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边，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之妻。她晚年时说：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就是在延安的八年。我和家英在政研室相识相爱，走到一起，一同工作和生活。
　　——编者
　　家英重情
　　家英在家乡成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和一位叫刘承慧的进步女性比较要好。以后家英离开故乡到延安，组织上把刘承慧留在成都搞地下工作。刘承慧的妹妹刘承智，也是一位追求进步的青年。1940年家英在马列学院时，和刘承智结婚。
　　1941年7月，我和家英同时从马列学院抽调到中央政研室。那时，家英和刘承智兴趣不一致，女方提出离婚。
　　家英情绪不好，我是支部委员，奉命去做他的工作。开始家英很不愿意和我接近，后来去多了，他也不好意思躲避了。
　　一次说到交谊舞，家英说，什么交谊舞，应叫“顶肚皮”。我那时是舞迷，家英的固执，使我生了气：“你不跳就算了，不要胡说别人。”有意思的是，我们吵了嘴，反而相互有了好感。也许是被对方的单纯和执着所感染。
　　和家英确定关系后，我们还相约到延安医务室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刘承智。见面时，他们不像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就是同志关系一样。
　　进城后在中南海，刘承智还去看过家英。那次我不在家。家英告诉我刘承智来过，说她结婚了，有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我说：“生活困难你帮助她一点吧。”
　　一道工作的逢先知同志告诉我，家英解放后和他提起过刘承智，说她长得特别漂亮，眼睛很大，像七仙女。
　　结婚约法三章
　　我和家英在思想上渐渐加深了解，是在延安整风以后。
　　1942年3月，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写了《教条和裤子》的社论，把教条主义和我们的缺点比作藏在裤子里的尾巴，“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割出血”。这篇文章对大家敞开思想，大胆提意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逐个讨论“思想入党”的条件时，大家对家英提出他有骄傲自满、自由主义、自由散漫的毛病。家英认为这些意见提得太尖锐，思想上不好接受。开会的当晚，他饭都没有吃，躺在床上蒙着头哭。
　　那时我和他已经恋爱，很心疼，下山给他买了两个烧饼，塞到他的枕头底下。家英人非常聪明，也很要强，但他确实思想上较脆弱，听不得过重的批评意见，这和他平时思想敏锐、比較自负有关系。
　　他后来和我说：“思想转变，不经过认真的思想斗争是不可能的。”最终他想通了，还是接受了下来。
　　整风以后，我们两人思想感情更深了。有一天我们到山上读报，他忽然说：“咱们俩结婚吧。”我吓了一跳，商量后来我们约法三章：第一，家里的事要由女方做主；第二，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第三，不能因为工作调离了，感情就分离。
　　“鸿雁飞来泪两行”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延安组织大队人马去前方。我被批准去前方，家英也想去，但组织上没有同意。
　　到了冀东，与延安通信很困难。后来家英来信告诉我，我走后，他感到很寂寞，休息时还学了拉胡琴。一次他接到我的信，正在给学员们上课，拆开信一看，就流下了眼泪。学生说：“哎呀，老师哭了。”家英只好讲：“今天不上课了。”后来他在给我的信上作了一首很长的诗，其中两句是：“惊闻冀东烽火起，鸿雁飞来泪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