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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期间，曾秘密建立细菌战部队，研制细菌武器并直接用于侵华战场，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其中，我们较为熟悉的就是日军在哈尔滨建立的“满洲七三一部队”。事实上，日军在辽宁也建立了这样一支细菌战部队——
对于日本关东军“满洲三一九部队”，档案、文献资料里鲜有记述，甚至很多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军人也没有听过这个番号。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几乎无人知晓的部队，却从事着最令人发指的战斗——细菌战。
“满洲三一九部队”的历史沿革
“满洲三一九部隊”之所以鲜为人知，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从事的细菌研制、生产工作属于高度军事机密，一般文件档案中基本不会提及；另一个原因则是为了掩人耳目、方便工作，“三一九部队”对外的称呼是“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大连出张所”，大连当地百姓俗称“大连卫生研究所”，基本不用其番号。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霸占了旅大。1907年10月，“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命令建立“满洲中央试验所”（后改为“满铁中央试验所”）。1924年，经“满铁”同意，决定在大连下葭町二十番地（今大连沙河口区五一路48号附近）建立满铁卫生试验所，这就是“满洲三一九部队”（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前身。建立之初，试验所主要承接“满铁中央试验所”的一些项目，生产牛痘苗、菌苗，供日军和“满铁”人员及日本移民使用。1927年，试验所扩大了卫生试验项目，主要开展对麻疹、鼠疫、猩红热等传染病的研究及血清和疫苗的研制，同时增加了水质、饮食卫生试验项目。
1932年8月，日本成立了由石井四郎（细菌战犯，被日本称为“细菌战思想家”）领导的细菌研究室。1933年8月，日军在我国哈尔滨市秘密设立了“石井部队”，即我们熟知的“七三一部队”，与此同时，大连卫生研究所也急速发展。1938年，日本关东军以“军方需要血清和疫苗是当务之急”为由，将大连卫生研究所接管，使之成为日军石井细菌部队的直属机构，军内番号为“满洲三一九部队”，对外仍沿袭旧称。
“满洲三一九部队”的机构设置
1938年，“满洲三一九部队”成立，开始研制并生产细菌武器。人员总计250人，其中中国人120人。
在业务方面，“满洲三一九部队”分科研、委托实验、预防与治疗及实验用产品57种，并逐年增加；在研究方面，对猩红热、伤寒、霍乱、鼠疫、炭疽等传染病和食品营养及化学分析、住宅卫生、水质及城市煤尘等项目进行研究；在生产方面，有治疗用血清制品、预防用疫苗痘苗制品、诊断用菌液制品等三大类。除供侵华日军使用外，还在大连、奉天（沈阳）、长春、哈尔滨、天津等地设店销售。
“满洲三一九部队”驻地的全部建筑和设施都用3米多高的围墙围起来，围墙上面架有铁蒺藜。驻地有两个正门和东、西、南门与外界相通，正门由武装士兵警卫，出入人员必须出示身份证明或出入许可证。东、西、南门平时关闭，只在进出试验用牲畜和饲草时才偶尔开启。
“满洲三一九部队”的管理很严密。负责人安东洪次规定：重要技术不准中国人学（实际上即使是常识性技术工作，中国人也不能接触）；重要文献不准译成中文；重要发明创造不准公开发表；重要成果必须首先服务于军事。“大连卫生研究所”置于军事体制统辖之下以后，各科、系、室负责人及技术人员、职员、雇员全部是日本人，连锅炉工人和门卫也是日本人。中国人只做饲养大小动物、清扫卫生、搬运货物等勤杂工作。
在众多的研究科室中，草味正夫主持的有机合成研究室较有代表性。草味正夫原系“七三一部队”毒物研究班班长，专门对活人进行毒品试验。他被派到大连任名誉研究室室长，大约每两个月从哈尔滨往返大连一次，平时担任该室室长的是军医少尉黑木正彦。该室研究人员仅9人，每周都派人到“七三一部队”本部接受研究课题。1943年，黑木正彦曾命令研究室里的一名研究者研究坏疽菌苗。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病菌，人体一旦感染上它，就会全身发热，局部红肿，肌肉出现坏死，治疗时大多须要截断四肢。
制造科是“研究所”内部最大的部门，有150多人，其成员大多是日本的青年女性，主要担负细菌制造、药剂制造、动物繁殖等任务。在制造科饲养跳蚤的房间里布满木槽，每个木槽的设计宽度以跳蚤跳不出为限，数万只跳蚤在木槽里乱蹦。跳蚤一旦吸食被注射上鼠疫菌的老鼠血之后，就成为可怕的鼠疫菌携带载体，成为传染源。日军再将这些跳蚤投放到中国内地战场上或其他地区，许多中国军民因此而残废，甚至死亡。
“满洲三一九部队”的罪恶活动
“满洲三一九部队”成立后，一直从事研制、制造细菌武器的罪恶活动，但由于现存档案、文献资料鲜有记录，世人对其并不了解，我们也仅能从一些幸存者的证言和日本战犯的口供中，初步了解其邪恶行径。
据田村良雄（“七三一部队”第4部第l课柄泽十三夫大尉主持的柄泽班雇员）交代：1941年10月上旬，根据柄泽命令，“我和另外一人，将装有鼠疫病菌的试验瓶两瓶（每瓶能容纳5000CC）约10公斤，运到大连卫生研究所，交给该所的仓内技师”。出于制造、生产各种细菌的需要，研究所配有一种特殊的细菌培养罐。因这种培养罐系石井四郎研制的，在“七三一部队”内部又称之为“石井菌罐”。它是用铝合金制造的方形箱子，用以取代易碎的罗氏玻璃培养瓶，一个石井菌罐盛装的浓缩细菌浆液，相当于数十个罗氏玻璃培养瓶。
据山内丰纪（系“七三一部队”军医少佐渡边道博士的助手）称：“在（大连）卫生研究所有五六百个石井式细菌培养罐，在细菌室用于大量生产，日本投降时（由于来不及处理）全部扔进大连港外海里。”山内丰纪还交代了研究所进行实验的情况。他说：“我向当时的班长中黑少佐提出要到大连，同时听说菌苗班全员最近要移到大连，我和石井雇员二人，在10月先出发，带四台超音波来到大连……在关东军特别演习的前后，霍乱专家凑技师（凑技师即凑正雄，系“七三一部队”制造霍乱细菌的技师），来做霍乱菌的冷冻试验，利用大连研究所的强冷冻器做试验，由山口中佐率领植物班亦前来试验。……这时七三一部队的昆虫班队大举来到大连，大量搜集老鼠做鼠疫感染鼠，放到前线去。”
据原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长潮海辰亥1954年8月11日口供称：“1944年2月至3月，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队所辖的大连细菌研究支所，要求我批准用西堀红十字医院（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前身）的活人做细菌试验。我记得曾批准过一次，将一个人做了细菌试验。对这一行为，我应负直接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研究准备细菌战的责任。”1995年10月5日，原大连宪兵队曹长三尾丰来大连谢罪时，曾亲口说，当年他的一位朋友就曾在大连亲眼看见过用中国人做活体解剖试验。
高田国胜在1954年7月8日的检举材料中说，大连卫生研究所“过去是进行细菌和病理方面试验研究工作的”。“大约1944年秋天，为培养细菌而饲养的老鼠逃跑了，以致葭町一带的日本人住宅区被断绝交通，禁止出入达一周之久。”日本殖民当局将这一带封锁，为的是避免住在这里的日本人传染上鼠疫。对此情一无所知的中国人，他们则不管死活，而且还封锁消息，以致住在这一带的中国人连最起码的预防措施也没有采取。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满洲三一九部队”同其他细菌部队一样，大量地毁灭证据，企图掩盖罪行。但在还未完全破坏整个研究所全部设施之前，日本已宣布投降，“满洲三一九部队”所在地被我方接管，发现其内部设施及生产的鼠疫、霍乱、伤寒、猩红热等菌苗。这些实物，充分证明“满洲三一九部队”参与了日本细菌战部队研究制造细菌武器的罪恶活动。
对于日本关东军“满洲三一九部队”，档案、文献资料里鲜有记述，甚至很多参与侵华战争的日本军人也没有听过这个番号。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几乎无人知晓的部队，却从事着最令人发指的战斗——细菌战。
“满洲三一九部队”的历史沿革
“满洲三一九部隊”之所以鲜为人知，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从事的细菌研制、生产工作属于高度军事机密，一般文件档案中基本不会提及；另一个原因则是为了掩人耳目、方便工作，“三一九部队”对外的称呼是“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大连出张所”，大连当地百姓俗称“大连卫生研究所”，基本不用其番号。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霸占了旅大。1907年10月，“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命令建立“满洲中央试验所”（后改为“满铁中央试验所”）。1924年，经“满铁”同意，决定在大连下葭町二十番地（今大连沙河口区五一路48号附近）建立满铁卫生试验所，这就是“满洲三一九部队”（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前身。建立之初，试验所主要承接“满铁中央试验所”的一些项目，生产牛痘苗、菌苗，供日军和“满铁”人员及日本移民使用。1927年，试验所扩大了卫生试验项目，主要开展对麻疹、鼠疫、猩红热等传染病的研究及血清和疫苗的研制，同时增加了水质、饮食卫生试验项目。
1932年8月，日本成立了由石井四郎（细菌战犯，被日本称为“细菌战思想家”）领导的细菌研究室。1933年8月，日军在我国哈尔滨市秘密设立了“石井部队”，即我们熟知的“七三一部队”，与此同时，大连卫生研究所也急速发展。1938年，日本关东军以“军方需要血清和疫苗是当务之急”为由，将大连卫生研究所接管，使之成为日军石井细菌部队的直属机构，军内番号为“满洲三一九部队”，对外仍沿袭旧称。
“满洲三一九部队”的机构设置
1938年，“满洲三一九部队”成立，开始研制并生产细菌武器。人员总计250人，其中中国人120人。
在业务方面，“满洲三一九部队”分科研、委托实验、预防与治疗及实验用产品57种，并逐年增加；在研究方面，对猩红热、伤寒、霍乱、鼠疫、炭疽等传染病和食品营养及化学分析、住宅卫生、水质及城市煤尘等项目进行研究；在生产方面，有治疗用血清制品、预防用疫苗痘苗制品、诊断用菌液制品等三大类。除供侵华日军使用外，还在大连、奉天（沈阳）、长春、哈尔滨、天津等地设店销售。
“满洲三一九部队”驻地的全部建筑和设施都用3米多高的围墙围起来，围墙上面架有铁蒺藜。驻地有两个正门和东、西、南门与外界相通，正门由武装士兵警卫，出入人员必须出示身份证明或出入许可证。东、西、南门平时关闭，只在进出试验用牲畜和饲草时才偶尔开启。
“满洲三一九部队”的管理很严密。负责人安东洪次规定：重要技术不准中国人学（实际上即使是常识性技术工作，中国人也不能接触）；重要文献不准译成中文；重要发明创造不准公开发表；重要成果必须首先服务于军事。“大连卫生研究所”置于军事体制统辖之下以后，各科、系、室负责人及技术人员、职员、雇员全部是日本人，连锅炉工人和门卫也是日本人。中国人只做饲养大小动物、清扫卫生、搬运货物等勤杂工作。
在众多的研究科室中，草味正夫主持的有机合成研究室较有代表性。草味正夫原系“七三一部队”毒物研究班班长，专门对活人进行毒品试验。他被派到大连任名誉研究室室长，大约每两个月从哈尔滨往返大连一次，平时担任该室室长的是军医少尉黑木正彦。该室研究人员仅9人，每周都派人到“七三一部队”本部接受研究课题。1943年，黑木正彦曾命令研究室里的一名研究者研究坏疽菌苗。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病菌，人体一旦感染上它，就会全身发热，局部红肿，肌肉出现坏死，治疗时大多须要截断四肢。
制造科是“研究所”内部最大的部门，有150多人，其成员大多是日本的青年女性，主要担负细菌制造、药剂制造、动物繁殖等任务。在制造科饲养跳蚤的房间里布满木槽，每个木槽的设计宽度以跳蚤跳不出为限，数万只跳蚤在木槽里乱蹦。跳蚤一旦吸食被注射上鼠疫菌的老鼠血之后，就成为可怕的鼠疫菌携带载体，成为传染源。日军再将这些跳蚤投放到中国内地战场上或其他地区，许多中国军民因此而残废，甚至死亡。
“满洲三一九部队”的罪恶活动
“满洲三一九部队”成立后，一直从事研制、制造细菌武器的罪恶活动，但由于现存档案、文献资料鲜有记录，世人对其并不了解，我们也仅能从一些幸存者的证言和日本战犯的口供中，初步了解其邪恶行径。
据田村良雄（“七三一部队”第4部第l课柄泽十三夫大尉主持的柄泽班雇员）交代：1941年10月上旬，根据柄泽命令，“我和另外一人，将装有鼠疫病菌的试验瓶两瓶（每瓶能容纳5000CC）约10公斤，运到大连卫生研究所，交给该所的仓内技师”。出于制造、生产各种细菌的需要，研究所配有一种特殊的细菌培养罐。因这种培养罐系石井四郎研制的，在“七三一部队”内部又称之为“石井菌罐”。它是用铝合金制造的方形箱子，用以取代易碎的罗氏玻璃培养瓶，一个石井菌罐盛装的浓缩细菌浆液，相当于数十个罗氏玻璃培养瓶。
据山内丰纪（系“七三一部队”军医少佐渡边道博士的助手）称：“在（大连）卫生研究所有五六百个石井式细菌培养罐，在细菌室用于大量生产，日本投降时（由于来不及处理）全部扔进大连港外海里。”山内丰纪还交代了研究所进行实验的情况。他说：“我向当时的班长中黑少佐提出要到大连，同时听说菌苗班全员最近要移到大连，我和石井雇员二人，在10月先出发，带四台超音波来到大连……在关东军特别演习的前后，霍乱专家凑技师（凑技师即凑正雄，系“七三一部队”制造霍乱细菌的技师），来做霍乱菌的冷冻试验，利用大连研究所的强冷冻器做试验，由山口中佐率领植物班亦前来试验。……这时七三一部队的昆虫班队大举来到大连，大量搜集老鼠做鼠疫感染鼠，放到前线去。”
据原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长潮海辰亥1954年8月11日口供称：“1944年2月至3月，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队所辖的大连细菌研究支所，要求我批准用西堀红十字医院（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前身）的活人做细菌试验。我记得曾批准过一次，将一个人做了细菌试验。对这一行为，我应负直接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研究准备细菌战的责任。”1995年10月5日，原大连宪兵队曹长三尾丰来大连谢罪时，曾亲口说，当年他的一位朋友就曾在大连亲眼看见过用中国人做活体解剖试验。
高田国胜在1954年7月8日的检举材料中说，大连卫生研究所“过去是进行细菌和病理方面试验研究工作的”。“大约1944年秋天，为培养细菌而饲养的老鼠逃跑了，以致葭町一带的日本人住宅区被断绝交通，禁止出入达一周之久。”日本殖民当局将这一带封锁，为的是避免住在这里的日本人传染上鼠疫。对此情一无所知的中国人，他们则不管死活，而且还封锁消息，以致住在这一带的中国人连最起码的预防措施也没有采取。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满洲三一九部队”同其他细菌部队一样，大量地毁灭证据，企图掩盖罪行。但在还未完全破坏整个研究所全部设施之前，日本已宣布投降，“满洲三一九部队”所在地被我方接管，发现其内部设施及生产的鼠疫、霍乱、伤寒、猩红热等菌苗。这些实物，充分证明“满洲三一九部队”参与了日本细菌战部队研究制造细菌武器的罪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