立团一路闯关夺隘、英勇作战的方之中，被任命为中共华容县委军事委员。
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年秋天，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首先打响了。华容县委接到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迅速组织湘鄂西地区的农民举行秋收暴动。当时的湘鄂西地区包括湖北的监利、石首和湖南的华容、岳阳等县及边沿地区，是湘鄂两省地方军阀的接合部。这里层峦叠嶂，森林茂密，又濒临长江及洞庭湖，有利于部队回旋。经过周密的分析，县委决定，首先拿十恶不赦的劣绅徐人凤开刀。
一个漆黑的深夜，趁徐人凤到其小老婆家过夜的有利时机，一群手持梭镖、大刀、扁担、棍棒的农民在军委委员方之中的指挥下，踏着朦胧的月色一路猛进。冲在前边的突击队员迅速撞门入室，从龙凤床上一把抓起正在熟睡的徐人凤，将其五花大绑，押到门外的空地上。这时，成百上千的暴动队员点燃了火把，作恶多端的徐人凤哭嚷着倒在泥腿子们明晃晃的梭镖大刀之下。
由于敌强我弱，部队经常是夜间行动。方之中率领起义部队，出没于深山密林，穿梭于洞庭湖的芦苇荡。每到夜间，他们就集中力量打击分散、顽固的土豪劣绅，有时一夜数次。他们还发明了树炮，即在凿空的树筒中灌满火药及碎铁，点火燃放，声震天地。他们在濒临长江的东山坡，用树炮封锁江面，在火油箱内燃放爆竹模拟机枪连发，搅得敌人闻风丧胆。
方之中领导的农民起义部队很快发展成七八百人的队伍，还缴获了几十条枪。不久，湘鄂西特委正式下达了编制番号，将这支部队命名为湘鄂西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师。方之中任师长兼参谋长。
独立师整编后，打击的第一个目标就选择了塔市驿的团防局。塔市驿是长江南岸一个约二三百户的小镇，上矶头属湖北石首县，下矶头属湖南华容县。两省军阀会同设立了这个团防局。团防局成立后，乱抓乱杀，无恶不作，还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在街口上。
为了打掉这个团防局，方之中派侦察员潜入团防局内部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侦察员还了解到，敌人准备在近日将抓捕的四五十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押解到华容县城。方之中闻讯后，感到情况万分紧急，连夜率领部队向塔市驿前进。这时，队伍中拥进不少当地群众和被捕同志的家属，黑压压的一大片。方之中果断决定，行军序列按作战部署编成两个梯队：一个梯队担任突击，一个梯队负责迂回包围；每个梯队前锋是枪兵队，梭镖队紧随其后，老百姓在周围埋伏起来敲锣打鼓呐喊助威。
拂晓时分，部队到达塔市驿的北街口。先头分队首先砍倒了敌人的哨兵。担任迂回的部队绕过东面山麓，切断了敌人逃往华容的退路。这时，树炮轰鸣，鞭炮在油桶内砰砰炸响，突击队沿大街直捣团防局。团防局内外200多枪兵被缴了械，逃出的被老百姓的锣鼓和呐喊声吓得跳下悬崖、钻入水潭……
回到湘鄂西1年时间，方之中率领的独立师搅得当地的土豪劣绅们惶惶不可终日。
1928年秋天，敌人开始大“清乡”。华容县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数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为了保存这支来之不易的农民武装，方之中率领200多人，带着30多条枪，隐蔽到洞庭湖的芦苇丛中继续坚持斗争。由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部队被迫化整为零……
后来，湘鄂西特委派特委委员段德昌重新组织这支失散的队伍，并与湖北石首和监利的游击队一起，共同开辟洪湖苏区。1930年，这支部队被合编到红六军。
他创办的《夜莺》与鲁迅主持的《海燕》一时被称为姊妹刊
部队化整为零后，方之中多方寻找党的组织关系，先下武汉一无所获，又化装成逃荒的农民辗转来到上海，仍旧一片渺茫。
一天，他惊喜地从上海《申报》上看到一则湖南群治大学上海分校的招生广告。穷困潦倒的他，在母校教务处找到一份工作。当时来群治大学分校讲课的革命作家和教授较多。方之中酷爱革命文学，尤其喜欢创造社的作品。在接近左翼文化人潘梓年、阳翰笙、冯乃超、王学文等人的过程中，方之中开始文学创作。
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了，一时影响了整个文化界。文学、戏剧、音协、美协等专业文化团体分别组织起来，凭借各自手中的武器向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展开斗争。方之中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左联”的机关刊物《萌芽》上。
这年夏天，由当年黄埔军校入伍生部党支部书记阳翰笙介绍，方之中加入了“左联”，并领导上海群大小组。后来，著名剧作家田汉又介绍他参加了“南国社”。 就这样，方之中放下手中的枪杆子，又拿起了笔杆子。曾经奋战沙场的他，拿起笔杆子一样具有革命的激情。他夜以继日地创作，为进步报刊著文，揭露黑暗现实，宣传革命思想，鼓吹革命文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都成了他手中的武器。
1936年春天，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出现新的高潮，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而各种文艺刊物却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特别是鲁迅主持的《海燕》月刊，影响很大。方之中也编辑了一本文艺刊物，取名《夜莺》。他说，夜莺这种鸟形态很美丽，夜间叫起来的声音很动听。他以“夜间”比喻国民党统治的黑暗，用“动听的声音”代表人民大众的呼声。《夜莺》月刊一问世，就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笔锋，深邃的内涵，投入到捍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战斗。一时，《夜莺》被称为《海燕》的姊妹刊物。
然而，鲁迅主持的《海燕》刚刚出版了两期，就被国民党查封了。方之中怒火中烧，当即托人转请鲁迅为《夜莺》第三期撰稿。鲁迅与方之中不曾谋面，但他对于革命青年和革命书刊，不论认识与否，一律支持。他问过方之中的出身、政治态度、《夜莺》的出版、刊物的销售等情况后，便请人带来了他写的《三月的租界》和《写于深夜里》两篇文稿。
方之中得知鲁迅抱病写作，平均每天要写四五封回信，还要会客，生活繁忙艰苦，极其不易，想送点稿费给他贴补家用，于是向出售《夜莺》月刊的群众书店老板借钱。谁知书商只顾自己赚钱，不顾作家辛苦，说是售书收回的钱极少，还不够本钱，结果分文未予。
第三期《夜莺》刚一发行，方之中便到四川北路内山书店送刊物给鲁迅。当书店经理内山完造说明方之中的来意后，鲁迅欣然同意一见。躺在躺椅上的鲁迅，穿着一件半旧的绛色长衫，清瘦的脸上带着病容，只有头发和胡须仍旧表现出坚韧不屈的个性。方之中恭敬地将10本《夜莺》送到鲁迅手中，并感谢对《夜莺》的支持，同时很惭愧没有能把稿费送来。鲁迅和蔼且郑重地对他说：“稿费，有的地方是要的，有的地方，只要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可以不要。今后只要我的病好转了，还可以再为你们写点东西。”
这时，鲁迅突然想起1935年4月方之中曾给自己写信，请求自己给他的小说集《花家冲》写序言的事，便关心地问：“接到你的信，我正病在床上，未复，那书出版了没有？”
方之中回答说：“出版了。后来，田汉先生在南京牢狱中为我写了序言。”
鲁迅欣慰地点了点头，然后又恳切地告诫他：“杂志一定要‘杂’，不要清一色，以免遭受《海燕》同样的命运。”
谈话进行了20多分钟，方之中担心妨碍鲁迅休息，便怀着敬重而感激的心情向他告辞。
就在《夜莺》第四期即将付印时，友人拿来鲁迅的《病中答访问者》笔录一文，方之中加了一个题目——《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便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了。
刊物出版不久，国民党特务协同法国巡捕房到《夜莺》编辑部的通信处，企图逮捕方之中，几次都扑了空。气急败坏之下，特务查封了编辑部那间小屋。接着，反动当局又向读者施加压力，听说有人买了《夜莺》，便途中捕去审讯。从第三期开始出版《夜莺》的金钟出版社也得到警告，借口销路不好，也不愿再出版了。出版了4期的《夜莺》杂志，被迫停刊。
这年10月，鲁迅病逝。方之中万分悲痛，为鲁迅守灵一夜，随后撰写了《鲁迅死后的一点感想》、《从鲁迅先生死后说起》、《鲁迅先生没有死》等多篇文章悼念鲁迅。
因得罪过张春桥，“文革”中他身陷囹圄达六七年之久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面对民族的危亡，方之中深感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硬，决定再次投笔从戎，用枪杆子把日寇赶出中国去！曾在“南国社”与他并肩战斗的年轻妻子范淑寒，却在追随他奔赴延安途中，壮烈地倒在血泊中。从那时起，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为一员武将，方之中始终没有离开过战场。
孰料，“文革”中，祸从天降，方之中身陷囹圄。事情的缘由还要从鲁迅的《三月的租界》说起。
那是1936年4月，《夜莺》月刊第三期即将付印，方之中来到上海新钟书局接洽生意。他将书稿放在工作台上。这时，一位他熟悉的报人走了过来，翻看付印稿，想先睹为快。他刚翻开第一页，目光就被紧紧地吸引住了。原来，第一篇文章就是鲁迅抨击狄克的檄文《三月的租界》，笔锋犀利，层层痛斥。
“鲁迅先生批评你了！” 见化名狄克的张春桥从外面进来，那位心直口快的报人戏谑地说。
张春桥吓了一跳，忙问：“在哪里？”
“在《夜莺》第三期上。”
当着众人的面，张春桥一阵脸红。他一边看稿件一边不停地擦汗。一阵恐慌之后，他又抖擞起精神，当即写信给鲁迅进行反驳。张春桥是1935年春天由济南来上海的，不久便在上海杂志公司担任校对员。上海杂志公司是上海文坛的窗口，是各种杂志的汇聚处。校对之余，张春桥也给各报刊杂志投稿。年仅18岁的他，为了生活竟异想天开地去标点《珍本丛书》中的《柳亭诗话》，被当时的《晨报》用《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为题目，以调侃的笔调将内情揭发出来，弄得他在“圈内”抬不起头来。1936年春，张春桥又使用狄克的笔名，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发表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吹捧“国防文学”，攻击田军（即萧军）讲述东北人民的抗战故事、得到鲁迅高度评价，并为其作序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而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是国民党军统局上海特区直属联络员、复兴社上海头目崔万秋，此文是张春桥受崔万秋指使，化名狄克，向鲁迅射出的冷箭。而此时，上海文化界正围绕“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展开激烈的争论。“狄克”的文章发表后，鲁迅立即有针对性地发表了震动文坛的《三月的租界》，通过狄克这个例子告诫大家，在斗争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候，应当加强警惕，站稳立场，决不能颠倒敌我关系，混淆阶级阵线。由于《三月的租界》是在《夜莺》上发表的，张春桥从此记住了《夜莺》主编方之中。
1968年初，已经坐稳高层政治交椅的张春桥露出了狰狞的面孔，誓报32年前的“一箭之仇”!“上边”一纸命令，时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的方之中，便以“叛徒”、“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的罪名，被武装押解到石家庄附近的一个农村，实行“专政”，受尽折磨。周恩来得知方之中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达六七年之久的消息后，设法挽救。方之中幸免遇难。
1982年1月，在天津市第二次文代会上，方之中当选为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这时的将军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他那双长期紧握枪杆子的手已经微微颤抖，但他手中的笔，却仍然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他经常对后人说：“我是革命的幸存者，人生的沉浮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战友的鲜血常在我眼前流淌，他们的音容笑貌使我夜不能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