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大讼师》演出的后台,老先生手执拐杖,步态矫健地走来,除了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照,从依然挺拔硬朗的体态和精神头儿上看,你会不信他已年过90岁。拍照时,在舞台上的不同位置再移步到座位席,大部分时间都站立着,40分钟里,蓝天野并没有流露出疲倦之意,处处配合着摄影师的安排。“您累了吧?”结束时记者问,并想扶着他一起走回导演室,“我没关系。”他摆摆手,示意自己状态依旧很好。
采访中间,一个电视节目请他为读书活动录ID,几句话,蓝天野接过纸条,看了几秒钟,只默念了一遍,就面对镜头,开始了他好听的话剧腔,一点没卡壳,一遍过,职业素养令人叹服。
大众对于蓝天野的印象,大多源于他经典的荧屏形象——《封神榜》里的姜子牙、《渴望》里王沪生的父亲。其实在这些作品之前,蓝天野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的第一代演员,是第一代《茶馆》里的秦二爷,《北京人》里的曾文清……但是1987年60岁的他退休后,毅然地“戒”了戏剧,这一“戒”就是二十多年。
“鸿门宴”
2011年的一天,蓝天野正在紧张地准备自己的第三次个人画展时,突然接到了一通来自北京人艺的电话,时任院长張和平要邀请蓝天野、狄辛夫妇和朱旭、宋雪如夫妇一起吃饭。当然不只吃顿饭那么简单,肯定有事要谈,蓝天野心里明白。后来,他笑称这次吃饭为“鸿门宴”。此宴就设在了人艺食堂,酒过三巡进入正题,张和平说:“剧院打算排《家》,巴金原著,曹禺改编的《家》,李六乙导演,决心搞出一台北京人艺风格的《家》。”挺好的想法啊!蓝天野想到自己1984年就导过这部戏,以为院长要听听他的意见,顶多让他挂个“艺术顾问”之类的名义。可绝没想到的是后面的话,“请天野和朱旭二老在戏里演个角色?”
蓝天野听完就愣了。朱旭答应得比较快,那些年,他没少在剧院演戏。但是蓝天野上一次登台还是1992年《茶馆》的最后一次演出,甚至从1963年转为导演后,他演戏就很少了。“上台演戏?再从头塑造一个新的人物?荒疏久矣,再说,已耄耋之年,演得动吗?记忆力已衰退,记得住词儿吗?”人们以为这样的老戏骨,肯定会割舍不下舞台,但是蓝天野当时还真不想演戏,画展正忙得脚朝天呢,而且当初离开舞台就没想再回来。然而,盛情难却,终究他还是加入了《家》,在84岁本命年,挑战了一把反派角色冯乐山。
这一发就不可收拾。第二年就是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献礼之作《甲子园》应运而生。这次,蓝天野不只是男主角,还担任了艺术总监。郑榕、朱旭、朱琳、吕中、徐秀林等老艺术家和人艺其他几代年轻人也同台演出,完成了一次薪火相传。
戏瘾似乎被勾上来了,蓝天野觉得“好像我还是属于这个舞台”。于是,当他遇到了编剧万方时,就问她:“你能不能写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这样的戏?”至于写什么,怎么写,不干预。后来就有了《冬之旅》,蓝天野一口气读完,特别喜欢。“这是我70年的演戏生涯里最有感受的一部戏,写出了我的生活经历中感受非常深刻的一部分。”
故事讲述的是陈其骧和老金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但在“文革”中,陈其骧迫于压力出卖了老金,害得他坐牢、家破人亡。暮年时,多年未谋面的陈其骧找到老金忏悔,希望求得他的谅解。
舞台只属于蓝天野和李立群两个人,105分钟从头到尾不下场,没有中场休息,两人飚戏,大段大段地念白和对话,激烈的情感起伏,88岁的老先生声音朗朗,可从中感受到岁月沧桑和人生之厚重。
据说,蓝天野一开始把《冬之旅》的剧本给到了人艺,希望能制作演出,但最后人艺决定不排这个戏,因为担心他身体吃不消。然后一次机缘,本子被交到了导演赖声川的手上。2015年的首轮演出效果震撼,后来蓝天野和剧组走过了多个城市,每一次谢幕,观众都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2017年,《冬之旅》又进行了二轮演出,这一年,蓝天野也过了90岁生日。
它强烈地吸引了我
时光倒回90年前。那时,蓝天野原叫王润森,1927年出生在河北省饶阳县的一个大户人家。刚满月时,全家四代人就迁居到了北平。他小时候常跟着母亲去戏园子听戏,喜欢得很,有时候也跟着模仿,对美的感受力和悟性慢慢地就熏陶了出来,这也是成年后他演戏时寻找人物感觉比较快的一个原因。
第一次对话剧产生兴趣,是蓝天野在北平三中上高一时,看一群学生们在学校礼堂演曹禺的《北京人》,苏民在戏里演曾霆。“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在舞台上化身为另一个人物,年龄、性格各异,演的还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儿,离奇又含蓄的故事,穿着也不一样,它强烈地吸引了我。”当时,他与苏民因同在学校办壁报而相熟,就常凑在一起聊话剧,看话剧。后来,他俩又都考上了北平艺专,虽然蓝天野学画,但却不知不觉走上了戏剧的路——第一年,苏民就拉他去演《日出》,他第一次做了演员。
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院时,蓝天野已拥有五年的专业表演经历。那五年里,他先在祖国剧团里做演员,后又被剧团以“摸清对方底细”为名而派到国民党国防部直属的演剧二队。解放战争愈加激烈时,剧团需要向解放区撤退,这途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半夜有人找他们说,进了解放区,为了不受国统区亲戚朋友牵连,需要马上改名字。没时间想,他随口就说出了“蓝天野”三个字,无任何寓意。可没想到,这名字日后一直陪伴着他到现在。
作为专业演员,蓝天野常琢磨着怎么找到更好的表演方法。他开始从书中找答案,最感兴趣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后来,在排《夜店》时,蓝天野认识了焦菊隐先生,为他打开了演剧的一片新天地——焦菊隐让演员们去体验生活,去天桥。蓝天野这才发现,除了叫卖和杂耍场子,那儿还有一片不为人知的贫民窟,三教九流,难以想象的龌龊嘈杂。“焦先生对戏剧的创造和探索,从来不甘于平庸,总要做到极致,不容忍任何舞台上的概念化、虚假造作的演剧风气,营造出‘一片生活’。”
体验生活
到生活中去,后来也成为蓝天野一直秉持的理念。在北京人艺,蓝天野先后饰演了《北京人》里的曾文清、《茶馆》里的秦二爷,《蔡文姬》里的董祀、《王昭君》里的呼韩邪单于等重要角色。虽然如此,但提到早年在剧院的日子,他最爱讲起下乡体验生活的经历。
“我们这一代当时是标准的青年演员,1952年我25岁。人艺建院第一件事不是排戏,全院分成四个大组下乡下厂,我参加的是琉璃河水泥厂这个组。在那儿最少要干半年。里面有一个烧成车间,烧制水泥时水泥容易结在炉壁上,越结越多就影响生产,必须打掉,如果等高温冷却下来再打,就要花很长时间,所以只能在高温时进去打。我们要穿石棉服,用棉被泡湿了全身裹上,穿石棉鞋进去,用钢钎打,打一分钟出来再换人,就那一会儿工夫出来棉被都干了。
下班以后,总有工人来找我们,有时还一起踢足球。我偶尔有事回北京,总是夜里坐火车回水泥厂,凌晨一点左右到,总有几个工人朋友在车站接我,然后找个小饭馆吃夜宵,亲密得很。这就是一个戏剧理念,戏从生活中来。我们大部门都是从学校出来就上台演戏,对生活各方面并不熟悉,于是要有意识地到生活中去。”
雖然,大家熟悉的是演员蓝天野,但实际上,他还当了二十几年专职导演。1963年,因为身体不好——他因低血压曾多次晕倒在后台,其中一次演《蔡文姬》,到第五幕上台前,又晕了过去,这让他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再适合演戏。加之,他对做导演本来就有兴趣,就申请了转职。作为导演,他先后执导过《贵妇还乡》、《吴王金戈越王剑》、《家》、《秦皇父子》等十几部作品。
1987年,刚满60岁的蓝天野就主动提出了离休,并决心此后再也不沾戏——不演、不导、不看。其实60岁对于很多戏剧人是渐入佳境之时,拥有了足够多的生活和舞台经验,以及更强的感受力,这时离开未免可惜了。可蓝天野却十分干脆。为什么呢?“想干也干不了,最长时间是隔一年半才能排一个戏,专业处于半荒废状态,没什么意义了。于是不如不做。”
1992年的《茶馆》告别演出也是蓝天野的舞台告别。从1957年首次开始排练到1992年,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由焦菊隐、夏淳导演的《茶馆》于1957年3月29日首次被北京人艺搬上舞台,浓郁的北京风情、深刻的历史感慨与人生况味,经过于是之、蓝天野、郑榕、童超、英若诚、胡宗温、黄宗洛等老一辈艺术家的精彩演绎,成为中国话剧舞台至今难以超越的巅峰之作。不过最令蓝天野刻骨铭心的还是1992年7月16日的第374场告别演出。“本来这一天《茶馆》的演出是为了庆祝北京人艺的四十华诞,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场告别演出,只不过从那场演出后再也没有能够集合在一起演出。那天晚上的演出是无法形容的,演出结束之时,全场的观众全部起立以十分热烈的掌声等候演员谢幕。于是之先生深深的鞠躬,全场的观众潸然泪下……”
之后是一场漫长的缺席。告别舞台后,他并没过上悠闲的退休生活,按他自己的话说,反而更忙碌了。一方面,他忙着拍电视剧,《封神榜》、《渴望》、《中国商人》都是他离休后拍的。另一面,他得以与丹青为伴,圆了自己的绘画梦,1996年、1998、2011年曾三次举办个人画展。另外,他还有个收藏奇石的爱好。
不要养生,身体是越琢磨越坏
如今回归舞台已有7年,老先生热情愈盛。去年他再次做导演,排了一部原创戏——《大讼师》。这几年,蓝天野担任北京人艺的艺委会委员期间,与编剧郭启宏常常碰面。蓝天野觉得郭启宏文化底蕴深厚,就萌生了一个想法:“你写一部《曹雪芹》吧,我有生之年,再导一部戏。”曹雪芹是蓝天野特别钟爱的人物,做一部关于曹雪芹的戏是他的夙愿,他也和编剧何冀平这样建议过。而郭启宏写过不少历史题材的话剧,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李白》就是其中之一。但郭启宏一听“曹雪芹”,第一反应是:“太费劲了!得花多少时间,研究多少资料……”
不过,两人都乐于合作一把。于是就做了《大讼师》,它取材于经典戏曲《四进士》,京剧大师马连良、周信芳都曾演过《四进士》,改编难度不小。蓝天野说,“观众看到这戏认可它是话剧了,我就满足了。”
这次是蓝天野和青年导演韩清联合导演,但在排练场,蓝天野从不惜力。他常常忘了自己的年纪,“有一天蓝老师给年轻演员做示范应该怎么往后退,然后摔坐在地上,他真的就直接一下子坐到了地上。我们都吓坏了,可他觉得这很正常,他面对舞台是忘我的。”韩清说。
90岁的身子骨如此硬朗,在被问到养生的秘诀时,蓝天野爽直地告诉记者:“秘诀有,就是不要养生,身体是越琢磨越坏。”
“今年排完《大讼师》,再演几场《冬之旅》,下半年还有个新《北京人》,我也就该收山了。”这是2017年5月时,蓝天野给自己的计划,“现在,再见到好的演员,好的作家,我就不会再说合作的事了。”
但是,谁知道呢?说不定谁答应写一部《曹雪芹》,老先生又会动心了。
Q&A
Q:《北京青年》周刊
A:蓝天野
Q:您现在导戏与退休之前导贱有什么区别吗?
A:以前我一个戏一般准备三个月,现在排两个月,实际上提前不了,时间排得很紧,跟别的戏冲突着,一个戏一天倒三班,演员很难都到齐。三个月我觉得也很仓促。
以前排戏有桌面工作,请专家找资料分析研究剧本,讨论角色,有时候花很长时间,现在不太这样了,但肯定是要体验生活。我排《大讼师》这样的历史题材,就从各个方面入手,比如请专家来讲座,翻阅很多必须读的资料,到博物馆参观,尽量摸清这段历史的社会风俗,参加《大讼师》的人员建了一个微信群,半夜一两点还在讨论当时的社会状况。
Q:您这一代演员对表演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A:当时人艺的演员来自四面八方,表演的方法五花八门,所以建院以后马上就提出要统一表演方法。当时没有标准来判定好坏,在摸索,但我们学习风气很浓,肯钻研。一开始人艺不排大戏,而是排独幕剧,一个戏几十分钟或一个小时,一场演四個戏凑一台戏,所以北京人艺是“四小戏”起家,很多都是在北京农村、工地、部队里巡回演出。最远的是在延庆,农村有木料搭的大台子,晚上演就点汽灯。老乡吃完晚饭,就家家户户地端着小板凳来了,全村人基本都出来了,离得远的村子也会来人。那时对戏的普及,比现在要好。
Q:现在北京人艺表演都有自己的风格,统一表演从那时候就定下了基调吗?
A: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然后我们都得在实践里摸索,后来人艺排焦菊隐先生的戏,打开了戏剧的生活理念。1954年苏联派了各方面专家来,戏剧方面也有,对我们影响特别大。原来我们都是看书,看不懂得自己揣摩,刚好我有一个机会就去了苏联专家那儿进修,刚开始没有派我去,过了一阵子再通知我说苏联专家点名要我去考,他可能看过我的戏。我进修了两年,回来没急着演戏,接着就把学到的东西教给大家。1957年筹备了一个北京人艺在职演员的表演学习班,学生有的资历比我还强,有些演员通过这个学习有很大突破。
后来焦菊隐先生提出了“话剧民族化”,这对北京人艺是个很大影响。但他自己也还在探索,第一部戏就是向中国戏曲学习,离我们最近的是京剧。排《虎符》,京剧里的东西,如身段、水袖,不管是否适合,必须在话剧里用上一招,演员觉得“这不是戏曲了吗”,但后来剧院还是支持,按导演要求来做。焦菊隐先生有个理念是矫枉必须过正,因为那时的话剧有点“温”,不够鲜明和强烈,中国戏曲表现得那么鲜明强烈,他就要改变。后来他再排《蔡文姬》,就融合得比较好了,这对北京人艺的影响很大,比如《茶馆》是一个现代戏,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民族化。这次排《大讼师》还是沿着民族化的路,民族化还要根据不同题材、剧本闯出新的路。我离开20多年,没有接触话剧,外面的专家给北京人艺概括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我觉得这是编出来的。演剧学派,必须有学术派别,学术内容,但这都是填补进去的,因为这些理论和北京人艺的历史和现状不一样,他们不了解北京人艺的摸索过程。
Q:当下关于演员演技的讨论很多,您觉得一个好演员需要哪些素养?
A:我觉得不能把演员往学者型的路上领,我希望演员是一个杂家。学者必须静下心来研究,演员这样会被磨灭天真,演员就应该有演员的天性,自己是创造者,以自身为材料,去体现创作成品,画家用笔墨做工具,而演员必须“我”在舞台上,必须有—种纯真。
Q:您是如何提升自己的表演水平的?
A:专家制定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中,有一招叫做“练”,我觉得这又是外行,戏曲舞蹈必须练,演员也得练,但练不是主要的,一个演员需要各方面的积累,生活、文化素养,他必须是一个杂家。我演过《北京人》里的曾文青,他会画画,我也学过画,他会写诗,我也懂一点,他养鸽子,我不会就得学,怎么把鸽子放在手里舒服又好看,他抽大烟,我不会,但我见过抽大烟的人,以及长袍怎么穿、行动坐卧都有讲究。
演员准备角色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从拿到剧本开始,而是从你下决心做演员的那一天,也许没有那样一个剧本,那样一个人物让你去演,但你的内心应该酝酿。临时想怎么演是不行的,这就是话剧演员创作上的积累。
资料照片均来自蓝天野自传《烟雨平生蓝天野》。201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自传里。蓝天野回顾了走过的八十多年:一个执著绘画的少年如何阴差阳错地走上戏剧之路,又如何在表演和导演艺术上钻研了一辈子。直至今日仍然难舍舞台。仍然不忘绘画初心。书中以真挚平实的口吻,讲述国难家灾中的坎坷经历。传达艺术创作理念、表演和导演经验。坦陈在艰难和动荡时期的为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