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巫山县县委书记何平，着实承受了此前没有遇到过的压力。
　　2013年7月16日，有网民在猫扑网发帖举报何平称：他闲置位于巫山县党政综合办公楼六楼的豪华办公室不用，而投资500万元改造独霸了第十楼，极其奢侈，设有独立通道，安保措施严密。随后该帖被网友大量转发，何平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翌日，新华社报道说，18日晚通过其记者实地核实发现，网帖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作为正厅级干部，何平办公室面积约30平方米，屋顶漏水、木板发霉、装修普通。”
　　何平目前已就此事写成书面报告，上报给了重庆市相关部门，请求组织对他进行调查，同时欢迎公众和媒体监督。
　　事实上，当下时局促使何平不得不郑重对待这件事——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依据相关标准，全面清理领导干部的办公用房。
　　面积如超标的，应予以清理并腾退。9月30日之前，各地区须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上报办公用房腾退清理情况。
　　然而，在更多专家看来，要确保官员办公室真正“瘦身”，必须对官员的“超标”行为提出具体的惩罚性措施，完善监管机制，才能有效地消解政策示弱效应。
　　官员办公室“禁限令”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通知》正式确定了各级官员办公用房的面积标准。针对领导干部超面积配置办公用房、在不同部门同时任职等6种情形，首次作出了细化规定——面积超标的应予以清理并腾退；在不同部门同时任职的，应在主要工作部门安排一处办公用房，其他任职部门不再安排等。
　　中办、国办联合对各级官员的办公场所规模作出“禁限令”的背后，是新一轮严控楼堂馆所建设的政令应声落地。
　　据初步统计，《通知》是1988年首个楼堂馆所“限建令”以来，国家层面发布的第11个政府性楼堂馆所管理文件，也是2013年3月换届以来，新一届中央政府第三次强调“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
　　据调查，在《通知》下发前，各地政府就传达了“5年内禁止新建楼堂馆所”的精神。在重庆等省市，一些区县及乡镇拟建新党政办公楼的计划已一律被停止。办公用房的清理亦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开始变成敏感话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十八大”以来，从“八项规定”到“四风建设”，国家领导屡次强调整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而滥建豪华楼堂馆所，超标使用办公室，正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表现，公众对此意见强烈。因此，本次楼堂馆所及办公用房清理整顿“风暴”，是新一届政府“四风”建设的一项得力措施。
　　“中国式奢侈”
　　官员们的办公室，是处理公务、为民服务之用，本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配置。但尴尬的是，中央尽管三令五申严控地方建豪华楼馆场所，仍难以遏制官员办公室普遍超标的现实。
　　原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甚至称，中国公务员的人均办公面积目前是“世界第一”。为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将此尴尬归结为是“中国式奢侈”的表现。
　　近日，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管委会被媒体调查发现人均办公面积高达453平方米，是国家标准的25倍。该省襄阳市下辖的县级市老河口市，其已规划拟建设的政务中心，设计的办公室标准为“正职72平方米左右，副职60平方米左右”。而根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县级正职办公室每人使用面积20平方米，县级副职每人办公室只能有12平方米。
　　与大小相比，官员办公室的装修和设施更值得关注。2013年7月29日，山西应县教育局局长办公室亦被媒体披露面积约80平方米，室内摆设了两排皮质沙发，一个茶几，大班台办公桌、大班椅，一座高约一米的应县木塔模型陈设墙角，一尊一米高的关公像放在通往卧室的门口。独立的卧室约20平方米，并带有独立卫生间。
　　应县教育局是一个科级单位，根据原国家计委《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县级直属机关科级官员办公室每人使用面积9平方米。
　　据新华社公开报道，安徽北部一个小市，市委书记和市长每人6间办公室，室内设高级办公用品、卫生间、会见室，一应俱全，颇为“气派”。在办公室的一侧墙壁上，虚掩着一道暗门，里面是一间装修精致的卧室。
　　官员们的办公室除了面积大小、功能配置之外，还有更多的讲究。
　　周游，重庆一位号称颇有名望的风水大师，是很多官员的座上宾。他表示，他接触到的官员，其办公室面积大都在50～100平方米之间，装修大多数豪华有品位，“现在不少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每换一次领导，就要更改一次办公室的布局。”周游称，许多官员在办公室布局上讲究“后面有玄武为靠山，前面有朱雀为明堂，左右两边有青龙白虎为护卫”，或者在一些固定的角落放置招福或者辟邪的物品。
　　在一些地方，官员还很看重办公室的座椅。前任坐过的椅子，现任领导一般不会再用，尤其是前任出事或离任得并不太光彩的时候。
　　“瘦身”只是第一步
　　事实上，这是国家第三次发布官员办公室的“瘦身”标准。1999年，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委发布了《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10年后，国家发改委又公布了一个《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但前后两次公布的“标准”几乎完全一致，14年间这套标准在全国各地并未严格执行。
　　此次“两办”《通知》，虽明确规定9月30日之前，各地区须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上报办公用房腾退清理情况，仍然没有对官员办公室“超标”行为提出具体实施细则和处罚措施。
　　不重树政策的刚性，就会削弱政策的权威。“急需从高层带头做起，并适度向社会公示透明，接受公众监督，还需要严格的纠错手段、惩罚措施，‘令出必行’才有希望。”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不过，对比之前的政府性楼堂馆所管控文件，此次中办、国办印发的《通知》，还是呈现了自己的亮点——它制定了两项新规：每年年底，各级党政机关须公示楼堂馆所建设和维修改造项目实施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已经出租、出借的办公用房到期应予收回，租赁合同未到期的，租金收入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规定管理，到期后不得续租。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以上两项新规一方面加大了公众监督的力度，要求年终公示楼堂馆所“账单”；另一方面堵住了“财源”，不少单位建新楼后出租，从租金中牟取利益，“两项新规对于遏制超标豪华办公楼，会起到一定作用，但关键还是落实”。
　　竹立家认为，遏制超标、豪华办公场所屡禁屡建的痼疾，单靠纪律性与自觉性显然是不成的，相关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必不可少。一是建立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强化以公众的目光来关注和审视官员的办公室是否超标；二是要通过追究责任人，让官员承担丢官罢职的风险成本。
　　显然，限制官员办公室面积只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