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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完善于唐，作为我国古代官僚选任的一项重要制度，它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朋党政治作为一种官僚政治发展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发展和变化，对我国历史也有着显著的影响。唐代中后期发生的牛李党争是朋党政治的具体体现，与由科举制度构建出的政治关系网有关。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结合，使朋党政治得以发展，朋党政治降低了科举取士的职能，使科举制度发生了蜕变。
关键词：科举制度;朋党政治;牛李党争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5-0102-03
科举制度与官僚政治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性，科举制对于国家政治方面来说，主要是“选贤以佐治”。用考试的方法来选任官员，这不仅有助于保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保证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植党营私现象的产生。若从官僚制度的创新这一角度来看科举制度，它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制度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官僚政治，因科举而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使得政治更加官僚腐朽化。深人探讨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正是我们解剖其关联性的有效方法。
一、科举制的创立与完善
（一）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初立九品，按人才优劣定品第，这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汉末察举制度被名门士族所操纵的弊端，但地方各州郡中设立的大小中正人选都是由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世家大族来提拔兼任，可想而知，其结果仍为世族大家所把持，导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怪象。
《通典》载：“吏部不能审定天下人士庶，故委种正，铨第等级，任之援受”①，可见人才的任用升降，表面上是由封建政府的中央机构来决定，实质上却完全掌控于门阀世族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巩固和加强集权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与此同时，庶族地主的力量却在门阀士族逐渐衰弱的趋势下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选官制度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科举制度下的地方人才选拔，虽然也是由地方州县推荐人才到中央政府参加考试，但是地方仅仅承担推荐之责，录取的结果则完全由中央的吏部官员商议决定，从而选取和任用官吏的权力彻底地由地方转移到了中央政府手中。
唐贞观年间科举考试盛行于全国，对此盛况，唐太宗慨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可以看出，自从选官任用的权力掌握在封建中央政府手中后，科举成为最为普遍却极为重要的入仕途径。科举制度的推广，使各个阶层的有志之士都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取官职地位，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地主阶层的发展，壮大了地主阶级的力量。随着唐代第制度的废除，大量寒门子弟凭借科举考试踏上仕途，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科举时代。
（二）科举制在唐朝的发展与完善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制度的演进都需要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和一定时间的积累。自隋炀帝创进士科至唐太宗贞观年间，唐代统治者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前瞻性地将眼光下移到庶族地主及下层士人的身上，向全社会大力推广科举制度，科举制随之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
唐朝的科举考试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科目。“常科”每年举行一次，是统治者最爱采用的一种选任人才的手段，以明经和进士两科为主，一般进士科的考试内容难度比明经科大很多，故而录取率也要低很多。“制科”又称“殿试”，多由皇帝委任策试官组织考试，科目不固定，试题范围广。被试者将应答文章工整写好，由策试官呈给皇帝，皇帝預览答文后亲自斟酌。自太宗后，进士科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日益崇高，广大士人趋之若鹜，科场也逐渐成为提高社会声望和获取政治资本的重要场所。
唐代是科举史上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也是科举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其表现：一是位极人臣者进士出身的人数众多，据吴宗国先生统计，在中唐时期的一百位三十多位宰相中，进土出身者有近百人，约占总人数的七成以上。二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墨客大多也为进士出身。陈寅恪先生指出：“进士科虽然设立于隋朝，但是在唐高宗时期才开始成为世人心中出仕任官的主要途径，至玄宗时期，科举正式成为官方认证的入仕途径。”
唐朝成型的科举制度相比于九品中正制更具有进步性，它为唐朝统治者招揽大量人才的同时扩大了自身的统治基础，动摇了门阀制度的同时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如学者邓嗣禹所说：“至于有唐，一以考试为准绳，而后平民有参与政治之机会，阶级观念，赖以破除焉”。
科举制度的创立及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宗室贵族和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绝对控制，使得处于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们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来向上层流转，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流动。科举制度同样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使得全国各阶层的求学风气异常浓厚，文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高。
对于科举制度的利弊问题，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一方面肯定了唐朝实行科举制度是“良法”，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弊有“一则学为所用”“二则所试者系一日之短长”。而对于因科举而结成朋党，并造成唐后期的政局动荡，更是史学界经常提及的重要事实。
唐后五代时期战火不断，科举制度却在王冠乱落的年代中生生不绝，这说明科举制度已然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惯性，能够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不断自我完善，最终成为跨越千年文明的一种基本政治制度。
二、朋党的出现及朋党政治在唐朝的发展
（一）朋党的产生及其发展
朋党，原指同类之人为一己之目的而互相勾结，后专指士大夫各树党羽相互倾轧。《尚书》中记载的王道政治标准是“无偏无党”;孔子也言：君子“群而不党”;荀子日：“朋党比周，以环至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故而可以看出：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治国方针的封建王朝的君臣对朋党讳莫如深。 朋党的结成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以家族关系结成，二是以地域关系结成，三是以门生故吏关系结成，这也是本文中着重分析的一种。说到门生故吏，就不能不论及封建制度下的选官制度。隋唐年间实行的科举制虽将选官权集中到中央，但中央权力又掌握在个别权臣手中，他们为壮大自己党派的力量，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权，收拢士人学子为已所用。
唐朝时期的科举考试盛行“公卷通榜”。“公卷”是指考生于科举考试前将自己所做的优秀诗文送至朝中达官名儒手中互相传阅和评判，考生只需得到推荐，即可任用。由此可见，主考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考生的命运，主考官在当时被称为“知贡举”，多为在朝野中有名望的大臣来担任。
由于知贡举者对科举士子的最终成绩具有很大的取决权，因此考生一旦成功中举，必然会对其感恩戴德、敬重有加。而当权官僚向主考官推荐的考生，及第的机会比其他考生要大很多，这是当时科举制度下所默认的规则。同样，朝中公卿大臣们为了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也需要趁机拉拢这些举子。每次科考成绩公布后，凡被录取的考生都要去拜见主考官，并将其尊奉为“座主”，自称为“门生”。“门生”感激“座主”的知遇之恩，“座主”希冀于“门生”的反哺之情，往往会构建出一种政治关系网，晚唐时期发生的“牛李党争”便与此相关。
（二）唐朝“牛李党争”及其分析
牛李党争，是指唐代中后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它以宪宗元和三年的制举案作为开端，以宣宗大中三年李德裕贬死崖州为结束，其间许多政治人物和文学家都被卷入了朋党政治中，对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朝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将门第观念淡化了很多，但牛、李两党党人出身不同，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与此同时还混合着个人恩怨，所以双方在重大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两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后，斗争日趋激烈，双方在朝廷上竭力培植党羽，树立起各自的朋党集团。在牛李党争之前，朝廷朋党政治早已存在，但直至元和年，一场“疾风骤雨”拉开了未来动荡岁月的序幕，此后两党为了各自的党派势力，相互倾扎了近四十年之久。
李宗闵和牛僧孺为“同年”关系，在政治活动中彼此扶持，他们通过“座主”“门生”的关系，形成了由科举为官者所构成的李党。而李德裕、郑覃都是以祖荫入官，他们受到家庭的熏陶，对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作风不满，于是公卿子弟自觉地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对抗进士出身官员的牛党。
关于牛李党争的党派分析，史学界众说纷纭。韩国磐先生认为：“牛李党争是由科举出身的新官僚集团与依靠门第的旧世族集团的斗争”③。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也与之相似，他认为李党代表的是重门第的山东士族集团，牛党则是重科举的新兴阶级集团代表，牛李党争实质上是一场由科举出身的庶族官僚集团和依靠～J第的士族集团之间进行的斗争，是中下层地主阶级与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科举制度内在矛盾公开化的具体表现。可以说，朋党政治的产生与封建专制主义下的科举制度有着密切联系。
三、唐代朋党政治与科举制度的关联
（一）科举制度对朋党政治的影响
从积极方面来看，科举制度对于维护中央集权下的专制统治和社会秩序有着重要作用，更对官僚政治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力。随着科举制度政治功能的不断提高，座主、门生和同年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纽带。唐朝科举制度的推广，把各阶层文人学士聚集于科场的同时也为其逐渐构成朋党提供了绝佳条件。
科举及第者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同榜及第者们互称为“同年”，这些新称谓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开始产生，即座主与门生及同年的特殊关系，这是一种可以长期寄托希望并可以轉化为社会资本的特殊关系。基于此，他们极容易在政治上达成某种共识，结成盟友形成朋党，在政坛上相互帮助，如杨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即为同年关系。据记载，牛僧孺能成为宰相是借助岳父是“门生”杨承和“座主”的关系。为了报答其提拔之恩，牛入相后便荐拔杨嗣复任“知贡举”，而后杨嗣复选荐的多位贡士此后也多至达官，这与其利用朝中朋党关系来提拔门生是分不开的。
在牛党最为得势时期，长安城甚至流传着“门生故吏，不牛则李”的说法。他们借助科举来扩大朋党势力，利用职权提携“同年”“门生”，渐渐形成了以牛、李为首的关系网。故清人顾炎武云：“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可见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座主、门生与同年关系是牛党人员构成的重要因素。
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结合，使朋党政治得以发展，却不能使官僚政治得以改善，甚至可以说，朋党政治正在慢慢使科举制度发生蜕变。
（二）朋党政治对科举制度的反作用
一是改革科举考试，整治宴游之风。牛李两党在四十年间的交替执政，直接导致此后数十年的科举考试，尤其是进士科的考试科目，考录比例、内容频繁更迭，直.接影响了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李德裕第一次任宰相时，就着手科举考试中进士科的改革事宜：进士改试论议，不再考诗赋;废除宰相阙榜，防止宰相作弊，在发榜前更换名单。李德裕执政后，对进士请托宴游之习尤为反感，他清楚地认识到座主和门生之间的特殊关系是结党的重要途径。故而第二次任相时，他再一次对进土科进行了改革：限制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进士不能再称知贡举者为“座主”，及第之后不能再和知贡举者过于频繁来往举行宴会。然而随着李德裕贬谪，“自今进士放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有司不得禁制。”牛李两党的交替执政终究没有改变科举考试的弊病。
二是固化了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座主门生和同年因科举而形成，并在政治活动中逐渐构成了一张复杂的官僚政治网。牛僧孺和李宗闵等人由科举制度而逐渐结成朋党关系的同时，又反过来借助科举制度下形成的这种特殊又牢靠的社会关系来操纵科举考试结果，从而扩大其势力。在这些有违公正的行为推动下，进士一科的各种问题随之显露出来。座主门生们互相帮衬，建立朋党，也使得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原则大受破坏，它与科举制度相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清除。 三是降低科举取士的职能，扰乱官僚系统。科举制度的实施，为封建中央政府选拔出了各领域的优秀人才，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官僚队伍。然而唐代中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朋党之争、朝宦之争愈演愈烈，牛党成员为了争夺政治权力，极力通过科举考试来扩大自身党派力量。科举制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逐渐沦落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俨然失去了往日的选贤职能。朋党把自己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往往以对派系有利的政策来代替正确的政策，选拔对已方有利的人才作为机构要员，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心腹安置到重要职位，这就导致中央政府无法获得所需的人才，严重妨碍到国家和社会的治理。
四、结语
科举制度是支撑古代中国官僚政治发展的一个杠杆，它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从而频繁调整和更换制度规程，但由于政治派系争夺人才和权力的需要，其独立性受到了严重破坏。晚唐时期的牛李党争作为当时政治社会的主流，不仅影响着官僚集团的内部秩序，更将无辜的广大进士划进派系当中，导致很多如李商隐、杜牧这般的有志之士在矛盾中踌躇前行。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的关系盘根错节，需要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深人探索和逐步完善。
注释：
①（唐）杜佑撰：《通典》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
②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台北学生书局，1982.
③韩国磐：《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1期
④（明末清初）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七《座主门生》，上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⑤（五代）刘晌撰：《旧唐书》卷十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
[2]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
[3]呂思勉.中国通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4]（五代）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朱子彦.中国朋党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
作者简介：李烁（1995-），女，汉族，内蒙古包头人，单位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研究方向为
（责任编辑：朱希良）
关键词：科举制度;朋党政治;牛李党争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5-0102-03
科举制度与官僚政治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性，科举制对于国家政治方面来说，主要是“选贤以佐治”。用考试的方法来选任官员，这不仅有助于保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保证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植党营私现象的产生。若从官僚制度的创新这一角度来看科举制度，它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制度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官僚政治，因科举而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使得政治更加官僚腐朽化。深人探讨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正是我们解剖其关联性的有效方法。
一、科举制的创立与完善
（一）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初立九品，按人才优劣定品第，这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汉末察举制度被名门士族所操纵的弊端，但地方各州郡中设立的大小中正人选都是由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世家大族来提拔兼任，可想而知，其结果仍为世族大家所把持，导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怪象。
《通典》载：“吏部不能审定天下人士庶，故委种正，铨第等级，任之援受”①，可见人才的任用升降，表面上是由封建政府的中央机构来决定，实质上却完全掌控于门阀世族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巩固和加强集权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与此同时，庶族地主的力量却在门阀士族逐渐衰弱的趋势下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选官制度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科举制度下的地方人才选拔，虽然也是由地方州县推荐人才到中央政府参加考试，但是地方仅仅承担推荐之责，录取的结果则完全由中央的吏部官员商议决定，从而选取和任用官吏的权力彻底地由地方转移到了中央政府手中。
唐贞观年间科举考试盛行于全国，对此盛况，唐太宗慨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可以看出，自从选官任用的权力掌握在封建中央政府手中后，科举成为最为普遍却极为重要的入仕途径。科举制度的推广，使各个阶层的有志之士都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取官职地位，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地主阶层的发展，壮大了地主阶级的力量。随着唐代第制度的废除，大量寒门子弟凭借科举考试踏上仕途，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科举时代。
（二）科举制在唐朝的发展与完善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制度的演进都需要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和一定时间的积累。自隋炀帝创进士科至唐太宗贞观年间，唐代统治者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前瞻性地将眼光下移到庶族地主及下层士人的身上，向全社会大力推广科举制度，科举制随之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
唐朝的科举考试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科目。“常科”每年举行一次，是统治者最爱采用的一种选任人才的手段，以明经和进士两科为主，一般进士科的考试内容难度比明经科大很多，故而录取率也要低很多。“制科”又称“殿试”，多由皇帝委任策试官组织考试，科目不固定，试题范围广。被试者将应答文章工整写好，由策试官呈给皇帝，皇帝預览答文后亲自斟酌。自太宗后，进士科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日益崇高，广大士人趋之若鹜，科场也逐渐成为提高社会声望和获取政治资本的重要场所。
唐代是科举史上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也是科举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其表现：一是位极人臣者进士出身的人数众多，据吴宗国先生统计，在中唐时期的一百位三十多位宰相中，进土出身者有近百人，约占总人数的七成以上。二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墨客大多也为进士出身。陈寅恪先生指出：“进士科虽然设立于隋朝，但是在唐高宗时期才开始成为世人心中出仕任官的主要途径，至玄宗时期，科举正式成为官方认证的入仕途径。”
唐朝成型的科举制度相比于九品中正制更具有进步性，它为唐朝统治者招揽大量人才的同时扩大了自身的统治基础，动摇了门阀制度的同时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如学者邓嗣禹所说：“至于有唐，一以考试为准绳，而后平民有参与政治之机会，阶级观念，赖以破除焉”。
科举制度的创立及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宗室贵族和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绝对控制，使得处于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们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来向上层流转，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流动。科举制度同样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使得全国各阶层的求学风气异常浓厚，文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高。
对于科举制度的利弊问题，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一方面肯定了唐朝实行科举制度是“良法”，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弊有“一则学为所用”“二则所试者系一日之短长”。而对于因科举而结成朋党，并造成唐后期的政局动荡，更是史学界经常提及的重要事实。
唐后五代时期战火不断，科举制度却在王冠乱落的年代中生生不绝，这说明科举制度已然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惯性，能够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不断自我完善，最终成为跨越千年文明的一种基本政治制度。
二、朋党的出现及朋党政治在唐朝的发展
（一）朋党的产生及其发展
朋党，原指同类之人为一己之目的而互相勾结，后专指士大夫各树党羽相互倾轧。《尚书》中记载的王道政治标准是“无偏无党”;孔子也言：君子“群而不党”;荀子日：“朋党比周，以环至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故而可以看出：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治国方针的封建王朝的君臣对朋党讳莫如深。 朋党的结成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以家族关系结成，二是以地域关系结成，三是以门生故吏关系结成，这也是本文中着重分析的一种。说到门生故吏，就不能不论及封建制度下的选官制度。隋唐年间实行的科举制虽将选官权集中到中央，但中央权力又掌握在个别权臣手中，他们为壮大自己党派的力量，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政治特权，收拢士人学子为已所用。
唐朝时期的科举考试盛行“公卷通榜”。“公卷”是指考生于科举考试前将自己所做的优秀诗文送至朝中达官名儒手中互相传阅和评判，考生只需得到推荐，即可任用。由此可见，主考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考生的命运，主考官在当时被称为“知贡举”，多为在朝野中有名望的大臣来担任。
由于知贡举者对科举士子的最终成绩具有很大的取决权，因此考生一旦成功中举，必然会对其感恩戴德、敬重有加。而当权官僚向主考官推荐的考生，及第的机会比其他考生要大很多，这是当时科举制度下所默认的规则。同样，朝中公卿大臣们为了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也需要趁机拉拢这些举子。每次科考成绩公布后，凡被录取的考生都要去拜见主考官，并将其尊奉为“座主”，自称为“门生”。“门生”感激“座主”的知遇之恩，“座主”希冀于“门生”的反哺之情，往往会构建出一种政治关系网，晚唐时期发生的“牛李党争”便与此相关。
（二）唐朝“牛李党争”及其分析
牛李党争，是指唐代中后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它以宪宗元和三年的制举案作为开端，以宣宗大中三年李德裕贬死崖州为结束，其间许多政治人物和文学家都被卷入了朋党政治中，对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朝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将门第观念淡化了很多，但牛、李两党党人出身不同，个人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与此同时还混合着个人恩怨，所以双方在重大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两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后，斗争日趋激烈，双方在朝廷上竭力培植党羽，树立起各自的朋党集团。在牛李党争之前，朝廷朋党政治早已存在，但直至元和年，一场“疾风骤雨”拉开了未来动荡岁月的序幕，此后两党为了各自的党派势力，相互倾扎了近四十年之久。
李宗闵和牛僧孺为“同年”关系，在政治活动中彼此扶持，他们通过“座主”“门生”的关系，形成了由科举为官者所构成的李党。而李德裕、郑覃都是以祖荫入官，他们受到家庭的熏陶，对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作风不满，于是公卿子弟自觉地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对抗进士出身官员的牛党。
关于牛李党争的党派分析，史学界众说纷纭。韩国磐先生认为：“牛李党争是由科举出身的新官僚集团与依靠门第的旧世族集团的斗争”③。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也与之相似，他认为李党代表的是重门第的山东士族集团，牛党则是重科举的新兴阶级集团代表，牛李党争实质上是一场由科举出身的庶族官僚集团和依靠～J第的士族集团之间进行的斗争，是中下层地主阶级与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科举制度内在矛盾公开化的具体表现。可以说，朋党政治的产生与封建专制主义下的科举制度有着密切联系。
三、唐代朋党政治与科举制度的关联
（一）科举制度对朋党政治的影响
从积极方面来看，科举制度对于维护中央集权下的专制统治和社会秩序有着重要作用，更对官僚政治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力。随着科举制度政治功能的不断提高，座主、门生和同年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纽带。唐朝科举制度的推广，把各阶层文人学士聚集于科场的同时也为其逐渐构成朋党提供了绝佳条件。
科举及第者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同榜及第者们互称为“同年”，这些新称谓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开始产生，即座主与门生及同年的特殊关系，这是一种可以长期寄托希望并可以轉化为社会资本的特殊关系。基于此，他们极容易在政治上达成某种共识，结成盟友形成朋党，在政坛上相互帮助，如杨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即为同年关系。据记载，牛僧孺能成为宰相是借助岳父是“门生”杨承和“座主”的关系。为了报答其提拔之恩，牛入相后便荐拔杨嗣复任“知贡举”，而后杨嗣复选荐的多位贡士此后也多至达官，这与其利用朝中朋党关系来提拔门生是分不开的。
在牛党最为得势时期，长安城甚至流传着“门生故吏，不牛则李”的说法。他们借助科举来扩大朋党势力，利用职权提携“同年”“门生”，渐渐形成了以牛、李为首的关系网。故清人顾炎武云：“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自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可见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座主、门生与同年关系是牛党人员构成的重要因素。
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结合，使朋党政治得以发展，却不能使官僚政治得以改善，甚至可以说，朋党政治正在慢慢使科举制度发生蜕变。
（二）朋党政治对科举制度的反作用
一是改革科举考试，整治宴游之风。牛李两党在四十年间的交替执政，直接导致此后数十年的科举考试，尤其是进士科的考试科目，考录比例、内容频繁更迭，直.接影响了科举考试的正常进行。李德裕第一次任宰相时，就着手科举考试中进士科的改革事宜：进士改试论议，不再考诗赋;废除宰相阙榜，防止宰相作弊，在发榜前更换名单。李德裕执政后，对进士请托宴游之习尤为反感，他清楚地认识到座主和门生之间的特殊关系是结党的重要途径。故而第二次任相时，他再一次对进土科进行了改革：限制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进士不能再称知贡举者为“座主”，及第之后不能再和知贡举者过于频繁来往举行宴会。然而随着李德裕贬谪，“自今进士放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有司不得禁制。”牛李两党的交替执政终究没有改变科举考试的弊病。
二是固化了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座主门生和同年因科举而形成，并在政治活动中逐渐构成了一张复杂的官僚政治网。牛僧孺和李宗闵等人由科举制度而逐渐结成朋党关系的同时，又反过来借助科举制度下形成的这种特殊又牢靠的社会关系来操纵科举考试结果，从而扩大其势力。在这些有违公正的行为推动下，进士一科的各种问题随之显露出来。座主门生们互相帮衬，建立朋党，也使得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原则大受破坏，它与科举制度相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清除。 三是降低科举取士的职能，扰乱官僚系统。科举制度的实施，为封建中央政府选拔出了各领域的优秀人才，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官僚队伍。然而唐代中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朋党之争、朝宦之争愈演愈烈，牛党成员为了争夺政治权力，极力通过科举考试来扩大自身党派力量。科举制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逐渐沦落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俨然失去了往日的选贤职能。朋党把自己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往往以对派系有利的政策来代替正确的政策，选拔对已方有利的人才作为机构要员，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心腹安置到重要职位，这就导致中央政府无法获得所需的人才，严重妨碍到国家和社会的治理。
四、结语
科举制度是支撑古代中国官僚政治发展的一个杠杆，它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从而频繁调整和更换制度规程，但由于政治派系争夺人才和权力的需要，其独立性受到了严重破坏。晚唐时期的牛李党争作为当时政治社会的主流，不仅影响着官僚集团的内部秩序，更将无辜的广大进士划进派系当中，导致很多如李商隐、杜牧这般的有志之士在矛盾中踌躇前行。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的关系盘根错节，需要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深人探索和逐步完善。
注释：
①（唐）杜佑撰：《通典》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
②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台北学生书局，1982.
③韩国磐：《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1期
④（明末清初）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七《座主门生》，上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⑤（五代）刘晌撰：《旧唐书》卷十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
[2]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
[3]呂思勉.中国通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4]（五代）王定保.唐摭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朱子彦.中国朋党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
作者简介：李烁（1995-），女，汉族，内蒙古包头人，单位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研究方向为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