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读书人常以“三不朽”作为毕生的追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古往今来，能同时实现“立德”“立功”“立言”者，可谓凤毛麟角。明代名臣王阳明，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杰出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一语“知行合一”，道尽阳明思想的哲理内涵，启迪了无数仁人志士。也正因为如此，在许多人眼中，王阳明的哲学总是和军国大事联系在一起，对大人物有用，距离普通小老百姓可能过于遥远。其实不然，王阳明的哲学和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阳明先生的知行实践中，基层治理是极为重要的领域。品味这段历史，对今天社会治理中所强调的“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是很有借鉴的。

良知之教

　　王阳明是著名的军事家，但他又是“知兵非好战”的杰出代表。相比于坐镇中军，指挥千军万马，王阳明更喜欢坐而论道，从思想上教育大家如何做人。王阳明一生主张“知行合一”，到了晚年又把这一理念凝缩为“致良知”。如何理解“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呢？一些精研“阳明学”的人往往能从中悟出深层次的内涵。不过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只要能够从字面上了解其含义就足矣了。通俗来说，就是一个人要努力塑造良好品德，然后扎实地在实践中照此去做。怎样才算是成功了呢？王阳明曾形象地讲，“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
　　王阳明一生非常重视道德教化，而且特别强调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他常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动发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王阳明的致良知，追求的是真情实意，反对形式主义。他曾以孝顺父母为例说道，“孝亲之心真切处才是天理。如真心去定省问安，虽不到床前，却也是孝。若无真切之心，虽日日定省问安，也只与扮戏相似，却不是孝。此便见心之真切，才为天理”。
　　一天，一位司法官员向王阳明请教，“先生的学说非常高明，但是我从事司法工作，案卷浩繁，没有时间好好学习啊”！王阳明却说，“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唯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在王阳明看来，人都是可以进行道德教化的。他一生剿灭盗贼无数，却也认为盗贼心中也有良知。他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正因为有这样的认知，又能很好地将其落实，在王阳明的宦海人生中，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他曾因仗义执言而得罪大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当时，那是一片“蛮荒之地”，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生活贫困，甚至连汉语都不会说。面对这样的窘境，王阳明没有气馁。他改变了当时官员一贯的“高压政策”，而是因俗化道，开诚布公，主动与少数民族同胞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迅速得到当地人民的真心拥护。他们“相率伐木为屋，以栖守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王阳明完成了著名的“龙场悟道”，成为思想巨擘。

南赣乡约

　　明朝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奉命巡抚南赣地区。当时，这里盗贼四起，社会秩序混乱，百姓无法安居乐业。王阳明一面凭着其高超的军事造诣平叛，一面重塑当地的基层治理格局，颁布了著名的《南赣乡约》。早在宋朝时期，蓝田吕氏兄弟曾制定過《吕氏乡约》，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是时过境迁，乡约制度到了明代中期已被边缘化。王阳明所颁布的《南赣乡约》较之《吕氏乡约》，不但内容更加丰富具体，还蕴含着阳明先生哲理思想之精髓，因此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南赣乡约》有着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备写同约姓名，及日逐出入所为，知约司之;其二扇一书彰善，一书纠过，约长司之。”乡约制度重在惩恶扬善，《南赣乡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在具体做法上，《南赣乡约》却与众不同，它将王阳明的教化良知的哲学思想彰显得淋漓尽致。王阳明要求，“彰善者，其辞显而决，纠过者，其辞隐而婉”。也就是说，对于初犯者，要尽量照顾到他们的面子，不要明晃晃地批评，以免令其觉得蒙羞过度，破罐破摔，走上极端。为了让管理者理解其中深意，王阳明还生动地举例解释，“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闻某于事兄敬长之礼，颇有未尽;某未敢以为信，姑案之以俟;凡纠过恶皆例此”。对于某些恶习难改之人，王阳明要求管理者不要公然对其干预，以免激怒他更加作恶。“约长副等，须先期阴与之言，使当自首，众共诱掖奖劝之，以兴其善念，姑使书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后纠而书之;又不能改，然后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约之人执送之官，明正其罪;势不能执，勠力协谋官府请兵灭之。”如此层层递进，给犯过者留下充足的改正空间，尽可能地通过教化的方式实现善治。同时又以国家强制力干预作为兜底保证，不使局面失控。 　　王阳明在进行基层治理时，特别注重基层调解的作用。早在他担任庐陵知县期间，就曾“慎选里正三老，委以词讼”，使得庐陵大治，“囹圄清虚”。在《南赣乡约》之中，王阳明延续了这一高明手段。“凡有危疑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約之人与之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视推托，陷入于恶，罪坐约长约正诸人。”“亲族乡邻，往往有因小忿投贼复仇，残害良善，酿成大患;今后一应门殴不平之事，鸣之约长等公论是非;或约长闻之，即与晓谕解释;敢有仍前妄为者，率诸同约呈官诛殄。”尤为可贵的是，《南赣乡约》还赋予了基层百姓监督官吏的职责。“吏书、义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人等若揽差下乡，索求赍发者，约长率同呈官追究。”王阳明对于红白喜事的铺张浪费极度反感，他曾痛言道：“费财于无用之地，而俭于其亲之身，投之水火，亦独何心！”于是在《南赣乡约》中，王阳明规定，“男女长成，各宜及时嫁娶;往往女家责聘礼不充，男家责嫁妆不丰，遂致愆期;约长等其各省谕诸人，自今其称家之有无，随时婚嫁”。“父母丧葬，衣衾棺椁，但尽诚孝，称家有无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设宴乐，倾家费财，俱于死者无益;约长等其各省谕约内之人，一遵礼制;有仍蹈前非者，即与纠恶簿内书以不孝。”
　　王阳明一生推崇知行合一，故而乡约的实践最受其关注，为此他把乡约集会的程序一一列明。王阳明要求，每月十五乡亲们要集会一次。集会之上，最重要的是惩恶扬善酒宴。先在大厅之上设置彰善酒席，约史言道：“某有某善，以为同约劝。”然后约正问大家：“如何？”如果大家同意，那么众人齐喊：“约史举甚当！”如众人有异议，则当众点明。紧接着，约长与行善者举杯畅饮，以示奖励，双方都要发表感言。彰善结束后，撤去酒席，在厅堂台阶下，复设纠过酒席，礼仪程序与彰善酒席类似。约长要劝告犯过者：“虽然姑无行罚，惟速改！”犯过者要自起酌酒跪饮曰：“敢不速改，重为长者忧！”“约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劝谕，使子陷于此，亦安得无罪。’皆酌自罚。过者复跪而请曰：‘某既知罪，长者又自以为罚，某敢不即就戮，若许其得以自改，则请长者无饮，某之幸也！’趋后酌酒自罚。约正、副咸曰：‘子能勇于受责如此，是能迁于善也，某等亦可免于罪矣！’”
　　《南赣乡约》颁行之后，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史载“赣俗丕变，赣人多为良善，而问学君子亦多矣”。在今天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基层治理是重中之重。单纯依靠法律、诉讼，不是高效的手段，德治、自治的作用不可忽视。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思想理念，和他创立的《南赣乡约》自治模式，对于今天的基层治理有着深刻的历史启迪。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