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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封信,我是看着悲鸿写的,没想到还能保留下来。”已是耄耋之年的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展开面前的信笺,向记者娓娓道来。
这是两封用毛笔写就的私人信函,纸张斑驳,字迹清晰——
“周扬先生:……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
“周扬部长:今日先生拟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1)上海沦陷期间与日本人有哪些勾结……”
收信人周扬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
6年前,这两封直斥刘海粟为汉奸的信函,被收藏信札的青年画家荣宏君偶得,随后在其书中公诸于世。
刘海粟是汉奸吗
1953年,第二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各省报代表名单,我记得上海的名单里第一个就是刘海粟。悲鸿当时是美协主席,看到刘海粟的名字后,马上就抗议了。”廖静文描述着这两封信出炉的背景。
徐悲鸿的依据是1945年8月23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刊登的“文化汉奸名录”,第一个是周作人,第六个就是刘海粟。那时,《新华日报》由周恩来主持,事后,研究者多以此作为刘海粟充当汉奸的证据。而实际上,此汉奸名录均为读者提供的资料。报纸发行人潘梓年在《致读者》中写道:我们希望知道各方面汉奸的朋友,都把他们提出来。
抗战爆发初期,作为上海美术界的领袖人物,刘海粟颇得人心。1937年,著名的“八百壮士事件”后,刘海粟根据杨惠敏的事迹创作《四行仓库》鼓舞斗志。直到1939年初,刘海粟还利用自己的名望,带领上海美专师生在上海举办义卖,为难童教养院筹资捐款。
但到了1939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汪精卫在日本支持下开始为即将成立的伪政权物色人才。汪精卫的助手褚民谊邀请刘海粟担任教育部长。在刘海粟传记《沧海》一书中,刘海粟自己回忆道,“褚民谊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初他陪我去见汪精卫。汪精卫问我,你看我会做汉奸吗?我说你当然不会,你也是爱国的!……这个人的演讲能力好极了,样子又长得漂亮,老实说我被他打动了,答应做一些教育方面的事情。”
但这之后,刘海粟发现,凡为日伪政府做事之人,大多遭遇不测。故此,他决定趁赴印尼举办展览之事,避走南洋,并未在汪伪政府内任职。1939年末,刘海粟将在雅加达的全部卖画所得捐给抗日官兵。在其继续辗转于新加坡时,上海沦陷。而此后关于刘海粟生活的记录模糊不清。根据石楠女士所著《海粟大传——沧海一粟》记录,刘海粟藏身某油坊,后暴露身份,被日军押上飞回上海的飞机。
后来,刘海粟自己回忆,“1943年5月二十几号,日本人用军用飞机把我从南洋送回上海,我一直是很倔强的,这是斗争啊!……当初日本军部派军用专机送我回来,有许多人不理解,以为刘海粟一定是卖身投靠做了汉奸了。误会很多,我不管的,随他们去说。”
而刘海粟回到上海不久,即与在印尼结识的富商之女夏伊乔完婚,婚礼主持人为当时知名汉奸陈彬和,而日军高官川本芳太郎与高岛阙次郎登门道喜。日后,刘海粟回忆说,“结婚办酒席,我没有请他们,结果他们反过来请我吃饭。”而同年11月,国土沦丧之时,刘海粟于上海举办画展,组织者为汪伪政权司法部长张一鹏,日本军部要员高官均到场祝贺。
这段历史在1949年后,被徐悲鸿再次提出,并写进给周扬的信中。徐悲鸿称,“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如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
据廖静文回忆,周扬并未回信,但为此曾与徐悲鸿见面商谈。而此后不久,徐悲鸿逝世。“悲鸿去世后,有人告诉我,在文代会中间休息的时候,周总理还找到华东区的负责人,批评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宣传刘海粟?!”
徐悲鸿是刘海粟的学生吗
徐悲鸿与刘海粟交恶并非一时之愤。早在20世纪初就已埋下伏笔。
多年以来,刘海粟多次说徐悲鸿是他的学生,而徐悲鸿从不承认。对此,廖静文说,“悲鸿看到广告说,上海图画美术院有很好的师资和设备,就去了。但是后来悲鸿告诉我,一共有不到10个学生,连石膏模型都没有。因为什么都学不到,不到两个月,悲鸿就走了,学费也不能退。他根本就没见过刘海粟。”
1912年,刘海粟怀揣父亲赠与的200块银元来到上海,于当年11月与友人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当时刘海粟只有17岁。
在1932年11月3日的《申报》中,徐悲鸿刊登个人启事,直斥此校为“野鸡学校”。“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惑于广告……今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鄙人于此野鸡学校故不认一切人为师也。”
此信见报后,刘海粟大怒,时隔一天,即于《申报》发表《刘海粟启事》称,“……引起徐某嫉视,不惜谩骂……图画美术院即美专前身,彼时,鄙人年未弱冠,苦心经营,需知在中国创用石膏模型及人体模特儿者即为图画美术院经几次苦斗,为国人所共知……此非徐某所能抹杀。”
这段口诛笔伐发生时,距刘海粟创办学校、徐悲鸿投奔上海已过二十载。徐、刘二人均已成为知名艺术家,分别经历了欧洲游历和法国求学后归国。刘海粟被时任上海市长称为“吾国新艺术之领袖”,而徐悲鸿也已将西方写实主义引入中国。二人名气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在徐悲鸿第二次《申报》启事中,直下战书,让刘海粟“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工,待汝十年,我不诬汝。”从此,二人公开交恶,展开长达多年的较量。
周总理调解过二人矛盾吗
由于徐、刘二人在美术界的地位及影响力,1949年以后,政府高层与二人多有接触。刘海粟多次在回忆文章中提及国家总理周恩来与自己的谈话,并着重回忆一次彻夜长谈,长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周恩来为徐悲鸿与刘海粟调解矛盾。
刘海粟在《尊重历史,寄希望于未来》一文中写道:对这个问题最了解,也是最关心的,还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52年,他在北京专门找我谈话,从晚上8点一直谈到凌晨1点多……他语意恳切地说,“你们的团结关系到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大计。悲鸿有病,性情容易急躁,你有长者之谊,也要有长者气度,要谅解他。”而在《沧海》中,刘海粟回忆周恩来对自己的接见则是在1954年。在石楠著作中,刘海粟又将接见时间回忆为1953年。而周恩来年表中,对此事没有记录。
“周总理接见刘海粟这个事绝对没有!”廖静文有些激动,“1953年,周扬见悲鸿的时候和他说,刘海粟到北京想见周总理,但是总理没有时间见他。”
对于周恩来与刘海粟的关系,书画鉴定家谢稚柳有一段记述。谢稚柳曾于上海博物馆为周恩来讲解一批古画,据他回忆,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提到自己曾是刘海粟的学生时,周恩来大怒,啪,一拍桌子说,你去告诉他(指刘海粟),政府的大门是敞开着的,要他好好检讨、认罪!……这应该是反右前两年的事。
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的恩怨已近百年,如今真正知情者大多已作古。而刘海粟的女儿刘麟也曾公开对媒体发表个人观点,称,“我认为,先辈的恩怨,史实俱在,历史自有定论。有些人,看到一些资料,愿意做些评论,这是他的自由,我也无暇干预。史实总是会还其本来的面目的。清者自清,无须因此烦恼。”
因徐悲鸿逝世时,與刘海粟的恩怨尚未了结,廖静文心中一直不能平静。之后,凡有刘海粟担任行政职务或举办展览的消息,廖静文大多会写信抗议。如今,“刘海粟也死了,我也不用再写信了。”廖静文说。(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38期)B⑤
这是两封用毛笔写就的私人信函,纸张斑驳,字迹清晰——
“周扬先生:……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
“周扬部长:今日先生拟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1)上海沦陷期间与日本人有哪些勾结……”
收信人周扬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
6年前,这两封直斥刘海粟为汉奸的信函,被收藏信札的青年画家荣宏君偶得,随后在其书中公诸于世。
刘海粟是汉奸吗
1953年,第二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各省报代表名单,我记得上海的名单里第一个就是刘海粟。悲鸿当时是美协主席,看到刘海粟的名字后,马上就抗议了。”廖静文描述着这两封信出炉的背景。
徐悲鸿的依据是1945年8月23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刊登的“文化汉奸名录”,第一个是周作人,第六个就是刘海粟。那时,《新华日报》由周恩来主持,事后,研究者多以此作为刘海粟充当汉奸的证据。而实际上,此汉奸名录均为读者提供的资料。报纸发行人潘梓年在《致读者》中写道:我们希望知道各方面汉奸的朋友,都把他们提出来。
抗战爆发初期,作为上海美术界的领袖人物,刘海粟颇得人心。1937年,著名的“八百壮士事件”后,刘海粟根据杨惠敏的事迹创作《四行仓库》鼓舞斗志。直到1939年初,刘海粟还利用自己的名望,带领上海美专师生在上海举办义卖,为难童教养院筹资捐款。
但到了1939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汪精卫在日本支持下开始为即将成立的伪政权物色人才。汪精卫的助手褚民谊邀请刘海粟担任教育部长。在刘海粟传记《沧海》一书中,刘海粟自己回忆道,“褚民谊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初他陪我去见汪精卫。汪精卫问我,你看我会做汉奸吗?我说你当然不会,你也是爱国的!……这个人的演讲能力好极了,样子又长得漂亮,老实说我被他打动了,答应做一些教育方面的事情。”
但这之后,刘海粟发现,凡为日伪政府做事之人,大多遭遇不测。故此,他决定趁赴印尼举办展览之事,避走南洋,并未在汪伪政府内任职。1939年末,刘海粟将在雅加达的全部卖画所得捐给抗日官兵。在其继续辗转于新加坡时,上海沦陷。而此后关于刘海粟生活的记录模糊不清。根据石楠女士所著《海粟大传——沧海一粟》记录,刘海粟藏身某油坊,后暴露身份,被日军押上飞回上海的飞机。
后来,刘海粟自己回忆,“1943年5月二十几号,日本人用军用飞机把我从南洋送回上海,我一直是很倔强的,这是斗争啊!……当初日本军部派军用专机送我回来,有许多人不理解,以为刘海粟一定是卖身投靠做了汉奸了。误会很多,我不管的,随他们去说。”
而刘海粟回到上海不久,即与在印尼结识的富商之女夏伊乔完婚,婚礼主持人为当时知名汉奸陈彬和,而日军高官川本芳太郎与高岛阙次郎登门道喜。日后,刘海粟回忆说,“结婚办酒席,我没有请他们,结果他们反过来请我吃饭。”而同年11月,国土沦丧之时,刘海粟于上海举办画展,组织者为汪伪政权司法部长张一鹏,日本军部要员高官均到场祝贺。
这段历史在1949年后,被徐悲鸿再次提出,并写进给周扬的信中。徐悲鸿称,“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如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
据廖静文回忆,周扬并未回信,但为此曾与徐悲鸿见面商谈。而此后不久,徐悲鸿逝世。“悲鸿去世后,有人告诉我,在文代会中间休息的时候,周总理还找到华东区的负责人,批评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宣传刘海粟?!”
徐悲鸿是刘海粟的学生吗
徐悲鸿与刘海粟交恶并非一时之愤。早在20世纪初就已埋下伏笔。
多年以来,刘海粟多次说徐悲鸿是他的学生,而徐悲鸿从不承认。对此,廖静文说,“悲鸿看到广告说,上海图画美术院有很好的师资和设备,就去了。但是后来悲鸿告诉我,一共有不到10个学生,连石膏模型都没有。因为什么都学不到,不到两个月,悲鸿就走了,学费也不能退。他根本就没见过刘海粟。”
1912年,刘海粟怀揣父亲赠与的200块银元来到上海,于当年11月与友人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当时刘海粟只有17岁。
在1932年11月3日的《申报》中,徐悲鸿刊登个人启事,直斥此校为“野鸡学校”。“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惑于广告……今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鄙人于此野鸡学校故不认一切人为师也。”
此信见报后,刘海粟大怒,时隔一天,即于《申报》发表《刘海粟启事》称,“……引起徐某嫉视,不惜谩骂……图画美术院即美专前身,彼时,鄙人年未弱冠,苦心经营,需知在中国创用石膏模型及人体模特儿者即为图画美术院经几次苦斗,为国人所共知……此非徐某所能抹杀。”
这段口诛笔伐发生时,距刘海粟创办学校、徐悲鸿投奔上海已过二十载。徐、刘二人均已成为知名艺术家,分别经历了欧洲游历和法国求学后归国。刘海粟被时任上海市长称为“吾国新艺术之领袖”,而徐悲鸿也已将西方写实主义引入中国。二人名气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在徐悲鸿第二次《申报》启事中,直下战书,让刘海粟“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工,待汝十年,我不诬汝。”从此,二人公开交恶,展开长达多年的较量。
周总理调解过二人矛盾吗
由于徐、刘二人在美术界的地位及影响力,1949年以后,政府高层与二人多有接触。刘海粟多次在回忆文章中提及国家总理周恩来与自己的谈话,并着重回忆一次彻夜长谈,长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周恩来为徐悲鸿与刘海粟调解矛盾。
刘海粟在《尊重历史,寄希望于未来》一文中写道:对这个问题最了解,也是最关心的,还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52年,他在北京专门找我谈话,从晚上8点一直谈到凌晨1点多……他语意恳切地说,“你们的团结关系到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大计。悲鸿有病,性情容易急躁,你有长者之谊,也要有长者气度,要谅解他。”而在《沧海》中,刘海粟回忆周恩来对自己的接见则是在1954年。在石楠著作中,刘海粟又将接见时间回忆为1953年。而周恩来年表中,对此事没有记录。
“周总理接见刘海粟这个事绝对没有!”廖静文有些激动,“1953年,周扬见悲鸿的时候和他说,刘海粟到北京想见周总理,但是总理没有时间见他。”
对于周恩来与刘海粟的关系,书画鉴定家谢稚柳有一段记述。谢稚柳曾于上海博物馆为周恩来讲解一批古画,据他回忆,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提到自己曾是刘海粟的学生时,周恩来大怒,啪,一拍桌子说,你去告诉他(指刘海粟),政府的大门是敞开着的,要他好好检讨、认罪!……这应该是反右前两年的事。
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的恩怨已近百年,如今真正知情者大多已作古。而刘海粟的女儿刘麟也曾公开对媒体发表个人观点,称,“我认为,先辈的恩怨,史实俱在,历史自有定论。有些人,看到一些资料,愿意做些评论,这是他的自由,我也无暇干预。史实总是会还其本来的面目的。清者自清,无须因此烦恼。”
因徐悲鸿逝世时,與刘海粟的恩怨尚未了结,廖静文心中一直不能平静。之后,凡有刘海粟担任行政职务或举办展览的消息,廖静文大多会写信抗议。如今,“刘海粟也死了,我也不用再写信了。”廖静文说。(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38期)B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