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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冯梦龙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与毕飞宇的《玉米》都讲述了欲望诱惑和权力作用在男女身上的因果循环。通过对二者的文本分析及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其主题的相通之处：女性成为男性视角建构下服从和迎合男性欲望的工具，在男性视角的暴力下，她们不可避免地被物化乃至自我物化，从而导致了她们悲剧命运的循环。
关键词：《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玉米》；欲望；女性；物化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01-02
冯梦龙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讲述了一个蒋兴哥、王三巧和陈商之间充满离奇巧合的婚恋爱情故事，其中的离奇巧合内含“淫人妻女者，其妻女必被人淫”的教诲。毕飞宇的《玉米》中描述了村支书王连方滥用村支书的权力肆无忌惮地“扫荡”全村颇有姿色的已婚女子，而他的女儿在他“落马”后遭受村子里的男女设局轮奸的性报应。毕飞宇曾道：“一切都是轮回，一切都是命运。”[1]佐证《玉米》的叙事正好暗合《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因果报应”叙事模式。然而，透过对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文本进行分析和比较，可看出其中女性欲望和命运书写的共同点：女性和男性一样拥有情感的诉求和肉体的欲望，这些诉求和欲望本应得到肯定，但在男性目光的注视中，它们都被处理成悲剧。其中的欲望被妖魔化——女性在情欲和寂寞的驱使下成为欲望底下软弱的奴隶。此外，女性在男性视角的书写中被物化和工具化，既可操纵又可交换，丧失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意识，而成为一个被书写、建构、营造的对象。
一、男性建构下的欲女
无论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陈商妻平氏，还是《玉米》中的玉米、玉秀、柳粉香，都无一例外拥有出众的外貌。王三巧被描述为“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2]这不但让蒋兴哥对她宠爱有加，也使陈大郎对她一见钟情，欲罢不能，不得不花费重金买通牙婆，处心积虑，谋划数月，促成诱奸“好事”。玉米被夸赞“大方耐看”，玉秀聪慧可人。至于柳粉香，光从名字上看就颇具欲望色彩。
虽然这些女性性格各异，但都倾慕男性的权力，对男性的欲望迎合顺从。这种“乌托邦”式的女性形象建构，无不反映出男性对女性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想象——一个崇拜男性、依赖男性、顺从男性的美丽女子。她们不仅在客观上成为男人玩弄和征服的对象，甚至自愿、自觉地屈从于男性的欲望侵略。
王三巧在是被欲望俘虏的软弱女子。她与蒋兴哥与蒋兴哥难舍难分，恩爱非常。“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3]“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说话，索性不睡了。”[4]自蒋兴哥外出经商后，王三巧谨遵妇道，足不出户，心无二念，生活中只剩下思念和等待：“自从那日丈夫吩咐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5]一方面时时思念，情痴款款，盼君早回，另一方面独守空闺，寂寞难耐，遭人诱奸。东窗事发之后，不仅没有愤怒，而且没有拒绝，反而害怕蒋兴哥发现而急着寻托词：
“三巧儿道：‘事已如此，万一我丈夫知觉，怎么好？’婆子道：‘此事你知我知，只买定了暗云、暖雪两个丫头，不许他多嘴，再有谁人漏泄？在老身身上，管成你夜夜欢娱，一些事也没有。只是日后不要忘记了老身。’三巧儿到此，也顾不得许多了，两个又狂荡起来，直到五更鼓绝，天色将明，两个几自不舍。”[6]王三巧找到了托词，竟把往日与蒋兴哥的种种情分抛诸脑后，也将自己多年来的等待和坚守忘得一干二净，成了寂寞和欲望的奴隶。
虽然王三巧是先受居心不良的牙婆挑唆才至于此，但关键之处还在于其自身的软弱。而这种玉女变欲女的形象塑造，是男性视角下的有意为之：王三巧只因为这一夜风流，竟爱上了偷情之人陈大郎，甚至要与之私奔：“夜来与妇人说知，两下思深义重，各不相舍。妇人到情愿收拾了些细软，跟随汉子逃走，去做长久夫妻。”[7]
在《玉米》中，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欲女”形象：玉米性格争强好胜，刚正不阿，在彭国梁面前却成了驯服体贴的女子，甚至感到自卑，因为彭国梁拥有“能上天”的权力，而玉米嗜权如命。不仅如此，到了拥有权势的郭家兴面前，玉米不仅处处讨好巴结，甚至毫无尊严地逢迎和伺候。
玉米的村支书父亲王连方一开始对村里的女人动手动脚的时候还有所顾忌，他自我安慰道：“怕什么呢？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嘛。就算她们不愿意，说到底也不会怎么样。”[8]王连方的自信，来自于他知道村里的女人都畏惧他的权力。而王连方彻底祛除顾虑，则是因为女会计告诉王连方：“不要上来就拉女人的裤子，就好像人家真的不肯了。”[9]言下之意，女性骨子里就渴望被“占有”，她们对男性施予的欲望暴行，是接受并迎合的。而这反映在文本的叙述上，我们可以看到，村里的女人对王连方的屡次“侵占”不仅没有反抗，而是像有庆家的一样：“上床之后浑身上下找不到一块骨头，软塌塌地就会放电。”[10]
二、物化与自我物化
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嫁与蒋兴哥为妻，有情投契合的基础，也有对方家境殷实的前提。出轨后，蒋兴哥休掉王三巧。王三巧再嫁知县吴杰。后来蒋兴哥在广东吃了官司，审理的县官正是吴杰，王三巧恳请吴杰对蒋兴哥从轻发落。而后吴杰把王三巧作为小妾送与蒋兴哥，女性在此不过就是一个男性的私人财产，被休和为妾不过是“物”的转手和交易。
而陈商勾引骗奸了王三巧，结果他不但染病身亡，而且他的妻子平氏在失去丈夫的依靠后改嫁他人，寻求男性庇护，巧合的是，平氏嫁给了蒋兴哥。女性在这里再一次被物化：从一个有自主意识的人变成一个可交换的工具。陈商侵占了蒋兴哥的“物”，作为报应，自己的“物”被蒋兴哥占有。
而在《玉米》中，女性的身体始终是一种可供交换和牺牲的资源。在村子里，王连方仗着自己村支书的权势，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把村里的已婚妇女当成一项资源来肆意使用。当王连方失去势力之后，玉秀和妹妹玉叶被当成了报复王连方的工具被村民们轮奸。 女性不仅被物化为一种资源，并且女性也对自身进行物化。女性靠出卖自己的身体获得权力，身体或贞操在女性的眼中也是一个可出售的工具——正如玉米一开始不肯把身体给彭国梁，那是因为怕自己给得太早，彭国梁万一抛弃自己，那自己作为一个女子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显然，玉米把性当作可卖的财产。而之后，为了让破落的王家复兴，她把自己卖给了有权有势的郭家兴。自始至终，玉米一直对自己的身体有着极为冷静和理性的把握和安排。家道中落后，她有着一套严密的复兴计划，而这些计划的实现都有赖于郭家兴手中的权力。在与郭家兴的“买卖”中，她对自己的贞操精打细算，像一个精明的小贩，竭力算计着怎么才能“物尽其用”。她知道促使郭家兴为她动用权力的唯一方法是在肉体上让郭家兴活得快乐，于是她在与郭家兴的“性活动”中投其所好，全力而为。与玉米不同，玉秀不懂得“为自己谋划”，不懂得以自己的身体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尽管她比玉米更有这样做的“资本”。玉秀与郭左产生恋情并怀孕，以玉米的眼光看来，玉秀不仅没有把身体卖得一个好价钱，而且还让自己怀了孕，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玉米对贞操实行的买卖，就是女性自我物化的证明：这是一种女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哀。“天大的本事也只有嫁人这么一个机会”。[11]他们的荣辱贵贱完全取决于她们所依附乃至服从于男性权力。以至于她们不得不被物化，而后甚至自我物化以争取自己想要的权力和地位。
三、爱情的缺席与权力的异化
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与蒋兴哥情投意合。她在与蒋兴哥离别之际叮嘱丈夫，“官人放心，早去早回”。而后常常在阁楼上远眺他方以解相思之苦。对蒋兴哥如此深情的王三巧，竟被陈商一夜勾引，在欲海中沦陷。可见作为女子的王三巧意志之薄弱。作者虽然对诱奸人妻的陈商赋予了报应的结局，但却无法回避其中明显的男权视线。我们可以看到，王三巧在此被设定为偷情少妇，并不具备作为一个鲜活的人所具有的形象特征。我们在男性视角之下，无法看到女性在爱情和婚姻，情欲和道德之间人性的挣扎和内心的痛苦。女性的内心波动和精神世界被隐蔽在男性话语背后。陈商虽对王三巧一见钟情，但却并未有任何追求的过程，反而是处心积虑，布局诱奸。这里“一见钟情”中的“情”似乎只是情欲，而并非爱情。而王三巧半推半就，也与陈商颠鸾倒凤，好不快活。爱情似乎被情欲吞噬，而后隐而不见。
毕飞宇曾在《我们身上的鬼》中说：“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被损害的’身上……”[12]在《玉米》中，这个附在我们身上的“鬼”无疑就是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当玉米欣然接过持家的重任，煞费心计地制服玉秀后，真切地体会到权力的滋味：“权力就是这样，你只要把它握在手上，捏出汗来，权力就会长出五根手指，一用劲就是一只拳头。”[13]
王连方作为村支书的地位和势力，造就了玉米的高心气：“村子倒是有几个不错的小伙子，玉米当然不可能看上他们”。[14]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在玉米眼里，只有权力和权力的均量交换，买卖才有意义。在玉米在与彭国梁的所谓“爱情”中，看中也不过是彭国梁“能上天”的权力，而彭国梁看上的也只是玉米作为村支书女儿的权力和女性的身体。他们俩的“爱情”，全然由信纸上的大话豪言、见面行军礼的动作、英雄牌钢笔、五星军帽、口音里夹杂的普通话等等显示出身份地位的权力标志所构成。说到底，彭国梁的优越，是一种由权力、等级意识形态泛化而成的外显形式。这段“爱情”，是权力与权力的互相媾合。随着玉米父亲失权，玉米这个恋慕权力的美梦很快就成为镜花水月。而破灭的形式，是彭国梁误以为玉米已经失身于他人。这进一步证明：玉米和彭国梁的“爱情”指向权力的交换和身体的占有。在此，权力在场，爱情缺席。玉米也在其中再一次“领略”到权力对她的“教化”。
王连方“落马”，玉米家权势不再。在这场风暴中，强权弱势此消彼长，人人相残狰狞面孔原形毕露。流言碎语深深地伤害了玉米。玉米曾经建立在权力的优越感在一夕之间变得“高处不胜寒”，而她刚毅好强的个性促使她进一步走向权力的欲海中成为物化的工具，她“绝对不能答应谁家比自家过得强”[15]；“过日子不能没有权。只要男人有了权，她玉米一家还可以从头再来。”[16]；“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17]
玉米为了挽救家庭，能想到的唯一方式是重新获得权力。而她除了支付自己的身体，别无本钱。于是，她把自己年轻的身体卖给了中年丧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权力面前，玉米的少女情怀似乎完全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对权力病态的追求。
首先，玉米对小八子的照顾并非为了凸显了玉米母性意识，反而是对母性的讽刺。玉米照看小八子是有目的性的，她是因为母亲终于生下了男丁，家里有香火可以延续，自己脸上有光，家族也可以更加荣耀。此外，小八子作为绝妙的工具，用于玉米对所有与她父亲有染的女人们进行了不动声色的羞辱和报复。于是，玉米抱着弟弟王红兵在村里到处转悠：“她一家一家的站，其实是一家一家的揭发，一家一家的通告了，谁也别想漏网，那些和王连方睡过觉的女人一看见了玉米的背影，禁不住的心惊肉跳，这样的此地无声比用了高音喇叭还要惊心动魄。”[18]
其次，玉米想为郭家兴生子，是为了获得更多权力。当她看见自己所生的是个女孩时，心里感到无比失望和不满。在玉米身上，女人天生的母性意识早已经被权力的手掐死了。在此，刚强的农村少女玉米就这样被权力异化成一个物化自我的男性附庸品。她在权力的教化上，一步步从受害者走向帮凶，继而走向使用权力对他人施与伤害的凶手。
通过对比《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和《玉米》，我们发现：在男性视角的注视下，女性不仅被建构成一个在欲望诱惑面前意志薄弱的刻板形象，欲望的言说被设置成悲剧的先声。而且在被男性和社会物化的同时，无意识地进行自我物化。在权力的道场中，追逐权力的同时却反讽地从权力的受害者变成权力的施害者，而通过物化自己、出卖身体、处心积虑获得的权力最终也无法使女性自己自由掌握自己的命运。报应从来来得比自由还快，女性的人格被忽略，女性的爱情被遮蔽，女性的欲望被妖魔化，女性的身体被买卖，最后，男性犯的错，遭到恶毒报应的却还是女性自身。
参考文献：
[1][12]毕飞宇.我们身上的鬼[J].小说月报，2001（5）.
[2][3][4]冯梦龙.喻世明言[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4.
[5]同[2]，第5页.
[6][7]同[2]，第21页.
[8]毕飞宇.玉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21.
[9]同[8]，第22页.
[10]同[8]，第23页.
[11]同[8]，第45页.
[13]同[8]，第13页.
[14]同[8]，第11页.
[15]同[8]，第10页.
[16]同[8]，第77页.
[17]同[8]，第76页.
[18]同[8]，第16页.
作者简介：赖秀俞，暨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玉米》；欲望；女性；物化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01-02
冯梦龙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讲述了一个蒋兴哥、王三巧和陈商之间充满离奇巧合的婚恋爱情故事，其中的离奇巧合内含“淫人妻女者，其妻女必被人淫”的教诲。毕飞宇的《玉米》中描述了村支书王连方滥用村支书的权力肆无忌惮地“扫荡”全村颇有姿色的已婚女子，而他的女儿在他“落马”后遭受村子里的男女设局轮奸的性报应。毕飞宇曾道：“一切都是轮回，一切都是命运。”[1]佐证《玉米》的叙事正好暗合《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因果报应”叙事模式。然而，透过对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文本进行分析和比较，可看出其中女性欲望和命运书写的共同点：女性和男性一样拥有情感的诉求和肉体的欲望，这些诉求和欲望本应得到肯定，但在男性目光的注视中，它们都被处理成悲剧。其中的欲望被妖魔化——女性在情欲和寂寞的驱使下成为欲望底下软弱的奴隶。此外，女性在男性视角的书写中被物化和工具化，既可操纵又可交换，丧失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意识，而成为一个被书写、建构、营造的对象。
一、男性建构下的欲女
无论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陈商妻平氏，还是《玉米》中的玉米、玉秀、柳粉香，都无一例外拥有出众的外貌。王三巧被描述为“吴宫西子不如，楚国南威难赛。若比水月观音，一样烧香礼拜。”[2]这不但让蒋兴哥对她宠爱有加，也使陈大郎对她一见钟情，欲罢不能，不得不花费重金买通牙婆，处心积虑，谋划数月，促成诱奸“好事”。玉米被夸赞“大方耐看”，玉秀聪慧可人。至于柳粉香，光从名字上看就颇具欲望色彩。
虽然这些女性性格各异，但都倾慕男性的权力，对男性的欲望迎合顺从。这种“乌托邦”式的女性形象建构，无不反映出男性对女性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想象——一个崇拜男性、依赖男性、顺从男性的美丽女子。她们不仅在客观上成为男人玩弄和征服的对象，甚至自愿、自觉地屈从于男性的欲望侵略。
王三巧在是被欲望俘虏的软弱女子。她与蒋兴哥与蒋兴哥难舍难分，恩爱非常。“浑家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3]“到第五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说话，索性不睡了。”[4]自蒋兴哥外出经商后，王三巧谨遵妇道，足不出户，心无二念，生活中只剩下思念和等待：“自从那日丈夫吩咐了，果然数月之内，目不窥户，足不下楼。”[5]一方面时时思念，情痴款款，盼君早回，另一方面独守空闺，寂寞难耐，遭人诱奸。东窗事发之后，不仅没有愤怒，而且没有拒绝，反而害怕蒋兴哥发现而急着寻托词：
“三巧儿道：‘事已如此，万一我丈夫知觉，怎么好？’婆子道：‘此事你知我知，只买定了暗云、暖雪两个丫头，不许他多嘴，再有谁人漏泄？在老身身上，管成你夜夜欢娱，一些事也没有。只是日后不要忘记了老身。’三巧儿到此，也顾不得许多了，两个又狂荡起来，直到五更鼓绝，天色将明，两个几自不舍。”[6]王三巧找到了托词，竟把往日与蒋兴哥的种种情分抛诸脑后，也将自己多年来的等待和坚守忘得一干二净，成了寂寞和欲望的奴隶。
虽然王三巧是先受居心不良的牙婆挑唆才至于此，但关键之处还在于其自身的软弱。而这种玉女变欲女的形象塑造，是男性视角下的有意为之：王三巧只因为这一夜风流，竟爱上了偷情之人陈大郎，甚至要与之私奔：“夜来与妇人说知，两下思深义重，各不相舍。妇人到情愿收拾了些细软，跟随汉子逃走，去做长久夫妻。”[7]
在《玉米》中，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欲女”形象：玉米性格争强好胜，刚正不阿，在彭国梁面前却成了驯服体贴的女子，甚至感到自卑，因为彭国梁拥有“能上天”的权力，而玉米嗜权如命。不仅如此，到了拥有权势的郭家兴面前，玉米不仅处处讨好巴结，甚至毫无尊严地逢迎和伺候。
玉米的村支书父亲王连方一开始对村里的女人动手动脚的时候还有所顾忌，他自我安慰道：“怕什么呢？没有什么需要害怕的嘛。就算她们不愿意，说到底也不会怎么样。”[8]王连方的自信，来自于他知道村里的女人都畏惧他的权力。而王连方彻底祛除顾虑，则是因为女会计告诉王连方：“不要上来就拉女人的裤子，就好像人家真的不肯了。”[9]言下之意，女性骨子里就渴望被“占有”，她们对男性施予的欲望暴行，是接受并迎合的。而这反映在文本的叙述上，我们可以看到，村里的女人对王连方的屡次“侵占”不仅没有反抗，而是像有庆家的一样：“上床之后浑身上下找不到一块骨头，软塌塌地就会放电。”[10]
二、物化与自我物化
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嫁与蒋兴哥为妻，有情投契合的基础，也有对方家境殷实的前提。出轨后，蒋兴哥休掉王三巧。王三巧再嫁知县吴杰。后来蒋兴哥在广东吃了官司，审理的县官正是吴杰，王三巧恳请吴杰对蒋兴哥从轻发落。而后吴杰把王三巧作为小妾送与蒋兴哥，女性在此不过就是一个男性的私人财产，被休和为妾不过是“物”的转手和交易。
而陈商勾引骗奸了王三巧，结果他不但染病身亡，而且他的妻子平氏在失去丈夫的依靠后改嫁他人，寻求男性庇护，巧合的是，平氏嫁给了蒋兴哥。女性在这里再一次被物化：从一个有自主意识的人变成一个可交换的工具。陈商侵占了蒋兴哥的“物”，作为报应，自己的“物”被蒋兴哥占有。
而在《玉米》中，女性的身体始终是一种可供交换和牺牲的资源。在村子里，王连方仗着自己村支书的权势，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把村里的已婚妇女当成一项资源来肆意使用。当王连方失去势力之后，玉秀和妹妹玉叶被当成了报复王连方的工具被村民们轮奸。 女性不仅被物化为一种资源，并且女性也对自身进行物化。女性靠出卖自己的身体获得权力，身体或贞操在女性的眼中也是一个可出售的工具——正如玉米一开始不肯把身体给彭国梁，那是因为怕自己给得太早，彭国梁万一抛弃自己，那自己作为一个女子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显然，玉米把性当作可卖的财产。而之后，为了让破落的王家复兴，她把自己卖给了有权有势的郭家兴。自始至终，玉米一直对自己的身体有着极为冷静和理性的把握和安排。家道中落后，她有着一套严密的复兴计划，而这些计划的实现都有赖于郭家兴手中的权力。在与郭家兴的“买卖”中，她对自己的贞操精打细算，像一个精明的小贩，竭力算计着怎么才能“物尽其用”。她知道促使郭家兴为她动用权力的唯一方法是在肉体上让郭家兴活得快乐，于是她在与郭家兴的“性活动”中投其所好，全力而为。与玉米不同，玉秀不懂得“为自己谋划”，不懂得以自己的身体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尽管她比玉米更有这样做的“资本”。玉秀与郭左产生恋情并怀孕，以玉米的眼光看来，玉秀不仅没有把身体卖得一个好价钱，而且还让自己怀了孕，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玉米对贞操实行的买卖，就是女性自我物化的证明：这是一种女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哀。“天大的本事也只有嫁人这么一个机会”。[11]他们的荣辱贵贱完全取决于她们所依附乃至服从于男性权力。以至于她们不得不被物化，而后甚至自我物化以争取自己想要的权力和地位。
三、爱情的缺席与权力的异化
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与蒋兴哥情投意合。她在与蒋兴哥离别之际叮嘱丈夫，“官人放心，早去早回”。而后常常在阁楼上远眺他方以解相思之苦。对蒋兴哥如此深情的王三巧，竟被陈商一夜勾引，在欲海中沦陷。可见作为女子的王三巧意志之薄弱。作者虽然对诱奸人妻的陈商赋予了报应的结局，但却无法回避其中明显的男权视线。我们可以看到，王三巧在此被设定为偷情少妇，并不具备作为一个鲜活的人所具有的形象特征。我们在男性视角之下，无法看到女性在爱情和婚姻，情欲和道德之间人性的挣扎和内心的痛苦。女性的内心波动和精神世界被隐蔽在男性话语背后。陈商虽对王三巧一见钟情，但却并未有任何追求的过程，反而是处心积虑，布局诱奸。这里“一见钟情”中的“情”似乎只是情欲，而并非爱情。而王三巧半推半就，也与陈商颠鸾倒凤，好不快活。爱情似乎被情欲吞噬，而后隐而不见。
毕飞宇曾在《我们身上的鬼》中说：“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被损害的’身上……”[12]在《玉米》中，这个附在我们身上的“鬼”无疑就是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当玉米欣然接过持家的重任，煞费心计地制服玉秀后，真切地体会到权力的滋味：“权力就是这样，你只要把它握在手上，捏出汗来，权力就会长出五根手指，一用劲就是一只拳头。”[13]
王连方作为村支书的地位和势力，造就了玉米的高心气：“村子倒是有几个不错的小伙子，玉米当然不可能看上他们”。[14]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在玉米眼里，只有权力和权力的均量交换，买卖才有意义。在玉米在与彭国梁的所谓“爱情”中，看中也不过是彭国梁“能上天”的权力，而彭国梁看上的也只是玉米作为村支书女儿的权力和女性的身体。他们俩的“爱情”，全然由信纸上的大话豪言、见面行军礼的动作、英雄牌钢笔、五星军帽、口音里夹杂的普通话等等显示出身份地位的权力标志所构成。说到底，彭国梁的优越，是一种由权力、等级意识形态泛化而成的外显形式。这段“爱情”，是权力与权力的互相媾合。随着玉米父亲失权，玉米这个恋慕权力的美梦很快就成为镜花水月。而破灭的形式，是彭国梁误以为玉米已经失身于他人。这进一步证明：玉米和彭国梁的“爱情”指向权力的交换和身体的占有。在此，权力在场，爱情缺席。玉米也在其中再一次“领略”到权力对她的“教化”。
王连方“落马”，玉米家权势不再。在这场风暴中，强权弱势此消彼长，人人相残狰狞面孔原形毕露。流言碎语深深地伤害了玉米。玉米曾经建立在权力的优越感在一夕之间变得“高处不胜寒”，而她刚毅好强的个性促使她进一步走向权力的欲海中成为物化的工具，她“绝对不能答应谁家比自家过得强”[15]；“过日子不能没有权。只要男人有了权，她玉米一家还可以从头再来。”[16]；“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17]
玉米为了挽救家庭，能想到的唯一方式是重新获得权力。而她除了支付自己的身体，别无本钱。于是，她把自己年轻的身体卖给了中年丧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权力面前，玉米的少女情怀似乎完全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对权力病态的追求。
首先，玉米对小八子的照顾并非为了凸显了玉米母性意识，反而是对母性的讽刺。玉米照看小八子是有目的性的，她是因为母亲终于生下了男丁，家里有香火可以延续，自己脸上有光，家族也可以更加荣耀。此外，小八子作为绝妙的工具，用于玉米对所有与她父亲有染的女人们进行了不动声色的羞辱和报复。于是，玉米抱着弟弟王红兵在村里到处转悠：“她一家一家的站，其实是一家一家的揭发，一家一家的通告了，谁也别想漏网，那些和王连方睡过觉的女人一看见了玉米的背影，禁不住的心惊肉跳，这样的此地无声比用了高音喇叭还要惊心动魄。”[18]
其次，玉米想为郭家兴生子，是为了获得更多权力。当她看见自己所生的是个女孩时，心里感到无比失望和不满。在玉米身上，女人天生的母性意识早已经被权力的手掐死了。在此，刚强的农村少女玉米就这样被权力异化成一个物化自我的男性附庸品。她在权力的教化上，一步步从受害者走向帮凶，继而走向使用权力对他人施与伤害的凶手。
通过对比《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和《玉米》，我们发现：在男性视角的注视下，女性不仅被建构成一个在欲望诱惑面前意志薄弱的刻板形象，欲望的言说被设置成悲剧的先声。而且在被男性和社会物化的同时，无意识地进行自我物化。在权力的道场中，追逐权力的同时却反讽地从权力的受害者变成权力的施害者，而通过物化自己、出卖身体、处心积虑获得的权力最终也无法使女性自己自由掌握自己的命运。报应从来来得比自由还快，女性的人格被忽略，女性的爱情被遮蔽，女性的欲望被妖魔化，女性的身体被买卖，最后，男性犯的错，遭到恶毒报应的却还是女性自身。
参考文献：
[1][12]毕飞宇.我们身上的鬼[J].小说月报，2001（5）.
[2][3][4]冯梦龙.喻世明言[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4.
[5]同[2]，第5页.
[6][7]同[2]，第21页.
[8]毕飞宇.玉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21.
[9]同[8]，第22页.
[10]同[8]，第23页.
[11]同[8]，第45页.
[13]同[8]，第13页.
[14]同[8]，第11页.
[15]同[8]，第10页.
[16]同[8]，第77页.
[17]同[8]，第76页.
[18]同[8]，第16页.
作者简介：赖秀俞，暨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