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无厘头的小事中包含着大变化的种子，以互联网为例，最早证明这一点的是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前局长周久耕的一张照片。照片只是非常寻常的会议场面，周局长的表情做派与平时并无二致，这张照片转发到微博上时，话题与房价无关，而是集中在他手边的一包烟上。对周局长的合法收入来说，这种烟的价格太昂贵了。这种落差引起了人们对其财产状况的怀疑，舆论的愤怒最终导致周局长落马。一转眼，这件事过去3年了。但陕西省安监局长杨达才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周久耕的故事结局再次浮现在我们眼前。
　　一开始，照片只是捕捉到杨达才在一起特大交通事故现场面露微笑。这个不得体的表情遭到了网友道德上的指责，但正如因为一通不当言论引起关注的周久耕一样，网络舆论并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官员进行道德批评的层面。这类批评如今屡见不鲜，尽管网友群情激愤，但所涉官员几乎从来不觉得有回应的义务。说到底，中国的公众和官员并没有置身在同一个公共领域。公众的道德偏好和价值选择也不能成为官员行事时必须考量的因素。只是在网络成为普通公众表达舆论的主要方式之后，这个舆论的场域随着技术不断发展，直至穿透了公众与官员之间无形的阻隔，前者才有机会对后者实施监督——尽管这种监督的权利载于《宪法》和各种法律法规之中，但直到现在才在技术上找到了实现的可能。
　　正是利用了便利的网络技术，舆论才能够寻找新的焦点，来维持关注。上一次是昂贵的香烟，这一次换成了昂贵的手表。杨达才有佩戴名表的习惯，他戴着手表出席会议、进行视察、发表讲话甚至出现在事故现场的照片被检索出来，集中到一起。手表的品牌、款式和价格被鉴别出来。这些信息都有相同的指向：杨达才对奢侈品的爱好与他的合法收入不匹配。
　　尽管事实被陈列出来，并且具备了讽刺的元素（人们篡改了一句著名的样板戏唱词：“我家的表，数不清”），指向足够清晰，情绪足够强烈，但网络的舆论并非断定，而只是一个推测。这种舆论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问号。这个舆论领域当然给杨达才预留了足够的自我辩护的空间，而且极度欢迎他的自我辩护。事实上，他也这样做了，只是效果不佳。舆论的压力就此从杨达才个人身上转移到了官员监察体系上。
　　并非每个问号都能得到答复。很多舆论并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得到合适的对待，不管它们的影响力是大是小。有些答复不符合民众的预期。并没有制度性的框架和通道，在网络舆论和公权力之间，建立明确的关联。舆论的压力不是每次都能传导到权力机构，并引发其反应。已有的反应大多是单向的、不确定的、偶然的。和互联网的规则不一样，这种反应也缺乏互动。
　　人们得到的关于杨达才的最新消息是他已经被撤职。监察机构并没有提到舆论的作用，也没有回应其他质疑，比如，监察机构本身是否存在失职？
　　尽管网络舆论的焦点不断转移，尽管监督官员的内容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甚至不断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但互联网仍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舆论生态。网络舆论的生态与普通人的心态有关。用传统政治哲学的术语说，也许可以称作“民气可用”——民众的精神状态集中而有方向，可以用于某个特定的政治目标。在任何一个主要大国里，互联网扮演的角色都不像中国这样，在集中表达政治关怀方面，起到过这样醒目和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正在把权力运作的细节推送到公众面前。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这一现实，但权力和公众之间的某些壁垒的确在坍塌。
　　在监督官员的行为乃至于把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而言，公众有高度共识，对周久耕、杨达才之类官员的监督，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人们愿意做得更多，互联网也让他们有能力做到更多。如果说有什么是人们当下最期待的，那就是舆论和权力之间有规则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