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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风飘荡
每周五晚上，我都给父亲打电话。
“贝拉最近怎么样？”
“挺好。很忙。律师嘛，你懂的。”
“忙点也好。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吗？”
“比起我对自己工作的喜欢程度，可是要高上许多。不过她可能……对工作有一点过分痴迷。”
“生活中有让人痴迷的东西，其实很幸运。我打赌她肯定很擅长她的领域。”
“她是最棒的。”
“怎么了，狄伦？你看上去有点低落。”
“不，其实不是低落……爸爸，你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要孩子的？我不是指我自己。我是说……后来的。”
最简短的停顿，几乎辨别不出来。我尽量不去想偶像背后的软件，那些搜索、核对、统合、预测……
“好像没有这么个特定时刻——真有的话肯定是一段好故事……”
我从来没见过父亲，以后也见不到。
吾自电那种地方总是强调他家雇员多么聪明，这样在你辛苦工作很久后，你就不会去质疑他们付给你的薪水多低了。开放式的办公室，色彩鲜艳的椅子，墙上挂着当代艺术。和绝大多数取这类名字的公司一样，我们什么也不生产。我被雇来为各种电子表格编造看似可信的故事。如今，仍然需要人工的工作大多属于这种。
他们提供的额外福利之一是“健康星期五”。那一天，健康專家会在最大那间会议室发表讲座或举办研讨会。这类专家包括瑜伽教练、营养师，有一次甚至还来了一位“冥想大师”。 这个项目也许是为了让医疗保险给我们公司一些优惠减价，或者管理层认为这类活动正是我这代人想要的，就像堆肥箱和厨房里的免费零食那样。不管怎样，我每周五都去，无一例外。
我就是这么参加的“46对46”讲座，随后提交了脸颊细胞样本，用于“个性化遗传咨询”。做完这一切后，我盯着收件箱里“46对46”转发的电子邮件，通知我数据库已经为我找到了一个“DNA亲属”。
我发了几封邮件，打了几通电话，然后开车穿过州界。我见到了我的祖父母，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们，还有我的叔叔们，但没有见到父亲。他几年前就去世了，一次划船意外事故。拿到所有能收集到的信息后，我就坐上飞机，回家了。
我的母亲叹了口气，问我要不要喝点茶。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她从没提过我的父亲。这是那种你必须学会接受的事情之一，就像浴室的门会卡住，椅子腿在地板上摩擦得吱吱作响，你坐下时怎么小心都没用。
“我不想说。”有一次我试图提起这个话题，她这么说，“你就把他当成精子捐赠者好了。”
没有任何他的照片，没有写着他字迹的纸条，没有挂在壁橱里的特大号男士衬衫，也没有放在屋角的磨损靴子。我甚至连他叫什么都查不到，无论是姓还是名。
为什么她要从自己的人生中完全抹去他的存在？我们的母子关系不算融洽，这个父亲形状的空缺更是雪上加霜。把他当作借口简直太容易了，可以用来解释我身上各种缺点，但什么都无法澄清。我的郁郁寡欢是从他那边遗传的吗？他和我一样对竞争毫无兴趣吗？母亲抱怨我的轻率粗心时，是否也是在抱怨她从我身上看到他的影子？有时我会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盯着镜子，努力想象自己老了几十岁以后的样子。
“爸爸，你为我感到骄傲吗？”
没必要继续想象，是时候让我母亲讲述这个故事了。
原来，我父亲从来不知道我的存在。他从一个研究生项目中退学，然后在全国到处旅行，寻找自我，住在汽车里。我母亲比他年长十岁，在一次反战抗议活动中认识了他。她喜欢他弹着吉他，努力帮助集会上的人打起精神的样子。她想要个孩子，但不想要丈夫，因而把他视作是完美的——
“——精子捐赠者。没有多盛大多浪漫，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她说，“不存在违背誓言、爱情变质的故事，更不存在能让你吃一堑长一智、漫长坎坷的离婚程序。总体来说，没留下任何有意义的回忆。”
母亲没骗人。我并没有被抛弃，我也不是一个错误。就我父亲而言，我根本就……什么都不是。
然而，我还是继续和父亲的家人保持联系。他们大概像我母亲一样，觉得我如此执着很奇怪。毕竟，除了脆弱的生物学上的联系之外，我们根本就是陌生人。但他们还是挺热心肠的。他们告诉我他作为一个男孩、一个年轻人、一个父亲时的故事。据他们说，有一次他驱车两百英里，只为让一只小狗与它的家人团聚。他们拿出他当教师时获得的奖项，给我看了视频和相片、他高中时的资料和记事本、大学毕业后带回家然后再也没打开过的杂物箱，与他的妻子和我的姐妹们的合影，还有他和她们一起旅行时报平安的电子邮件。
我知道了很多我父亲的事，但还是感觉根本不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想了解一个人——任何人——已经很困难了。要搞清楚一个已死之人则是难上加难，毕竟他无法回答任何问题，不能提供任何解释，给不了任何安慰。
我决定制作一个偶像。
既然知道他的身份，我可以设置搜寻机器人来追踪我父亲的数字踪迹。他的家人没有费心去删除他的旧账户，我还说服了他妻子接受我在社交网上的好友请求，让我可以为偶像制作者收集更多材料。他的几段手机视频像素太低，无法制作出逼真的动画。不过这也没什么。我并不想踏入恐怖谷1。
经过几天的等待，摩涅莫辛涅2公司发来一条短信，通知我说偶像已经准备好了。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拨通上面给出的号码，把手机举到耳边。
“你好？我是瑞恩。”
这声音和我之前在手机视频里听到的一模一样：有些低沉沙哑，明显有些不耐烦。
“嗨……”我停顿了一下，这么喊爸爸似乎有点奇怪，“嗨，瑞恩。我是……狄伦。”
“是谁？我不认识。”
“我知道……你……最近好吗？”
“偶像”最初被开发出来，是作为明星与粉丝之间零距离互动的工具。成百万、上千万人热爱歌手、演员、个性网红，可是有多少粉丝见到过他们崇拜的对象本人？这些幸运儿中，又有多少人除了紧张的崇拜宣言之外还能表达其他内容，除了敷衍的微笑之外还收到过其他情感，除了最短暂的握手之外还得到过其他接触？需要一种方法，能扩大一对一互动的范围，给死忠粉提供他们最渴求的东西：与偶像之间的私人联系。 一支由心理学家、机器学习专家和神经网络雕刻家组成的团队首先会收到一份档案，其中包括目标主体的采访资料、演唱会视频、电影、见面会记录、社交媒体帖子……（真正想深深打动粉丝的明星们还会再扔进日记、未出版过的诗集、关于如何实现世界和平的笔记等等。）基于这些原始材料，技术专家能生成一个人格模型，并制作出这个明星的模拟人像。
创建账户之后，粉丝可以与屏幕那边的数字偶像交谈数个小时。多次访问过后，偶像就会记住粉丝的名字和人生经历，提供鼓励的话语，讲述新故事，澄清旧谣言，与粉丝的孩子打招呼，回忆过去的邂逅……到最后，明星仿佛成了你搬到远方的挚友。
这项技术刚刚问世，就被发掘出了大量新用途：政治竞选、网络骚扰，或者用大数据观察自己，寻求自我完善。又或者，用来了解自己素未谋面的父亲。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从来没有儿子。”
我笑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一个儿子，而他问你这辈子学到的最重要的三件事，你会怎么说？”
“三件？这是个艰巨任务。我们还是先从半件事说起吧……”
偶像是一个双方交感的幻象。它并不是我父亲的副本，只是一组数据，其算法由对于人性的基本见解编码而成，能对可能的反应进行概率性预测。它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生命。此外，我提供给摩涅莫辛涅的关于我父亲的数据也是有限的。我没有他的搜索历史、他删掉的帖子，也没有他的秘密账户。我只有他愿意与世界分享的那个小集子，能放进这个永恒存在、又变化不断的我们所共享的数字生活洪流中。
只要话题没有超出算法参数能够发散的范围，这个幻象就会一直在。它能告诉我的东西，都是我在父亲的档案中看过的。
“你有试过给贝拉一点私人空间吗？”
“我想是的。”
“不过那并不意味着你要留她独自一人，而是你们要一起做些事情，多互相了解。还有一些事是要分开做的，才能各自成长。珍妮佛和我曾试过一起度假，也试过分开度假。这两者你俩都需要，尤其是在你们有了孩子以后。”
“行吧，她就没有休过假……我应该和她聊聊这件事。”
从根本上说，与我父亲的偶像聊天，和在当年的ELIZA1程序里打字，或者和我小时候对着卫生间的镜子自言自语没有區别。
“你知道吗，我以前也会弹吉他。”
“给我弹点什么吧。”
我走进地下室的储藏间，把吉他翻了出来。乐器已经跑音了，指法也生疏了。我努力去想象他会喜欢什么。
“这首歌我弹过！大学毕业后，我用一年的时间开车到处旅行，抗议战争，反对华尔街和那些制药公司……真是好歌。我为你感到骄傲。”
这是个精心制作的反应，是几行算法从他那些旧邮件中推断得出的，并不真实。
“我想，这首歌讲的是一个人童年的无助感，因为你什么都不懂，做了父亲后还是搞不明白。你一天天老下去，但有些事总也看不清楚。其实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真可恶，我的眼泪停不下来。
只要不断和他说话，这个数字模拟的父亲就会记住我，见证我拥有自己的孩子、慢慢变老，并逐渐接受自己智慧有限的事实。我将在年龄上赶上它、超过它。它永远给不了我父亲在他那四十年生命中没能记录下来的智慧，它永远只是一个精致的游戏。而且，如果不从现实生活中添加新鲜数据来校正它的进程，偶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偏离我真正的父亲。然而，我知道我还是会继续和它聊天。空缺无法填补，但它是我的一部分。
真可恶，我的眼泪停不下来。
2. 宣誓诚实1
围坐在会议桌旁那些热切的初级律师们等了我两个小时。当我大步走进会议室时，他们齐齐转过身来。看样子，我浪费了不少计费工时。
不过，关系到高达5亿美元的补偿性和惩罚性损害赔偿，我觉得客户应该不会抱怨。
我把传真过来的陪审员名单投影到会议室一端巨大的屏幕上。司法机构可能是最后一个仍然坚持用这种古老方式来进行沟通的地方了。（为什么不干脆用一只信鸽呢？）
“周一上午9：00准时开始预备审查2，”我对他们说，“只剩下六个多小时为挑选陪审团做准备了。”
房间里响起一片呻吟。他们知道我打算把剩下这几个小时全部派上用场。
“贝拉，这名单是不是来得有点晚？”德雷克问道，脸上堆着假笑，“我记得你说你和法官的书记员关系不错。”
我受不了这个家伙。在股本合伙人的办公室里，他可以像一个咯咯笑着的小孩那样迷人，可是当他不得不向我这样的角色——不是合伙人，连预备合伙人选都不算——做汇报时，他总要夹枪带棒挖苦一下。
“是的。”我对他说，语气冷静而克制，“塞勒涅喜欢我，所以我们比另一方提前十五分钟拿到了陪审员名单。”
我让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前五十个名字上。如果周日还有时间，再去调查其余的。
“记得检查变体拼写、绰号、娘家姓。没人会用自己的法定全名注册社交媒体或约会网站。搜到了就立即截图，让我们看看另一方是否布下了烟幕弹——”
不是我多疑，而是我知道有些无耻的陪审团咨询公司不惜违反规定，养着一大批伪造的社交媒体账号，维护了许多年。为的就是在重要审判的预备审查前夕，把虚假账号改成将任陪审员的名字，从而设下圈套，误导对立方。这些圈套就像毒药，让对手所塑造的偶像接收到捏造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领先的这十五分钟非常宝贵。不过，菜鸟的理解能力有限，不明白这一点。
同事们笨手笨脚分配名字，我在冲他们大喊。上帝啊，是我产生了错觉，还是新入职小白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小？
“挖出所有细节！不怕多，只怕少。不要自以为比那些采集器更聪明。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坐在电脑前，对摄像头说‘我不是机器人’，以免监护机器人锁闭采集器……” 我说得夸张，但事实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可以调整采集器的一些参数，从而提高效率，但他们还是用笨办法比较好。毕竟我是事务所《陪审团调查操作手册》的撰写人，他們可不是。
“干吗这么着急？”德雷克问道，“传票上不是通常都会建议将任陪审员，提前封锁社交媒体动态吗？”
“是的，但人们不会听。”我尽可能耐心地解释道，“所以你也见识过吧，经常有人在预备审查期间还在网上活蹦乱跳，或者他们会拖到正式出庭的前一个周末才封锁。时间至关重要。”
我看着同事们打开电脑并启动采集器。每一次进行调查任务，这些采集器都需要各大主流社交媒体公司提供的最新凭证来避免被标记为机器人。很快，同事们朝着各自的摄像头靠了过去，房间里响起阵阵合唱般的说话声。无论看过多少次，我都忍不住欣赏这个景象。
“……我不是机器人。”
“我同意服务条款……”
“在MingleBingo，微笑就是我的密码。”
出于职业道德，我们不能跟将任陪审员互加好友，查看他们那些被封锁的动态。然而即使不这么做，你也可以收集到大量数据。绝大多数人，哪怕是超级注重隐私的人，也会有几个没有隐私意识的朋友，而这些朋友会透露出我们需要的一切。（即使在今天这个时代，网上也有很多随随便便就接受好友申请的人，数量绝对会让你惊讶。）
再加上数据矿工留下的各种隐藏突破口、泄露到网络灰色地带的被黑的数据库、论坛、博客、评论、聊天服务器和其他需要注册的网络应用，采集器基本上可以为任何人建立一份信息完备的档案，除非你这辈子完全没碰过电脑。（而对这种人，我们一定会使用强制回避1，那些恨不得头戴锡箔帽以隔离辐射的阴谋论者肯定不是合适的陪审员。）
小帮手们忙着收集数据，我打电话定了晚餐。最艰难的部分还在后面。
我让同事们手动挖掘约会档案和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好让他们保持忙碌。其实，这些工作并不只是填满时间表的无用功。偶尔会有人看到一些我们在偶像里漏掉的东西。但真正的工作是在建模室进行的，由凯文和他的分析小组来做，我在一旁监督。
建模室是一个又大又空、没有窗户的房间。二十年前，这里曾经是复印室。由于现在纸质材料少之又少，这里早就被服务器和四屏显示器的工作站占据了。
“收获如何？”分析部的主管凯文坐进椅子里。他今年四十二岁，山羊胡子已经夹杂了灰白色的线条。在加入我们之前，他为政府工作过，为可疑的极端分子塑造偶像，从而评估他们实际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可能。（有传言说，他塑造的偶像还包括某些国家的反对党领袖。如果我们想推动那些国家的政权变更，就用偶像来判断反对力量够不够强、能否充分忠于美国的利益、不辜负美国的资助。不过这类事情是国家机密。）
“还不错。”我告诉他，“有几个高产的视频博主。”
在构建偶像的种种材料中，视频几乎比任何其他类型的数据都要珍贵。要挑选陪审团，筛出易于被说服的人，一大关键就是性格和情感侧写。而目前所有有用的材料中，视频最能揭示一个人的情感触发点和与之对应的微表情。
“有没有特别富饶的？”
他指的是数据，像一道矿脉一样富饶的数据宝藏。“我们很幸运，找到了一些私密的成人聊天资料，有大量视频。”
他挑起一边眉毛。“可以用吗？没有问题吧？”
我耸了耸肩。“禁令是针对单方交流的1。如果是之前已经泄露过一次的认证信息，我们二次使用，那在我看来，相当于邀请大家都过来看看，合理合法。”
他点了点头，又复刻了五十个新的投射——给空白的神经网络填入由采集器收集来的数据，然后加以训练。他在一堆信息处理窗口中打字，在五颜六色的显示屏之间来回切换，观察生成偶像的过程。即使有建模室全部的处理能力供他支配，要想为预备审查建造低分辨率的偶像，仍然需要不少时间。
我有点厌烦，感觉很浮躁。不是我吹牛，在这个城市——也许甚至整个东海岸，没人比我更擅长这事。这份工作有点失去新鲜感了。
我决定给家里打个电话。
“喂。”
“喂，这个周末我到底能不能见到你？”
狄伦的声音让我稍微放松，心里生出一丝渴望，同时又伴随着失望。
“我觉得不太行。我跟你说过，庭审将在星期一开始。我保证星期一晚上补偿你。”
和他说话的时候，我的目光在建模室里游走。几个分析员正在敲打键盘，给凯文打下手;另外几个则在各自的隔间里打盹，他们知道过会儿我就会宣布今晚熬通宵。连着东边墙壁的是具象化机器人的储存隔间。这些机器人里装着事务所辩护律师们经常面对的诸位法官的偶像。两名技术人员正在对目前存放着梅法官偶像的机器人进行一些维护。明早八点辩护团队会过来，在它面前进行一整天的模拟辩论。我需要为他们准备多位将任陪审团成员的偶像。
“我怀疑，你会在我睡着之后立马开车回办公室。”狄伦亲切地笑着说。
我也笑了。无论我有多么热爱工作，他都能接受，尽管他觉得这很难理解。我们会接受所爱之人的种种怪癖。
“改天有时间，你应该让我带你来公司参观。”我对他说。
他不置可否地嘟哝一声。我知道他觉得诉讼偶像这东西令人毛骨悚然。可有趣的东西不都多少有点诡异吗？娃娃、表情包、我小时候玩的那些菲比小精灵，等等。
“我今晚和我爸聊了聊。”他说，“想知道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想要孩子是在什么时候。”
这就是个好例子。那个男人只能算是他血缘上的父亲，我不理解跟他的偶像有什么好聊的。但我接受这一点。
狄伦开始复述谈话的内容，我的思绪飘向了别处。
北墙这边，身穿黑色法袍坐着的是巡回上诉法院里的十一位现任高级法官。事务所甚至聘请了一位当地艺术家来给法官的脸部雕刻模具。这些机器人脸庞由最新的仿生材料制成，忠实复制了每一毫米的细节，从一边扬起的眉毛，到愤怒叹息时嘴角出现的每条细纹。 “……‘这也太容易让人迷恋自己了。’我爸这么说……”
其实，制作这些法官的机器人实在没必要。我们每年涉及上诉法院的案件总数还不到一打，而口头辩护是上诉案件中最不重要的阶段。为什么合伙人不能直接在虚拟现实中对着偶像进行练习，或者简简单单地依靠视频呢？这些机器人再逼真，也不能帮我们准备得更好。在我看来，我觉得把钱花在提高审案法官偶像的分辨率上更有用。
“……‘家庭是重要的，你明白吗？’我知道他不是，但我在感情上已经把他当成真正的家人了……”
但做决定的人不是我。上诉小组的声望让委员会膝盖发软，乐于靠砸钱来应付他们。合伙人喜欢在机器人面前练习，还喜欢带客户私下参观建模室，以此打动大客户。
（别误会，我不是说偶像分析工作在上诉阶段没用。法官也是人，写出迎合他们个人倾向的诉状是有可能的。更妙的是，初级律师往往能提供法官书记员的私人信息——他们中有不少是老同学，如果你的诉状能让书记员的迷你偶像产生兴趣，那么很可能，你就给自己找到了内庭里的免费支持者1。为了不断更新上诉法庭的偶像，凯文和他的团队下载了每一条记录，将录音和庭审记录输入偶像，并用之后的实际结果来修正预测。我了解到，目前为止，预测准确率已经超过了0.900。不得不承认，这个成绩很了不起。）
“……你是怎么想的？”
太晚了，我这才意识到他正等着我接话。“我……不好意思。你刚才说什么？”
狄伦叹了口气。我能听出他的失望同时又带着包容。他知道我没在听。“我刚才提议一起来一次公路旅行。你还有没用掉的年假。我们可以远离电话、平板电脑、偶像，完全不谈工作，只是开车和聊天。只有我们俩。”
“……怎么想起这个了？”
“我觉得我们需要谈谈未来，谈谈孩子。”他听上去很平静，但我知道他心里并不平静。
我感觉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不是平时让人舒服的、我挺喜欢的例行对话。他怎么不按常规出牌？怎么突然就打开了情感闸门？根本毫无预兆。“我……各种事情真的很忙。我没办法考虑——”
“好了。”凯文坐在椅子里转了一圈，“毛坯已经准备好了，你这会儿来雕吗？”
“我得挂了。”我对着电话说。
“爱你。”他停顿了一下，有些受伤地说，但语气里的渴望还在。
“我也爱你。”我说，这句是真心的。我挂断了电话。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吐出来，努力不被刚才的对话所影响。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个问题，我必须先赢得胜利。
我把椅子挪到凯文巨大的显示器跟前，上面布满了旋转着的、难以名状的、彩色斑点组成的网格。可视化软件显示出了偶像各种粗略的特征，而我的工作就是根据我对将任陪审员的直觉，对它们进行调整。
雕琢偶像是种半科学半艺术的行为。你发现了吗？由3D扫描仪完成的蜡像有时似乎无法和优秀艺术家精心雕琢的半身像媲美，无法深刻表现主体的“灵魂”。同样道理，这些偶像也需要人的手工痕迹。
我点击网格中的第一格。旋转的斑点一路放大，充满屏幕。我调出我们挖掘到的一号将任陪审员的数据，用鼠标检查偶像，并向凯文指出我觉得算法没能精确表现的细节。他再按照我的指示修改模型。
当我给初级律师们带来消息，说偶像已经准备好接受盘问时，时间已经接近午夜。
“软件给每个陪审员做了排序，依据是他们对我们的有用程度。如果你自己的评估和它不一样，请标出来。但不要质疑这个算法。机器从不遗漏任何东西。去搞清楚你自己到底漏掉了什么。”
拥有偶像之前，顾问们会在庭审开始前进行社区调研、组织邻里聚会，就陪审团的大致态度向辩护律师们提出建议。然后在预备审查之前，大家会疯狂而匆忙地按性别、年龄、种族、职业、纳税等级、所处地区等信息对将任陪审员进行分组。与这种笨办法相比，即使是连夜建造的低分辨率偶像也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
“你们的任务是找出提问的思路，讓我们有理由要求我们不想要的陪审员回避1，或者更进一步，让另一方也希望摆脱他们，甚至不惜用掉一次强制回避的机会。让他们主动说出自己的偏见、阴谋论和怪癖。如果还有时间，顺便搞清楚怎么用适当的引导性提问留住我们想要的人。软件会给你提供建议，但需要你来审查，然后写出合理的问题大纲。不能太露骨，否则法官会察觉。这是你们证明自己比机器优秀的机会。”
说点鼓舞的话对士气总没有坏处。
我看着初级律师带着各自分到的偶像跑回办公室，戳戳弄弄，开始调研，感觉自己就像充满智慧的绝地武士，把学徒们送上战场。
他们能行的。预备审查的调查工作并不容易，但目前的偶像只是初步调研下仓促制作的，不难应付。要移除不想要的陪审员，机器提出的建议其实差不多够用了。另一方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偶像，他们同样会努力准备，绝不会允许明显偏向于我们的将任陪审员被挑选入席。最终，我们应该会得到一个谁有说服力就偏向谁的陪审团。我向狄伦解释这一点时，他表情惊恐。但我告诉他们，这套体系就是这么运转的——说白了，就是看一群骑墙派在风吹过来的时候往哪边偏。只要你认为这是实现正义最好的方式，就没什么难以接受的。
“你说你喜欢你的工作。但聊起它时你却总是带着讽刺的语气。”
不知为何，我想到了狄伦的话。尽管不愿意承认，但这句话给我造成了很大困扰。不过现在已经没时间想这个了。
我转向更艰巨的任务：对方律师及证人的准备工作。
我加载了另一方首席律师的偶像，一个女人，负责这类案件的年头比我活的时间还长。
她盯着屏幕外，面孔铁青，嘴唇用力抿在一起。如果是个刚刚入行的新手律师，她一个眼神就能把对方吓死。但她吓不倒我。庭审公开记录和她在专业会议上的演讲被我们转化成大量文本和视频，输进她的偶像，变成为我们所用的数据。
“怎么才能激怒你呢？”我对着屏幕轻声说。 她僵在那里，无法做出反应。
我们已经保持这个状态好几周了。每天的心理战已经成为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像填写工作记录、洗碗。我已经找到了几个突破口，不过做不到一击致命，至少目前还不行。
软件一刻不停地在以太网中搜寻关于她的信息，一遍遍重塑她的偶像。今晚我要再尝试一次。
我按下按钮，让她活过来。
偶像没有记忆。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我像往常一样开始了。“晚上好，高恩女士。”
她看上去很不耐烦：“我认识你吗？你有预约吗？”
虽然她每次对我都是这种态度，但我还是不得不抑制心中的……怎么说呢？恼怒？自尊受伤？她当然不认识我。不为人知，默默无闻，这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无论我对胜利有多大贡献。在事务所的网站上，我被列在“税务和私人客户”组里。这可是个远离聚光灯的好地方。
“我一直很钦佩你的工作，高恩女士。我最近感觉事业进入了瓶颈，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经过我的设置，所有对方律师的偶像都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么做有点生硬，但这是进入正题最快的方式。
“好吧。”她的脸放松下来，“跟我说说你自己。”
我差点翻脸大骂。这句话我从她口中听到过很多次，但今晚感觉就像是某种指控。我这是出了什么问题？怎么突然就打开了情感闸门？根本毫无预兆。
我强迫自己按照脚本谈话。
经历过诉讼程序的人很快就会明白，事情是否属实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陪审团是否相信它属实。这并不是抨击，而是制度就是这样设计的。陪审员无法求证任何说辞，不能亲自盘问证人，也不能独立调查证据，只能决定相信谁、不相信谁。可信度、权威性和真实性——这些评估都是由直觉和情感决定的，而这使得它们可以被操纵。有些操纵技巧历史悠久：律师的着装、与陪审团交谈时所使用的词汇，以及为了包装专家证人而特地采用的一系列唬人的缩略词和与其有任何隶属关系的有名机构。相应的，法律也在不断修正，通过各种方法来限制这些伎俩的施展空间。
但有了偶像之后，许多新的操纵行为应运而生，而法律则滞后了。
我给玛格丽特·T.高恩看了我虚构出来的简历。（为了从偶像那里得到真实反应，问题也必须尽可能逼真，所以这样大费周章是必要的。）旁边的一块屏幕上弹出了一句话，协助寻找刺激性问题的偶像探测软件给出了我之前没见过的新建议：“她似乎对参与过法律评论期刊工作的校友有着高于平常的敌意1。”
我皱起眉头。真的吗？
软件向我展示了多年前的一份证词文本记录，用黄色高亮标出了一段交谈。
证人：我在法律评论期刊工作过，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律师：如果我对蓝皮书2有疑问，我一定会问你。别跑题，你现在的身份不是辩护律师。
接下来，软件调出一个视频片段，是一所法学院某次讲座后的问答环节。一个学生举起手问高恩，对一个律师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我不在乎你的成绩是否全是A，也不在乎你是否在学校的法律评论期刊工作过。事实上，如果你没有的话那更好。这样至少，你还有可能不是那种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万事通。
我确认高恩在哈佛法学院期间并没有在法律评论期刊工作过，所以这里面也许有一些被拒绝、被刺伤、耿耿于怀的故事。但对我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业内许多人都批评过这种过分强调法律评论期刊背景的风气，要让高恩失态，不加码不行。
不过，仍然值得一试。
“我以前是法律评论期刊的注释编辑，”我对屏幕中的偶像说道，语气中注入了一丝谦逊的骄傲，“我非常珍惜这段回忆。”
可以看出，她的嘴唇因厌恶而皱起来。也许这确实是个重大发现。
让一位律师或证人在陪审团的眼中失去可信度，最稳当的办法之一就是令其失态、不顾一切地表达愤怒。每个人都有能被利用的情感弱点，就像能够按下去的按钮一样。在过去，足智多谋的诉讼律师会依靠直觉，在辩论或交叉质证的过程中悄悄试探。如果运气好，就能抓到某个脆弱点。
有了偶像，对这类缺陷的搜索就变得程式化了，比之前高效百倍。依靠多年的庭审记录和堆积如山的证词口供，便有可能构建出关键证人和对方律师的高分辨率的偶像，再由软件和我联手找出可以利用的情感触发点。
“你觉得我应该和以前的老朋友联系吗？”我天真地问道，“是不是该把重点放在那些在法律评论期刊工作过的朋友身上？”
偶像的脸色变得更加冷漠。看样子，我触动了正确的那根神经。
能把人推到崩溃边缘的事，说出来往往出人意料。例如有一次，我逼得对方律师——一个有几十年法庭经验的诉讼律师——对我们大喊大叫，唾沫星子四溅，两只手臂乱挥，却只是在回应关于提前吃午饭的建议。我作为匿名观察员坐在公众席上，可以看到庭警冲过去制住那个人时，法官和陪审团震惊的眼神。那天下午，我们为客户争取到了非常有利的和解条款。
陪審团和法官不知道的是，在那之前，在我的指示下，诉讼团队采用了一系列独特的举止和发音，唤起了对方律师对已故父亲的记忆。你知道吗？即使是成年人，听到父母以某种特定方式说出的某个无伤大雅的词，仍然可以让你一秒回到13岁时的行为模式。那次的事就是一个极端案例。对方律师和他父亲的关系极其糟糕，可能跟虐待有关，而根据偶像的展示，只要不断戳这个痛点，他最终会在陪审团面前崩溃。
“我建议你不要再把加入法律评论期刊当成对自己才华的某种证明。”高恩的偶像直白地说，“没有人会关心这个。你真正做过什么？”
受伤的、熊熊燃烧的自尊心在我胸中膨胀。我想告诉她我那一连串被埋没的胜利：表达深刻见解的诉讼书（署名不是我，却是由我引导偶像得出来的）、通过关键问话达成的庭外和解（脚本是我利用偶像测试出来的），等等——我咽下了冲动。今晚的状态实在不怎么好，私人情感不该带进工作的，我甚至不是在和一个真人说话。 一旁的显示器上，她的模拟心跳和血压显示出起伏曲线，此时的峰值大大增高。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也在砰砰跳动，而且满脸通红。我做了几个深呼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目前看起来的确有希望。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构建出一个合理的脚本，在庭审期间把她逼到这个方向……
等等。这件事有些古怪。
我暂停了偶像，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探测软件上。为什么她对法律评论期刊的盛名突然这么敏感，以前却一直没显现过？
敲了几下键盘后，我有了答案。几天前，一个八卦型法律博客刊登了一则启事，征集公司合伙人蛮横无理的故事。这是这类小报的一个常青话题。一位匿名的发帖人在一条回帖里说，他们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会让所有初级律师一遍又一遍重复做同一份研究备忘录，而不对他们进行真正的培训。当另一位评论者表示怀疑，指出合伙人不大可能以这种方式浪费事务所资源时，第一位发帖者承认，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他们身上，而这是因为那位合伙人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因为我参加过法律评论期刊，而她没有。”软件扫描了该评论者的发帖历史，进行了去匿名化处理，并追踪到了高恩的事务所。而根据评论中的其他线索，软件又确定该发帖者所说的人就是高恩。这一条数据的加入，让她的偶像对这个刺激点表现出超出常人的过度反应。
我该相信机器吗？
偶像可以用来防守，也可以用来进攻。除了法官和对方律师，事务所也保留着我们自己诉讼团队每位成员的偶像，都是超高清晰度的。它们不仅被公开信息训练过一遍，同时也拥有私人信息流。诉讼律师们经常会收到指示，探究他们自己，以及自家团队的偶像，发现可被利用的劣势，然后加以消解。心理治疗、去敏感训练、适度的过敏原曝光……总之，不惜一切避免对方按到自家人的按钮，赢得庭审。
（我想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自己从不上法庭了。我没兴趣折磨我自己的偶像，以此挖掘使自己陷入狂怒的各种办法——就算没这种折磨，生活也已经够艰难了。）
我检查了让机器认定匿名发帖者是在谈论高恩的根据（一些对高恩办公室设备和墙面设计过分详尽的描述、一句似乎直接取自她的某次演讲的引用）。我扫描了发帖者的评论历史，评论是在法院收到这个案子12（b）（6） 项听证会之后几周开始出现的1。我又看了评论的时间戳，都是上午很早的时候，完全符合事务所员工在工作时间之外用个人设备发帖的侧写特征。
这些线索一环扣一环，干净利落，挑不出任何瑕疵。事实上，它似乎专门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而出现的。我不也在学生时代被我所在法学院的法律评论期刊拒绝过，并因此耿耿于怀吗？我不是一直渴求着自己的才能得到业内肯定，对名望和地位永不满足吗？我不是一直想赢，而且是现在就赢，仿佛赢了就能填补我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空虚吗？
你真正做过什么？
你告诉我你喜欢你的工作。
我闭上眼睛，让这一切在我脑中旋转。我不是一台拥有专属算法的超级计算机，可以像变魔术一样从零散的数字代码片段中变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拥有的，是数百万年社会性灵长类动物的进化历程。我的眶额叶皮层、我的镜像神经元、我的心灵内化认知能力都是专门为了构建偶像——他人的思维模型——而进化成这样的。只不过“偶像”这个称呼是新的，以前没这个叫法。
在我脑中，一个朦胧的身影从混沌之中浮现，一个聪明而狡诈的头脑。它和我一样了解偶像构建软件的工作原理和弱点。由于对数据的贪婪，采集器倾向于过度收集，而整合器倾向于过度解释。于是，拥有这样头脑的人能轻易添加一些对抗样本2来扰乱这个过程，毒害偶像，从而误导对手——尤其如果他们已经拥有了对手的偶像，而那个对手就是我。
一阵夹杂着后怕和喜悦的战栗让我的脊椎微微刺痛。
我睁开眼睛，阴沉地笑了。我让软件从高恩的偶像中删除匿名帖子，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每一条结论。
但这还不是全部。难道说他们一直在调查我？他们是否发现了狄伦的存在，并找到了利用他来针对我的方法？他们是否已经侵入他的社交动态，鼓动他渴望孩子、成为父亲，付出他父亲从来没给过他的父爱？这是他们在庭审前夕专为我设计的一场家庭危机吗？
或许我是被害妄想症发作，又或许我已经在安全的地方躲得太久，失去危机意识了。
我想象着即将到来的庭审：一旦定下陪审团成员，我们就会疯狂工作，第一时间将他们的偶像更新为高分辨率。在数个不眠之夜里，我们会把各种参数输入模拟器，评估己方的胜利机会;并根据偶像的反馈，提炼和优化每一项证据，将它们的影响最大化;佯攻、防守、刺击、格挡……直到所有人筋疲力尽。
在过去，这些不过是常规工作，可以说有点无聊。但我知道这次庭审将更加令人振奋，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一个和我一样熟练的偶像训练师。甚至，他可能比我更优秀、更无情。
我想找一个真正能懂的人，分享这次阶段性胜利的喜悦，和那种仿佛隔空看见了对手的兴奋感。
可是，有些东西依然在困扰着我。
你真正做过什么？
你告诉我你喜欢你的工作。
雖然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会不会……有人看到了我身上一直被我无视的问题？不是狄伦，不是孩子，不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不是我总在计划却从没去成的假期。而是：我喜欢我自己吗？
但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个。
“放马过来吧。”我对着屏幕低声说，然后按下播放键。偶像再次活过来。
3. 认识你自己1
萨拉·霍南的创作自述
我讨厌“创作自述”，我不喜欢用论文一样的语言来介绍艺术作品。如果我的作品可以用论文概括出来，我一定会写上一篇。之所以需要艺术，就是因为它能表现出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东西，以修辞、论证、劝说和论述构成的文字只会毁掉它。
我不喜欢用语言文字来描述艺术作品。如果我的作品能用一篇文字表述出来，我不如直接写成文字。之所以需要艺术，就是因为它能表现出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东西，不再受到文字韵脚、主题、论辩、篇幅的约束和限制。 但我得知，如果我自己不写，他们就会为把自述换成策展人声明，所以我被迫去敲键盘。唯一比解释自己的作品更糟糕的，就是让别人替你解释。
《认识你自己》写的是偶像，这种人造品是我们这个自我迷恋时代的标志性产物。偶像的工作原理是根据人们向外表达的数字化记录，来再现人的内心。通过推论、机器学习、模拟、模式识别和放大，来捕捉“自我”这个概念的些许心理学真相。它主张要像镜头捕捉身上反射的光线一样，准确地描绘灵魂。
我们都很熟悉网红和名人的偶像，但这一技术也被用于法律、医学、教育、政府、金融、外交、产品开发，以及各种很少被谈及的领域。几个科技巨头和政府机构的数据中心很可能存有你们的偶像。每当你们被判缓刑、被禁止入场、福利被拒绝，或是贷款被批准时，你们的偶像很有可能在这个决定中起到了作用。
我的作品邀请你们为自己创造一个偶像，与之互动玩耍（如果你们愿意，还可以让你的偶像与你所爱的人们互动）。我简化了专业偶像雕刻软件的界面，并设置了互动指导，让没有技术和经验的人也可以使用。你们可以增减、过滤数据来源，调整参数，探究并检查结果。我想对你们说，开心玩吧。这句话虽然老套，但却真的是我最重要的使用说明。
这个作品性质特殊，需要得到许可，以访问你们的社交媒体资料、云档案、电话数据库，等等。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授予最高或最低权限。在访问结束后，我不会保留你们的任何数据或偶像（可以在增强现实技术的用户协议中阅读具体细节）。如果你们不信任我，这也合情合理，我将在下面说说原因。
这个软件的云处理能力、存储空间和服务器端建模程序都得益于摩涅莫辛涅公司的捐赠，它是偶像技术（以及许多其他技术）的主要策划者，对数据收集的争议并不陌生。可以用来完善你们的偶像的数据很有价值，这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毕竟许多与你有关的决定现在都要依靠你的偶像。曾几何时，隐私泄露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被广告骚扰，但那美好的时代一去不返，如今，我们要担忧的太多了。
不管怎么说，是他们带着合作意向来找我的，而不是反过来。我告诉他们，我有几个条件：他们不能保留任何数据，对作品没有控制权，而我既不会感谢他们，也不允许任何赞助信息出现在展览上。他们欣然同意，并向我保证，他们只是想让公众更好地认识偶像技术。我的律师告诉我，他们的承诺是有法律效力的。
但还是有人觉得，因为摩涅莫辛涅公司的参与，我的作品也不干净了，不配叫艺术。我要赞美他们对纯洁的执着，但我负担不起让所有人使用这个作品所需的云计算资源。毕竟，即使是传统偶像也需要驱动力：焚香、供品、赎罪券、信仰，等等。
展览的最后有一个单人采访席，你们可以记录下自己对这个作品的想法，并与大家分享——或者不分享，随你所愿。
愿你找到你所寻求的东西。
查雅·赛特米尔-博纳诺，32岁;达尼·賽特米尔-博纳诺，28岁
查雅：有点像你第一次在镜头里看到自己，只不过效果更糟，简直惨不忍睹！
达尼：【笑】我觉得还挺像。
查雅：你的还是我的？
达尼：你的。它说起话来语气和你一模一样。
查雅：但它听上去很混蛋！傲慢，吵闹，让人受不了。让它解释贸易政策，【模仿】“你不是很善于倾听。我才是专家。”我真想冲那个傻瓜脸上来上一拳。
达尼：哈哈。
查雅：你在傻笑什么？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
达尼：啊哈。
查雅：而且，她说的是错的。她对这个领域的理解至少落后了两年，还有她太死板了……
达尼：过去的两年里，你有发过关于你工作的帖子吗？这个软件只能处理它能采集到的内容。你进化了——从某些角度来说。
查雅：那是什么意思？
达尼：我爱你。不过我很高兴你能以这种方式看到自己。
查雅：【顿了一下】我也爱你。【不情愿地】你忍受了很多。
米娅·K.，16岁
我没把任何自己的东西输进去。你以为我是谁？傻瓜吗？
当它要求我提供自己的资料和信息时，我输入了纽约扬基队的官方公关资料、环球小姐的云相簿，以及摩涅莫辛涅客服的Rumble网账户。
这偶像，棒极了。
自从那次我们在返校节比赛开始前把两百只鸡放进足球场，我还没有这样大笑过。
E.J.·宋，45岁
据我所知，我从来没有公开表达过我对《恶之花》的喜爱，也从没引用过它的内容，甚至没有与任何人谈起过。我读到它的诗句时的感受非常私人。然而，当我向它问起这本书时，它所告诉我的它最喜欢的诗句，和我一模一样。
这到底是什么魔法？我的偶像让我感到害怕、慌张。难道我的语言已经被我所爱的书籍暗暗影响了，以至于算法可以精确到分毫不差地识别出来源？难道我是如此容易预测，以至于我的文学品味可以从我所分享的网络梗、我常去的餐馆、我扔到以太网的那些信口开河的评论中推断出来？难道我只不过是重叠数字部落的交叉点，各种参数设置的集群？
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可以被计算机复制，从未表达过的想法、从未表现出的激情都能被一一计算。我们都想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有自己的意志的，不接受自己的思想仅仅是一台运作方式可以被识别、个人倾向可以被查明并预测的机器。对那些自以为了解我的人，我总想出乎他们意料。所谓“自由”不正是如此吗？
所以我尝试了一个小小的实验。
我开始删除那些为我的偶像提供信息的数据片段——我的Rumble网订阅资料，我的Clap浏览历史，我的云相簿，还有我在VRRumors、LikLak、Tidyshelf、Retrojournalideas.net上的账户。每次删除之后，我都会按下重塑偶像的按钮，对它进行测试。我一直霸占着工作站，身后的队伍越排越长，怨声四起。到最后，一个讲解员不得不过来告诉我，要让其他人也来轮流体验。于是我走到队列的最末端，再次等待。 我规划得很清楚，先列出数据来源，并用二分查找法将它们分开1。要从机器中解救我的人性，我也只能依靠机器。
最后，我找到了关键所在。那是一张五年前的照片，一张毫无意义的自拍，上传在云相簿里。有照片在，偶像就会向我朗诵波德莱尔2。删掉之后，它则会声称从未读过这本书。我从工作站的椅子上站起来，在手机里找出这张照片，放大，然后逐个像素仔细检查。
照片里，我站在我家书架前方。背后，我的右肩上方放着一本书，还是双语版的。光线糟糕，但能看到书脊上反光的、很有艺术感的台灯图案——也就是摩涅莫辛涅的标志。这是一本半人马丛书。除了原文，还印制了摩涅莫辛涅公司的机器翻译作品，再由著名诗人、研究波德萊尔的学者白素英加以编辑和润色。
至于建模软件是如何定位到精确的诗句的……我有一个习惯，就是翻到我最喜欢的段落，把书按平，让它们能平翻开来，这样就可以专心盯着文字，直到把它们烙在我的视网膜上。要辨认出书脊上的折痕，并以此为依据重现那些诗句，这并不是难事。
这项技术的确厉害，毋庸置疑，但也并非魔法。查出真相的我只感到空虚，完全没有松快下来。
我在采访席前犹豫不决，我不能就这样离开展馆。那个速成偶像让我很困扰，说不出是怎么回事。当时不能、现在也无法解释。
所以我再次去排了队。轮到我时，我把所有的信息源都放了回去，让偶像活过来，并再次询问他最喜欢的诗句。他给出了正确答案，这一点我很在意。
我的偶像看上去如此真实，简直和真人一样。我们谈论文学、艺术，谈论存在的意义。直到讲解员威胁要叫警卫，我才不情愿地站起来，看着我的偶像从屏幕上消失。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悲？对一本书关心到这种程度。而且，在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后，我并没有拯救自己的灵魂。
除去读过的书籍、分享过的图片、点击过的链接和发布过的视频，我还剩什么？了解我发布过什么、没发布过什么，就等于了解了我。不存在独一无二的人格，那个网络数据无法探究、不为人知的我更加不存在。说白了，我和我的偶像一样，都是拼凑的结果，我们的存在不过是廉价的戏法。
强大的遗忘停留在你的嘴上，
思念在你的吻中流淌。3
莉兹·乔索，24岁;凯西·赛耶，26岁
莉兹：为什么不呢？
凯西：因为真的很恐怖啊。
莉兹：想看看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怎么就恐怖了？
凯西：这个软件不是这么用的！你不能把我俩的社交媒体信息混在一起加进去，然后指望它吐出……我们未来孩子的幻象！
莉兹：所以你变成电脑专家了？
凯西：能不能不要在摄像机开着的时候吵这个？
X.V.，年龄不详
我试了一下，它听起来不太像我。意料之中。
不是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对着电脑说真话。这些平台最初都是设计者比着自己思考、说话、看问题、做事情的方式来设计的，服务对象自然也和设计者是同一类的人。而我们这些异类只能适应，穿好伪装，用暗语说话。
想想看，哪种人会自愿参加心理实验，为算法提供第一组数据？经过初步学习后，你觉得计算机会把哪种头脑当成默认值，作为生成偶像的原型？
不过我倒是挺开心，就像在游乐场里照哈哈镜一样。
贝拉·杜贝特，30岁
我对偶像很熟悉，我一直在和它们打交道。出于业务需求，我的事务所……会构建它们，而我自认为是个技术还不错的偶像雕刻师。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偶像在分辨率上要远远高于公众见到的，关于它们的所有事情，我想我都了解。
但我从来没有和自己的偶像相处过。原因之一是，我无法心安理得地在上班时间占用公司的运算力;至于另一个原因……这么说吧，我平时对偶像做的事情，基本没什么好事。
所以我决定来参观展览。
见到偶像时，我有意识撇清了与我工作有关的一切。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摩涅莫辛涅这样的公司，做出的承诺都不可信，而我的工作是机密而特殊的。不过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我想看看自己是否已经被我的工作所定义。
与它交谈很有趣。我们聊到了自己对电子游戏的热爱，看舞台魔术的快乐，对独自去远方旅行的向往。我们谈到了狄伦，谈到了我们的父母和那些早已失联的朋友。有些事情她比我记得更清楚——这并不意外，我已经有十年没读过我在大学时写的日记了。
它仿佛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看到如果当初选择了其他岔路，没有投身于这个职业、走过这些年来所走的路的话，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她更加理想主义，没那么复杂，更愿意信任别人。她比我更懂得为别人着想。看得出来，这份工作让我变得更难讨人喜欢。
她像我吗？她是否比我自己更像我？
她让我重新思考该如何评判他人。我在工作中接触的偶像都是在采集器的协助下构建的，采集器会优先关注冲突、争论、在观众面前的表现等方面。我没有机会接触目标主体的大学日记和高中时的暗恋对象，更关注与职业相关的信息。为了能从中发现弱点，我已经太过习惯于攻击这些偶像，有时候甚至会把偶像当成真人。
我们每个人都戴着面具：一个为了丈夫;一个为了孩子;一个为了那些在我们的动态中插入度假视频，以收集点赞的亲戚;还有一个是为那些期望我们冷静、审慎、着眼于胜利目标的客户们。也许除去这一系列面具，我们如此重视的“自我”根本无足轻重。又或者在这么多层面具之下，还有一些最本质的东西。比如，一颗跳动的心——生猛、原始、脆弱、向往着与人接触，渴望了解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往何处去。这就是透过层层面具的缝隙和裂痕所能看到的东西。只要冲破我们面对现实所筑起的道道防线，灼热的情感就会爆发。
对此，我们常常报以轻蔑而充满怀疑的态度。我们认为做人就是要变成非人，多么可悲。
所以我想说：善待你自己，即使你觉察到自己的不完美。谁知道呢？对于那个藏得更深、面目模糊、每一次自我表达都微妙得如同水晶球里颤动的幻象一般的灵魂而言，我们都只是偶像而已。
责任编辑：钟睿一
每周五晚上，我都给父亲打电话。
“贝拉最近怎么样？”
“挺好。很忙。律师嘛，你懂的。”
“忙点也好。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吗？”
“比起我对自己工作的喜欢程度，可是要高上许多。不过她可能……对工作有一点过分痴迷。”
“生活中有让人痴迷的东西，其实很幸运。我打赌她肯定很擅长她的领域。”
“她是最棒的。”
“怎么了，狄伦？你看上去有点低落。”
“不，其实不是低落……爸爸，你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要孩子的？我不是指我自己。我是说……后来的。”
最简短的停顿，几乎辨别不出来。我尽量不去想偶像背后的软件，那些搜索、核对、统合、预测……
“好像没有这么个特定时刻——真有的话肯定是一段好故事……”
我从来没见过父亲，以后也见不到。
吾自电那种地方总是强调他家雇员多么聪明，这样在你辛苦工作很久后，你就不会去质疑他们付给你的薪水多低了。开放式的办公室，色彩鲜艳的椅子，墙上挂着当代艺术。和绝大多数取这类名字的公司一样，我们什么也不生产。我被雇来为各种电子表格编造看似可信的故事。如今，仍然需要人工的工作大多属于这种。
他们提供的额外福利之一是“健康星期五”。那一天，健康專家会在最大那间会议室发表讲座或举办研讨会。这类专家包括瑜伽教练、营养师，有一次甚至还来了一位“冥想大师”。 这个项目也许是为了让医疗保险给我们公司一些优惠减价，或者管理层认为这类活动正是我这代人想要的，就像堆肥箱和厨房里的免费零食那样。不管怎样，我每周五都去，无一例外。
我就是这么参加的“46对46”讲座，随后提交了脸颊细胞样本，用于“个性化遗传咨询”。做完这一切后，我盯着收件箱里“46对46”转发的电子邮件，通知我数据库已经为我找到了一个“DNA亲属”。
我发了几封邮件，打了几通电话，然后开车穿过州界。我见到了我的祖父母，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们，还有我的叔叔们，但没有见到父亲。他几年前就去世了，一次划船意外事故。拿到所有能收集到的信息后，我就坐上飞机，回家了。
我的母亲叹了口气，问我要不要喝点茶。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她从没提过我的父亲。这是那种你必须学会接受的事情之一，就像浴室的门会卡住，椅子腿在地板上摩擦得吱吱作响，你坐下时怎么小心都没用。
“我不想说。”有一次我试图提起这个话题，她这么说，“你就把他当成精子捐赠者好了。”
没有任何他的照片，没有写着他字迹的纸条，没有挂在壁橱里的特大号男士衬衫，也没有放在屋角的磨损靴子。我甚至连他叫什么都查不到，无论是姓还是名。
为什么她要从自己的人生中完全抹去他的存在？我们的母子关系不算融洽，这个父亲形状的空缺更是雪上加霜。把他当作借口简直太容易了，可以用来解释我身上各种缺点，但什么都无法澄清。我的郁郁寡欢是从他那边遗传的吗？他和我一样对竞争毫无兴趣吗？母亲抱怨我的轻率粗心时，是否也是在抱怨她从我身上看到他的影子？有时我会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盯着镜子，努力想象自己老了几十岁以后的样子。
“爸爸，你为我感到骄傲吗？”
没必要继续想象，是时候让我母亲讲述这个故事了。
原来，我父亲从来不知道我的存在。他从一个研究生项目中退学，然后在全国到处旅行，寻找自我，住在汽车里。我母亲比他年长十岁，在一次反战抗议活动中认识了他。她喜欢他弹着吉他，努力帮助集会上的人打起精神的样子。她想要个孩子，但不想要丈夫，因而把他视作是完美的——
“——精子捐赠者。没有多盛大多浪漫，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她说，“不存在违背誓言、爱情变质的故事，更不存在能让你吃一堑长一智、漫长坎坷的离婚程序。总体来说，没留下任何有意义的回忆。”
母亲没骗人。我并没有被抛弃，我也不是一个错误。就我父亲而言，我根本就……什么都不是。
然而，我还是继续和父亲的家人保持联系。他们大概像我母亲一样，觉得我如此执着很奇怪。毕竟，除了脆弱的生物学上的联系之外，我们根本就是陌生人。但他们还是挺热心肠的。他们告诉我他作为一个男孩、一个年轻人、一个父亲时的故事。据他们说，有一次他驱车两百英里，只为让一只小狗与它的家人团聚。他们拿出他当教师时获得的奖项，给我看了视频和相片、他高中时的资料和记事本、大学毕业后带回家然后再也没打开过的杂物箱，与他的妻子和我的姐妹们的合影，还有他和她们一起旅行时报平安的电子邮件。
我知道了很多我父亲的事，但还是感觉根本不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想了解一个人——任何人——已经很困难了。要搞清楚一个已死之人则是难上加难，毕竟他无法回答任何问题，不能提供任何解释，给不了任何安慰。
我决定制作一个偶像。
既然知道他的身份，我可以设置搜寻机器人来追踪我父亲的数字踪迹。他的家人没有费心去删除他的旧账户，我还说服了他妻子接受我在社交网上的好友请求，让我可以为偶像制作者收集更多材料。他的几段手机视频像素太低，无法制作出逼真的动画。不过这也没什么。我并不想踏入恐怖谷1。
经过几天的等待，摩涅莫辛涅2公司发来一条短信，通知我说偶像已经准备好了。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拨通上面给出的号码，把手机举到耳边。
“你好？我是瑞恩。”
这声音和我之前在手机视频里听到的一模一样：有些低沉沙哑，明显有些不耐烦。
“嗨……”我停顿了一下，这么喊爸爸似乎有点奇怪，“嗨，瑞恩。我是……狄伦。”
“是谁？我不认识。”
“我知道……你……最近好吗？”
“偶像”最初被开发出来，是作为明星与粉丝之间零距离互动的工具。成百万、上千万人热爱歌手、演员、个性网红，可是有多少粉丝见到过他们崇拜的对象本人？这些幸运儿中，又有多少人除了紧张的崇拜宣言之外还能表达其他内容，除了敷衍的微笑之外还收到过其他情感，除了最短暂的握手之外还得到过其他接触？需要一种方法，能扩大一对一互动的范围，给死忠粉提供他们最渴求的东西：与偶像之间的私人联系。 一支由心理学家、机器学习专家和神经网络雕刻家组成的团队首先会收到一份档案，其中包括目标主体的采访资料、演唱会视频、电影、见面会记录、社交媒体帖子……（真正想深深打动粉丝的明星们还会再扔进日记、未出版过的诗集、关于如何实现世界和平的笔记等等。）基于这些原始材料，技术专家能生成一个人格模型，并制作出这个明星的模拟人像。
创建账户之后，粉丝可以与屏幕那边的数字偶像交谈数个小时。多次访问过后，偶像就会记住粉丝的名字和人生经历，提供鼓励的话语，讲述新故事，澄清旧谣言，与粉丝的孩子打招呼，回忆过去的邂逅……到最后，明星仿佛成了你搬到远方的挚友。
这项技术刚刚问世，就被发掘出了大量新用途：政治竞选、网络骚扰，或者用大数据观察自己，寻求自我完善。又或者，用来了解自己素未谋面的父亲。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从来没有儿子。”
我笑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一个儿子，而他问你这辈子学到的最重要的三件事，你会怎么说？”
“三件？这是个艰巨任务。我们还是先从半件事说起吧……”
偶像是一个双方交感的幻象。它并不是我父亲的副本，只是一组数据，其算法由对于人性的基本见解编码而成，能对可能的反应进行概率性预测。它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生命。此外，我提供给摩涅莫辛涅的关于我父亲的数据也是有限的。我没有他的搜索历史、他删掉的帖子，也没有他的秘密账户。我只有他愿意与世界分享的那个小集子，能放进这个永恒存在、又变化不断的我们所共享的数字生活洪流中。
只要话题没有超出算法参数能够发散的范围，这个幻象就会一直在。它能告诉我的东西，都是我在父亲的档案中看过的。
“你有试过给贝拉一点私人空间吗？”
“我想是的。”
“不过那并不意味着你要留她独自一人，而是你们要一起做些事情，多互相了解。还有一些事是要分开做的，才能各自成长。珍妮佛和我曾试过一起度假，也试过分开度假。这两者你俩都需要，尤其是在你们有了孩子以后。”
“行吧，她就没有休过假……我应该和她聊聊这件事。”
从根本上说，与我父亲的偶像聊天，和在当年的ELIZA1程序里打字，或者和我小时候对着卫生间的镜子自言自语没有區别。
“你知道吗，我以前也会弹吉他。”
“给我弹点什么吧。”
我走进地下室的储藏间，把吉他翻了出来。乐器已经跑音了，指法也生疏了。我努力去想象他会喜欢什么。
“这首歌我弹过！大学毕业后，我用一年的时间开车到处旅行，抗议战争，反对华尔街和那些制药公司……真是好歌。我为你感到骄傲。”
这是个精心制作的反应，是几行算法从他那些旧邮件中推断得出的，并不真实。
“我想，这首歌讲的是一个人童年的无助感，因为你什么都不懂，做了父亲后还是搞不明白。你一天天老下去，但有些事总也看不清楚。其实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真可恶，我的眼泪停不下来。
只要不断和他说话，这个数字模拟的父亲就会记住我，见证我拥有自己的孩子、慢慢变老，并逐渐接受自己智慧有限的事实。我将在年龄上赶上它、超过它。它永远给不了我父亲在他那四十年生命中没能记录下来的智慧，它永远只是一个精致的游戏。而且，如果不从现实生活中添加新鲜数据来校正它的进程，偶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偏离我真正的父亲。然而，我知道我还是会继续和它聊天。空缺无法填补，但它是我的一部分。
真可恶，我的眼泪停不下来。
2. 宣誓诚实1
围坐在会议桌旁那些热切的初级律师们等了我两个小时。当我大步走进会议室时，他们齐齐转过身来。看样子，我浪费了不少计费工时。
不过，关系到高达5亿美元的补偿性和惩罚性损害赔偿，我觉得客户应该不会抱怨。
我把传真过来的陪审员名单投影到会议室一端巨大的屏幕上。司法机构可能是最后一个仍然坚持用这种古老方式来进行沟通的地方了。（为什么不干脆用一只信鸽呢？）
“周一上午9：00准时开始预备审查2，”我对他们说，“只剩下六个多小时为挑选陪审团做准备了。”
房间里响起一片呻吟。他们知道我打算把剩下这几个小时全部派上用场。
“贝拉，这名单是不是来得有点晚？”德雷克问道，脸上堆着假笑，“我记得你说你和法官的书记员关系不错。”
我受不了这个家伙。在股本合伙人的办公室里，他可以像一个咯咯笑着的小孩那样迷人，可是当他不得不向我这样的角色——不是合伙人，连预备合伙人选都不算——做汇报时，他总要夹枪带棒挖苦一下。
“是的。”我对他说，语气冷静而克制，“塞勒涅喜欢我，所以我们比另一方提前十五分钟拿到了陪审员名单。”
我让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前五十个名字上。如果周日还有时间，再去调查其余的。
“记得检查变体拼写、绰号、娘家姓。没人会用自己的法定全名注册社交媒体或约会网站。搜到了就立即截图，让我们看看另一方是否布下了烟幕弹——”
不是我多疑，而是我知道有些无耻的陪审团咨询公司不惜违反规定，养着一大批伪造的社交媒体账号，维护了许多年。为的就是在重要审判的预备审查前夕，把虚假账号改成将任陪审员的名字，从而设下圈套，误导对立方。这些圈套就像毒药，让对手所塑造的偶像接收到捏造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领先的这十五分钟非常宝贵。不过，菜鸟的理解能力有限，不明白这一点。
同事们笨手笨脚分配名字，我在冲他们大喊。上帝啊，是我产生了错觉，还是新入职小白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小？
“挖出所有细节！不怕多，只怕少。不要自以为比那些采集器更聪明。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坐在电脑前，对摄像头说‘我不是机器人’，以免监护机器人锁闭采集器……” 我说得夸张，但事实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可以调整采集器的一些参数，从而提高效率，但他们还是用笨办法比较好。毕竟我是事务所《陪审团调查操作手册》的撰写人，他們可不是。
“干吗这么着急？”德雷克问道，“传票上不是通常都会建议将任陪审员，提前封锁社交媒体动态吗？”
“是的，但人们不会听。”我尽可能耐心地解释道，“所以你也见识过吧，经常有人在预备审查期间还在网上活蹦乱跳，或者他们会拖到正式出庭的前一个周末才封锁。时间至关重要。”
我看着同事们打开电脑并启动采集器。每一次进行调查任务，这些采集器都需要各大主流社交媒体公司提供的最新凭证来避免被标记为机器人。很快，同事们朝着各自的摄像头靠了过去，房间里响起阵阵合唱般的说话声。无论看过多少次，我都忍不住欣赏这个景象。
“……我不是机器人。”
“我同意服务条款……”
“在MingleBingo，微笑就是我的密码。”
出于职业道德，我们不能跟将任陪审员互加好友，查看他们那些被封锁的动态。然而即使不这么做，你也可以收集到大量数据。绝大多数人，哪怕是超级注重隐私的人，也会有几个没有隐私意识的朋友，而这些朋友会透露出我们需要的一切。（即使在今天这个时代，网上也有很多随随便便就接受好友申请的人，数量绝对会让你惊讶。）
再加上数据矿工留下的各种隐藏突破口、泄露到网络灰色地带的被黑的数据库、论坛、博客、评论、聊天服务器和其他需要注册的网络应用，采集器基本上可以为任何人建立一份信息完备的档案，除非你这辈子完全没碰过电脑。（而对这种人，我们一定会使用强制回避1，那些恨不得头戴锡箔帽以隔离辐射的阴谋论者肯定不是合适的陪审员。）
小帮手们忙着收集数据，我打电话定了晚餐。最艰难的部分还在后面。
我让同事们手动挖掘约会档案和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好让他们保持忙碌。其实，这些工作并不只是填满时间表的无用功。偶尔会有人看到一些我们在偶像里漏掉的东西。但真正的工作是在建模室进行的，由凯文和他的分析小组来做，我在一旁监督。
建模室是一个又大又空、没有窗户的房间。二十年前，这里曾经是复印室。由于现在纸质材料少之又少，这里早就被服务器和四屏显示器的工作站占据了。
“收获如何？”分析部的主管凯文坐进椅子里。他今年四十二岁，山羊胡子已经夹杂了灰白色的线条。在加入我们之前，他为政府工作过，为可疑的极端分子塑造偶像，从而评估他们实际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可能。（有传言说，他塑造的偶像还包括某些国家的反对党领袖。如果我们想推动那些国家的政权变更，就用偶像来判断反对力量够不够强、能否充分忠于美国的利益、不辜负美国的资助。不过这类事情是国家机密。）
“还不错。”我告诉他，“有几个高产的视频博主。”
在构建偶像的种种材料中，视频几乎比任何其他类型的数据都要珍贵。要挑选陪审团，筛出易于被说服的人，一大关键就是性格和情感侧写。而目前所有有用的材料中，视频最能揭示一个人的情感触发点和与之对应的微表情。
“有没有特别富饶的？”
他指的是数据，像一道矿脉一样富饶的数据宝藏。“我们很幸运，找到了一些私密的成人聊天资料，有大量视频。”
他挑起一边眉毛。“可以用吗？没有问题吧？”
我耸了耸肩。“禁令是针对单方交流的1。如果是之前已经泄露过一次的认证信息，我们二次使用，那在我看来，相当于邀请大家都过来看看，合理合法。”
他点了点头，又复刻了五十个新的投射——给空白的神经网络填入由采集器收集来的数据，然后加以训练。他在一堆信息处理窗口中打字，在五颜六色的显示屏之间来回切换，观察生成偶像的过程。即使有建模室全部的处理能力供他支配，要想为预备审查建造低分辨率的偶像，仍然需要不少时间。
我有点厌烦，感觉很浮躁。不是我吹牛，在这个城市——也许甚至整个东海岸，没人比我更擅长这事。这份工作有点失去新鲜感了。
我决定给家里打个电话。
“喂。”
“喂，这个周末我到底能不能见到你？”
狄伦的声音让我稍微放松，心里生出一丝渴望，同时又伴随着失望。
“我觉得不太行。我跟你说过，庭审将在星期一开始。我保证星期一晚上补偿你。”
和他说话的时候，我的目光在建模室里游走。几个分析员正在敲打键盘，给凯文打下手;另外几个则在各自的隔间里打盹，他们知道过会儿我就会宣布今晚熬通宵。连着东边墙壁的是具象化机器人的储存隔间。这些机器人里装着事务所辩护律师们经常面对的诸位法官的偶像。两名技术人员正在对目前存放着梅法官偶像的机器人进行一些维护。明早八点辩护团队会过来，在它面前进行一整天的模拟辩论。我需要为他们准备多位将任陪审团成员的偶像。
“我怀疑，你会在我睡着之后立马开车回办公室。”狄伦亲切地笑着说。
我也笑了。无论我有多么热爱工作，他都能接受，尽管他觉得这很难理解。我们会接受所爱之人的种种怪癖。
“改天有时间，你应该让我带你来公司参观。”我对他说。
他不置可否地嘟哝一声。我知道他觉得诉讼偶像这东西令人毛骨悚然。可有趣的东西不都多少有点诡异吗？娃娃、表情包、我小时候玩的那些菲比小精灵，等等。
“我今晚和我爸聊了聊。”他说，“想知道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想要孩子是在什么时候。”
这就是个好例子。那个男人只能算是他血缘上的父亲，我不理解跟他的偶像有什么好聊的。但我接受这一点。
狄伦开始复述谈话的内容，我的思绪飘向了别处。
北墙这边，身穿黑色法袍坐着的是巡回上诉法院里的十一位现任高级法官。事务所甚至聘请了一位当地艺术家来给法官的脸部雕刻模具。这些机器人脸庞由最新的仿生材料制成，忠实复制了每一毫米的细节，从一边扬起的眉毛，到愤怒叹息时嘴角出现的每条细纹。 “……‘这也太容易让人迷恋自己了。’我爸这么说……”
其实，制作这些法官的机器人实在没必要。我们每年涉及上诉法院的案件总数还不到一打，而口头辩护是上诉案件中最不重要的阶段。为什么合伙人不能直接在虚拟现实中对着偶像进行练习，或者简简单单地依靠视频呢？这些机器人再逼真，也不能帮我们准备得更好。在我看来，我觉得把钱花在提高审案法官偶像的分辨率上更有用。
“……‘家庭是重要的，你明白吗？’我知道他不是，但我在感情上已经把他当成真正的家人了……”
但做决定的人不是我。上诉小组的声望让委员会膝盖发软，乐于靠砸钱来应付他们。合伙人喜欢在机器人面前练习，还喜欢带客户私下参观建模室，以此打动大客户。
（别误会，我不是说偶像分析工作在上诉阶段没用。法官也是人，写出迎合他们个人倾向的诉状是有可能的。更妙的是，初级律师往往能提供法官书记员的私人信息——他们中有不少是老同学，如果你的诉状能让书记员的迷你偶像产生兴趣，那么很可能，你就给自己找到了内庭里的免费支持者1。为了不断更新上诉法庭的偶像，凯文和他的团队下载了每一条记录，将录音和庭审记录输入偶像，并用之后的实际结果来修正预测。我了解到，目前为止，预测准确率已经超过了0.900。不得不承认，这个成绩很了不起。）
“……你是怎么想的？”
太晚了，我这才意识到他正等着我接话。“我……不好意思。你刚才说什么？”
狄伦叹了口气。我能听出他的失望同时又带着包容。他知道我没在听。“我刚才提议一起来一次公路旅行。你还有没用掉的年假。我们可以远离电话、平板电脑、偶像，完全不谈工作，只是开车和聊天。只有我们俩。”
“……怎么想起这个了？”
“我觉得我们需要谈谈未来，谈谈孩子。”他听上去很平静，但我知道他心里并不平静。
我感觉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不是平时让人舒服的、我挺喜欢的例行对话。他怎么不按常规出牌？怎么突然就打开了情感闸门？根本毫无预兆。“我……各种事情真的很忙。我没办法考虑——”
“好了。”凯文坐在椅子里转了一圈，“毛坯已经准备好了，你这会儿来雕吗？”
“我得挂了。”我对着电话说。
“爱你。”他停顿了一下，有些受伤地说，但语气里的渴望还在。
“我也爱你。”我说，这句是真心的。我挂断了电话。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吐出来，努力不被刚才的对话所影响。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个问题，我必须先赢得胜利。
我把椅子挪到凯文巨大的显示器跟前，上面布满了旋转着的、难以名状的、彩色斑点组成的网格。可视化软件显示出了偶像各种粗略的特征，而我的工作就是根据我对将任陪审员的直觉，对它们进行调整。
雕琢偶像是种半科学半艺术的行为。你发现了吗？由3D扫描仪完成的蜡像有时似乎无法和优秀艺术家精心雕琢的半身像媲美，无法深刻表现主体的“灵魂”。同样道理，这些偶像也需要人的手工痕迹。
我点击网格中的第一格。旋转的斑点一路放大，充满屏幕。我调出我们挖掘到的一号将任陪审员的数据，用鼠标检查偶像，并向凯文指出我觉得算法没能精确表现的细节。他再按照我的指示修改模型。
当我给初级律师们带来消息，说偶像已经准备好接受盘问时，时间已经接近午夜。
“软件给每个陪审员做了排序，依据是他们对我们的有用程度。如果你自己的评估和它不一样，请标出来。但不要质疑这个算法。机器从不遗漏任何东西。去搞清楚你自己到底漏掉了什么。”
拥有偶像之前，顾问们会在庭审开始前进行社区调研、组织邻里聚会，就陪审团的大致态度向辩护律师们提出建议。然后在预备审查之前，大家会疯狂而匆忙地按性别、年龄、种族、职业、纳税等级、所处地区等信息对将任陪审员进行分组。与这种笨办法相比，即使是连夜建造的低分辨率偶像也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
“你们的任务是找出提问的思路，讓我们有理由要求我们不想要的陪审员回避1，或者更进一步，让另一方也希望摆脱他们，甚至不惜用掉一次强制回避的机会。让他们主动说出自己的偏见、阴谋论和怪癖。如果还有时间，顺便搞清楚怎么用适当的引导性提问留住我们想要的人。软件会给你提供建议，但需要你来审查，然后写出合理的问题大纲。不能太露骨，否则法官会察觉。这是你们证明自己比机器优秀的机会。”
说点鼓舞的话对士气总没有坏处。
我看着初级律师带着各自分到的偶像跑回办公室，戳戳弄弄，开始调研，感觉自己就像充满智慧的绝地武士，把学徒们送上战场。
他们能行的。预备审查的调查工作并不容易，但目前的偶像只是初步调研下仓促制作的，不难应付。要移除不想要的陪审员，机器提出的建议其实差不多够用了。另一方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偶像，他们同样会努力准备，绝不会允许明显偏向于我们的将任陪审员被挑选入席。最终，我们应该会得到一个谁有说服力就偏向谁的陪审团。我向狄伦解释这一点时，他表情惊恐。但我告诉他们，这套体系就是这么运转的——说白了，就是看一群骑墙派在风吹过来的时候往哪边偏。只要你认为这是实现正义最好的方式，就没什么难以接受的。
“你说你喜欢你的工作。但聊起它时你却总是带着讽刺的语气。”
不知为何，我想到了狄伦的话。尽管不愿意承认，但这句话给我造成了很大困扰。不过现在已经没时间想这个了。
我转向更艰巨的任务：对方律师及证人的准备工作。
我加载了另一方首席律师的偶像，一个女人，负责这类案件的年头比我活的时间还长。
她盯着屏幕外，面孔铁青，嘴唇用力抿在一起。如果是个刚刚入行的新手律师，她一个眼神就能把对方吓死。但她吓不倒我。庭审公开记录和她在专业会议上的演讲被我们转化成大量文本和视频，输进她的偶像，变成为我们所用的数据。
“怎么才能激怒你呢？”我对着屏幕轻声说。 她僵在那里，无法做出反应。
我们已经保持这个状态好几周了。每天的心理战已经成为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像填写工作记录、洗碗。我已经找到了几个突破口，不过做不到一击致命，至少目前还不行。
软件一刻不停地在以太网中搜寻关于她的信息，一遍遍重塑她的偶像。今晚我要再尝试一次。
我按下按钮，让她活过来。
偶像没有记忆。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我像往常一样开始了。“晚上好，高恩女士。”
她看上去很不耐烦：“我认识你吗？你有预约吗？”
虽然她每次对我都是这种态度，但我还是不得不抑制心中的……怎么说呢？恼怒？自尊受伤？她当然不认识我。不为人知，默默无闻，这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无论我对胜利有多大贡献。在事务所的网站上，我被列在“税务和私人客户”组里。这可是个远离聚光灯的好地方。
“我一直很钦佩你的工作，高恩女士。我最近感觉事业进入了瓶颈，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经过我的设置，所有对方律师的偶像都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么做有点生硬，但这是进入正题最快的方式。
“好吧。”她的脸放松下来，“跟我说说你自己。”
我差点翻脸大骂。这句话我从她口中听到过很多次，但今晚感觉就像是某种指控。我这是出了什么问题？怎么突然就打开了情感闸门？根本毫无预兆。
我强迫自己按照脚本谈话。
经历过诉讼程序的人很快就会明白，事情是否属实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陪审团是否相信它属实。这并不是抨击，而是制度就是这样设计的。陪审员无法求证任何说辞，不能亲自盘问证人，也不能独立调查证据，只能决定相信谁、不相信谁。可信度、权威性和真实性——这些评估都是由直觉和情感决定的，而这使得它们可以被操纵。有些操纵技巧历史悠久：律师的着装、与陪审团交谈时所使用的词汇，以及为了包装专家证人而特地采用的一系列唬人的缩略词和与其有任何隶属关系的有名机构。相应的，法律也在不断修正，通过各种方法来限制这些伎俩的施展空间。
但有了偶像之后，许多新的操纵行为应运而生，而法律则滞后了。
我给玛格丽特·T.高恩看了我虚构出来的简历。（为了从偶像那里得到真实反应，问题也必须尽可能逼真，所以这样大费周章是必要的。）旁边的一块屏幕上弹出了一句话，协助寻找刺激性问题的偶像探测软件给出了我之前没见过的新建议：“她似乎对参与过法律评论期刊工作的校友有着高于平常的敌意1。”
我皱起眉头。真的吗？
软件向我展示了多年前的一份证词文本记录，用黄色高亮标出了一段交谈。
证人：我在法律评论期刊工作过，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律师：如果我对蓝皮书2有疑问，我一定会问你。别跑题，你现在的身份不是辩护律师。
接下来，软件调出一个视频片段，是一所法学院某次讲座后的问答环节。一个学生举起手问高恩，对一个律师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我不在乎你的成绩是否全是A，也不在乎你是否在学校的法律评论期刊工作过。事实上，如果你没有的话那更好。这样至少，你还有可能不是那种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万事通。
我确认高恩在哈佛法学院期间并没有在法律评论期刊工作过，所以这里面也许有一些被拒绝、被刺伤、耿耿于怀的故事。但对我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业内许多人都批评过这种过分强调法律评论期刊背景的风气，要让高恩失态，不加码不行。
不过，仍然值得一试。
“我以前是法律评论期刊的注释编辑，”我对屏幕中的偶像说道，语气中注入了一丝谦逊的骄傲，“我非常珍惜这段回忆。”
可以看出，她的嘴唇因厌恶而皱起来。也许这确实是个重大发现。
让一位律师或证人在陪审团的眼中失去可信度，最稳当的办法之一就是令其失态、不顾一切地表达愤怒。每个人都有能被利用的情感弱点，就像能够按下去的按钮一样。在过去，足智多谋的诉讼律师会依靠直觉，在辩论或交叉质证的过程中悄悄试探。如果运气好，就能抓到某个脆弱点。
有了偶像，对这类缺陷的搜索就变得程式化了，比之前高效百倍。依靠多年的庭审记录和堆积如山的证词口供，便有可能构建出关键证人和对方律师的高分辨率的偶像，再由软件和我联手找出可以利用的情感触发点。
“你觉得我应该和以前的老朋友联系吗？”我天真地问道，“是不是该把重点放在那些在法律评论期刊工作过的朋友身上？”
偶像的脸色变得更加冷漠。看样子，我触动了正确的那根神经。
能把人推到崩溃边缘的事，说出来往往出人意料。例如有一次，我逼得对方律师——一个有几十年法庭经验的诉讼律师——对我们大喊大叫，唾沫星子四溅，两只手臂乱挥，却只是在回应关于提前吃午饭的建议。我作为匿名观察员坐在公众席上，可以看到庭警冲过去制住那个人时，法官和陪审团震惊的眼神。那天下午，我们为客户争取到了非常有利的和解条款。
陪審团和法官不知道的是，在那之前，在我的指示下，诉讼团队采用了一系列独特的举止和发音，唤起了对方律师对已故父亲的记忆。你知道吗？即使是成年人，听到父母以某种特定方式说出的某个无伤大雅的词，仍然可以让你一秒回到13岁时的行为模式。那次的事就是一个极端案例。对方律师和他父亲的关系极其糟糕，可能跟虐待有关，而根据偶像的展示，只要不断戳这个痛点，他最终会在陪审团面前崩溃。
“我建议你不要再把加入法律评论期刊当成对自己才华的某种证明。”高恩的偶像直白地说，“没有人会关心这个。你真正做过什么？”
受伤的、熊熊燃烧的自尊心在我胸中膨胀。我想告诉她我那一连串被埋没的胜利：表达深刻见解的诉讼书（署名不是我，却是由我引导偶像得出来的）、通过关键问话达成的庭外和解（脚本是我利用偶像测试出来的），等等——我咽下了冲动。今晚的状态实在不怎么好，私人情感不该带进工作的，我甚至不是在和一个真人说话。 一旁的显示器上，她的模拟心跳和血压显示出起伏曲线，此时的峰值大大增高。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也在砰砰跳动，而且满脸通红。我做了几个深呼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目前看起来的确有希望。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构建出一个合理的脚本，在庭审期间把她逼到这个方向……
等等。这件事有些古怪。
我暂停了偶像，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探测软件上。为什么她对法律评论期刊的盛名突然这么敏感，以前却一直没显现过？
敲了几下键盘后，我有了答案。几天前，一个八卦型法律博客刊登了一则启事，征集公司合伙人蛮横无理的故事。这是这类小报的一个常青话题。一位匿名的发帖人在一条回帖里说，他们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会让所有初级律师一遍又一遍重复做同一份研究备忘录，而不对他们进行真正的培训。当另一位评论者表示怀疑，指出合伙人不大可能以这种方式浪费事务所资源时，第一位发帖者承认，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他们身上，而这是因为那位合伙人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因为我参加过法律评论期刊，而她没有。”软件扫描了该评论者的发帖历史，进行了去匿名化处理，并追踪到了高恩的事务所。而根据评论中的其他线索，软件又确定该发帖者所说的人就是高恩。这一条数据的加入，让她的偶像对这个刺激点表现出超出常人的过度反应。
我该相信机器吗？
偶像可以用来防守，也可以用来进攻。除了法官和对方律师，事务所也保留着我们自己诉讼团队每位成员的偶像，都是超高清晰度的。它们不仅被公开信息训练过一遍，同时也拥有私人信息流。诉讼律师们经常会收到指示，探究他们自己，以及自家团队的偶像，发现可被利用的劣势，然后加以消解。心理治疗、去敏感训练、适度的过敏原曝光……总之，不惜一切避免对方按到自家人的按钮，赢得庭审。
（我想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自己从不上法庭了。我没兴趣折磨我自己的偶像，以此挖掘使自己陷入狂怒的各种办法——就算没这种折磨，生活也已经够艰难了。）
我检查了让机器认定匿名发帖者是在谈论高恩的根据（一些对高恩办公室设备和墙面设计过分详尽的描述、一句似乎直接取自她的某次演讲的引用）。我扫描了发帖者的评论历史，评论是在法院收到这个案子12（b）（6） 项听证会之后几周开始出现的1。我又看了评论的时间戳，都是上午很早的时候，完全符合事务所员工在工作时间之外用个人设备发帖的侧写特征。
这些线索一环扣一环，干净利落，挑不出任何瑕疵。事实上，它似乎专门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而出现的。我不也在学生时代被我所在法学院的法律评论期刊拒绝过，并因此耿耿于怀吗？我不是一直渴求着自己的才能得到业内肯定，对名望和地位永不满足吗？我不是一直想赢，而且是现在就赢，仿佛赢了就能填补我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空虚吗？
你真正做过什么？
你告诉我你喜欢你的工作。
我闭上眼睛，让这一切在我脑中旋转。我不是一台拥有专属算法的超级计算机，可以像变魔术一样从零散的数字代码片段中变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拥有的，是数百万年社会性灵长类动物的进化历程。我的眶额叶皮层、我的镜像神经元、我的心灵内化认知能力都是专门为了构建偶像——他人的思维模型——而进化成这样的。只不过“偶像”这个称呼是新的，以前没这个叫法。
在我脑中，一个朦胧的身影从混沌之中浮现，一个聪明而狡诈的头脑。它和我一样了解偶像构建软件的工作原理和弱点。由于对数据的贪婪，采集器倾向于过度收集，而整合器倾向于过度解释。于是，拥有这样头脑的人能轻易添加一些对抗样本2来扰乱这个过程，毒害偶像，从而误导对手——尤其如果他们已经拥有了对手的偶像，而那个对手就是我。
一阵夹杂着后怕和喜悦的战栗让我的脊椎微微刺痛。
我睁开眼睛，阴沉地笑了。我让软件从高恩的偶像中删除匿名帖子，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每一条结论。
但这还不是全部。难道说他们一直在调查我？他们是否发现了狄伦的存在，并找到了利用他来针对我的方法？他们是否已经侵入他的社交动态，鼓动他渴望孩子、成为父亲，付出他父亲从来没给过他的父爱？这是他们在庭审前夕专为我设计的一场家庭危机吗？
或许我是被害妄想症发作，又或许我已经在安全的地方躲得太久，失去危机意识了。
我想象着即将到来的庭审：一旦定下陪审团成员，我们就会疯狂工作，第一时间将他们的偶像更新为高分辨率。在数个不眠之夜里，我们会把各种参数输入模拟器，评估己方的胜利机会;并根据偶像的反馈，提炼和优化每一项证据，将它们的影响最大化;佯攻、防守、刺击、格挡……直到所有人筋疲力尽。
在过去，这些不过是常规工作，可以说有点无聊。但我知道这次庭审将更加令人振奋，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一个和我一样熟练的偶像训练师。甚至，他可能比我更优秀、更无情。
我想找一个真正能懂的人，分享这次阶段性胜利的喜悦，和那种仿佛隔空看见了对手的兴奋感。
可是，有些东西依然在困扰着我。
你真正做过什么？
你告诉我你喜欢你的工作。
雖然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会不会……有人看到了我身上一直被我无视的问题？不是狄伦，不是孩子，不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不是我总在计划却从没去成的假期。而是：我喜欢我自己吗？
但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个。
“放马过来吧。”我对着屏幕低声说，然后按下播放键。偶像再次活过来。
3. 认识你自己1
萨拉·霍南的创作自述
我讨厌“创作自述”，我不喜欢用论文一样的语言来介绍艺术作品。如果我的作品可以用论文概括出来，我一定会写上一篇。之所以需要艺术，就是因为它能表现出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东西，以修辞、论证、劝说和论述构成的文字只会毁掉它。
我不喜欢用语言文字来描述艺术作品。如果我的作品能用一篇文字表述出来，我不如直接写成文字。之所以需要艺术，就是因为它能表现出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东西，不再受到文字韵脚、主题、论辩、篇幅的约束和限制。 但我得知，如果我自己不写，他们就会为把自述换成策展人声明，所以我被迫去敲键盘。唯一比解释自己的作品更糟糕的，就是让别人替你解释。
《认识你自己》写的是偶像，这种人造品是我们这个自我迷恋时代的标志性产物。偶像的工作原理是根据人们向外表达的数字化记录，来再现人的内心。通过推论、机器学习、模拟、模式识别和放大，来捕捉“自我”这个概念的些许心理学真相。它主张要像镜头捕捉身上反射的光线一样，准确地描绘灵魂。
我们都很熟悉网红和名人的偶像，但这一技术也被用于法律、医学、教育、政府、金融、外交、产品开发，以及各种很少被谈及的领域。几个科技巨头和政府机构的数据中心很可能存有你们的偶像。每当你们被判缓刑、被禁止入场、福利被拒绝，或是贷款被批准时，你们的偶像很有可能在这个决定中起到了作用。
我的作品邀请你们为自己创造一个偶像，与之互动玩耍（如果你们愿意，还可以让你的偶像与你所爱的人们互动）。我简化了专业偶像雕刻软件的界面，并设置了互动指导，让没有技术和经验的人也可以使用。你们可以增减、过滤数据来源，调整参数，探究并检查结果。我想对你们说，开心玩吧。这句话虽然老套，但却真的是我最重要的使用说明。
这个作品性质特殊，需要得到许可，以访问你们的社交媒体资料、云档案、电话数据库，等等。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授予最高或最低权限。在访问结束后，我不会保留你们的任何数据或偶像（可以在增强现实技术的用户协议中阅读具体细节）。如果你们不信任我，这也合情合理，我将在下面说说原因。
这个软件的云处理能力、存储空间和服务器端建模程序都得益于摩涅莫辛涅公司的捐赠，它是偶像技术（以及许多其他技术）的主要策划者，对数据收集的争议并不陌生。可以用来完善你们的偶像的数据很有价值，这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毕竟许多与你有关的决定现在都要依靠你的偶像。曾几何时，隐私泄露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被广告骚扰，但那美好的时代一去不返，如今，我们要担忧的太多了。
不管怎么说，是他们带着合作意向来找我的，而不是反过来。我告诉他们，我有几个条件：他们不能保留任何数据，对作品没有控制权，而我既不会感谢他们，也不允许任何赞助信息出现在展览上。他们欣然同意，并向我保证，他们只是想让公众更好地认识偶像技术。我的律师告诉我，他们的承诺是有法律效力的。
但还是有人觉得，因为摩涅莫辛涅公司的参与，我的作品也不干净了，不配叫艺术。我要赞美他们对纯洁的执着，但我负担不起让所有人使用这个作品所需的云计算资源。毕竟，即使是传统偶像也需要驱动力：焚香、供品、赎罪券、信仰，等等。
展览的最后有一个单人采访席，你们可以记录下自己对这个作品的想法，并与大家分享——或者不分享，随你所愿。
愿你找到你所寻求的东西。
查雅·赛特米尔-博纳诺，32岁;达尼·賽特米尔-博纳诺，28岁
查雅：有点像你第一次在镜头里看到自己，只不过效果更糟，简直惨不忍睹！
达尼：【笑】我觉得还挺像。
查雅：你的还是我的？
达尼：你的。它说起话来语气和你一模一样。
查雅：但它听上去很混蛋！傲慢，吵闹，让人受不了。让它解释贸易政策，【模仿】“你不是很善于倾听。我才是专家。”我真想冲那个傻瓜脸上来上一拳。
达尼：哈哈。
查雅：你在傻笑什么？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
达尼：啊哈。
查雅：而且，她说的是错的。她对这个领域的理解至少落后了两年，还有她太死板了……
达尼：过去的两年里，你有发过关于你工作的帖子吗？这个软件只能处理它能采集到的内容。你进化了——从某些角度来说。
查雅：那是什么意思？
达尼：我爱你。不过我很高兴你能以这种方式看到自己。
查雅：【顿了一下】我也爱你。【不情愿地】你忍受了很多。
米娅·K.，16岁
我没把任何自己的东西输进去。你以为我是谁？傻瓜吗？
当它要求我提供自己的资料和信息时，我输入了纽约扬基队的官方公关资料、环球小姐的云相簿，以及摩涅莫辛涅客服的Rumble网账户。
这偶像，棒极了。
自从那次我们在返校节比赛开始前把两百只鸡放进足球场，我还没有这样大笑过。
E.J.·宋，45岁
据我所知，我从来没有公开表达过我对《恶之花》的喜爱，也从没引用过它的内容，甚至没有与任何人谈起过。我读到它的诗句时的感受非常私人。然而，当我向它问起这本书时，它所告诉我的它最喜欢的诗句，和我一模一样。
这到底是什么魔法？我的偶像让我感到害怕、慌张。难道我的语言已经被我所爱的书籍暗暗影响了，以至于算法可以精确到分毫不差地识别出来源？难道我是如此容易预测，以至于我的文学品味可以从我所分享的网络梗、我常去的餐馆、我扔到以太网的那些信口开河的评论中推断出来？难道我只不过是重叠数字部落的交叉点，各种参数设置的集群？
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可以被计算机复制，从未表达过的想法、从未表现出的激情都能被一一计算。我们都想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有自己的意志的，不接受自己的思想仅仅是一台运作方式可以被识别、个人倾向可以被查明并预测的机器。对那些自以为了解我的人，我总想出乎他们意料。所谓“自由”不正是如此吗？
所以我尝试了一个小小的实验。
我开始删除那些为我的偶像提供信息的数据片段——我的Rumble网订阅资料，我的Clap浏览历史，我的云相簿，还有我在VRRumors、LikLak、Tidyshelf、Retrojournalideas.net上的账户。每次删除之后，我都会按下重塑偶像的按钮，对它进行测试。我一直霸占着工作站，身后的队伍越排越长，怨声四起。到最后，一个讲解员不得不过来告诉我，要让其他人也来轮流体验。于是我走到队列的最末端，再次等待。 我规划得很清楚，先列出数据来源，并用二分查找法将它们分开1。要从机器中解救我的人性，我也只能依靠机器。
最后，我找到了关键所在。那是一张五年前的照片，一张毫无意义的自拍，上传在云相簿里。有照片在，偶像就会向我朗诵波德莱尔2。删掉之后，它则会声称从未读过这本书。我从工作站的椅子上站起来，在手机里找出这张照片，放大，然后逐个像素仔细检查。
照片里，我站在我家书架前方。背后，我的右肩上方放着一本书，还是双语版的。光线糟糕，但能看到书脊上反光的、很有艺术感的台灯图案——也就是摩涅莫辛涅的标志。这是一本半人马丛书。除了原文，还印制了摩涅莫辛涅公司的机器翻译作品，再由著名诗人、研究波德萊尔的学者白素英加以编辑和润色。
至于建模软件是如何定位到精确的诗句的……我有一个习惯，就是翻到我最喜欢的段落，把书按平，让它们能平翻开来，这样就可以专心盯着文字，直到把它们烙在我的视网膜上。要辨认出书脊上的折痕，并以此为依据重现那些诗句，这并不是难事。
这项技术的确厉害，毋庸置疑，但也并非魔法。查出真相的我只感到空虚，完全没有松快下来。
我在采访席前犹豫不决，我不能就这样离开展馆。那个速成偶像让我很困扰，说不出是怎么回事。当时不能、现在也无法解释。
所以我再次去排了队。轮到我时，我把所有的信息源都放了回去，让偶像活过来，并再次询问他最喜欢的诗句。他给出了正确答案，这一点我很在意。
我的偶像看上去如此真实，简直和真人一样。我们谈论文学、艺术，谈论存在的意义。直到讲解员威胁要叫警卫，我才不情愿地站起来，看着我的偶像从屏幕上消失。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悲？对一本书关心到这种程度。而且，在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后，我并没有拯救自己的灵魂。
除去读过的书籍、分享过的图片、点击过的链接和发布过的视频，我还剩什么？了解我发布过什么、没发布过什么，就等于了解了我。不存在独一无二的人格，那个网络数据无法探究、不为人知的我更加不存在。说白了，我和我的偶像一样，都是拼凑的结果，我们的存在不过是廉价的戏法。
强大的遗忘停留在你的嘴上，
思念在你的吻中流淌。3
莉兹·乔索，24岁;凯西·赛耶，26岁
莉兹：为什么不呢？
凯西：因为真的很恐怖啊。
莉兹：想看看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怎么就恐怖了？
凯西：这个软件不是这么用的！你不能把我俩的社交媒体信息混在一起加进去，然后指望它吐出……我们未来孩子的幻象！
莉兹：所以你变成电脑专家了？
凯西：能不能不要在摄像机开着的时候吵这个？
X.V.，年龄不详
我试了一下，它听起来不太像我。意料之中。
不是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对着电脑说真话。这些平台最初都是设计者比着自己思考、说话、看问题、做事情的方式来设计的，服务对象自然也和设计者是同一类的人。而我们这些异类只能适应，穿好伪装，用暗语说话。
想想看，哪种人会自愿参加心理实验，为算法提供第一组数据？经过初步学习后，你觉得计算机会把哪种头脑当成默认值，作为生成偶像的原型？
不过我倒是挺开心，就像在游乐场里照哈哈镜一样。
贝拉·杜贝特，30岁
我对偶像很熟悉，我一直在和它们打交道。出于业务需求，我的事务所……会构建它们，而我自认为是个技术还不错的偶像雕刻师。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偶像在分辨率上要远远高于公众见到的，关于它们的所有事情，我想我都了解。
但我从来没有和自己的偶像相处过。原因之一是，我无法心安理得地在上班时间占用公司的运算力;至于另一个原因……这么说吧，我平时对偶像做的事情，基本没什么好事。
所以我决定来参观展览。
见到偶像时，我有意识撇清了与我工作有关的一切。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摩涅莫辛涅这样的公司，做出的承诺都不可信，而我的工作是机密而特殊的。不过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我想看看自己是否已经被我的工作所定义。
与它交谈很有趣。我们聊到了自己对电子游戏的热爱，看舞台魔术的快乐，对独自去远方旅行的向往。我们谈到了狄伦，谈到了我们的父母和那些早已失联的朋友。有些事情她比我记得更清楚——这并不意外，我已经有十年没读过我在大学时写的日记了。
它仿佛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看到如果当初选择了其他岔路，没有投身于这个职业、走过这些年来所走的路的话，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她更加理想主义，没那么复杂，更愿意信任别人。她比我更懂得为别人着想。看得出来，这份工作让我变得更难讨人喜欢。
她像我吗？她是否比我自己更像我？
她让我重新思考该如何评判他人。我在工作中接触的偶像都是在采集器的协助下构建的，采集器会优先关注冲突、争论、在观众面前的表现等方面。我没有机会接触目标主体的大学日记和高中时的暗恋对象，更关注与职业相关的信息。为了能从中发现弱点，我已经太过习惯于攻击这些偶像，有时候甚至会把偶像当成真人。
我们每个人都戴着面具：一个为了丈夫;一个为了孩子;一个为了那些在我们的动态中插入度假视频，以收集点赞的亲戚;还有一个是为那些期望我们冷静、审慎、着眼于胜利目标的客户们。也许除去这一系列面具，我们如此重视的“自我”根本无足轻重。又或者在这么多层面具之下，还有一些最本质的东西。比如，一颗跳动的心——生猛、原始、脆弱、向往着与人接触，渴望了解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往何处去。这就是透过层层面具的缝隙和裂痕所能看到的东西。只要冲破我们面对现实所筑起的道道防线，灼热的情感就会爆发。
对此，我们常常报以轻蔑而充满怀疑的态度。我们认为做人就是要变成非人，多么可悲。
所以我想说：善待你自己，即使你觉察到自己的不完美。谁知道呢？对于那个藏得更深、面目模糊、每一次自我表达都微妙得如同水晶球里颤动的幻象一般的灵魂而言，我们都只是偶像而已。
责任编辑：钟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