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与“行”的分裂
　　
　　传统的儒家哲学强调“知行合一”,影响深远,日本经营之圣稻圣和夫的“不行不可知”的名言,则被企业家竞相效仿。然而,在中国近代遭遇千年之变的时候,知识分子往往不知如何“行”,或者说,在“行”的过程中,早已改变了当初的“知”的信念,而成为彻底的经验主义者。
　　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格里德尔正是试图从中国的传统儒家哲学的脉络,来理清在这百年巨变中,知识分子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曾国藩时代的儒家思想的中兴,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再到孙中山的革命,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引进共产主义的全过程。在他看来,这个过程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将国外的“知”逐步引进到中国,并身体力“行”的过程。在找到一条“知行合一”道路的探索中,作为革命家的知识分子与作为知识分子的革命家这两类人群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没有人能真正将“知行合一”贯彻始终——实现理想的过程往往就是背叛理想的开始。
　　先来看作为革命家的知识分子。最早当属洪秀全,在多次乡试不第之后,洪秀全通过接触到的一点基督教知识,创立了“拜上帝教”,很快就走上了造反的道路。在他看来,“知”固然重要,但要实现他的目标,只能通过造反。在太平军横扫半个中国之后,人们才发现所谓的太平天国不过是另一个封建王朝,其专制血腥比清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毫无踪影,倒是把富庶的江南地区搞得民不聊生。
　　接下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谓自成体系,既有西方民主的精华,又考虑到了中国的政治传统,然而孙中山演讲筹款一流,但对组建并控制军队却一窍不通,每次起义失败后便流亡海外,成了职业革命家,在老百姓心目中,始终像个江洋大盗,晚年和中共、苏联结盟,组建黄埔军校,将三民主义修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然而,这只是权宜之计还是他的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大革命成功后的突然去世,使这个话题成为历史之谜,但从他的“追随者”汪精卫、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来看,中山先生至少也是同样困惑于“知”和“行”的矛盾——手段最后成了目的,往往是每一个人难以想到而又无法避免的。
　　同样是知识分子出身,毛泽东应该是“知行合一”的真正实践者。在了解农民能听懂什么话后,他便将自己在北大学到的“知”以最简便的方式传播到身边每个农民身上,同时,亲自领兵建立根据地,而不是如同共产国际的职业革命家一样,起义失败就流亡。在“行”中,他不断修正自己以往的“知”,最终,在“行”的胜利中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并总结出了一套新的“知”——毛泽东思想。这种以经验主义为主的“知行合一”,也是其后中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形成方式。
　　回过头来看作为知识分子的革命家,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胡适、陈独秀、鲁迅,自始至终都是停留在“知”的层面,在对于“知”的探索过程中,最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悲观绝望的道路。康有为、梁启超之于慈禧、光绪,胡适之于蒋介石都是爱恨交集,最后都是无言以对。这方面,鲁迅走得更远,我个人认为,他晚年留下的遗嘱,其实是对他青年时“拯救国民性”理想的终极怀疑,一辈子反抗绝望,到头来陷入对一切最深的绝望。佛祖感化世人行善,基督传教渡人到彼岸,都是历经千年而失败的经典案例,他又如何能够例外?一切看起来美好的“知”,一到付诸实践的“行”中,必然走样,最后的结果就是,“知”被篡改和滥用,成为了阴谋家的工具。
　　
　　《美国可以说不》
　　作者认为,今天的美国已经与建国原则相去甚远,美国政府的性质已无法准确定义。美国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政共和国,因为宪法已经并将继续轻易地为司法寡头所篡改;美国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代表人民的共和国,因为太多的法令竟是由形形色色公众闻所未闻的政府部门所颁布,对公众的意见不予理睬;美国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联邦共和国,因为曾全力支持中央政府的各州政府现在都各自为政。美国社会正稳步走向国家主义。
　　
　　《百年孤影》
　　本书是作者2006年开始的宪政史研究的剩余物,论述了近代中国史的6个人物:吴经熊、杨度、袁世凯、梁启超、谭嗣同和张佩纶。羽戈最初学的是法律,他更习惯从常识、常理和常情入手,逼近他所追寻的真相与意义。在他笔下,近世的人物和故事不再是等待历史沉淀后再予解剖的冰冷形象,而是一个个活色生香的有机生命,和一幕幕仍在上演的历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