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钱成了我家的大问题。这一年，我们被迫搬迁到一个叫龙溪的山区小乡镇，安顿下来后，家里已经是揭不开锅了。9月，学生们陆续走进了校园，而母亲还在为我们三姐弟的学费奔波着——向东家借、向西家讨。那时候，山里人都穷，钱是从牙缝里一分一分抠出来的，十几元学费该要抠多少回？没有人算得清。
　　就在母亲跑遍了整个村庄都未借到钱的时候，意外发现村口的香樟树下躺着一把钱。母亲把钱捡起来，紧紧地握在手心里。母亲想，钱也许是过路人不小心丢的，也可能是村民纳凉时弄丢的……但不管怎样，丢钱的人肯定是心急如焚，指不定就要寻短见了。前些年，村里就有女人因为丢了钱，回家挨了丈夫骂，又气又自责，偷偷上吊死了。手里握着钱，母亲是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不安地坐在香樟树下等失主来寻。左等右等，母亲没有等来失主，却等来一场瓢泼大雨。不得已，母亲冒雨跑回了家。
　　母亲右脚进屋，左脚还在屋外时，继父就问：“借到钱了吗？”母亲摊开手掌，说：“钱一分也没有借到，但在村口的香樟树下捡到一把钱。”看着母亲手里的钱，继父心情格外地复杂。愣了好一会儿，继父说：“要不，先用这些钱交学费。就算是向人家借的，我们记好账，写好借条。”母亲低下头，把手里的钱数了好几遍，然后用一张旧信纸写下“32元6角8分”和“1986年9月18日借钱16元整”字样，再然后，母亲把钱小心翼翼折好，再扎上橡皮筋，放在衣柜里。16元，恰好是我们三姐弟的学费钱，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我们三姐弟拿着学费欢天喜地去学校了。临走前，母亲一脸严肃地说：“这钱是我们向人家借的。等哪天还上了这16元钱，我再到香樟树下等人家来领。”
　　后来，我们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那16元钱一直到1996年都没有还上，而剩下的钱也被我们以各种理由借光了。当最后一分钱被我们以急需买铅笔为由借走后，母亲便像一个犯了大错的人，整日坐卧不安了。32元6角8分钱终究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了母亲心坎上，成了母亲的心病。特别是，1995年冬天，继父患了哮喘病，整日咳嗽不止，母亲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母亲以为是失主前来索债来了。
　　转眼便到了2000年，我们姐弟都长大成人了，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大有改善，还有了一些积蓄。当然，那32元6角8分钱我们早还上了，就是不知道该送给谁才对。为了尽快去除母亲的心病，继父做了一块大大的木牌子，钉在村口的香樟树干上，木牌子上写着“1986年9月18日村民黄晓兰在此捡到32元6角8分钱，请失主尽快前来认领”。
　　木牌子钉好后，引来很多村民围观，但谁也没有来认领。一来是事情过去了十多年，失主可能忘记了丢钱一事；二来是随着经济的发展，30多元钱已经不是“很大一笔钱”了。
　　“是不是我们还应该为这些钱付利息？”前年春节，母亲拉着我的手说。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宽慰母亲，但我知道，母亲的心病又加重了。
　　就在我为母亲的心病加重而担忧的时候，母亲却奇迹般地好了。原来，母亲看了一则报道——贵州省某山区小学，很多孩子因为贫困面临失学。母亲便向那所学校捐了500元。最重要的是，母亲捐款之后，还把那32元6角8分用信封装好邮寄了过去。
　　那所学校的负责人收到那32元6角8分后，会想到什么，脸上会露出什么表情，我猜不到，也无从得知。但我知道，母亲的心病，可以让我回味一辈子，更让我知道，一个人只有不做昧良心的事情，才能让心灵变得轻盈、快乐，才能昂首挺胸地行走在尘世间。
　　编辑/吕秀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