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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失独之痛
杨晓升做《中国青年》杂志记者时，就特别喜欢孩子，每每见到那些天真活泼的孩子，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默默注视，眼里流露出无限的怜爱之情。一个周末，杨晓升抱着女儿逛街时，看到一个计划生育的公益广告牌停下了脚步，广告上一对年轻夫妇心花怒放地注视着怀里有着天使般笑容的孩子。那天，杨晓升萌生出一个极不应该的假设：假如那个孩子，有一天因为某种不可抗拒的灾难而不幸夭折，这对原本无比幸福的夫妇将如何面对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假如这对夫妇因为年龄或健康原因从此不能再生育，他们又将如何面对生老病死度过风烛残年的余生呢？杨晓升为自己的设想不寒而栗，他下意识地搂紧了女儿。
从那天起，杨晓升开始留意各类媒体中关于独生子女夭折的新闻报道。记者天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开始追寻各种线索，一步一步走进了中国失独家庭这一特殊的群体。
杨晓升开始了他对失独家庭的第一次采访。当时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年，可是被歹徒杀害的中学生马昱的家人依然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杨晓升费了许多周折才见到了马昱的奶奶，年迈的老人告诉杨晓升，马昱的父母因为受不了失去爱女的打击，连工作都辞掉了，一年中有大半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根本不适合采访。杨晓升联系一直帮助处理后事的马昱的姑姑马女士，马女士一直不愿见面。杨晓升给她写了一封800字的信：“从内心讲，我真的不忍心打扰您和您亲人的情感与生活，但从我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来讲，我又渴望通过对类似马昱遭受的意外伤害事件的了解与分析，研究当今独生子女遭受意外伤害之后，相关家庭所遭受的伤害程度以及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并以此审视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态现状。”估计马女士收到信了，杨晓升再一次打电话联系她。马女士说：“我说过了，这件事我不愿再提，请您以后不要再惊醒死者，惊扰生者。”
杨晓升握着听筒愣在那里，他听到了电话那边冰冷的回绝。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生命的伤痛和心灵的痛苦是那样地难以消除！他猜测，马女士一家人那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只能永远冰封在时间的尘埃里，不能有哪怕是一丁点的惊扰。
那好吧，就此止步。杨晓升隔着时空和心灵的藩篱，对花样年华即逝去的马昱以及她活在世上所有的亲人，默默地献上了最真挚的祝福。
各有各的不幸
随着采访的深入，杨晓升发现，意外伤害已经成为悬在独生子女头上的一把利剑。他曾经看到过一个权威机构做过的调查：意外伤害为0岁到14岁儿童死亡原因第一位，意外死亡率已占中国儿童总死亡率的百分之二十六。
面对那些遭受飞来横祸的家庭，杨晓升无比痛心，也充满了无奈。他不忍心唤起他们沉痛的记忆，但又异常渴望接近他们，更多时候，他几乎是带着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融入他们的生活：“我想以自己软弱无力的关心、同情与开导去抚慰他们滴血的心灵。我想从他们所经受的打击、所面临的困境中考察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一家三口这种家庭模式的生存现状，乃至由此带来的对整个社会、对中华民族现在与未来的潜在的影响。”
让杨晓升最难忘的是对他老朋友的一次采访。
郭宝臣曾是著名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的资深编辑，杨晓升和他相识多年。郭宝臣的女儿因为在洗澡时没有打开排风扇，一氧化碳中毒离世，生命定格在青春逼人的26岁。得知女儿离世的消息，郭宝臣夫妇精神几近崩溃，双双住进了医院。杨晓升谨慎地和老朋友提起要采访时，郭宝臣答应了。
寒冬腊月里，杨晓升骑着自行车穿越了小半个北京城去见郭宝臣。他敲门的时候小心翼翼，而开门的郭宝臣同样小心翼翼——怕惊扰到老伴芦秀珍。他把杨晓升引入书房后，迅速将老伴的门关上，反身又将书房的门关上。
郭宝臣讲了两个小时，他说这些年，他强迫自己振作起来不断开导老伴，但老伴仍然无法从噩梦中挣脱出来。杨晓升看着刚过五十岁的老朋友：门牙掉没了，一脸的沧桑和皱纹，背也驼了，像是风烛残年的老头。杨晓升逃离了让他窒息的老朋友的家。
他飞快地蹬着自行车，有雪落了下来，世界仿佛突然捂住了耳朵，大街上虽然车流人流一如既往，但杨晓升这一刻却什么也听不见了。
杨晓升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在他走访的众多失独家庭中，面对那些不堪一击的生命，他有时觉得他不是在和生者对话，而是在和无边无际的悲伤作殊死的较量。
在那些孤寂的泪水中，杨晓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既然人的一生里，命中注定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变数，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警惕生命中随时潜藏的危机，更没有理由不为独生子女家庭感到担忧。
让失独者重获新生
从十几年前开始关注失独家庭到现在，杨晓升一直以各种形式呼吁着：对于失独家庭，应该由政府出面，成立一个基金，以救助扶持这些父母，或是成立专门的失独养老院，为失独者提供生活保障和精神抚慰，对他们的养老负责到底。但因为各种原因，他所构想的失独家庭救助体系始终没有出现。
但是，杨晓升的执著还是引起了一些全国政协委员的注意，他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家计生委的领导做了反映。
当杨晓升的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出版发行时，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苗霞的办公室里，电话响个不停。对方是国家计生委某个司的负责人，他们委托苗霞帮他们多购买几本杨晓升的新书。刚上市的新书已经被抢购一空，苗霞问杨晓升有没有办法搞到新书，杨晓升把出版社赠给自己的100本新书送给了她。
2014年10月，杨晓升的另一本新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在大江南北再一次引起轰动。有媒体记者问杨晓升：“你在书中采写的那些不幸家庭的痛苦，会不会触疼那些独生子女家庭的神经，他们看过书后，会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生育第二胎？”他说：“这绝不是我的本意。我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否定计划生育，而是唤起全民族的危机意识，探讨我们该如何现实、科学地完善我们的政策，使其不至于留下后患。”
又有人问，关注失独这么沉重的话题，本来应是社会学家的责任，而现在却由你这个文学家来做了，并且是十几年如一日，你觉得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呢？
杨晓升抚摸着自己的新书，沉思了一会，然后答道：“真正的作家必须有社会良知和社会担当，必须走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去体察他们的疾苦，必须在文字中敢于表达自己的感知与发现乃至为他们奔走呼号，从而体现作家应有的社会良心。从这个意义上，我写作失独这个题材，并不是抢了社会学家的话语权，而恰恰是做了作家分内的事情。”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公报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看到这个消息时，杨晓升乘坐动车刚刚从外地出差回到北京。杨晓升走下车，已是深秋季节，他还是感到了浑身热血奔涌。他脱下外套，抬起头看，一轮红日正从东方冉冉升起，道道动车钢轨在万道霞光中婉延伸向远方，无数他采访过的家庭在他眼前飞快地一一闪现。
在国务院制定调整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各地实施方案报批，地方人大修订计生条例这几步走完之后，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将正式落地。杨晓升无比欣慰，在他看来，这一天来得有点迟，但毕竟还是来了。
编辑 家英宏 xjjyh_326@163.com
杨晓升做《中国青年》杂志记者时，就特别喜欢孩子，每每见到那些天真活泼的孩子，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默默注视，眼里流露出无限的怜爱之情。一个周末，杨晓升抱着女儿逛街时，看到一个计划生育的公益广告牌停下了脚步，广告上一对年轻夫妇心花怒放地注视着怀里有着天使般笑容的孩子。那天，杨晓升萌生出一个极不应该的假设：假如那个孩子，有一天因为某种不可抗拒的灾难而不幸夭折，这对原本无比幸福的夫妇将如何面对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假如这对夫妇因为年龄或健康原因从此不能再生育，他们又将如何面对生老病死度过风烛残年的余生呢？杨晓升为自己的设想不寒而栗，他下意识地搂紧了女儿。
从那天起，杨晓升开始留意各类媒体中关于独生子女夭折的新闻报道。记者天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开始追寻各种线索，一步一步走进了中国失独家庭这一特殊的群体。
杨晓升开始了他对失独家庭的第一次采访。当时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年，可是被歹徒杀害的中学生马昱的家人依然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杨晓升费了许多周折才见到了马昱的奶奶，年迈的老人告诉杨晓升，马昱的父母因为受不了失去爱女的打击，连工作都辞掉了，一年中有大半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根本不适合采访。杨晓升联系一直帮助处理后事的马昱的姑姑马女士，马女士一直不愿见面。杨晓升给她写了一封800字的信：“从内心讲，我真的不忍心打扰您和您亲人的情感与生活，但从我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来讲，我又渴望通过对类似马昱遭受的意外伤害事件的了解与分析，研究当今独生子女遭受意外伤害之后，相关家庭所遭受的伤害程度以及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并以此审视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态现状。”估计马女士收到信了，杨晓升再一次打电话联系她。马女士说：“我说过了，这件事我不愿再提，请您以后不要再惊醒死者，惊扰生者。”
杨晓升握着听筒愣在那里，他听到了电话那边冰冷的回绝。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生命的伤痛和心灵的痛苦是那样地难以消除！他猜测，马女士一家人那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只能永远冰封在时间的尘埃里，不能有哪怕是一丁点的惊扰。
那好吧，就此止步。杨晓升隔着时空和心灵的藩篱，对花样年华即逝去的马昱以及她活在世上所有的亲人，默默地献上了最真挚的祝福。
各有各的不幸
随着采访的深入，杨晓升发现，意外伤害已经成为悬在独生子女头上的一把利剑。他曾经看到过一个权威机构做过的调查：意外伤害为0岁到14岁儿童死亡原因第一位，意外死亡率已占中国儿童总死亡率的百分之二十六。
面对那些遭受飞来横祸的家庭，杨晓升无比痛心，也充满了无奈。他不忍心唤起他们沉痛的记忆，但又异常渴望接近他们，更多时候，他几乎是带着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融入他们的生活：“我想以自己软弱无力的关心、同情与开导去抚慰他们滴血的心灵。我想从他们所经受的打击、所面临的困境中考察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一家三口这种家庭模式的生存现状，乃至由此带来的对整个社会、对中华民族现在与未来的潜在的影响。”
让杨晓升最难忘的是对他老朋友的一次采访。
郭宝臣曾是著名大型文学期刊《当代》的资深编辑，杨晓升和他相识多年。郭宝臣的女儿因为在洗澡时没有打开排风扇，一氧化碳中毒离世，生命定格在青春逼人的26岁。得知女儿离世的消息，郭宝臣夫妇精神几近崩溃，双双住进了医院。杨晓升谨慎地和老朋友提起要采访时，郭宝臣答应了。
寒冬腊月里，杨晓升骑着自行车穿越了小半个北京城去见郭宝臣。他敲门的时候小心翼翼，而开门的郭宝臣同样小心翼翼——怕惊扰到老伴芦秀珍。他把杨晓升引入书房后，迅速将老伴的门关上，反身又将书房的门关上。
郭宝臣讲了两个小时，他说这些年，他强迫自己振作起来不断开导老伴，但老伴仍然无法从噩梦中挣脱出来。杨晓升看着刚过五十岁的老朋友：门牙掉没了，一脸的沧桑和皱纹，背也驼了，像是风烛残年的老头。杨晓升逃离了让他窒息的老朋友的家。
他飞快地蹬着自行车，有雪落了下来，世界仿佛突然捂住了耳朵，大街上虽然车流人流一如既往，但杨晓升这一刻却什么也听不见了。
杨晓升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在他走访的众多失独家庭中，面对那些不堪一击的生命，他有时觉得他不是在和生者对话，而是在和无边无际的悲伤作殊死的较量。
在那些孤寂的泪水中，杨晓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既然人的一生里，命中注定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变数，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警惕生命中随时潜藏的危机，更没有理由不为独生子女家庭感到担忧。
让失独者重获新生
从十几年前开始关注失独家庭到现在，杨晓升一直以各种形式呼吁着：对于失独家庭，应该由政府出面，成立一个基金，以救助扶持这些父母，或是成立专门的失独养老院，为失独者提供生活保障和精神抚慰，对他们的养老负责到底。但因为各种原因，他所构想的失独家庭救助体系始终没有出现。
但是，杨晓升的执著还是引起了一些全国政协委员的注意，他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家计生委的领导做了反映。
当杨晓升的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出版发行时，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苗霞的办公室里，电话响个不停。对方是国家计生委某个司的负责人，他们委托苗霞帮他们多购买几本杨晓升的新书。刚上市的新书已经被抢购一空，苗霞问杨晓升有没有办法搞到新书，杨晓升把出版社赠给自己的100本新书送给了她。
2014年10月，杨晓升的另一本新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在大江南北再一次引起轰动。有媒体记者问杨晓升：“你在书中采写的那些不幸家庭的痛苦，会不会触疼那些独生子女家庭的神经，他们看过书后，会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生育第二胎？”他说：“这绝不是我的本意。我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否定计划生育，而是唤起全民族的危机意识，探讨我们该如何现实、科学地完善我们的政策，使其不至于留下后患。”
又有人问，关注失独这么沉重的话题，本来应是社会学家的责任，而现在却由你这个文学家来做了，并且是十几年如一日，你觉得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呢？
杨晓升抚摸着自己的新书，沉思了一会，然后答道：“真正的作家必须有社会良知和社会担当，必须走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去体察他们的疾苦，必须在文字中敢于表达自己的感知与发现乃至为他们奔走呼号，从而体现作家应有的社会良心。从这个意义上，我写作失独这个题材，并不是抢了社会学家的话语权，而恰恰是做了作家分内的事情。”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公报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看到这个消息时，杨晓升乘坐动车刚刚从外地出差回到北京。杨晓升走下车，已是深秋季节，他还是感到了浑身热血奔涌。他脱下外套，抬起头看，一轮红日正从东方冉冉升起，道道动车钢轨在万道霞光中婉延伸向远方，无数他采访过的家庭在他眼前飞快地一一闪现。
在国务院制定调整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各地实施方案报批，地方人大修订计生条例这几步走完之后，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将正式落地。杨晓升无比欣慰，在他看来，这一天来得有点迟，但毕竟还是来了。
编辑 家英宏 xjjyh_32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