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婚姻的比喻，最好的莫如钱钟书，“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这句话太猛，戳穿了人间真相—不论结婚或不结婚，伤心总是难免的，后悔也是难免的。
　　因为某两位明星离婚的影响，一句古话成了“网红语录”，说的是“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看似小清新，非常有情调。但在敦煌出土的《放妻书》全文，并不是真的这么体面。
　　《放妻书》写道：“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
　　用今天的话说，便是姻缘错配，乃前几世的孽债，赶紧叫你家人来，求求你放我生路吧！
　　婚没结对，枕边人就像是“前世债主”。局中人想要逃离，而且越快越好，这一点人性古今相通。

婚姻，一场“合谋”

　　或许称得上遗憾的是，逃离婚姻的人有多急，离婚的这条路就有多堵。
　　前不久，“多地实行离婚预约制”的话题上了热搜。离婚要预约挂号，而且“号”还很吃紧，在有的地方，号排到了两个月后。于是，离婚变成了拉锯战、持久战，这招来很多不忿。
　　更不用说，民法典施行以后，《家庭婚姻编》设立的“离婚冷静期”。在施行的前后，网友们已经吵翻天了。
　　按照规定，申请离婚登记后的30天内，是有关部门留给夫妻的冷静时间。在此期间，任何一方都可以撤回申请。冷静期过后的30天内，双方要亲自到场申请离婚。没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迂回婉转，徒增消耗。只是离个婚，咋就这么难？
　　来添堵的，还不只是行政力量。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是社会对家庭几千年来的“道德绑架”。只不过在近些年、网络上，才有了“劝分不劝合”的逆主流景观。
　　而且，回到现实，对离婚的偏见造成的问题，没有几件被解决了的。
　　比方说，婚姻的不幸，就是人生的失败，这个观点根深蒂固。“单身是狗”本来是自嘲的话，现在得到了春晚认证。新人结婚时，父母的祝福是，“你终于长大成人了”。打情骂俏时，情人说得是，“有了你，有了家，我终于完整了”。
　　這些话说的很动听，想想却不对。怎么？单身的人生不完整吗？
　　上面还只是情感的问题，要论到现实琐事和利益，就让人更加头大。财产怎么分？如何考虑孩子的意见？抚养权给谁？抚养费多少？探视权怎么安排？
　　结婚时的风花雪月，离婚时就变成风霜刀剑，行政、司法、亲友和经济问题，无不是离婚路上的拦路虎。比较起来，行政力量给了30天“冷静一下”，已经是相当的温情。

离婚自古“不自由”

　　能围住人的，只能是人。
　　像希腊神话里的故事，先民们本来拥有自由。但有一天，出现了吃人的巨兽（巨大的生存威胁），建造家伊卡洛斯的父亲，就受命造一座最复杂精巧的迷楼，要将巨兽困住。最后，巨兽被解决了，但人也被困在其中。
　　怎么办？父亲给了伊卡洛斯一个方法，用蜡做的翅膀飞出楼去。伊卡洛斯飞了出去，后来，坠海死亡。
　　“迷楼”就是这样，人作茧自缚，进退两难。将婚姻的围城比作“迷楼”，并不算错得很离谱。
　　婚姻被比作避风港，本来是为了降低风险。西方旧约中“智慧书”说，两个人走路，总比一个人好，当一个人摔倒，有另一人扶他起来。天父便说，如此行是好的。
　　凡现代人困惑的事，追问到文明早期，道理都会异常简单。
　　中国古代，婚姻同样为了“稳定”。最晚在西周的周公之后，严密的宗法制度确立起来，君臣、父子、夫妇，是仿照“天道”而设计的人间。仿照“天道”，就是为了稳定，为了像自然一样，生生世世无穷尽。
　　具体到夫妇的礼仪，女方被视为附属品，为了“稳定”让出了更多自由。最早在东周的《仪礼·丧服传》，就规定了“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后世“女德”“女诫”“夫为妻纲”的老祖宗。

结婚时的风花雪月，离婚时就变成风霜刀剑，行政、司法、亲友和经济问题，无不是离婚路上的拦路虎。

　　妻子没有平等的地位，必然不敢退出婚姻，如果说汉唐时期，还有“义绝”“和离”少数的佳话，那么到了宋朝以后，妻子主动离婚的观念，被官方强制压了下去。
　　《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载一则案例，阿张做了朱四8年妻子，然后丈夫“痴愚”，公公对她造次，她就去官府诉请离婚。公公图谋不轨，已经扰乱伦常，按照宋之前的礼法或法律，应该“义绝”，强制离婚。
　　最后，地方官判定离婚，判定的理由却很“宋儒”。理由是，阿张想要弃夫，对待丈夫失去礼节，还污蔑了公公。据此，地方官判了离婚，还将阿张杖六十。
　　宋是如此，贬低妻子主动的离婚意愿，随后的元明清变本加厉。
　　和电视剧不同，古代的男子休妻，也不是一纸休书而已，事实上，男子也没有“离婚自由”。古代时家庭离婚，要经过夫家长辈点头，“起诉离婚”的，要有官府支持。
　　《大戴礼记》规定了七种可休妻的情形。《公羊传》规定了三种不可休妻的情形，现在称“七出”“三不去”。
　　到唐代，“七出”“三不去”成为法律。如果妻子符合“三不去”，男子还是要休掉她，官府要杖责丈夫一百，命令复婚。宋代以后，官方取缔了“七出”中的一项，即“有恶疾”不再是休妻的理由。
　　总之，该不该休，解释权都不在夫妻双方那。

舶来的罗曼蒂克

　　既然主导权在家长那，中国古代的婚姻，便一直推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奉行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知道，说亲的媒婆，在元明清时期也属于“三姑六婆”之一，拿捏着青年男女的婚事。 　　用今天的话说，这就叫包办婚姻。
　　不过，古今的包办婚姻，还是有所不同。现行的民法典规定，包办婚姻指的是，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包括父母），违背当事人的意愿，强迫其缔结婚姻的行为。重点在于，违背了当事人意愿—但这一点，根本不在古代包办的考虑范围内。
　　顺便一提，如果在包办婚姻的前提下，第三人还收受了大量财物，那就叫“买卖婚姻”。根据法律规定，两者都是可撤销婚姻。在当事人提出撤销后，婚姻关系自始不存在。
　　可惜，法不溯及既往。古代的婚姻，父母、媒人经手过后，两人的婚事就定下了。
　　媒人的历史形象不太正面，《唐律·名例》规定，嫁娶有媒，就像“买卖有保”，但媒人未必靠谱。为了赚取中介费，媒人信口乱编，世人形容是“挑唆织女害相思，引得嫦娥离月殿”。
　　独揽大权的是父母，更准确说，是封建等级的大家长。如《红楼梦》中的青年婚姻，实际的筹备人，可以是中年一代，但最终拿下主意的，是家中辈分最高的贾母。比如邢岫烟与薛蝌的婚事，薛姨妈做了主，但她还要请贾母的示下。
　　或许要说，既然贾母要做主，宝黛的爱情为何悲剧？《红楼梦》后文丢失，造成了这难解之谜，普遍来说，观点有两种。一是贾母早逝，林黛玉失去了依靠，二是更高级的势力介入，如1987版电视剧那样，有皇家的人—元春—指定了婚姻。這是因为，古代社会是君主的“家天下”，皇家是最大的家长。
　　家长指定婚姻，讲究的是“合二姓之好”，婚姻就为家族利益考虑。古代包办婚姻的特点，要求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地位上的一致，尤其是政治上，两家要出于相同等级，这叫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最强烈的时期，是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当时的门阀等级森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北魏高宗时期，官府甚至制定法律，规定了士庶不婚。
　　不过，门阀婚姻最著名的例子，却是在唐代。唐代北方有七个大族，“七姓”之间通婚，绝不外嫁。到了唐文宗时期，皇帝想要打压“七姓”，将公主下嫁七族，竟然遭到了拒绝。唐文宗感叹：“我朝二百年天下，反倒不如崔、卢吗？”
　　古人议亲，门第最重要，但钱也很重要。仍是在魏晋南北朝，世人竞争聘礼的多少，被称为“财婚”。到了唐代中后期，无聘礼嫁妆的难以成婚，有诗《寒女行》为证：“寒女自命薄，生来多微贱。家贫人不聘，一身无所归……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
　　婚姻的一大分水岭，就是在魏晋南北朝。在此之前，虽然也讲求门当户对、经济实力，但程度上远远低于后世。
　　所以在当时，“郎才女貌”仍有较大影响，婚姻相对注重样貌和德行。像《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母亲，因不满儿子的原配“无子”，在古代算是没有德行，她极力为儿子另谋婚事，并强调新妇之美貌。

“70后”“80后”的婚姻，因为思想前卫屡成热点，青年们强调选择权、强调个人的独立，这一潮流随《裸婚》的大热登上极点。

　　这也可以看出，即便是古代的“郎才女貌”，和今天仍不一样，其中强调的是父母的眼光，而不是青年男女的两相爱慕。青年人在旧式婚姻中，扮演的是棋子的角色。
　　青年人想解脱自己，以个人意志寻觅伴侣时，要等到“西学”的进犯了。

残留与演化

　　19世纪，西方敲开了中国大门，文化交流带来了思想活跃，伴随的却是近一个世纪的屈辱史。说来是一种遗憾，假如明清的“闭关锁国”不存在，东学与西学交融时，或许还能平等地“对垒”。
　　所谓西学，并不是先天的优越。在欧陆的中世纪，思想同样停滞不前。17世纪，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明朝重臣徐光启与之交流，这个时候，东西方地位尚还平等，文化各有优劣。
　　按照后世的发展，西方要从宗教中解脱，东方要从家族中解脱。
　　等到19世纪中后期，情况大不同了。
　　欧洲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民权的意识深入人心。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则唤醒了文化中对个人自由的追求。18世纪的英法小说中，追求爱情、追求自由，始终与宗教对立。所谓的西学，才接近了今天的文明面貌。
　　宛如天降的西学，让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措手不及，废弃旧道德、弘扬新文化，是五四青年们被动进行的思想改造，但阵痛也是难免的。
　　现代主义的爱情，就是别扭难受的青年焦虑象征。在这一题材上，张爱玲的创作颇多，且她以女性的视角，少了些道德与价值观弘扬，更多了一份观照表现。比如《金锁记》，曹七巧不敢砸她的枷锁—虽然限制了她自由，但这枷锁是金子做的。
　　即便是“老好人”鲁迅先生，母亲为他择配的第一任妻子，也在旧式婚姻中虚度了一生。据说鲁迅曾考虑离婚，但又想到旧时道德中对离婚妇女的指摘，只好作罢。
　　社会的偏见，虽然没有彻底消失，但今天比旧社会是质的不同。尤其是新世纪后，“70后”“80后”的婚姻，因为思想前卫屡成热点，青年们强调选择权、强调个人的独立，这一潮流随《裸婚》的大热登上极点。
　　选择不只要选择的自由，还要有选择的基础。从这一点看，“70后”“80后”是幸运的。
　　经济向好的时期，向往的幸福足够多元，青年人有底气选择、有信心争取，用时髦的话说，是拿时间换空间。但是，当阶层流动性变低，对未来就少了期许，当“现在就是未来”“所选即所得”的时候，婚姻自由的基础又受到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