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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是有繁育能力的母性，是可以生长鲜花、粮食与野草的泥土，是接纳与拒斥的力量。诗无所不在，无所不是。
　　因此，我接受罗丹关于雕塑的说法。它就在那里，需要你取出来。
　　问题是：需要一只什么样的手，和一颗什么样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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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承志说：“惟有诗的含蓄和内力，能包容人们企图倾诉的东西。”（《鲜花的废墟》）这当然是指真正的诗。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反过来，作为诗人，我们应该只写那些惟有诗可以表现和表达的东西。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塑造诗歌的良知、精神的品质。诗人的这个使命也许远没有完成。相比之下，所谓的继承、发展、引进、消化、语言艺术、表现手段等等，都是次要的。当然，诗人不是道德说教者，但他必须有艺术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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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一书中说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弄不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么搞的，一个人写得那么坏，坏得令人无法置信，怎么又能这样深深地打动你呢！
　　那么，“写得坏”未必不能“深深打动”读者；写得好，却一定能打动读者。而所谓“写得坏”却也能打动读者的作品，也许更要具有朴实而真挚的“硬邦邦”的成色——那是最基本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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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象与夸张的词语不适合于诗。克制的情感反而真实。情感虽然很私人化，却有很强的容纳力。诗人应该有这种节制的自信。如果总试图感动别人，突破某种可被容纳的边界，则是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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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夫卡说：“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是文献和见证。”真正的诗歌也是如此。心灵折射的生存之光，是或明亮的或阴暗的文本，犹如人类躯体上的一道道刻痕。那些光影的律动与情感之波，如何不是一种文献或见证？诗人及其作品都应该是人们考察一个时代的标本，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它都会以一种的独特容貌和声音留守在那里。
　　“作家的任务是预言性的。”“真正的现实是非现实的。”卡夫卡的这些话同样让诗人深思。我们的诗歌里究竟包含了多少具有预言性的东西？我们是否在生活与内省之间看到了生存的本质？在这里，我想说现代艺术发生的某种合理性，就像中国的禅宗棒喝或参话头一样，有直指内心的灵效，可在外人看来仍或是一头雾水，莫名其妙。
　　在臃肿和碎片化的现实包裹中，艰难的内视可能会是孤绝的寻觅路途中惟一的一盏希望之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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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定有它的奇妙之处。有时候我会想到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中的许多篇章。比如他说的一扇窗户，究竟是打开它往里看到的多，还是在它关着的时候看到的多。当然是后者。深邃、神秘、丰富的东西，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就像同样的物象，转换一个角度，也许可以表达更丰富内容。
　　想象力决定了创造力。波德莱尔认为，身外的真实其实没有意义，如果它帮助你感到了自己的存在，“并知道自己怎样存在的话”。这就是诗人将诗歌完成的过程，对于艺术的感知，永远不能放弃“我的”自身的“能量”，拘泥于外部“造型”的模拟，不会成为书写人类心灵的诗人。
　　互文的存在，并不是让我们做一只拟态的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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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传统的迥异造成了诗歌意象的差别，庞德在地下车站看到的是“湿漉漉的花瓣”，是匆忙的人群那冷漠的灵魂浮现；杜甫在成都看到的是“花重锦官城”，感到的是“恨别鸟惊心”。
　　中国的古典诗词写的是季节更替、人生无常在生命中的投影，所以，与春夏秋冬、风花雪月、梅兰竹菊、楼阁亭台、山川河流、羁旅游思……等等相关的意象就成了中国诗词独有的（日本的古诗词、俳句完全受中国影响）诗歌比兴元素，当西方诗歌介入之后，这些诗歌元素也没有被中国诗人完全抛弃，它们依然在确认着诗人的文化身份。但似乎现在的很多诗人在有意避免这些影响，甚至希望将其彻底剔除，这当然是徒劳的。因为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影响，传统延续的力量（历史从未被切断的延续）不大可能使本土的诗人完全变成一个外国的“大师”。
　　我相信，离开本土的诗歌写作必然是僵死的、毫无意义的。然而，目前，中国的诗人尚没有整体的文化认同，也没有整体的写作责任。当代诗歌的写作出现了从来没有的盲目性和多元化，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下，在“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空前庞大的诗人队伍陷入了欲望和迷乱的书写之中，除了自娱和败坏，建设的前景可谓遥遥无期。
　　诗人群体的陷落，中等偏下的“平均数”依然是文学史家的书写依据，出类拔萃者的声音已然难以吸引听众……凡此种种。
　　除非人类在面临新的困境时重新审视自己的心灵。
　　在物质的、喧嚣的、声色的弥漫中，即使是所谓的“文化产业”也难以担负起文化振兴的大任。欲望和肉体的需求已经高高在上，诗人有多少已经沦落为某些新兴阶层的代言人或“追星族”？如果他们一边身处声色犬马之中，一边呼唤灵魂的净化和提升，那将是多么可笑又可怕的事情！
　　也许，真正的诗人也都是“历史的中间物”，他们存放在时间魔盒里的声音迟早会从开启的缝隙间溢出，那个时候，人们也许会说：“听，多么的美妙，为什么当时的人们没有听到呢？他们是多么的不幸啊！”历史总有奇怪的相似之处，诗人的命运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