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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做人类文明物证的守护神
台北，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来自全球各地的华人收藏家六百多双眼睛齐刷刷地射向讲坛，78岁鹤发童颜的阮仪三正神采飞扬地谈着《中华城市与建筑的保护及思考》。
阮仪三，古建筑保护专家，曾主持周庄、同里、甪直、乌镇、西塘、南浔、平遥等古镇的保护规划。乍一看，这位“都市文脉的守护者”、“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与收藏似乎有些距离。但事实上保护古建筑也是另一种收藏。
“古城保护与私人收藏本质上都是留存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所不同的是建筑是不可移动的，而文物是可移动的，文物的保护相对简单，因为较少受到岁月的摧残和自然的侵袭，比较容易留存完整的原样。而建筑还有一个使用权和使用效益的问题。”阮仪三语重心长地指出。
当世风日下，思想道德水准滑坡，收藏成为一个追逐经济利益的平台，好的收藏传统渐渐遗失的时候，将收藏拉回到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守护国家文脉的高地，颇有警世醒世的意味。因此阮仪三率先拉开嘉宾主题演讲环节的序幕，也是颇有深意，非常契合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的主题：“收藏，回归人文的精神家园”。
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由上海市政府和台北市政府担任指导单位，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发起，上海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主办，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清玩雅集和中华文物学会协办。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在上海（2008年和2010年）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此次是第三届，也是首次离开上海跨越海峡来到台北举办，无疑是收藏界的一次“破冰之旅”。
“为什么不喜欢旧城，要拆除旧城，因为人们不知道它的好。就好比古董，你不知道它是古董就随意丢弃，知道了以后再去找就来不及了。当时我们在平遥发现有近两百处明代民居，三四百处清代建筑，而且这种情况在当时山西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一样的。我同政府的人说这些老房子是非常好的东西，特别是如此完整的城墙在全国都是很罕见的。当时全国的城墙只剩三座半了，兴城一座，荆州一座，西安只能算半座，然后就是平遥了。这样好的城墙怎么能够拆掉呢？”阮仪三回忆道。“刀下救平遥”、“以死保周庄”——阮仪三以他的方式拼力保护中国古城遗迹。遗迹需要拯救，文物也是一样。在大会上，收藏家们都无限缅怀起了文人先辈们为国宝毁家纾难的感人之举。
20世纪初的中国，战乱频繁，国宝大量流落民间，因而掀起一股民间收藏热。于是收藏界涌现了诸多收藏大家——庞元济、溥儒、关冕钧、罗振玉、叶恭绰、刘靖基、吴湖帆、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张伯驹、张珩、钱境塘、刘海粟、钱君匋、张学良、金城、夏衍、张宗宪、王己千等。他们收藏的目的一方面是本着一种最原始的情感诉求，另一方面是站在民族大义上尽力让凝结着人类文明的艺术品不致流离失散。如张伯驹为保护书法名画等国家级珍宝文物不致流散国外市场，倾尽自己所有财产来收藏。后来又慷慨地把这两件国宝连同自己多年积累的珍贵文物全部无偿献给了国家级博物馆、图书馆。张伯驹曾说过：“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在波涛汹涌的市场大潮中，很多事物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在收藏界中，像中流砥柱一样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就是文人收藏。
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每件文物凝结着历史的风雨沧桑，折射着民族文化的灵魂，闪耀着一个古老文明的霞光。这些国家级的美轮美奂的珍宝都是值得人们爱护的，同时过去那些文人大家为保护珍宝不顾一切的道德情操、人文情怀更值得人们珍惜与追随。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几个人会像王世襄那样为国追缴文物功在国家被审查入狱仍无怨无悔，会像过云楼主人顾文彬那样殚精竭力一生收集海内善本呢？
如果文人收藏家的精神也随着他们一起逝去，收藏就真的失去原有的意义了。因此，全球各地华人收藏家集聚台北共同探讨“收藏，回归人文的精神家园”这个主题，显得非常及时而有价值。本届大会的召开也受到沪台两地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上海市市长韩正和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分别发来了贺词，预祝大会圆满召开。韩市长在贺词里写道，“盛世收藏，博古知今。收藏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载体，延续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本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以‘收藏，回归人文的精神家园’为主题，在人文荟萃的台北召开，对促进两岸以及海内外华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郝市长在贺词里写道：“中华文化渊远流长，文人雅士因‘博雅好古’，成就了雅致与注重人文精神的收藏文化。艺术文物与古董，美不胜收，拓展了我们生活的感悟与品位，是美力与文化力的充分展现。”
本届大会上，阮仪三、周功鑫、马未都、刘益谦、包铭山、曹兴诚等60余位专业人士围绕收藏精神等话题发表了演讲。收藏大会全体会议还通过了《大会宣言》。《宣言》指出，本届大会提出收藏要回归人文精神家园的主张正逢其时。收藏历来有三个层面，即国家收藏、文人收藏和民间收藏，而对收藏起主导意义的文人收藏，应该淡化金钱，志在传承文明，守护人文情怀，给人们以自信、尊严、宽容、谦恭和力量。同时，大会对当前收藏中过度商业化的倾向表示忧虑，对其中某些突破人文和道德底线的事例表示愤懑，并希望业界同仁共同维护华人收藏中人文精神这一最初基石和永恒信念。大会呼吁，华人收藏家不仅独善其身，亦当兼济天下。对待中华民族的文明物证和文化遗产，收藏家“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除了满怀敬畏，还应恪守护持。选择收藏事业，头上的天空和心中的道德将是终身的责任和担当。
亿元时代，收藏该何去何从？
“当年有很多乐趣，现在都被剥夺了。”著名收藏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叹息道。在他开始收藏的时候，赶上了好时候，文物都不值钱，一个碗3块钱，他写一篇小说能挣好几十块钱，够买好多碗了；搁现在，就是写一本书也未必能买回一只碗。
然而，现在连马未都也只能望“宝”兴叹了。他披露，近年来，拍卖场上出现了有钱人跟买东西的怪现象，马未都举什么，就有人跟着举什么。马未都举不过对方，因为没那么有钱，只得放弃。后来他问那个买家：“这些东西你都看了吗？”对方回答：“你不是都看了吗？”马未都叹道：“我的乐趣正在一点点被剥夺，很多人的乐趣与我们不在同一个点上。甚至还有人跟着我举完牌，买了东西却一分钱不付，他对我说，‘你比我更喜欢这个东西，加一成钱我卖给你’。” 在马未都看来，收藏与投资的区别在于，收藏是你买了一件东西还想买下一件，投资是你买了一件东西马上就想把它卖了。“今天我们太过急功近利，有人刚参加完一个慈善晚宴买了一张画，就跟我说，要建一个博物馆，我建议就叫‘一张画博物馆’。我原先以为收藏是少数人的事情，但现在早已不是了，一本关于收藏的书居然可以发行300万册，盗版更不计其数；而在电视上讲收藏，观众更是数以千万计。正因为收藏成为大众的事，所以我们更要传递一种文化精神，而不是财富。收藏是文化的总和，是精神的标高。”
为何收藏界会一下涌入那么多买家呢？学者高凡、丁子荃略带调侃地分析道，国内的有钱人也渐渐明白，有些地位不是钱和势能取得的，购买一艘大游艇那是“卑鄙的暴发户行径”，拥有二十辆保时捷，或者把爷爷的照片挂在天安门上，人们也不会把你当神看，反而会被那些酸文人当成话柄。但是，如果你有一件杰夫昆斯或者陈逸飞的作品，一个良渚陶瓶或者一幅黄庭坚手书，你就成了人类文明的红卫兵，就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那些叼着烟斗的纽约收藏家说道，“我永远更尊重购买艺术品的人。”尽管他们手边的报表和荧屏上跳动的永远是红绿色的纳斯达克指数。本质上来说，和昂贵的珠宝或者特别定制的晚礼服相比，收藏品的价值是双倍的：一方面，人们期待着总有那么一天能够以更高的价格把某件艺术品卖出去；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够忽视艺术品交易的社会价值。花钱买了艺术品的人就有资格夸耀自己为了文化事业、甚至更模糊地可以说是为了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他们也会感觉自己俨然已经成为了赞助艺术的人——而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消费者而已。
2010年，中国艺术品收藏拍卖价格屡创新高，真正进入“亿元时代”。2010年中国艺术品拍卖589亿元，增长177%，首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2011年达到975亿元，同比增长66%，再创历史新高，位居世界第一。据国外统计，2011年我国艺术品拍卖975亿元占全球42%，达到世界第一；美国占23%，名列第二。统计还显示，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交易额以138亿欧元占全球总额的30%，首次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热、收藏热的兴起，大中华地区已是全球最大的艺术品交易地。
然而，在内地艺术市场一片金光四射之时，有人欢喜有人愁。在不断推高的价格面前，即便是上市公司的老总都觉得越来越难以承受。很多大亨只能5、6个朋友合买一个东西，称为抱养，抱养一个“孩子”。而一些经济实力不够的老藏家，只能发出在资本时代将“缴枪”的感叹。
高利润能推动整个社会对文化珍品历史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认真研究。一些画家的作品生前乏人问津，但经市场的推动受到千万人的顶礼膜拜，一些极其冷门的藏品，也因为一个天价被人们广泛关注。然而，高利润背后的副作用也是明显的。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执行副主任祝君波鲜明地提出，“为投资理财而收藏无可厚非”，但也要“守住市场的道德底线，使这一轮千年不遇的盛世收藏健康持续发展。”他指出在这股收藏热的背后，也存在着两大令人担忧的问题，“首先就是拍卖不付款问题，这是艺术市场初级阶段的问题，但考验着这一代藏家和投资人的素质和诚信，现在买家不付款或不及时付款的情况十分严重，已经形成新的三角债，危及整个行业的运转和健康发展。其次，是赝品问题，这在内地一些非主流的拍卖公司问题比较突出，如出现了徐悲鸿《裸女：蒋碧薇像》、徐悲鸿《九方皋》和汉代玉凳的真伪争议问题。”
台湾中华文物学会理事长、著名收藏家王定乾认为，中国艺术品真正走上了世界舞台，并且已经进入了“中国人主导、中国市场主导”的时代。华人收藏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不仅引领着中国艺术品的审美，也掌握了定价权。不过，伴随着亿元时代的来临，中国艺术品收藏也面临着伪作泛滥、投资炒作过度等问题。王定乾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艺术品收藏也同时进入了“资本时代”，艺术品收藏成为一种金融投资工具，给传统的收藏理念带来了颠覆和挑战。
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台北筹委会主任委员、著名收藏家曹兴诚指出，收藏对精神生活的影响是有利有弊的。“如果我们真心喜爱某样文物，然后有缘将之请回家终日相伴，那跟有情人终成眷属一样，是非常愉快的。但如果对文物并无真正喜好，收藏只是为了买卖赚钱，那就可能患得患失，造成精神的负担。由于现在造假猖獗，买到赝品的概率很高。万一不慎买到，不知道也就算了，知道了那绝对不舒服。更惨的是，买到赝品，经人指正仍执迷不悟，甚至跟指正者反目成仇，既失钱财复失理智，那精神生活会陷入混乱，有点可怕。所以收藏不要有太多目的，轻松潇洒一点最好。”
本届大会，海峡两岸藏家首次聚在一起零距离接触，得到了各界的肯定，也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大陆藏家的反思。“主办方将本届大会放在台湾办，还是有非常积极意义的，效果也非常好。台湾的同仁为这次收藏大会做了非常精细非常热情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深深感觉到，以同宗同源的文化为媒介，我们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希望能借此更多地推动两地文化的交流，通过文化交流的深入，促进大陆、台湾地区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宋妍如此说道。同时她也冷静地指出，“这次大会也让我们看到了大陆收藏界和台湾收藏界的差距。我们究竟是把收藏作为文化来传承体验，作为深化文化研究的手段，还是仅仅把收藏作为经济本身，这确实需要大陆的收藏界有更多的反思。”
不少参会藏家也表示，此次最令他们感触深刻的就是两岸收藏文化的差异。“大陆的收藏与资本抱得过于紧密，而台湾则收藏气氛更浓，很多藏家是真正在做研究，在做文化！”
在大会举办期间，宋妍等人应曹兴诚先生邀请到他家里去作客，作了更加深入的交流。“曹兴诚先生家里满墙的有关收藏的书籍是一道风景，他对收藏品的描述，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藏品本身，而是收藏者本人对于收藏文化的深刻理解。”宋妍回想道。同时她有些遗憾地表示，在大陆跟一些收藏界的朋友交谈时，经常感觉他们关注的是藏品出进的概念，而不是藏品本身的文化内涵，“在台湾地区我没有感觉到全民收藏热，这种相对的冷，我觉得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收藏理念上的理性，其实这是收藏发展非常重要的内在要求。大陆的民间收藏态势，在某些方面可以适度地降点温，让收藏回归到理性状态。” 上海泓盛拍卖公司董事长赵涌谈到：“台湾收藏家不是那么张扬，他们参加这个收藏家大会非常希望听到一些大藏家、专业人士给予专业性的指导、建议以及与大家分享收藏过程中的经验或体会，而不是做表面化的宣传。很多大的藏家是有很大的产业，收藏仅仅是他们的爱好。而大陆去参会的部分人更看重收藏品升值和投资层面。有藏家就说出我不专业，但知道投资，我知道好的东西我就买，非常突出回报和投资。与台湾藏家相比，很少见到大陆藏家静下心来说我是怎么研究的，怎么在探讨。可能我们整个群体还比较年轻，或者整体比较浮躁。”
收藏要有“玩家”精神
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是一名票友收藏家，最早的收藏开始于“文革”时期的报纸、古铜钱、相声对口词小戏本等，其中最多的是古铜钱，当时他到全国各地演出时，都会去各地的废品收购站逛逛，一逛就收到一麻袋古钱，上面还沾满粘土和锈。后来他停手了，因为一回家，他爱人就抱怨道：“每天身上都有坟墓味道，离我远点！”不过，他已经获益了，“钱币上的字体演变及对于古铜币的收藏，使我对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姜昆笑着回忆道。虽然钱币不收了，但是他的收藏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如今在苏州有一个姜昆艺术收藏馆。在姜昆的收藏馆中，95%的艺术品都是前辈艺术家赠与的，有韩美林、刘海粟、徐悲鸿、范曾、冯远等人的作品。一入馆就写着一段话：“收藏绝对是一种快乐，千万不能总盯在‘投资’、‘升值’、‘回报’这些字眼上。当你为了赚钱而把心爱的东西转手给他人，注意！您就成了贩子，那么我劝您改行，从事文物经营，您也可能成为一位企业家。”
姜昆表示，他的收藏观念是连一块有历史记忆的纸屑都舍不得丢掉的习惯成就的。1977年，他师从相声大师马季先生。创作高手马季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写了不满意，就扔到字纸篓里，一扔一写，直到满意为止。“我和马季老师同住一个宿舍，等到他睡着的时候，我就起来偷偷从纸篓里把纸捡起来铺平，把纸上有痰和烟灰的地方去掉，然后整理出来。那个时候，马季五十来岁，我三十岁，单纯地觉得马季的创作是我们学不过来的，也没有其他动机。但是现在，这些手稿将成为未来中国相声博物馆的珍贵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收藏本身不一定非要找那种价值连城的东西，它可能就在你我身边。”姜昆笑着回忆起这段让他骄傲的收藏经历。在他看来，博物馆里的艺术品都是他和文艺界名家的接触和交往记录，每一件小物品都有前辈们的谦虚品质以及精湛的艺术追求的印记，这些是不朽的财富。
已故著名收藏家王世襄先生的“玩家”之风颇受收藏界推崇。他曾坦言自己因经济所迫，没有收藏瓷器，没有收藏玉器，更没有收藏青铜器，“只是用几元或十元的价格，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微不足道。我过去只买些人舍我取的长物，通过它们来了解传统制作工艺，辨正文物之名称，或是坐对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偶出把玩藉得片刻清娱。在浩劫中目睹辇载而去，当时我能坦然处之，未尝有动于中。由此顿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
在王世襄看来，收藏的乐趣在于获得知识和欣赏，虽然少有人能达到他那种豁达、睿智的境界，但是在收藏越来越成为暴利的手段的时候，收藏回归兴趣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香港“求知雅集”的名誉会长陈嘉康指出：“参加‘收藏家大会’的几百人当中，有的人收藏的东西自己当是宝，觉得乐在其中，你给他多少钱，他也不一定卖给你。有这种自娱自乐的精神就足够了。”艺术品绝不仅仅是商品，它是有灵性的。人们不能只会跟风、砸钱，更要学会发现艺术的美，好好善待艺术。
事实上，当收藏去除杂念，回归到比较纯粹的兴趣时，拍卖并非只是大玩家的爱好，收藏也非有钱人的专利，其实人人可以成为收藏家。孔子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赵涌认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和老百姓的资产不断增加，拍卖将会成为一个大众的流通渠道，一个文化艺术的活动场所，大家在这里收藏、展示、消费艺术品。“周末的时候，人们逛逛拍卖预展，参加拍卖活动，就像他们到博物馆和画廊看展览，或者到电影院看电影那么平常。”
北京和静园美术馆馆长李冰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圆，而不是一个点。如果一个点的收藏，那是塔尖上的作品，的确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收藏有另一种快乐，那就是“艺术与人的生活不可分”。“我认为艺术收藏要大众化，一种文化必须要有根，没有根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的艺术馆，会馆也是这么做的，我希望有更多的白领阶层在消费完所谓的奢侈品以后，能花几千块钱买些艺术品挂在家里，不仅提高自己的生活品位，同时帮助了年轻的艺术家，也是在影响下一代的审美。这种家庭的美学教育十分重要。”
当然，要让收藏成为大众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需要各方面的努力。赵涌建议道，先要去掉拍卖的高门坎，不应局限于成交500万元一件或1000万元一件的拍品，应该把市场放大，不能把所有收藏者“圈养”到一个品类里，让他们成为某些利益的牺牲品。“也许卖几件大东西，市场会很轰动，但大部分人觉得这个太遥远了。我们可以拍卖一些几万元的有文化和收藏内涵的东西。这些东西最好能融入到人们的生活，譬如办公室、家里的布置，形成一种对话的环境，使买家的日常生活、品位、修养各个方面产生互动。这种作用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买很贵的艺术品然后收藏在银行保险箱里，唯恐一拿出来就遭到损坏。以后拍卖会朝多元化发展。我们推广的钱币、邮品、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是很多收藏者需要的。拍卖这些拍品也许难以成为一时的轰动，却可能因此而影响一代人。”
在一个英国的国际艺术博览会上，台北观想艺术中心董事长徐政夫看到，在第一场博览会结束后马上会有1千磅以下的一般大众可以买得起的艺术出来。“如何让中国画价格合理，让年轻人有机会，我想这是政府，是很多团体所应该努力的。”徐政夫指出。
前一阵《南方周末》刊登过一篇文章比较尖锐地指出，除了2.16亿，我们还知道过云楼的什么？事实上，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应该多些正面宣传，让大众了解艺术和文化，不要只关注价格、行情，让人们注意到生活中是有很多艺术之美的。 祝君波指出，青年人要涉足收藏可从大众收藏开始，前提是要树立“量力而行，自娱自乐”的“玩家”态度，唯有如此，对于青年人而言，收藏才不是那么遥远，他们日后才有可能从大众收藏起步，向高端文人收藏挺进。同时祝君波强调，青年人从大众收藏起步，不代表他们不可以关注高端的藏品。“一般而言，收藏就可以零距离欣赏藏品。对于那些不可能搬回家的珍贵藏品，青年人也可以通过展览或者画册间接地欣赏，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奥妙和精髓。”
创造“天价”奇迹不是收藏的最终目的
2010年10月，在香港苏富比举行的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上，收藏家张永珍以2.5266亿港元（合人民币2.16亿元）的价格，将“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收入囊中，成为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成交纪录。但是一个月后，这项纪录便被成交价为5160万英镑（约合5.5亿元人民币）的一件清乾隆粉彩镂空开光青花鱼纹套瓶刷新了。
纪录连破，以及近两年国人屡屡在海外用天价购回中国古董，让大家惊喜连连，且油然升腾起一股民族的荣誉感。中国文物从文革时期的一文不值到现在的身价倍增，也显示了国力的强盛。然而也有人开始冷静地反思。收藏家、鉴定家高阿申忧虑地表示：“获利者毕竟为老外，何况，持有者很可能当初得来全不费功夫，如今却真正属天上掉馅饼。再说，在老外作壁上观之下，孙子兵法故里人所表现出的激情亦似乎太缺乏理智，这就是爱国吗？倘若，以合适的价格买回合适的中国艺术品，岂不更划算更好吗？”
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院副馆长朱新天指出，前段时间在纽约有个拍卖，从中国组团去了两百多人，仅登记就花了两天时间。“国际市场上，中国文物作假比较少，保险系数比较大，这成为了不少中国人到国际市场上参加拍卖的原因之一。但我感到奇怪的是，经过登记的中国买家中，有一半人居然都姓‘李’。在拍卖市场推高中国文物价格，是一种很不正派的行为。”
根据法国Artprice的统计，“2011年全球十大最昂贵的艺术家”中有六位华人艺术家，分别是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吴冠中、傅抱石和李可染。排名全球前五：第一张大千5.1亿美元，第二齐白石4.5亿美元，第三安迪·沃霍尔3.248亿美元，第四毕加索3.116亿美元，第五徐悲鸿2.129亿美元。
“这是听起来非常令人高兴的，因为我们的画已经可以跟西洋重要的绘画来媲美，无论是价值还是价格上，都已经是世界里很重要的一支。但这些画谁买？谁花大钱去买这些画？还是咱们华人。我们走出去了没有？没有。”在最近举办的“艺术收藏新视野与新理念”——2012上海国际收藏论坛上，徐政夫先生有些激动地说道：“今天讲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艺术要国际化，可是这么贵的画，一张几亿，一张8千万的画还是我们买来买去，哪些是外国人买走的？”徐政夫联想到了这么个事情：有一次他到山东去，一个美术馆的人跟他介绍一位山东的画家，一张画要卖十几万块。徐政夫有些惊讶，这个画家他见过，在北京、上海的拍卖不要这么贵。回去再一翻，“在山东可以卖10万，可是在北京只卖2万，在上海说不定只有1万5。因为他在山东很有名，很有地位，可是走出了山东很多人就不认识他了，价格就有所减少。是不是中国画在中国很有名，走到伦敦、纽约就没人知道呢？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一个锅子里你传我，我传你，大家欣赏着好得不得了，但有没有想中国画如何走向国际，如何让国际上的人尊重、喜欢，抢购。”
两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要使中国能够真正成为全球一流的大国，能在主流社会当中，在普适的价值观、人文观上得到认可，并不是靠几个自己哄抬的“天价”数字能办到的。
王定乾指出：“即使我们今天谈中国艺术品的收藏，但是世界观、国际观的观念要根植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今天已经是世界村的观念，所以我们收藏中国艺术品应该要有国际化的观念。当今海外的收藏家，他没有研究你过去的艺术，他就不知道你。可是我们今天活着的当代艺术家要走出去，要参加全世界的双年展、博览会，当你国际知名度越高的时候，你的艺术品价值才会上来。国际化的观念需要我们分享，我们必须要走出去。”
“我们的画家越来越多，可是发现没有，我们的画家创意越来越少。如果今天老是在那个地方画山水，老是在那里画同样的题材，而我们收藏家们也一直在那里寻找同样的题材，请问艺术的精神在哪里？艺术的精神是创造。而我们今天中国画的朋友们不看当代，他不去走向世界，而是关起门来在山林里找一个优美的地方，然后就自以为是不停地画，请问怎么能够跟国际接轨？”徐政夫焦虑地说道。在他看来，画廊是一个很重要的培养画家同时培养收藏家互相沟通，一起建立一个收藏的方向和知识的堡垒。但是现在画廊太少了，大概拍卖公司占90%，画廊只占10%。“现在就变成了拍卖在引导，就制造了很多的明星价位，而另外一群人一直在饿肚子。年轻的艺术品没有平台，画没有人要，没有人保存。这就产生了脱节。”
“现在大家都追逐成名的大牌艺术家作品，很多与他们同时代的艺术家还在强烈地被边缘化，年轻艺术家就更不用说了。但我们认为，真正中国本土的、纯中国的艺术可能是80后、90后这一代能够完成的历史使命。”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如是说。因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东升就开始有心支持当时不被主流认同的当代艺术，开始资助年轻的画家，避免他们的作品大量流向海外，“泰康收藏是有严肃的态度的，我们不是为收藏而收藏，主要关注学术，特别是美术史的学术重要性，收藏的出发点是这个。”
企业家方杰略有些尴尬地回忆起前几天参加一个宴会的情景，那天他穿了一套唐装出席，有人直率地跟他说：“你穿的是清代满族人的衣服，我们穿的是汉服，是庶民时候的衣服。”回去后方杰查了一下资料，发现他讲得确实有道理。“当时跟我讲的是个日本人，阿曼酒店的经理，我觉得日本人继承了中国汉唐的记忆和精神。而中国人越来越混杂在一起了。”由此，也促发方杰意识到，中华民族要复兴，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对自己文化上的自信心，因为必须要对它深刻理解，不能人云亦云，这样才可以形成独立的文化人格。“中国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国际上的主流国家，要承担起文化继承的责任，就应该把收藏回到它本来的位置，要做强自己的文化复出，能够通过文物或者是文物收藏的载体来输出让人家理解的可以对话的价值观、人文观，从而使中华文明成为普适价值观的主流，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来理解我们。” 要让正能量的收藏在社会当中起到普及文化的作用，建博物馆无疑是极佳的途径。在不少藏家看来，创办博物馆是收藏人生的至高境界。
朱新天认为，作为一位收藏家除了拯救责任、保护责任外，还有一项是教育责任。朱新天和他的先生鲍思岱用自己的资金创建了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将毕生收藏公之于世，他们想打开一扇展示东方历史文化的视窗，让欧洲人了解亚洲文化。让世界各地的观众能欣赏到珍贵的人类文明的遗存，从而了解东方，热爱亚洲文明。法国将中国汉代历史和印度历史列入学生教科书，每月东方艺术博物馆里都会有成群结队的法国孩子，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前来免费参观学习。
今年2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博物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现有博物馆3415家，到2020年将达到7830家，其中私立的占20%，约1566家，这是一个趋势。这将是收藏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收藏由家庭走向公共服务，意义非凡。在上海，陈永泰建立的震旦美术馆，刘益谦、王薇夫妇在建的龙美术馆，印度尼西亚藏家余德耀在建的当代艺术馆，许四海已建的四海壶具博物馆，均在改变着华人传统上“藏而不露”的观念，走向大众。
建私人博物馆不仅需要藏品，还需要极大的财力与魄力。但私人收藏家们的价值在于不仅与大众共享了珍宝的文化魅力，甚至是保存了一段国家记忆、民族记忆。在建川博物馆的游客中心墙上的馆长自白是这么写的：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这是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樊建川的收藏理念。他从事收藏数十年，藏品种类繁多，重点为抗战文物和“文革”文物，创建了建川博物馆聚落，他希望通过收集文物，拯救文物，展示文物，让历史真实地保留下来，并提醒世人永远不要忘记历史，对于他而言，日军的钢盔比齐白石的画更有意义。
上海是收藏重镇
今年前段时间，上海收藏界提出了“上海艺术品拍卖如何重振”的声音。北京进军上海拍卖业的荣宝斋（上海）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倚山重提“北强南弱”这个话题，让沪上拍卖业内外一阵骚动。
中国内地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有北京和上海两个“中心”，但是如今这两个中心重量之天平却越来越倾向北京。据雅昌艺术网艺术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北京地区的艺术品拍卖总额超过566.72亿元人民币，上海为159.30亿元。“委托人和买家都在南方，北京只是一个拍卖的场子。但曾经与北京并驾齐驱的上海，市场份额如今仅占北京的四分之一。”王倚山感叹道，“这点我认为是不正常的，上海作为长三角这么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为什么会这样？”
上海拍卖业有过辉煌的过去，“新中国第一拍”是在上海拍响的。时任朵云轩总经理的祝君波今天还清楚记得，1993年6月20日下午，朵云轩假座上海静安区希尔顿饭店举行了拍卖会，二楼大厅内座无虚席，连地毯上都坐满了人。第一槌由著名书画大师谢稚柳执槌，第一号拍品是丰子恺的国画《一轮红日东方涌》，海内外著名的香港收藏家张宗宪叫12.5万元时，谢老果断落槌，报以会心一笑。张宗宪成了第一号拍品的买家，全场掌声雷动。那一天以北京荣宝斋为代表的艺术品经营企业负责人、陈逸飞等艺术家都来捧场，半天时间成交156件，成交价为830万元，成交率为74.5%，创下炫目的纪录，这也是中国第一次艺术品拍卖，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晚宴时，谢稚柳先生拉着程十发与祝君波一起合影，程十发翘起大拇指说：“这才是上海！”
从1993年朵云轩拍卖敲响中国艺术品拍卖的第一槌开始，中国艺术品市场迎来繁荣的时代，当时朵云轩、上海敬华与北京嘉德、瀚海几乎是并驾齐驱。然而，2003年后，北京艺术品拍卖市场中出现了几何基数的增长，上海的市场逐步被拉开了距离。
“依据文化部市场司发布的正式报告，全国艺术品拍卖2010年589亿元，2011年975亿元，相比之下，上海确实规模很小，占的比重急剧下降，和北京、香港不在一个等量级。尤其在高端艺术品方面，竞争力下降更严重。”祝君波指出，上海业界应该正视事实，看到形势严峻，居危思危。“因为975亿元这块‘大蛋糕’，从文物产业的规律和特点看，北京、香港和上海最有条件参与分配，失去这一块，太可惜了。文化诸多产业，大多各省市都有条件成功，唯文物艺术品拍卖，上海是有独特优势的。”
事实上，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国内收藏的“半壁江山”。作家王琪森指出，中国收藏史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高潮分别出现在北宋、晚明与清代康雍乾年间，“在第三次收藏高潮的历史铺垫及藏界传统的引领下，开埠后的上海，凭借着商业之市、金融之都、工业之城、人文之地的独特条件，迅速崛起于中国收藏界。海派收藏是中国收藏史上第四次高潮，在中国收藏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古代收藏史的终结，现代收藏史的开端。”
上海有文人收藏的传统。上海曾经是封建遗老遗少、达官贵人、实业家和艺术家的云集之地，这四类人形成了强大的收藏气场和能量。历史上，上海地区的藏家群体中包含有很多大的收藏家、鉴定家和画家，比如徐邦达、谢稚柳、钱镜塘、刘海粟、程十发、唐云等都是大收藏家。这些艺术家的眼光使他们收藏的门槛极高，很多艺术精品便通过他们的努力汇集于上海，直接提高了这座城市的收藏层次。目前，上海地区收藏群体中，文人收藏逐渐弱化，海派当代的收藏开始走向以实业家、金融家、儒商为主的收藏。在参加收藏家大会的250位核心人士中，上海的收藏家占据相当比例。这是经过大会组委会严格甄别之后的结果。现在，各地的大拍卖行每年都要来上海征集重量级拍品，而上海的藏家常去北京的拍卖会觅宝，结果北京一年艺术品交易额的50%来自上海藏家的腰包。祝君波表示，这反映了上海收藏家所拥有的全国影响力。
虽然，“北强南弱”是我国拍卖业的现状，上海收藏界也希望上海的拍卖业能尽快重振雄风，但清醒的上海人也知道，拍卖成交数目不是衡量强弱的唯一标准。
著名收藏文化学者郑重认为上海老藏家与北方藏家有明显不同。他们大多是纯粹的收藏，没有很多的背景，很多都是在上海拼打成长为企业家后，慢慢成了收藏家。“上海老一辈收藏家的交流比较多，专门有收藏家的群落，形成了一个中心。而且，上海收藏家多是玩出来的收藏家。上海收藏人的特点是‘知不如好、好不如乐’，把收藏当成快乐和享受。” 雅昌艺术网与北京匡时共同进行的“中国城市艺术品购买力调查”中，在上海地区共收获了129位藏家的购买力信息。在受访者中，以“收藏”为目的购买艺术品的占61.24%，而选择“投资”的仅有31.78%，上海受访者购买艺术品目的中以“兴趣爱好”为主的占46.51%。
北京匡时董事长兼总经理董国强认为，从艺术方面，“上海可能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他认为，虽然北京被称之为文化中心，但从艺术氛围来看上海最好，上海不仅有数量众多的优秀艺术家，也有一批国内非常有实力的收藏家，还有一些非常有品位、有实力的画廊，同时上海爱好艺术的朋友也比较多。
为乱象丛生的收藏界树立真正的标杆
文人收藏是上海历史的一份积淀和传承，虽曾蛰伏隐匿，但从未中断，一直延续至今。祝君波表示，判断一座城市收藏实力主要是看城市艺术珍品的整体数量、收藏家的实力和城市收藏的氛围，就这三点而论，上海肯定是收藏重镇。也正因为拥有“收藏重镇”的底气和实力，由上海创办的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才如此富有感召力。另一方面，华人收藏家大会又反过来将对上海乃至大陆的文人收藏产生深远影响。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主任陈东说道：“我们深知收藏发展需要引导，收藏家之间需要团聚和交流，全球华人收藏事业需要大家共同协商、共同推进。因为我们与古人不同，我们已生活在一个现代化、全球化、开放的社会环境里，藏而不宣、闭门独享的收藏时代已经过去。有鉴于此，我们于2007年12月在上海创办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就是为了推进全球华人收藏事业，构筑一个现代的文人雅集，提供一个公益性、服务性的交流平台。我们确定大会的宗旨是‘传承文明，保护遗产，促进交流，怡养情致’，主要任务是总结收藏经验，交流收藏心得，传承中华文明，促进收藏家的团结，提升人们的素养。”
祝君波清楚地记得，第一届大会联系收藏家来参会时，他们表现得并不十分热情，总是问会期有什么东西可卖，不然，他们来干什么？有这样想法的人比较多。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大会做了很多工作，准备了资金对来会参加的嘉宾做到“落地接待”，增加他们参会的兴趣。来了之后，收藏家们觉得这个会议很有价值。短短四年，第三届大会齐聚了世界各地华人收藏界精英660余人，可谓高朋满座。据称，若不是会场面积有限，本还有不少著名收藏人士要来，大会的席位可谓一票难求。
“收藏界有钱的大有人在，但因为我们注重的是学术，钱多也未必能参会，我们更看重收藏家的影响。”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秘书长陈志强介绍道。按照华人收藏家大会的运作规则，除了少数应邀的演讲嘉宾之外，收藏家赴会均费用自理。但即便如此，收藏家在提出与会申请之后，还要接受组委会严格的资格审查。
收藏家大会宗旨有四大方面：雅集、演讲、出版、展览。陈志强告诉记者，从与会嘉宾的层次，论坛的质量，展览和文献资料的高端性来看，华人收藏家大会的重点应该不在于普及收藏知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发现现在的和未来的大收藏家，将他们推进公众视野，为乱象丛生的收藏界树立真正的标杆。”
由于收藏家大会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良好口碑，在2010年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上，担任台湾中华文物学会理事长的王定乾先生在大会上发出呼吁——邀请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放到台湾举办。后来王定乾再次来上海进行商谈。台湾还特意成立了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台北筹委会。陈志强透露，目前收藏家大会已收到澳门方面邀请，希望2014年大会能移师澳门。“我们还会对此进行研究。如果去澳门，希望能够汇合港澳两地收藏资源。”
大会后，也有拍卖公司的老总建议活动更学术化和更专业化一些，“是不是让政府体系削弱一些，让更专业的机构来主导。感觉台湾主导活动的是收藏家和相关组织，大陆主导的基本是官方人员。像这样的活动应该是大家积极参与的文化性活动，不能过于强调一些经济性的效益，也不能成为一个官方的政绩活动。感觉这次很多拍卖公司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商业味道非常浓，应该让真正的收藏家来到第一线。”
“‘收藏家大会’这个名称比较中性，既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社团，也不是官方色彩非常浓厚的官办活动，这个名称本身反映了官民结合，更多地注重民间参与的理念。”宋妍表示，前三届大会比较多的是通过政府的支持，做一些发动、推动，随着大会的成熟，希望更多地依托民间的力量。“事实上第三届已经跨出了很大的一步，前两年也有一些民间资本的进入，本届很大的一部分资金来源是台湾民间资本，有了重大的突破，今后更多依托民间力量应该是我们收藏家大会健康发展的一个方向。”宋妍认为，“收藏反映了三个方面：一是国泰民安，人们生活富足就会关注收藏，形成一股收藏热；二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跟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广泛，在收藏方面，在港澳台地区，包括大洋彼岸华人社会，很早就有了非常深入的交往，收藏不是一个地区的活动方式，应该是世界性的；三是文化发展比较迅猛的写照，收藏的背后实际上是历史文化的传承，必须去了解收藏品背后的历史，才可能真正意义上欣赏藏品。”
今年是台湾著名的收藏组织“清玩雅集”成立二十周年。“清玩雅集”是全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华人收藏组织，他们的传统文化没有割裂，其中很多都是资深的大收藏家。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期间，台北“清玩雅集”邀请全体代表观摩该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藏品展。这次展览给大陆的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故在近日举办的上海地区参会嘉宾座谈会上，多位与会专家、收藏家呼吁，要在大陆组织建立类似于台湾“清玩雅集”之类的精英收藏家社团，以此面对当前收藏中过度商业化的倾向。
祝君波表示，华人收藏家大会是白手起家的，至今举办三届，已具有较大影响，但由于受到人员、资金等方面的限制，目前建立“清玩雅集”这样的社团条件仍不充分，但可以适当举办一些收藏品的欣赏展示会，“上海其实可以成立一个收藏研究院，在学术上进行梳理，研究收藏。”
本届大会上，“收藏，回归人文精神家园”的呼吁，已引发了收藏家群体的思考和呼应。本届大会首次“出海”也被认为在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宋妍指出：“这一届主办方有了一个新的思考，希望把这样的活动更多地向境外延伸，在华人的圈内进一步扩大影响，使这个平台作为传承中华文化，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中国和世界交流，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成为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力。”
台北，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来自全球各地的华人收藏家六百多双眼睛齐刷刷地射向讲坛，78岁鹤发童颜的阮仪三正神采飞扬地谈着《中华城市与建筑的保护及思考》。
阮仪三，古建筑保护专家，曾主持周庄、同里、甪直、乌镇、西塘、南浔、平遥等古镇的保护规划。乍一看，这位“都市文脉的守护者”、“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与收藏似乎有些距离。但事实上保护古建筑也是另一种收藏。
“古城保护与私人收藏本质上都是留存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所不同的是建筑是不可移动的，而文物是可移动的，文物的保护相对简单，因为较少受到岁月的摧残和自然的侵袭，比较容易留存完整的原样。而建筑还有一个使用权和使用效益的问题。”阮仪三语重心长地指出。
当世风日下，思想道德水准滑坡，收藏成为一个追逐经济利益的平台，好的收藏传统渐渐遗失的时候，将收藏拉回到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守护国家文脉的高地，颇有警世醒世的意味。因此阮仪三率先拉开嘉宾主题演讲环节的序幕，也是颇有深意，非常契合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的主题：“收藏，回归人文的精神家园”。
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由上海市政府和台北市政府担任指导单位，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发起，上海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主办，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清玩雅集和中华文物学会协办。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在上海（2008年和2010年）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此次是第三届，也是首次离开上海跨越海峡来到台北举办，无疑是收藏界的一次“破冰之旅”。
“为什么不喜欢旧城，要拆除旧城，因为人们不知道它的好。就好比古董，你不知道它是古董就随意丢弃，知道了以后再去找就来不及了。当时我们在平遥发现有近两百处明代民居，三四百处清代建筑，而且这种情况在当时山西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一样的。我同政府的人说这些老房子是非常好的东西，特别是如此完整的城墙在全国都是很罕见的。当时全国的城墙只剩三座半了，兴城一座，荆州一座，西安只能算半座，然后就是平遥了。这样好的城墙怎么能够拆掉呢？”阮仪三回忆道。“刀下救平遥”、“以死保周庄”——阮仪三以他的方式拼力保护中国古城遗迹。遗迹需要拯救，文物也是一样。在大会上，收藏家们都无限缅怀起了文人先辈们为国宝毁家纾难的感人之举。
20世纪初的中国，战乱频繁，国宝大量流落民间，因而掀起一股民间收藏热。于是收藏界涌现了诸多收藏大家——庞元济、溥儒、关冕钧、罗振玉、叶恭绰、刘靖基、吴湖帆、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张伯驹、张珩、钱境塘、刘海粟、钱君匋、张学良、金城、夏衍、张宗宪、王己千等。他们收藏的目的一方面是本着一种最原始的情感诉求，另一方面是站在民族大义上尽力让凝结着人类文明的艺术品不致流离失散。如张伯驹为保护书法名画等国家级珍宝文物不致流散国外市场，倾尽自己所有财产来收藏。后来又慷慨地把这两件国宝连同自己多年积累的珍贵文物全部无偿献给了国家级博物馆、图书馆。张伯驹曾说过：“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在波涛汹涌的市场大潮中，很多事物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在收藏界中，像中流砥柱一样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就是文人收藏。
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每件文物凝结着历史的风雨沧桑，折射着民族文化的灵魂，闪耀着一个古老文明的霞光。这些国家级的美轮美奂的珍宝都是值得人们爱护的，同时过去那些文人大家为保护珍宝不顾一切的道德情操、人文情怀更值得人们珍惜与追随。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几个人会像王世襄那样为国追缴文物功在国家被审查入狱仍无怨无悔，会像过云楼主人顾文彬那样殚精竭力一生收集海内善本呢？
如果文人收藏家的精神也随着他们一起逝去，收藏就真的失去原有的意义了。因此，全球各地华人收藏家集聚台北共同探讨“收藏，回归人文的精神家园”这个主题，显得非常及时而有价值。本届大会的召开也受到沪台两地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上海市市长韩正和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分别发来了贺词，预祝大会圆满召开。韩市长在贺词里写道，“盛世收藏，博古知今。收藏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载体，延续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本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以‘收藏，回归人文的精神家园’为主题，在人文荟萃的台北召开，对促进两岸以及海内外华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郝市长在贺词里写道：“中华文化渊远流长，文人雅士因‘博雅好古’，成就了雅致与注重人文精神的收藏文化。艺术文物与古董，美不胜收，拓展了我们生活的感悟与品位，是美力与文化力的充分展现。”
本届大会上，阮仪三、周功鑫、马未都、刘益谦、包铭山、曹兴诚等60余位专业人士围绕收藏精神等话题发表了演讲。收藏大会全体会议还通过了《大会宣言》。《宣言》指出，本届大会提出收藏要回归人文精神家园的主张正逢其时。收藏历来有三个层面，即国家收藏、文人收藏和民间收藏，而对收藏起主导意义的文人收藏，应该淡化金钱，志在传承文明，守护人文情怀，给人们以自信、尊严、宽容、谦恭和力量。同时，大会对当前收藏中过度商业化的倾向表示忧虑，对其中某些突破人文和道德底线的事例表示愤懑，并希望业界同仁共同维护华人收藏中人文精神这一最初基石和永恒信念。大会呼吁，华人收藏家不仅独善其身，亦当兼济天下。对待中华民族的文明物证和文化遗产，收藏家“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除了满怀敬畏，还应恪守护持。选择收藏事业，头上的天空和心中的道德将是终身的责任和担当。
亿元时代，收藏该何去何从？
“当年有很多乐趣，现在都被剥夺了。”著名收藏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叹息道。在他开始收藏的时候，赶上了好时候，文物都不值钱，一个碗3块钱，他写一篇小说能挣好几十块钱，够买好多碗了；搁现在，就是写一本书也未必能买回一只碗。
然而，现在连马未都也只能望“宝”兴叹了。他披露，近年来，拍卖场上出现了有钱人跟买东西的怪现象，马未都举什么，就有人跟着举什么。马未都举不过对方，因为没那么有钱，只得放弃。后来他问那个买家：“这些东西你都看了吗？”对方回答：“你不是都看了吗？”马未都叹道：“我的乐趣正在一点点被剥夺，很多人的乐趣与我们不在同一个点上。甚至还有人跟着我举完牌，买了东西却一分钱不付，他对我说，‘你比我更喜欢这个东西，加一成钱我卖给你’。” 在马未都看来，收藏与投资的区别在于，收藏是你买了一件东西还想买下一件，投资是你买了一件东西马上就想把它卖了。“今天我们太过急功近利，有人刚参加完一个慈善晚宴买了一张画，就跟我说，要建一个博物馆，我建议就叫‘一张画博物馆’。我原先以为收藏是少数人的事情，但现在早已不是了，一本关于收藏的书居然可以发行300万册，盗版更不计其数；而在电视上讲收藏，观众更是数以千万计。正因为收藏成为大众的事，所以我们更要传递一种文化精神，而不是财富。收藏是文化的总和，是精神的标高。”
为何收藏界会一下涌入那么多买家呢？学者高凡、丁子荃略带调侃地分析道，国内的有钱人也渐渐明白，有些地位不是钱和势能取得的，购买一艘大游艇那是“卑鄙的暴发户行径”，拥有二十辆保时捷，或者把爷爷的照片挂在天安门上，人们也不会把你当神看，反而会被那些酸文人当成话柄。但是，如果你有一件杰夫昆斯或者陈逸飞的作品，一个良渚陶瓶或者一幅黄庭坚手书，你就成了人类文明的红卫兵，就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那些叼着烟斗的纽约收藏家说道，“我永远更尊重购买艺术品的人。”尽管他们手边的报表和荧屏上跳动的永远是红绿色的纳斯达克指数。本质上来说，和昂贵的珠宝或者特别定制的晚礼服相比，收藏品的价值是双倍的：一方面，人们期待着总有那么一天能够以更高的价格把某件艺术品卖出去；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够忽视艺术品交易的社会价值。花钱买了艺术品的人就有资格夸耀自己为了文化事业、甚至更模糊地可以说是为了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他们也会感觉自己俨然已经成为了赞助艺术的人——而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消费者而已。
2010年，中国艺术品收藏拍卖价格屡创新高，真正进入“亿元时代”。2010年中国艺术品拍卖589亿元，增长177%，首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2011年达到975亿元，同比增长66%，再创历史新高，位居世界第一。据国外统计，2011年我国艺术品拍卖975亿元占全球42%，达到世界第一；美国占23%，名列第二。统计还显示，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交易额以138亿欧元占全球总额的30%，首次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热、收藏热的兴起，大中华地区已是全球最大的艺术品交易地。
然而，在内地艺术市场一片金光四射之时，有人欢喜有人愁。在不断推高的价格面前，即便是上市公司的老总都觉得越来越难以承受。很多大亨只能5、6个朋友合买一个东西，称为抱养，抱养一个“孩子”。而一些经济实力不够的老藏家，只能发出在资本时代将“缴枪”的感叹。
高利润能推动整个社会对文化珍品历史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认真研究。一些画家的作品生前乏人问津，但经市场的推动受到千万人的顶礼膜拜，一些极其冷门的藏品，也因为一个天价被人们广泛关注。然而，高利润背后的副作用也是明显的。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执行副主任祝君波鲜明地提出，“为投资理财而收藏无可厚非”，但也要“守住市场的道德底线，使这一轮千年不遇的盛世收藏健康持续发展。”他指出在这股收藏热的背后，也存在着两大令人担忧的问题，“首先就是拍卖不付款问题，这是艺术市场初级阶段的问题，但考验着这一代藏家和投资人的素质和诚信，现在买家不付款或不及时付款的情况十分严重，已经形成新的三角债，危及整个行业的运转和健康发展。其次，是赝品问题，这在内地一些非主流的拍卖公司问题比较突出，如出现了徐悲鸿《裸女：蒋碧薇像》、徐悲鸿《九方皋》和汉代玉凳的真伪争议问题。”
台湾中华文物学会理事长、著名收藏家王定乾认为，中国艺术品真正走上了世界舞台，并且已经进入了“中国人主导、中国市场主导”的时代。华人收藏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不仅引领着中国艺术品的审美，也掌握了定价权。不过，伴随着亿元时代的来临，中国艺术品收藏也面临着伪作泛滥、投资炒作过度等问题。王定乾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艺术品收藏也同时进入了“资本时代”，艺术品收藏成为一种金融投资工具，给传统的收藏理念带来了颠覆和挑战。
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台北筹委会主任委员、著名收藏家曹兴诚指出，收藏对精神生活的影响是有利有弊的。“如果我们真心喜爱某样文物，然后有缘将之请回家终日相伴，那跟有情人终成眷属一样，是非常愉快的。但如果对文物并无真正喜好，收藏只是为了买卖赚钱，那就可能患得患失，造成精神的负担。由于现在造假猖獗，买到赝品的概率很高。万一不慎买到，不知道也就算了，知道了那绝对不舒服。更惨的是，买到赝品，经人指正仍执迷不悟，甚至跟指正者反目成仇，既失钱财复失理智，那精神生活会陷入混乱，有点可怕。所以收藏不要有太多目的，轻松潇洒一点最好。”
本届大会，海峡两岸藏家首次聚在一起零距离接触，得到了各界的肯定，也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大陆藏家的反思。“主办方将本届大会放在台湾办，还是有非常积极意义的，效果也非常好。台湾的同仁为这次收藏大会做了非常精细非常热情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深深感觉到，以同宗同源的文化为媒介，我们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希望能借此更多地推动两地文化的交流，通过文化交流的深入，促进大陆、台湾地区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宋妍如此说道。同时她也冷静地指出，“这次大会也让我们看到了大陆收藏界和台湾收藏界的差距。我们究竟是把收藏作为文化来传承体验，作为深化文化研究的手段，还是仅仅把收藏作为经济本身，这确实需要大陆的收藏界有更多的反思。”
不少参会藏家也表示，此次最令他们感触深刻的就是两岸收藏文化的差异。“大陆的收藏与资本抱得过于紧密，而台湾则收藏气氛更浓，很多藏家是真正在做研究，在做文化！”
在大会举办期间，宋妍等人应曹兴诚先生邀请到他家里去作客，作了更加深入的交流。“曹兴诚先生家里满墙的有关收藏的书籍是一道风景，他对收藏品的描述，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藏品本身，而是收藏者本人对于收藏文化的深刻理解。”宋妍回想道。同时她有些遗憾地表示，在大陆跟一些收藏界的朋友交谈时，经常感觉他们关注的是藏品出进的概念，而不是藏品本身的文化内涵，“在台湾地区我没有感觉到全民收藏热，这种相对的冷，我觉得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收藏理念上的理性，其实这是收藏发展非常重要的内在要求。大陆的民间收藏态势，在某些方面可以适度地降点温，让收藏回归到理性状态。” 上海泓盛拍卖公司董事长赵涌谈到：“台湾收藏家不是那么张扬，他们参加这个收藏家大会非常希望听到一些大藏家、专业人士给予专业性的指导、建议以及与大家分享收藏过程中的经验或体会，而不是做表面化的宣传。很多大的藏家是有很大的产业，收藏仅仅是他们的爱好。而大陆去参会的部分人更看重收藏品升值和投资层面。有藏家就说出我不专业，但知道投资，我知道好的东西我就买，非常突出回报和投资。与台湾藏家相比，很少见到大陆藏家静下心来说我是怎么研究的，怎么在探讨。可能我们整个群体还比较年轻，或者整体比较浮躁。”
收藏要有“玩家”精神
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是一名票友收藏家，最早的收藏开始于“文革”时期的报纸、古铜钱、相声对口词小戏本等，其中最多的是古铜钱，当时他到全国各地演出时，都会去各地的废品收购站逛逛，一逛就收到一麻袋古钱，上面还沾满粘土和锈。后来他停手了，因为一回家，他爱人就抱怨道：“每天身上都有坟墓味道，离我远点！”不过，他已经获益了，“钱币上的字体演变及对于古铜币的收藏，使我对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姜昆笑着回忆道。虽然钱币不收了，但是他的收藏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如今在苏州有一个姜昆艺术收藏馆。在姜昆的收藏馆中，95%的艺术品都是前辈艺术家赠与的，有韩美林、刘海粟、徐悲鸿、范曾、冯远等人的作品。一入馆就写着一段话：“收藏绝对是一种快乐，千万不能总盯在‘投资’、‘升值’、‘回报’这些字眼上。当你为了赚钱而把心爱的东西转手给他人，注意！您就成了贩子，那么我劝您改行，从事文物经营，您也可能成为一位企业家。”
姜昆表示，他的收藏观念是连一块有历史记忆的纸屑都舍不得丢掉的习惯成就的。1977年，他师从相声大师马季先生。创作高手马季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写了不满意，就扔到字纸篓里，一扔一写，直到满意为止。“我和马季老师同住一个宿舍，等到他睡着的时候，我就起来偷偷从纸篓里把纸捡起来铺平，把纸上有痰和烟灰的地方去掉，然后整理出来。那个时候，马季五十来岁，我三十岁，单纯地觉得马季的创作是我们学不过来的，也没有其他动机。但是现在，这些手稿将成为未来中国相声博物馆的珍贵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收藏本身不一定非要找那种价值连城的东西，它可能就在你我身边。”姜昆笑着回忆起这段让他骄傲的收藏经历。在他看来，博物馆里的艺术品都是他和文艺界名家的接触和交往记录，每一件小物品都有前辈们的谦虚品质以及精湛的艺术追求的印记，这些是不朽的财富。
已故著名收藏家王世襄先生的“玩家”之风颇受收藏界推崇。他曾坦言自己因经济所迫，没有收藏瓷器，没有收藏玉器，更没有收藏青铜器，“只是用几元或十元的价格，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微不足道。我过去只买些人舍我取的长物，通过它们来了解传统制作工艺，辨正文物之名称，或是坐对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偶出把玩藉得片刻清娱。在浩劫中目睹辇载而去，当时我能坦然处之，未尝有动于中。由此顿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
在王世襄看来，收藏的乐趣在于获得知识和欣赏，虽然少有人能达到他那种豁达、睿智的境界，但是在收藏越来越成为暴利的手段的时候，收藏回归兴趣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香港“求知雅集”的名誉会长陈嘉康指出：“参加‘收藏家大会’的几百人当中，有的人收藏的东西自己当是宝，觉得乐在其中，你给他多少钱，他也不一定卖给你。有这种自娱自乐的精神就足够了。”艺术品绝不仅仅是商品，它是有灵性的。人们不能只会跟风、砸钱，更要学会发现艺术的美，好好善待艺术。
事实上，当收藏去除杂念，回归到比较纯粹的兴趣时，拍卖并非只是大玩家的爱好，收藏也非有钱人的专利，其实人人可以成为收藏家。孔子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赵涌认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和老百姓的资产不断增加，拍卖将会成为一个大众的流通渠道，一个文化艺术的活动场所，大家在这里收藏、展示、消费艺术品。“周末的时候，人们逛逛拍卖预展，参加拍卖活动，就像他们到博物馆和画廊看展览，或者到电影院看电影那么平常。”
北京和静园美术馆馆长李冰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圆，而不是一个点。如果一个点的收藏，那是塔尖上的作品，的确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收藏有另一种快乐，那就是“艺术与人的生活不可分”。“我认为艺术收藏要大众化，一种文化必须要有根，没有根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的艺术馆，会馆也是这么做的，我希望有更多的白领阶层在消费完所谓的奢侈品以后，能花几千块钱买些艺术品挂在家里，不仅提高自己的生活品位，同时帮助了年轻的艺术家，也是在影响下一代的审美。这种家庭的美学教育十分重要。”
当然，要让收藏成为大众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需要各方面的努力。赵涌建议道，先要去掉拍卖的高门坎，不应局限于成交500万元一件或1000万元一件的拍品，应该把市场放大，不能把所有收藏者“圈养”到一个品类里，让他们成为某些利益的牺牲品。“也许卖几件大东西，市场会很轰动，但大部分人觉得这个太遥远了。我们可以拍卖一些几万元的有文化和收藏内涵的东西。这些东西最好能融入到人们的生活，譬如办公室、家里的布置，形成一种对话的环境，使买家的日常生活、品位、修养各个方面产生互动。这种作用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买很贵的艺术品然后收藏在银行保险箱里，唯恐一拿出来就遭到损坏。以后拍卖会朝多元化发展。我们推广的钱币、邮品、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是很多收藏者需要的。拍卖这些拍品也许难以成为一时的轰动，却可能因此而影响一代人。”
在一个英国的国际艺术博览会上，台北观想艺术中心董事长徐政夫看到，在第一场博览会结束后马上会有1千磅以下的一般大众可以买得起的艺术出来。“如何让中国画价格合理，让年轻人有机会，我想这是政府，是很多团体所应该努力的。”徐政夫指出。
前一阵《南方周末》刊登过一篇文章比较尖锐地指出，除了2.16亿，我们还知道过云楼的什么？事实上，社会各界包括媒体应该多些正面宣传，让大众了解艺术和文化，不要只关注价格、行情，让人们注意到生活中是有很多艺术之美的。 祝君波指出，青年人要涉足收藏可从大众收藏开始，前提是要树立“量力而行，自娱自乐”的“玩家”态度，唯有如此，对于青年人而言，收藏才不是那么遥远，他们日后才有可能从大众收藏起步，向高端文人收藏挺进。同时祝君波强调，青年人从大众收藏起步，不代表他们不可以关注高端的藏品。“一般而言，收藏就可以零距离欣赏藏品。对于那些不可能搬回家的珍贵藏品，青年人也可以通过展览或者画册间接地欣赏，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奥妙和精髓。”
创造“天价”奇迹不是收藏的最终目的
2010年10月，在香港苏富比举行的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会上，收藏家张永珍以2.5266亿港元（合人民币2.16亿元）的价格，将“清乾隆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收入囊中，成为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成交纪录。但是一个月后，这项纪录便被成交价为5160万英镑（约合5.5亿元人民币）的一件清乾隆粉彩镂空开光青花鱼纹套瓶刷新了。
纪录连破，以及近两年国人屡屡在海外用天价购回中国古董，让大家惊喜连连，且油然升腾起一股民族的荣誉感。中国文物从文革时期的一文不值到现在的身价倍增，也显示了国力的强盛。然而也有人开始冷静地反思。收藏家、鉴定家高阿申忧虑地表示：“获利者毕竟为老外，何况，持有者很可能当初得来全不费功夫，如今却真正属天上掉馅饼。再说，在老外作壁上观之下，孙子兵法故里人所表现出的激情亦似乎太缺乏理智，这就是爱国吗？倘若，以合适的价格买回合适的中国艺术品，岂不更划算更好吗？”
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院副馆长朱新天指出，前段时间在纽约有个拍卖，从中国组团去了两百多人，仅登记就花了两天时间。“国际市场上，中国文物作假比较少，保险系数比较大，这成为了不少中国人到国际市场上参加拍卖的原因之一。但我感到奇怪的是，经过登记的中国买家中，有一半人居然都姓‘李’。在拍卖市场推高中国文物价格，是一种很不正派的行为。”
根据法国Artprice的统计，“2011年全球十大最昂贵的艺术家”中有六位华人艺术家，分别是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吴冠中、傅抱石和李可染。排名全球前五：第一张大千5.1亿美元，第二齐白石4.5亿美元，第三安迪·沃霍尔3.248亿美元，第四毕加索3.116亿美元，第五徐悲鸿2.129亿美元。
“这是听起来非常令人高兴的，因为我们的画已经可以跟西洋重要的绘画来媲美，无论是价值还是价格上，都已经是世界里很重要的一支。但这些画谁买？谁花大钱去买这些画？还是咱们华人。我们走出去了没有？没有。”在最近举办的“艺术收藏新视野与新理念”——2012上海国际收藏论坛上，徐政夫先生有些激动地说道：“今天讲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艺术要国际化，可是这么贵的画，一张几亿，一张8千万的画还是我们买来买去，哪些是外国人买走的？”徐政夫联想到了这么个事情：有一次他到山东去，一个美术馆的人跟他介绍一位山东的画家，一张画要卖十几万块。徐政夫有些惊讶，这个画家他见过，在北京、上海的拍卖不要这么贵。回去再一翻，“在山东可以卖10万，可是在北京只卖2万，在上海说不定只有1万5。因为他在山东很有名，很有地位，可是走出了山东很多人就不认识他了，价格就有所减少。是不是中国画在中国很有名，走到伦敦、纽约就没人知道呢？这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一个锅子里你传我，我传你，大家欣赏着好得不得了，但有没有想中国画如何走向国际，如何让国际上的人尊重、喜欢，抢购。”
两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要使中国能够真正成为全球一流的大国，能在主流社会当中，在普适的价值观、人文观上得到认可，并不是靠几个自己哄抬的“天价”数字能办到的。
王定乾指出：“即使我们今天谈中国艺术品的收藏，但是世界观、国际观的观念要根植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今天已经是世界村的观念，所以我们收藏中国艺术品应该要有国际化的观念。当今海外的收藏家，他没有研究你过去的艺术，他就不知道你。可是我们今天活着的当代艺术家要走出去，要参加全世界的双年展、博览会，当你国际知名度越高的时候，你的艺术品价值才会上来。国际化的观念需要我们分享，我们必须要走出去。”
“我们的画家越来越多，可是发现没有，我们的画家创意越来越少。如果今天老是在那个地方画山水，老是在那里画同样的题材，而我们收藏家们也一直在那里寻找同样的题材，请问艺术的精神在哪里？艺术的精神是创造。而我们今天中国画的朋友们不看当代，他不去走向世界，而是关起门来在山林里找一个优美的地方，然后就自以为是不停地画，请问怎么能够跟国际接轨？”徐政夫焦虑地说道。在他看来，画廊是一个很重要的培养画家同时培养收藏家互相沟通，一起建立一个收藏的方向和知识的堡垒。但是现在画廊太少了，大概拍卖公司占90%，画廊只占10%。“现在就变成了拍卖在引导，就制造了很多的明星价位，而另外一群人一直在饿肚子。年轻的艺术品没有平台，画没有人要，没有人保存。这就产生了脱节。”
“现在大家都追逐成名的大牌艺术家作品，很多与他们同时代的艺术家还在强烈地被边缘化，年轻艺术家就更不用说了。但我们认为，真正中国本土的、纯中国的艺术可能是80后、90后这一代能够完成的历史使命。”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如是说。因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东升就开始有心支持当时不被主流认同的当代艺术，开始资助年轻的画家，避免他们的作品大量流向海外，“泰康收藏是有严肃的态度的，我们不是为收藏而收藏，主要关注学术，特别是美术史的学术重要性，收藏的出发点是这个。”
企业家方杰略有些尴尬地回忆起前几天参加一个宴会的情景，那天他穿了一套唐装出席，有人直率地跟他说：“你穿的是清代满族人的衣服，我们穿的是汉服，是庶民时候的衣服。”回去后方杰查了一下资料，发现他讲得确实有道理。“当时跟我讲的是个日本人，阿曼酒店的经理，我觉得日本人继承了中国汉唐的记忆和精神。而中国人越来越混杂在一起了。”由此，也促发方杰意识到，中华民族要复兴，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对自己文化上的自信心，因为必须要对它深刻理解，不能人云亦云，这样才可以形成独立的文化人格。“中国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国际上的主流国家，要承担起文化继承的责任，就应该把收藏回到它本来的位置，要做强自己的文化复出，能够通过文物或者是文物收藏的载体来输出让人家理解的可以对话的价值观、人文观，从而使中华文明成为普适价值观的主流，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来理解我们。” 要让正能量的收藏在社会当中起到普及文化的作用，建博物馆无疑是极佳的途径。在不少藏家看来，创办博物馆是收藏人生的至高境界。
朱新天认为，作为一位收藏家除了拯救责任、保护责任外，还有一项是教育责任。朱新天和他的先生鲍思岱用自己的资金创建了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将毕生收藏公之于世，他们想打开一扇展示东方历史文化的视窗，让欧洲人了解亚洲文化。让世界各地的观众能欣赏到珍贵的人类文明的遗存，从而了解东方，热爱亚洲文明。法国将中国汉代历史和印度历史列入学生教科书，每月东方艺术博物馆里都会有成群结队的法国孩子，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前来免费参观学习。
今年2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博物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现有博物馆3415家，到2020年将达到7830家，其中私立的占20%，约1566家，这是一个趋势。这将是收藏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收藏由家庭走向公共服务，意义非凡。在上海，陈永泰建立的震旦美术馆，刘益谦、王薇夫妇在建的龙美术馆，印度尼西亚藏家余德耀在建的当代艺术馆，许四海已建的四海壶具博物馆，均在改变着华人传统上“藏而不露”的观念，走向大众。
建私人博物馆不仅需要藏品，还需要极大的财力与魄力。但私人收藏家们的价值在于不仅与大众共享了珍宝的文化魅力，甚至是保存了一段国家记忆、民族记忆。在建川博物馆的游客中心墙上的馆长自白是这么写的：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这是四川省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樊建川的收藏理念。他从事收藏数十年，藏品种类繁多，重点为抗战文物和“文革”文物，创建了建川博物馆聚落，他希望通过收集文物，拯救文物，展示文物，让历史真实地保留下来，并提醒世人永远不要忘记历史，对于他而言，日军的钢盔比齐白石的画更有意义。
上海是收藏重镇
今年前段时间，上海收藏界提出了“上海艺术品拍卖如何重振”的声音。北京进军上海拍卖业的荣宝斋（上海）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倚山重提“北强南弱”这个话题，让沪上拍卖业内外一阵骚动。
中国内地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有北京和上海两个“中心”，但是如今这两个中心重量之天平却越来越倾向北京。据雅昌艺术网艺术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北京地区的艺术品拍卖总额超过566.72亿元人民币，上海为159.30亿元。“委托人和买家都在南方，北京只是一个拍卖的场子。但曾经与北京并驾齐驱的上海，市场份额如今仅占北京的四分之一。”王倚山感叹道，“这点我认为是不正常的，上海作为长三角这么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为什么会这样？”
上海拍卖业有过辉煌的过去，“新中国第一拍”是在上海拍响的。时任朵云轩总经理的祝君波今天还清楚记得，1993年6月20日下午，朵云轩假座上海静安区希尔顿饭店举行了拍卖会，二楼大厅内座无虚席，连地毯上都坐满了人。第一槌由著名书画大师谢稚柳执槌，第一号拍品是丰子恺的国画《一轮红日东方涌》，海内外著名的香港收藏家张宗宪叫12.5万元时，谢老果断落槌，报以会心一笑。张宗宪成了第一号拍品的买家，全场掌声雷动。那一天以北京荣宝斋为代表的艺术品经营企业负责人、陈逸飞等艺术家都来捧场，半天时间成交156件，成交价为830万元，成交率为74.5%，创下炫目的纪录，这也是中国第一次艺术品拍卖，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晚宴时，谢稚柳先生拉着程十发与祝君波一起合影，程十发翘起大拇指说：“这才是上海！”
从1993年朵云轩拍卖敲响中国艺术品拍卖的第一槌开始，中国艺术品市场迎来繁荣的时代，当时朵云轩、上海敬华与北京嘉德、瀚海几乎是并驾齐驱。然而，2003年后，北京艺术品拍卖市场中出现了几何基数的增长，上海的市场逐步被拉开了距离。
“依据文化部市场司发布的正式报告，全国艺术品拍卖2010年589亿元，2011年975亿元，相比之下，上海确实规模很小，占的比重急剧下降，和北京、香港不在一个等量级。尤其在高端艺术品方面，竞争力下降更严重。”祝君波指出，上海业界应该正视事实，看到形势严峻，居危思危。“因为975亿元这块‘大蛋糕’，从文物产业的规律和特点看，北京、香港和上海最有条件参与分配，失去这一块，太可惜了。文化诸多产业，大多各省市都有条件成功，唯文物艺术品拍卖，上海是有独特优势的。”
事实上，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国内收藏的“半壁江山”。作家王琪森指出，中国收藏史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高潮分别出现在北宋、晚明与清代康雍乾年间，“在第三次收藏高潮的历史铺垫及藏界传统的引领下，开埠后的上海，凭借着商业之市、金融之都、工业之城、人文之地的独特条件，迅速崛起于中国收藏界。海派收藏是中国收藏史上第四次高潮，在中国收藏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古代收藏史的终结，现代收藏史的开端。”
上海有文人收藏的传统。上海曾经是封建遗老遗少、达官贵人、实业家和艺术家的云集之地，这四类人形成了强大的收藏气场和能量。历史上，上海地区的藏家群体中包含有很多大的收藏家、鉴定家和画家，比如徐邦达、谢稚柳、钱镜塘、刘海粟、程十发、唐云等都是大收藏家。这些艺术家的眼光使他们收藏的门槛极高，很多艺术精品便通过他们的努力汇集于上海，直接提高了这座城市的收藏层次。目前，上海地区收藏群体中，文人收藏逐渐弱化，海派当代的收藏开始走向以实业家、金融家、儒商为主的收藏。在参加收藏家大会的250位核心人士中，上海的收藏家占据相当比例。这是经过大会组委会严格甄别之后的结果。现在，各地的大拍卖行每年都要来上海征集重量级拍品，而上海的藏家常去北京的拍卖会觅宝，结果北京一年艺术品交易额的50%来自上海藏家的腰包。祝君波表示，这反映了上海收藏家所拥有的全国影响力。
虽然，“北强南弱”是我国拍卖业的现状，上海收藏界也希望上海的拍卖业能尽快重振雄风，但清醒的上海人也知道，拍卖成交数目不是衡量强弱的唯一标准。
著名收藏文化学者郑重认为上海老藏家与北方藏家有明显不同。他们大多是纯粹的收藏，没有很多的背景，很多都是在上海拼打成长为企业家后，慢慢成了收藏家。“上海老一辈收藏家的交流比较多，专门有收藏家的群落，形成了一个中心。而且，上海收藏家多是玩出来的收藏家。上海收藏人的特点是‘知不如好、好不如乐’，把收藏当成快乐和享受。” 雅昌艺术网与北京匡时共同进行的“中国城市艺术品购买力调查”中，在上海地区共收获了129位藏家的购买力信息。在受访者中，以“收藏”为目的购买艺术品的占61.24%，而选择“投资”的仅有31.78%，上海受访者购买艺术品目的中以“兴趣爱好”为主的占46.51%。
北京匡时董事长兼总经理董国强认为，从艺术方面，“上海可能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他认为，虽然北京被称之为文化中心，但从艺术氛围来看上海最好，上海不仅有数量众多的优秀艺术家，也有一批国内非常有实力的收藏家，还有一些非常有品位、有实力的画廊，同时上海爱好艺术的朋友也比较多。
为乱象丛生的收藏界树立真正的标杆
文人收藏是上海历史的一份积淀和传承，虽曾蛰伏隐匿，但从未中断，一直延续至今。祝君波表示，判断一座城市收藏实力主要是看城市艺术珍品的整体数量、收藏家的实力和城市收藏的氛围，就这三点而论，上海肯定是收藏重镇。也正因为拥有“收藏重镇”的底气和实力，由上海创办的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才如此富有感召力。另一方面，华人收藏家大会又反过来将对上海乃至大陆的文人收藏产生深远影响。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主任陈东说道：“我们深知收藏发展需要引导，收藏家之间需要团聚和交流，全球华人收藏事业需要大家共同协商、共同推进。因为我们与古人不同，我们已生活在一个现代化、全球化、开放的社会环境里，藏而不宣、闭门独享的收藏时代已经过去。有鉴于此，我们于2007年12月在上海创办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就是为了推进全球华人收藏事业，构筑一个现代的文人雅集，提供一个公益性、服务性的交流平台。我们确定大会的宗旨是‘传承文明，保护遗产，促进交流，怡养情致’，主要任务是总结收藏经验，交流收藏心得，传承中华文明，促进收藏家的团结，提升人们的素养。”
祝君波清楚地记得，第一届大会联系收藏家来参会时，他们表现得并不十分热情，总是问会期有什么东西可卖，不然，他们来干什么？有这样想法的人比较多。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大会做了很多工作，准备了资金对来会参加的嘉宾做到“落地接待”，增加他们参会的兴趣。来了之后，收藏家们觉得这个会议很有价值。短短四年，第三届大会齐聚了世界各地华人收藏界精英660余人，可谓高朋满座。据称，若不是会场面积有限，本还有不少著名收藏人士要来，大会的席位可谓一票难求。
“收藏界有钱的大有人在，但因为我们注重的是学术，钱多也未必能参会，我们更看重收藏家的影响。”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秘书长陈志强介绍道。按照华人收藏家大会的运作规则，除了少数应邀的演讲嘉宾之外，收藏家赴会均费用自理。但即便如此，收藏家在提出与会申请之后，还要接受组委会严格的资格审查。
收藏家大会宗旨有四大方面：雅集、演讲、出版、展览。陈志强告诉记者，从与会嘉宾的层次，论坛的质量，展览和文献资料的高端性来看，华人收藏家大会的重点应该不在于普及收藏知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发现现在的和未来的大收藏家，将他们推进公众视野，为乱象丛生的收藏界树立真正的标杆。”
由于收藏家大会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良好口碑，在2010年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上，担任台湾中华文物学会理事长的王定乾先生在大会上发出呼吁——邀请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放到台湾举办。后来王定乾再次来上海进行商谈。台湾还特意成立了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台北筹委会。陈志强透露，目前收藏家大会已收到澳门方面邀请，希望2014年大会能移师澳门。“我们还会对此进行研究。如果去澳门，希望能够汇合港澳两地收藏资源。”
大会后，也有拍卖公司的老总建议活动更学术化和更专业化一些，“是不是让政府体系削弱一些，让更专业的机构来主导。感觉台湾主导活动的是收藏家和相关组织，大陆主导的基本是官方人员。像这样的活动应该是大家积极参与的文化性活动，不能过于强调一些经济性的效益，也不能成为一个官方的政绩活动。感觉这次很多拍卖公司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商业味道非常浓，应该让真正的收藏家来到第一线。”
“‘收藏家大会’这个名称比较中性，既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社团，也不是官方色彩非常浓厚的官办活动，这个名称本身反映了官民结合，更多地注重民间参与的理念。”宋妍表示，前三届大会比较多的是通过政府的支持，做一些发动、推动，随着大会的成熟，希望更多地依托民间的力量。“事实上第三届已经跨出了很大的一步，前两年也有一些民间资本的进入，本届很大的一部分资金来源是台湾民间资本，有了重大的突破，今后更多依托民间力量应该是我们收藏家大会健康发展的一个方向。”宋妍认为，“收藏反映了三个方面：一是国泰民安，人们生活富足就会关注收藏，形成一股收藏热；二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跟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广泛，在收藏方面，在港澳台地区，包括大洋彼岸华人社会，很早就有了非常深入的交往，收藏不是一个地区的活动方式，应该是世界性的；三是文化发展比较迅猛的写照，收藏的背后实际上是历史文化的传承，必须去了解收藏品背后的历史，才可能真正意义上欣赏藏品。”
今年是台湾著名的收藏组织“清玩雅集”成立二十周年。“清玩雅集”是全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华人收藏组织，他们的传统文化没有割裂，其中很多都是资深的大收藏家。第三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期间，台北“清玩雅集”邀请全体代表观摩该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藏品展。这次展览给大陆的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故在近日举办的上海地区参会嘉宾座谈会上，多位与会专家、收藏家呼吁，要在大陆组织建立类似于台湾“清玩雅集”之类的精英收藏家社团，以此面对当前收藏中过度商业化的倾向。
祝君波表示，华人收藏家大会是白手起家的，至今举办三届，已具有较大影响，但由于受到人员、资金等方面的限制，目前建立“清玩雅集”这样的社团条件仍不充分，但可以适当举办一些收藏品的欣赏展示会，“上海其实可以成立一个收藏研究院，在学术上进行梳理，研究收藏。”
本届大会上，“收藏，回归人文精神家园”的呼吁，已引发了收藏家群体的思考和呼应。本届大会首次“出海”也被认为在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宋妍指出：“这一届主办方有了一个新的思考，希望把这样的活动更多地向境外延伸，在华人的圈内进一步扩大影响，使这个平台作为传承中华文化，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中国和世界交流，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成为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