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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越来越受重视。这种重视表现在传统文化将进入高考命题。据2016年高考改革方案显示，全国25个省份高考将统一命题，并研究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现在，各省份也纷纷着手编撰中华国学经典诵读课本，着力于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弘扬民族精神。这是时代的要求，这是民族复兴的要求，值得高兴。但我们以为，在“国学热”即将“热”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传统文化典籍中精华与糟粕并存，我们将其引入校园的时候必须注意筛选，扣住“优秀”二字，不宜不作分辨，盲目选取，即使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弟子规》《朱子家语》等传统经典，也不宜全文纳入，必须注意对其糟粕的剔除——毕竟中小学生的思想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张白纸，他们的理解、思辨能力还很有限，接触传统文化还是以识记为主。如果有腐朽落后的、过时的思想内容进入他们的头脑，它们会像美德一样在他们头脑中生根发芽，对他们的不良影响也将伴随一生。所以，向中小学生普及和传播国学，我们必须有所选择。
一、“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男尊女卑等腐朽的思想须剔除
整个封建社会都是一个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古代的各种著作中都有反映，尤其是在展现中华文化智慧的典籍中，表现更为突出。这是历史的存在，我们不能否定，但必须正视，尤其是在恢复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然而纵观现在的国学教材，这方面的内容却并未剔除。《朱子治家格言》中就有严重的男尊女卑这一腐朽思想在里面，如：
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
很明显，这是站在男性的立场来编写的“治家格言”，其中对女性充满诬陷与蔑视。淫乱多为男子所为，“婢美妾娇”“妻妾”“艳妆”乃男子所好，却一律归罪到女子身上，这是“红颜祸水”思想的延续，是男子在推卸责任；女子不能说话，女子说话的目的就是让男子“乖骨肉”，而男子听女子的话，这样的男子就不是“丈夫”！这样的言论，正如王文禄所言，乃因为“制礼者为男子，不免为己谋”（《海沂子·敦原》）。钱钟书先生对这一腐朽思想也批判道：“皆乖平等之道，假典常以逞男子之私便，古谑语所谓：‘使撰诗、制礼、定律者为周姥而非周公，当不如是！’”（《管锥编·周易正义·八·大过》）。《朱子治家格言》确实处处闪烁着人生的智慧，但上面所引的那几句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其腐朽性都一眼便识。
而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几乎弥漫于各种传统典籍中：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论语·阳货》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把“女子”与“小人”并列，在近代遭到许多人的非难，有人主张“女子”之“女”乃“汝”字，应解为“你们这些人”。但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即使“女子”真为“汝子”，在流传中也失去的其原来的意思，而把社会意识中的男尊女卑思想加入其中了。这样的需要反复考证、反复辩论的言论，是否不应加入中小学生的经典诵读材料中去呢？孟子为了否定公孙衍与张仪的行为，突出“大丈夫”，把他们的行事比作女子，强调他们就如女子到了夫家，对于丈夫必须做到“必敬必戒，无违夫子”，并指出“妾妇之道”必须“以顺为正”。这是比喻，然比喻中孟子把这种认识当作“真理”道出，女子从属于男子，不必论证，仿佛天经地义；这又像法国作家小仲马所说的“男子自恃强权，制立两套伦理，一为男设，一为女设”。这些过时的腐朽的文句出现在中小学生的诵读教材中，我们是否应特别慎重呢？
经过近百年的努力，男女平等在中国终于逐步实现，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高，这是时代的进步。而作为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这样的腐朽的、落后的言论还让学生去学习诵读，难道不是认识的倒退吗？——我不知道女学生读到此处时有何感受，女教师在讲解时作何解释，母亲面对这样的文字有何态度，而有良知的男同胞读到后又作何认识。然而这一类腐朽落后的思想弥漫于整个传统典籍当中，不经筛选，不作剔除，全文全书照搬照抄，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与我们复兴优良传统文化的愿望背道而驰。
二、“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庸俗过时的小农意识须剔除
中华传统文化中，还有许多庸俗的处世哲学夹杂于经典文献当中，这也是文化糟粕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必须剔除。如《朱子治家格言》中有这样的话：
1.见色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2.处世诫多言，言多必失。
句1其出发点是戒淫戒色，戒暗箭伤人，这从人的品行方面讲，是人必须遵守做到的，但以因果报应论来警戒，迷信与宿命色彩浓厚。句2是处世经，“诫多言”，主张“言多必失”，后世的《弟子规》“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与这个主张一致。现代社会是个信息的社会，是个交际的社会，盲目称“言多必失”，“说话多，不如少”，显然与时代要求的公共精神抵触，此其一。其二，话的多少与个性有关，更与事理相关，面对正义，何能不言？何能不多言？主张这个处世原则，必然是“不关己，莫闲管”，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丢在一边。很多人指责现代社会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不仅是现代社会的事，其实古已有之，只是在新时代有新特点而已。以国学经典、传统文化的名义，叫尚是张白纸的中小学生诵读这类庸俗处世哲学的文字，所培养出来的人将更加庸俗自私。孩子思想的培养，人格的塑造必须以崇高的理想去指导，以向上的精神去指引，这些过时的庸俗的思想，将要被历史淘汰的东西，怎么可以作为诵读的经典让孩子去读呢？ 再如《大学》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一思想其实与孔子思想一脉相承。《论语·里仁》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把义与利二者对立起来，就如把君子与小人对立起来一样。然而义与利果真如此对立？人生为义而可忽视利？现代政治经济理论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知道物质的重要性。儒家学说中那些片面强调精神的作用而忽视物质的言论，我们以为，必须在学生读本中剔除，这都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意识的体现。当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盲目强调精神力量的强大作用，而忽视物质的重要性时，如孔子般以为打仗在“足食”“只兵”“民信之矣”三者中可先“去兵”再“去食”，独留“民信之矣”的时候（《论语·颜渊》），这个国家、单位必然走向衰亡。
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现代科技让我们视野逐步开阔，经济全球化已让地球成为一个村；此时，把小农经济时代的一些腐朽落后的思想灌输入学生的思维中，对于现在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形势来说，是否合适呢？小农时代的“宿命论”思想的加入，是否又是思想认识的倒退呢？
三、“亲所恶，谨为去”——唯上是尊的专制思想须剔除
传统思想中讲究孝，所谓“百善孝为先”。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必须发扬光大，这一点不可否认。然而传统的文化典籍中存在着过分强调、夸张，以致以不合情理的形式固化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必须加以剔除，否则势必让学生丧失思辨分析能力，只会点头虫似地顺从。并且，传统典籍往往以判断语气规范着人伦：
1.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大学》）
2.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弟子规》）
3.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弟子规》）
这几句话说得很有道理，我们必须承认。君应该仁，臣应该敬，父应该慈，子应该孝；我们应该听父母的教诲教导，以父母的准责作为准责，凡事问过父母，不自做主张。但关键是，君能不能做到仁？父能不能做到慈？如果君不仁呢？父不慈呢？那我们该怎么做？仍应忠吗？仍应孝吗？古代楚国，面对楚王的错误，大臣有所谓的“兵谏”（《左传·庄公十九年》：“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笞谏”（《说苑·正谏》：“王罪当笞。束荆加王背者再。”），这正说明君王也会有做错事或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而这里外处强调为臣、为子必须严守本分，是否过于绝对呢？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人就会犯错误，这是一个常识。君会有过失，父也会有过错，但传统的孝道在强调孝的时候，却违背了这一人性原则，谚语不是有“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吗？即使承认父母会有过错，我们必须进谏，但传统思想中还是强调对父母的顺从。如下面几句话：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
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礼记·祭义》）
父母做错了，要进谏劝告，但如果父母不听从，做孩子的还必须“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仍然要做到“不逆”。其直接的结果仍是“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父母对子女具有绝对的权威，不管父母做什么事或下什么决定，子女都应当听从。我们以为，这样的言论一味讲求孩子要孝，无原则的孝，要求孩子完全的顺从，意味着孩子的自由个性被父亲所压制，是对孩子思辨能力的扼杀，更是对孩子创造能力的扼杀。并且，这种思想与行为准则违背了一个根本的生活逻辑——做子女的，要完全听从父母的，因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但只要做子女的一结婚一生子一做父母，便成了“圣贤”，不再有错，孩子就必须听他的了。这一矛盾的逻辑，暴露了传统“孝道”的尊上性与压制性，其本质是专制。
其实，历朝历代讲究孝，不仅仅是针对父母长辈，它另有目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听父母话，这是小的教育；听君王的话、听上司的话，这才是“孝”道的根本——顺君王，顺领导，唯君王领导是听。而这样的结果，培养出来的人，只是愚忠愚孝罢了。有什么自己的意见，有什么独立的判断与创造力呢？对于这种愚忠，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讨伐，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
在孟子眼中，君王不仁，视子民生命于不顾，他不配作君王，只能算“残贼之人”而已，杀了这样的人，也只不过杀了“一夫”。孟子突破了孔子“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的樊篱，走到了思辨的领地。但这种思想在君主专制日渐加强的时代，只在朝代更迭的时候出现，随着王朝统治的巩固，忠孝思想又随之强化，只能昙花一现而已。但现代这个社会，我们需要“忠”，需要“孝”，但这个忠孝不是点头式的全盘吸收毫无思辨，毫无自己的看法，我们在忠孝前提下，必须有义——正义、真理。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家庭负责，对工作负责，对国家负责！这也即孔子说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我们的“忠”必须对事而非对人，我们应“忠”于事理而非领导。过份地强调忠孝，其实是失去思考与创新能力。《大学》曰：“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由“上”决定，由上之喜好而来，民众只有顺从的份。在专制时代，确实如此；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是否过分弱化了民众的力量呢？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应听从执行；领导错误的时候，作为民众的我们，是否要以我们的见解我们的思想来影响领导的错误决策呢？参与权与监督权甚至反对质疑权是否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呢？我们不应忠于某个“人”，而应忠于事，忠于“义”，忠于真理！
20世纪二十年代，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中说，作为学人，必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强调独立思考、自由思想和创造力的现在，过分地强调“忠孝”，过分强调听从与点头，是不是符合时代潮流？今年高考全国卷I作文题，所用的材料是父亲开车打电话，女儿规劝无效后报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关注，拨开外衣，就是“孝”在现代社会应如何表现的一次思考。
我们以为，我国传统文化确实是座宝库，但其中流毒也不少，以上所举的三个方面，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其他落后、腐朽的思想还有很多。因而，我们在挖掘这个宝库，让其在现代社会中闪烁智慧光芒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筛选，把那些腐朽落后的东西剔除，让我们的中小学生去诵读品悟最崇高、最纯正的经典，从而达到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作用。而筛选的第一步，我们以为编写者不能偷懒，不能盲目相信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经典”，不能把所谓的“经典”一字不动地全文全本纳入学生读本、学生课堂，而应拿出眼光，拿出魅力与识别力，有判断，能取舍，本着对学生负责、对民族负责的态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进行挑选剔除。
一、“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男尊女卑等腐朽的思想须剔除
整个封建社会都是一个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古代的各种著作中都有反映，尤其是在展现中华文化智慧的典籍中，表现更为突出。这是历史的存在，我们不能否定，但必须正视，尤其是在恢复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然而纵观现在的国学教材，这方面的内容却并未剔除。《朱子治家格言》中就有严重的男尊女卑这一腐朽思想在里面，如：
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
很明显，这是站在男性的立场来编写的“治家格言”，其中对女性充满诬陷与蔑视。淫乱多为男子所为，“婢美妾娇”“妻妾”“艳妆”乃男子所好，却一律归罪到女子身上，这是“红颜祸水”思想的延续，是男子在推卸责任；女子不能说话，女子说话的目的就是让男子“乖骨肉”，而男子听女子的话，这样的男子就不是“丈夫”！这样的言论，正如王文禄所言，乃因为“制礼者为男子，不免为己谋”（《海沂子·敦原》）。钱钟书先生对这一腐朽思想也批判道：“皆乖平等之道，假典常以逞男子之私便，古谑语所谓：‘使撰诗、制礼、定律者为周姥而非周公，当不如是！’”（《管锥编·周易正义·八·大过》）。《朱子治家格言》确实处处闪烁着人生的智慧，但上面所引的那几句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其腐朽性都一眼便识。
而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几乎弥漫于各种传统典籍中：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论语·阳货》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把“女子”与“小人”并列，在近代遭到许多人的非难，有人主张“女子”之“女”乃“汝”字，应解为“你们这些人”。但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即使“女子”真为“汝子”，在流传中也失去的其原来的意思，而把社会意识中的男尊女卑思想加入其中了。这样的需要反复考证、反复辩论的言论，是否不应加入中小学生的经典诵读材料中去呢？孟子为了否定公孙衍与张仪的行为，突出“大丈夫”，把他们的行事比作女子，强调他们就如女子到了夫家，对于丈夫必须做到“必敬必戒，无违夫子”，并指出“妾妇之道”必须“以顺为正”。这是比喻，然比喻中孟子把这种认识当作“真理”道出，女子从属于男子，不必论证，仿佛天经地义；这又像法国作家小仲马所说的“男子自恃强权，制立两套伦理，一为男设，一为女设”。这些过时的腐朽的文句出现在中小学生的诵读教材中，我们是否应特别慎重呢？
经过近百年的努力，男女平等在中国终于逐步实现，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高，这是时代的进步。而作为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这样的腐朽的、落后的言论还让学生去学习诵读，难道不是认识的倒退吗？——我不知道女学生读到此处时有何感受，女教师在讲解时作何解释，母亲面对这样的文字有何态度，而有良知的男同胞读到后又作何认识。然而这一类腐朽落后的思想弥漫于整个传统典籍当中，不经筛选，不作剔除，全文全书照搬照抄，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与我们复兴优良传统文化的愿望背道而驰。
二、“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庸俗过时的小农意识须剔除
中华传统文化中，还有许多庸俗的处世哲学夹杂于经典文献当中，这也是文化糟粕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必须剔除。如《朱子治家格言》中有这样的话：
1.见色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2.处世诫多言，言多必失。
句1其出发点是戒淫戒色，戒暗箭伤人，这从人的品行方面讲，是人必须遵守做到的，但以因果报应论来警戒，迷信与宿命色彩浓厚。句2是处世经，“诫多言”，主张“言多必失”，后世的《弟子规》“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与这个主张一致。现代社会是个信息的社会，是个交际的社会，盲目称“言多必失”，“说话多，不如少”，显然与时代要求的公共精神抵触，此其一。其二，话的多少与个性有关，更与事理相关，面对正义，何能不言？何能不多言？主张这个处世原则，必然是“不关己，莫闲管”，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丢在一边。很多人指责现代社会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不仅是现代社会的事，其实古已有之，只是在新时代有新特点而已。以国学经典、传统文化的名义，叫尚是张白纸的中小学生诵读这类庸俗处世哲学的文字，所培养出来的人将更加庸俗自私。孩子思想的培养，人格的塑造必须以崇高的理想去指导，以向上的精神去指引，这些过时的庸俗的思想，将要被历史淘汰的东西，怎么可以作为诵读的经典让孩子去读呢？ 再如《大学》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一思想其实与孔子思想一脉相承。《论语·里仁》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把义与利二者对立起来，就如把君子与小人对立起来一样。然而义与利果真如此对立？人生为义而可忽视利？现代政治经济理论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知道物质的重要性。儒家学说中那些片面强调精神的作用而忽视物质的言论，我们以为，必须在学生读本中剔除，这都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意识的体现。当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盲目强调精神力量的强大作用，而忽视物质的重要性时，如孔子般以为打仗在“足食”“只兵”“民信之矣”三者中可先“去兵”再“去食”，独留“民信之矣”的时候（《论语·颜渊》），这个国家、单位必然走向衰亡。
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现代科技让我们视野逐步开阔，经济全球化已让地球成为一个村；此时，把小农经济时代的一些腐朽落后的思想灌输入学生的思维中，对于现在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形势来说，是否合适呢？小农时代的“宿命论”思想的加入，是否又是思想认识的倒退呢？
三、“亲所恶，谨为去”——唯上是尊的专制思想须剔除
传统思想中讲究孝，所谓“百善孝为先”。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必须发扬光大，这一点不可否认。然而传统的文化典籍中存在着过分强调、夸张，以致以不合情理的形式固化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必须加以剔除，否则势必让学生丧失思辨分析能力，只会点头虫似地顺从。并且，传统典籍往往以判断语气规范着人伦：
1.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大学》）
2.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弟子规》）
3.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弟子规》）
这几句话说得很有道理，我们必须承认。君应该仁，臣应该敬，父应该慈，子应该孝；我们应该听父母的教诲教导，以父母的准责作为准责，凡事问过父母，不自做主张。但关键是，君能不能做到仁？父能不能做到慈？如果君不仁呢？父不慈呢？那我们该怎么做？仍应忠吗？仍应孝吗？古代楚国，面对楚王的错误，大臣有所谓的“兵谏”（《左传·庄公十九年》：“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笞谏”（《说苑·正谏》：“王罪当笞。束荆加王背者再。”），这正说明君王也会有做错事或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而这里外处强调为臣、为子必须严守本分，是否过于绝对呢？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人就会犯错误，这是一个常识。君会有过失，父也会有过错，但传统的孝道在强调孝的时候，却违背了这一人性原则，谚语不是有“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吗？即使承认父母会有过错，我们必须进谏，但传统思想中还是强调对父母的顺从。如下面几句话：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
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礼记·祭义》）
父母做错了，要进谏劝告，但如果父母不听从，做孩子的还必须“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仍然要做到“不逆”。其直接的结果仍是“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父母对子女具有绝对的权威，不管父母做什么事或下什么决定，子女都应当听从。我们以为，这样的言论一味讲求孩子要孝，无原则的孝，要求孩子完全的顺从，意味着孩子的自由个性被父亲所压制，是对孩子思辨能力的扼杀，更是对孩子创造能力的扼杀。并且，这种思想与行为准则违背了一个根本的生活逻辑——做子女的，要完全听从父母的，因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但只要做子女的一结婚一生子一做父母，便成了“圣贤”，不再有错，孩子就必须听他的了。这一矛盾的逻辑，暴露了传统“孝道”的尊上性与压制性，其本质是专制。
其实，历朝历代讲究孝，不仅仅是针对父母长辈，它另有目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听父母话，这是小的教育；听君王的话、听上司的话，这才是“孝”道的根本——顺君王，顺领导，唯君王领导是听。而这样的结果，培养出来的人，只是愚忠愚孝罢了。有什么自己的意见，有什么独立的判断与创造力呢？对于这种愚忠，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讨伐，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
在孟子眼中，君王不仁，视子民生命于不顾，他不配作君王，只能算“残贼之人”而已，杀了这样的人，也只不过杀了“一夫”。孟子突破了孔子“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的樊篱，走到了思辨的领地。但这种思想在君主专制日渐加强的时代，只在朝代更迭的时候出现，随着王朝统治的巩固，忠孝思想又随之强化，只能昙花一现而已。但现代这个社会，我们需要“忠”，需要“孝”，但这个忠孝不是点头式的全盘吸收毫无思辨，毫无自己的看法，我们在忠孝前提下，必须有义——正义、真理。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家庭负责，对工作负责，对国家负责！这也即孔子说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我们的“忠”必须对事而非对人，我们应“忠”于事理而非领导。过份地强调忠孝，其实是失去思考与创新能力。《大学》曰：“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由“上”决定，由上之喜好而来，民众只有顺从的份。在专制时代，确实如此；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是否过分弱化了民众的力量呢？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应听从执行；领导错误的时候，作为民众的我们，是否要以我们的见解我们的思想来影响领导的错误决策呢？参与权与监督权甚至反对质疑权是否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呢？我们不应忠于某个“人”，而应忠于事，忠于“义”，忠于真理！
20世纪二十年代，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中说，作为学人，必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强调独立思考、自由思想和创造力的现在，过分地强调“忠孝”，过分强调听从与点头，是不是符合时代潮流？今年高考全国卷I作文题，所用的材料是父亲开车打电话，女儿规劝无效后报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关注，拨开外衣，就是“孝”在现代社会应如何表现的一次思考。
我们以为，我国传统文化确实是座宝库，但其中流毒也不少，以上所举的三个方面，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其他落后、腐朽的思想还有很多。因而，我们在挖掘这个宝库，让其在现代社会中闪烁智慧光芒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筛选，把那些腐朽落后的东西剔除，让我们的中小学生去诵读品悟最崇高、最纯正的经典，从而达到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作用。而筛选的第一步，我们以为编写者不能偷懒，不能盲目相信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经典”，不能把所谓的“经典”一字不动地全文全本纳入学生读本、学生课堂，而应拿出眼光，拿出魅力与识别力，有判断，能取舍，本着对学生负责、对民族负责的态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进行挑选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