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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译的罗兰·巴尔特《中国行日记》一书（署名：怀宇），前不久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没过几天，就有读书类报纸编辑通过电话采访我，就这本书的方方面面提了一些问题。由于是突然接受采访，没有思想准备，事后觉得自己的回答不够圆满。现在，我想就以下两个方面做点补述。
一、该书的资料价值
这本书，是罗兰·巴尔特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随法国《原样》杂志代表团一行五人在中国访问期间写的日记。从行文方式来看，所用文字只是在记录所见所闻和加入少许即时性思考与判断，明显地带有着准备“资料”的性质和考虑。这些日记，在作者去世之前没有发表。现在的版本，是安娜·埃施伯格·皮埃罗根据藏于法国“当代版本收藏馆”（IMEC）的手稿整理和增加注释后于2009年出版的。法国读者读到它是在作者去世29年之后，而中国读者读到其译文则是在31年之后。但如果从写出这些日记的1974年算起，那就都超过35年了。
对资料进行研究，在符号学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聚合式的，即把相关资料放在一起或放在同一部作品之中；另一种是组合式的，即把资料放进一位作者的全部作品系列之中。
我们面前的这些日记，是罗兰·巴尔特在中国访问期间所写日记的全部，唯一可与之放在一起考虑的，是他回到法国20天后发表的短文《那么，是中国吗？》（《世界报》，5月24日）。两者可以互相参照，相互印证。最近，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中国行日记》是这篇文章的隐迹底稿”，是有道理的。我个人认为，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日记的概括和认识提升。它一开头就告诉我们，罗兰·巴尔特是带着无数问题到中国访问的，但却“（除了政治问题的答案之外）回来时，一无所获”；在这个“广阔、古老而又特别新的国家里，意指活动是散在的，甚至是很少的”；“至于身体，任何爱美都明显地消失了（既没有时尚，也无化妆），服饰一致、动作无奇，所有这些缺少的东西伴随着浓密的人群更显得突出”；在这里，“能指是很少的”。不过，还是有三种能指：烹饪、孩子们和“文字”———“墙报”（大字报）和毛主席的书法。很清楚，这些文字都是对于日记中所记情况的概括。再看，“除了个别事物，中国只提供政治文本”，而为了找到这种政治文本，“就必须通过广泛的重复。任何话语都实际上似乎借助于陈词滥调（‘惯用语’和‘套话’）来完成”，而这些话语的组织，不是根据审美，而是根据“或强或弱的政治意识的压力”，它“表现得非常规范，它排除任何发明，我甚至说就是某种游戏规则”。这些话，既是对于日记中“俗套”进行的概括，也是对“俗套”的产生根源在认识上的提升。文中还谈到了茶，作者虽然认为“绿茶清淡”，并在“各种场合下都用茶”（俗套），但是“饮茶是对人礼貌的表示、甚至是友好的表示；它还是关系疏远的表示”，显然，这除了是对于中国茶文化的认识提升，也还是对于这种茶文化的认知功能的肯定（根据符号学观点，文化也是一种俗套，但具有一定的认知功能），而这种提升和肯定不曾在日记中见到，但日记无疑是它们的根据。
我们再从其组合方式上来看。罗兰·巴尔特在其作品中谈论中国的地方很多，但大多都是与道教、佛教、禅宗和阴阳有关的内容，都是靠读书和在日本的访问间接地了解到的。与他这次中国之行有关的，我们看到的是他从中国返回法国几个月后写作，并在相隔差不多一年时间出版的《罗兰·巴尔特自述》一书和他在近一年半之后为《那么，是中国吗？》一文的单行本写的“后记”。在《罗兰·巴尔特自述》一书中，有两处谈到了他的中国之行，一处是他在《那么，是中国吗？》一文使用“认同”一词所引发的争论进一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另一处是他谈到了中国的阶级意识。关于前者，我们将在下面集中做一下阐述；关于后者，他是这样说的：“今天在中国，阶级意识正处在破坏而非分解的过程中”，这是罗兰·巴尔特访问中国后形成的认识；在单行本“后记”中，罗兰·巴尔特明确地告诉我们，“关于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而对于许多人来讲，这一主题是很难处理的。我曾努力（我说的是真话）产生一种既不是肯定，又不是否定，还不是中性的话语……一种认同”。这似乎证明，“认同”已经是罗兰·巴尔特个人观察中国事物的既定出发点，而《中国行日记》是其具体的实践。
这本书在法国出版后，很快就有30多篇评论文章见于各家报刊。我从网上浏览了一下，大多都说这些日记为了解那个时期罗兰·巴尔特心态和当时的中国提供了资料依据。至于在作为译者、读者和研究者的我看来，这些日记填补了我们中国学者对罗兰·巴尔特认识的一个空白：我们虽然都知道他在那个时候来过中国，但他那三周时间是怎么度过的？他都去了什么地方？他的看法与反映具体表现如何？我们并不清楚。
二、该书的认识价值
我想从三个方面谈一谈该书给我带来的认识上的收获。
首先，是罗兰·巴尔特对于在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运动中出现的“俗套”现象的分析。我一直认为，罗兰·巴尔特对于当时的我国最看不惯的，就是到处泛滥着的“俗套”。于是，我便结合这本书中记录的“俗套”出现情况，写了一篇介绍罗兰·巴尔特有关俗套符号学思想的《译后记》。这篇文章同时刊登在了第四期《符号与传媒》丛刊上。其详细论述情况，在此不再重复。我的用意是，我们每个人除了结合罗兰·巴尔特所列举的俗套表现认识我国社会和历史之外，还可以接受他的警示和建议来克服自己的俗套观念。这对于我们自己成为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成功者不无好处。我们国家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之中，克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种俗套刻不容缓。2011年10月12日，朱基前总理在清华大学谈到自己的新书《朱基谈话实录》时说：“我的书‘只讲真话，没有套话’”。我读后，很受感动。我在想，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人口，如果从干部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注意去认识俗套、克服俗套、不说“套话”，那该会产生多大的认识飞跃和生产创造力呀！
其次，是这本书的记录方式和作者的“认同”主张。我们注意到，在这本日记中，作为作者的罗兰·巴尔特一直是随看随记、随听随记，很少有他个人的问题提出。这本书的编者告诉我们，这是一种“现象学”的做法。他说：“至今30多年里，罗兰·巴尔特的日记虽然未曾发表过，但它们对于这次旅行中的事件和话语有着通常是非常清晰的看法。它们对于1974年的中国表现出了现象学的关注”。我认为，正是这种现象学关注，使他对于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采取了“认同”的态度。比如他对于3月15日下午在上海的一次讨论会写道：“我只提了一点：言语活动问题。或者说：认同”（见译本第50页）。为了让读者理解罗兰·巴尔特的“认同”（法文：assentiment）主张，我在书中对“认同”做了注释，现在看来还很不够，因为对我进行采访的报社编辑难于理解这个用词。我最初接触罗兰·巴尔特的这个用词，是在翻译其《罗兰·巴尔特自述》的“认同，不是选择”一节的时候。当时，我曾经在“认可”、“接受”和“认同”之间犹豫很久。从词义本身讲，它只有“赞同”、“同意”之义。但结合作者在书中的例证，我最后采用了“认同”的译法。他在这一节中写道：一股联合国军士兵“无目标地在北朝鲜的树丛中巡逻。他们中的一个受伤后被一位朝鲜小姑娘看到，小姑娘把他带回村庄，他又受到村民们的接纳：这个士兵选择留下来，与他们一起生活。……我们目睹的是一种逐渐的认同：士兵接受了他所发现的朝鲜……”他在这同一节中继续写道：“后来，过了很久（1974），在他（即罗兰·巴尔特）去中国旅行之际，他曾经试图重新采用认同一词，来使《世界报》的读者们即他的范围内的读者们理解他并不‘选择’中国，而是……在不吭不响之中（他称之为“平淡”之中）接受着那里正在做着的事情。这一点不大被人所理解：知识界所要求的，是一种选择：必须离开中国，就像一头公牛离开门栏，冲入满是观众的斗牛场那样：怒不可遏或是盛气凌人。”作为译者，我个人理解，罗兰·巴尔特的“认同”态度，就是本书编者所说的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有过在国外学习、生活或工作经历的我国读者，不难理解这种态度。而这种态度恰好与“现象学的关注”是一致的。如果再联想到罗兰·巴尔特在1968年法国“红五月运动”中所做“结构不上街”的表态，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认为，这是他惯有的面对政治运动的一种态度。因此，我们可以说，罗兰·巴尔特的“认同”概念已经成了带有他个人特殊意味的“个人惯用语”。我们还可以想象，如果他像《原样》代表团中某些人那样在中国之行过程中做出了萨特所主张的“介入式”的选择，那么，他的这本日记对于今天的我们还有多少认识价值呢？
最后，是罗兰·巴尔特在判断其在中国所见人和事物中的个人“俗套”表现，即个人文化背景和观念之流露。我在为这本书写的“译后记”中只是在结尾处点出了这一层意思，想留待读者自己在阅读中去发现。在我看来，这正是搞笑我们的地方。我们知道，罗兰·巴尔特是一位同性恋者，他在书中多处以他作为同性恋者的目光来观察和判断见到的人和事。我们试举几例：他写道“突然，一个男人瞬间闪现出一种色欲表情：那是因为他有一双智慧的眼睛。智慧就等于有性欲”。我不是性学研究者，无法对这句话做进一步的理解。再如：“英俊的男教师穿着蓝色劳动服。这一切都带有色情意味”，“那些少有的英俊男孩子都很好奇，看着你———是接触的开始吗？”（这里的接触，罗兰·巴尔特指的是同性恋者初次邂逅时的相互勾引，读者可参阅笔者翻译的《偶遇琐记》），“我尽力呆在那位最英俊的工人身边，但有什么用呢？”，“那位英俊的工人对着我微笑，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显然，他是把当时的中国百姓在封闭的环境下对于外国人的好奇都与他的同性恋意识联系在了一起。更有甚者，他在日记中说到这样一件事：他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五一”庆祝活动时，“我出去撒尿，为此而寻找一处厕所。一位胖女子突然出现，并向我做着令人不悦的手势，我只好返回”。这里的“胖女子”（fillasse）一词，还有“妓女”之义。我猜测，罗兰·巴尔特想到的可能是后面的意思，但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在北京，怎么会有什么“妓女”出现呢？无疑，是罗兰·巴尔特对于一种“示好”举动做了错误的理解。因文化背景不同，做出相反的判断，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常见的。可见，俗套，人皆有之，关键是知之并跨越之。
以上补述，希望能对读者阅读这本书有所帮助。
（责任编辑袁剑）
一、该书的资料价值
这本书，是罗兰·巴尔特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随法国《原样》杂志代表团一行五人在中国访问期间写的日记。从行文方式来看，所用文字只是在记录所见所闻和加入少许即时性思考与判断，明显地带有着准备“资料”的性质和考虑。这些日记，在作者去世之前没有发表。现在的版本，是安娜·埃施伯格·皮埃罗根据藏于法国“当代版本收藏馆”（IMEC）的手稿整理和增加注释后于2009年出版的。法国读者读到它是在作者去世29年之后，而中国读者读到其译文则是在31年之后。但如果从写出这些日记的1974年算起，那就都超过35年了。
对资料进行研究，在符号学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聚合式的，即把相关资料放在一起或放在同一部作品之中；另一种是组合式的，即把资料放进一位作者的全部作品系列之中。
我们面前的这些日记，是罗兰·巴尔特在中国访问期间所写日记的全部，唯一可与之放在一起考虑的，是他回到法国20天后发表的短文《那么，是中国吗？》（《世界报》，5月24日）。两者可以互相参照，相互印证。最近，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中国行日记》是这篇文章的隐迹底稿”，是有道理的。我个人认为，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日记的概括和认识提升。它一开头就告诉我们，罗兰·巴尔特是带着无数问题到中国访问的，但却“（除了政治问题的答案之外）回来时，一无所获”；在这个“广阔、古老而又特别新的国家里，意指活动是散在的，甚至是很少的”；“至于身体，任何爱美都明显地消失了（既没有时尚，也无化妆），服饰一致、动作无奇，所有这些缺少的东西伴随着浓密的人群更显得突出”；在这里，“能指是很少的”。不过，还是有三种能指：烹饪、孩子们和“文字”———“墙报”（大字报）和毛主席的书法。很清楚，这些文字都是对于日记中所记情况的概括。再看，“除了个别事物，中国只提供政治文本”，而为了找到这种政治文本，“就必须通过广泛的重复。任何话语都实际上似乎借助于陈词滥调（‘惯用语’和‘套话’）来完成”，而这些话语的组织，不是根据审美，而是根据“或强或弱的政治意识的压力”，它“表现得非常规范，它排除任何发明，我甚至说就是某种游戏规则”。这些话，既是对于日记中“俗套”进行的概括，也是对“俗套”的产生根源在认识上的提升。文中还谈到了茶，作者虽然认为“绿茶清淡”，并在“各种场合下都用茶”（俗套），但是“饮茶是对人礼貌的表示、甚至是友好的表示；它还是关系疏远的表示”，显然，这除了是对于中国茶文化的认识提升，也还是对于这种茶文化的认知功能的肯定（根据符号学观点，文化也是一种俗套，但具有一定的认知功能），而这种提升和肯定不曾在日记中见到，但日记无疑是它们的根据。
我们再从其组合方式上来看。罗兰·巴尔特在其作品中谈论中国的地方很多，但大多都是与道教、佛教、禅宗和阴阳有关的内容，都是靠读书和在日本的访问间接地了解到的。与他这次中国之行有关的，我们看到的是他从中国返回法国几个月后写作，并在相隔差不多一年时间出版的《罗兰·巴尔特自述》一书和他在近一年半之后为《那么，是中国吗？》一文的单行本写的“后记”。在《罗兰·巴尔特自述》一书中，有两处谈到了他的中国之行，一处是他在《那么，是中国吗？》一文使用“认同”一词所引发的争论进一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另一处是他谈到了中国的阶级意识。关于前者，我们将在下面集中做一下阐述；关于后者，他是这样说的：“今天在中国，阶级意识正处在破坏而非分解的过程中”，这是罗兰·巴尔特访问中国后形成的认识；在单行本“后记”中，罗兰·巴尔特明确地告诉我们，“关于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而对于许多人来讲，这一主题是很难处理的。我曾努力（我说的是真话）产生一种既不是肯定，又不是否定，还不是中性的话语……一种认同”。这似乎证明，“认同”已经是罗兰·巴尔特个人观察中国事物的既定出发点，而《中国行日记》是其具体的实践。
这本书在法国出版后，很快就有30多篇评论文章见于各家报刊。我从网上浏览了一下，大多都说这些日记为了解那个时期罗兰·巴尔特心态和当时的中国提供了资料依据。至于在作为译者、读者和研究者的我看来，这些日记填补了我们中国学者对罗兰·巴尔特认识的一个空白：我们虽然都知道他在那个时候来过中国，但他那三周时间是怎么度过的？他都去了什么地方？他的看法与反映具体表现如何？我们并不清楚。
二、该书的认识价值
我想从三个方面谈一谈该书给我带来的认识上的收获。
首先，是罗兰·巴尔特对于在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运动中出现的“俗套”现象的分析。我一直认为，罗兰·巴尔特对于当时的我国最看不惯的，就是到处泛滥着的“俗套”。于是，我便结合这本书中记录的“俗套”出现情况，写了一篇介绍罗兰·巴尔特有关俗套符号学思想的《译后记》。这篇文章同时刊登在了第四期《符号与传媒》丛刊上。其详细论述情况，在此不再重复。我的用意是，我们每个人除了结合罗兰·巴尔特所列举的俗套表现认识我国社会和历史之外，还可以接受他的警示和建议来克服自己的俗套观念。这对于我们自己成为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成功者不无好处。我们国家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之中，克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种俗套刻不容缓。2011年10月12日，朱基前总理在清华大学谈到自己的新书《朱基谈话实录》时说：“我的书‘只讲真话，没有套话’”。我读后，很受感动。我在想，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人口，如果从干部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注意去认识俗套、克服俗套、不说“套话”，那该会产生多大的认识飞跃和生产创造力呀！
其次，是这本书的记录方式和作者的“认同”主张。我们注意到，在这本日记中，作为作者的罗兰·巴尔特一直是随看随记、随听随记，很少有他个人的问题提出。这本书的编者告诉我们，这是一种“现象学”的做法。他说：“至今30多年里，罗兰·巴尔特的日记虽然未曾发表过，但它们对于这次旅行中的事件和话语有着通常是非常清晰的看法。它们对于1974年的中国表现出了现象学的关注”。我认为，正是这种现象学关注，使他对于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采取了“认同”的态度。比如他对于3月15日下午在上海的一次讨论会写道：“我只提了一点：言语活动问题。或者说：认同”（见译本第50页）。为了让读者理解罗兰·巴尔特的“认同”（法文：assentiment）主张，我在书中对“认同”做了注释，现在看来还很不够，因为对我进行采访的报社编辑难于理解这个用词。我最初接触罗兰·巴尔特的这个用词，是在翻译其《罗兰·巴尔特自述》的“认同，不是选择”一节的时候。当时，我曾经在“认可”、“接受”和“认同”之间犹豫很久。从词义本身讲，它只有“赞同”、“同意”之义。但结合作者在书中的例证，我最后采用了“认同”的译法。他在这一节中写道：一股联合国军士兵“无目标地在北朝鲜的树丛中巡逻。他们中的一个受伤后被一位朝鲜小姑娘看到，小姑娘把他带回村庄，他又受到村民们的接纳：这个士兵选择留下来，与他们一起生活。……我们目睹的是一种逐渐的认同：士兵接受了他所发现的朝鲜……”他在这同一节中继续写道：“后来，过了很久（1974），在他（即罗兰·巴尔特）去中国旅行之际，他曾经试图重新采用认同一词，来使《世界报》的读者们即他的范围内的读者们理解他并不‘选择’中国，而是……在不吭不响之中（他称之为“平淡”之中）接受着那里正在做着的事情。这一点不大被人所理解：知识界所要求的，是一种选择：必须离开中国，就像一头公牛离开门栏，冲入满是观众的斗牛场那样：怒不可遏或是盛气凌人。”作为译者，我个人理解，罗兰·巴尔特的“认同”态度，就是本书编者所说的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有过在国外学习、生活或工作经历的我国读者，不难理解这种态度。而这种态度恰好与“现象学的关注”是一致的。如果再联想到罗兰·巴尔特在1968年法国“红五月运动”中所做“结构不上街”的表态，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认为，这是他惯有的面对政治运动的一种态度。因此，我们可以说，罗兰·巴尔特的“认同”概念已经成了带有他个人特殊意味的“个人惯用语”。我们还可以想象，如果他像《原样》代表团中某些人那样在中国之行过程中做出了萨特所主张的“介入式”的选择，那么，他的这本日记对于今天的我们还有多少认识价值呢？
最后，是罗兰·巴尔特在判断其在中国所见人和事物中的个人“俗套”表现，即个人文化背景和观念之流露。我在为这本书写的“译后记”中只是在结尾处点出了这一层意思，想留待读者自己在阅读中去发现。在我看来，这正是搞笑我们的地方。我们知道，罗兰·巴尔特是一位同性恋者，他在书中多处以他作为同性恋者的目光来观察和判断见到的人和事。我们试举几例：他写道“突然，一个男人瞬间闪现出一种色欲表情：那是因为他有一双智慧的眼睛。智慧就等于有性欲”。我不是性学研究者，无法对这句话做进一步的理解。再如：“英俊的男教师穿着蓝色劳动服。这一切都带有色情意味”，“那些少有的英俊男孩子都很好奇，看着你———是接触的开始吗？”（这里的接触，罗兰·巴尔特指的是同性恋者初次邂逅时的相互勾引，读者可参阅笔者翻译的《偶遇琐记》），“我尽力呆在那位最英俊的工人身边，但有什么用呢？”，“那位英俊的工人对着我微笑，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显然，他是把当时的中国百姓在封闭的环境下对于外国人的好奇都与他的同性恋意识联系在了一起。更有甚者，他在日记中说到这样一件事：他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五一”庆祝活动时，“我出去撒尿，为此而寻找一处厕所。一位胖女子突然出现，并向我做着令人不悦的手势，我只好返回”。这里的“胖女子”（fillasse）一词，还有“妓女”之义。我猜测，罗兰·巴尔特想到的可能是后面的意思，但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在北京，怎么会有什么“妓女”出现呢？无疑，是罗兰·巴尔特对于一种“示好”举动做了错误的理解。因文化背景不同，做出相反的判断，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常见的。可见，俗套，人皆有之，关键是知之并跨越之。
以上补述，希望能对读者阅读这本书有所帮助。
（责任编辑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