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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书写心中永远的父亲
宗璞 （冯友兰之女）
顺着北大燕南园东南角走到尽头，有一处别具一格的中式传统院落，57号院。这便是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生前居住的“三松堂”，他毕生的著作，几乎都写于此，晚年整理为《三松堂全集》。“三松”、“三松堂”几乎成了冯先生的代名词，而这里如今由他的女儿、作家宗璞守护。时过境迁，三株松柏现在只剩下两株，但它们依然苍劲、挺拔。
宗璞先生数十年来写了大量散文，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她的读者说：“只要读过她的文字，你就不能不牵挂她。”她长时间病魔缠身，虽然努力笔耕，但力不从心，写写停停，在各种不幸和灾祸中，继续生活。她选择了父亲的书房作为书房。即便每日主要的事情就是吃药、吸氧，几乎很少能到院子外走动，但宗璞先生还是竭尽全力，继续书写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最后一部——《北归记》。她说：“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在这里，准盲人冯友兰曾坐了33年；无论是否会成为盲人，我也会这样坐下去……”年逾八旬，宗璞先生写下《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以澄清历史，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冯友兰。著作面世，敲击着无数人的心，从中能看到父女两代人的执着、追求和信仰。
父亲是教育家
父亲一生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对这点不熟悉。我想着重讲一讲。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讲台和学校。1918年，他在北大读书时就曾到中学进行考察，写了《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的调查报告。对当时的军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谓军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齐划一。他觉得这不利于人的发展。
他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中州大学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学是新建的，河南历史上第一所大学。1925年校务主任离职，父亲主动向校长要求接任，他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可选择的前途有两个，一是事功，一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不大，只想办一个好大学，所以需要指挥全局的权力。否则，我就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离开开封，去一个学术文化中心”。校长没有答应，但对他的直言很赞赏。父亲当年8月就去了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此后的1930年，河南中山大学（即中州大学）再聘他为校长，但他“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没有去。
父亲长期做高校管理工作，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18年，在西南联大也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知识和技能都可以供人使用，技术学校就能做到。大学则是培养完整灵魂的人，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以往及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欣赏。他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家，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北大、清华、联大维护和贯彻那些教育理念：学术至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
1940年，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联大，要求统一全国教材、统一考试、设立核定的必修课程。联大教授抵制这一命令。信是父亲写的，列出不从命的几大理由，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等，后来联大没有按照教育部要求统一教材和课程。
父亲是爱国的，别人问他1948年为什么从美国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来。政权可以更换，父母之邦是不能变的。父亲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西南联大碑文里写中国：“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他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父亲引用《西铭》的末两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来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虽然风狂雨暴，他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联现在就用甲骨文刻在父亲的墓碑背面。
呆气与儒气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 中国哲学史新编 》，80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在他晚年又身兼几职：秘书、管家、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聪，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父亲自奉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非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较少罢了。1926年父亲31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12斤花雕。60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于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只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 三字经 》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条件落后的黄土高原。1982年，钟越为祖国的航空事业献出了青春和生命。
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1945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车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
中年事业有贤内助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95岁，没有一点怪癖，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3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1982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父亲做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他才能致力于精神世界的研究。
宗璞 （冯友兰之女）
顺着北大燕南园东南角走到尽头，有一处别具一格的中式传统院落，57号院。这便是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生前居住的“三松堂”，他毕生的著作，几乎都写于此，晚年整理为《三松堂全集》。“三松”、“三松堂”几乎成了冯先生的代名词，而这里如今由他的女儿、作家宗璞守护。时过境迁，三株松柏现在只剩下两株，但它们依然苍劲、挺拔。
宗璞先生数十年来写了大量散文，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她的读者说：“只要读过她的文字，你就不能不牵挂她。”她长时间病魔缠身，虽然努力笔耕，但力不从心，写写停停，在各种不幸和灾祸中，继续生活。她选择了父亲的书房作为书房。即便每日主要的事情就是吃药、吸氧，几乎很少能到院子外走动，但宗璞先生还是竭尽全力，继续书写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最后一部——《北归记》。她说：“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看着窗外高高的树，在这里，准盲人冯友兰曾坐了33年；无论是否会成为盲人，我也会这样坐下去……”年逾八旬，宗璞先生写下《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以澄清历史，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冯友兰。著作面世，敲击着无数人的心，从中能看到父女两代人的执着、追求和信仰。
父亲是教育家
父亲一生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写出了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逻辑方法的中国哲学史，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二是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第三他是一位教育家。很多人对这点不熟悉。我想着重讲一讲。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讲台和学校。1918年，他在北大读书时就曾到中学进行考察，写了《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的调查报告。对当时的军事化教育提出不同看法。所谓军事化教育是指教材、教法整齐划一。他觉得这不利于人的发展。
他从美国留学回来，担任中州大学哲学系主任、文科主任。中州大学是新建的，河南历史上第一所大学。1925年校务主任离职，父亲主动向校长要求接任，他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可选择的前途有两个，一是事功，一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不大，只想办一个好大学，所以需要指挥全局的权力。否则，我就要走学术研究的路子，离开开封，去一个学术文化中心”。校长没有答应，但对他的直言很赞赏。父亲当年8月就去了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此后的1930年，河南中山大学（即中州大学）再聘他为校长，但他“已经在清华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没有去。
父亲长期做高校管理工作，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18年，在西南联大也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知识和技能都可以供人使用，技术学校就能做到。大学则是培养完整灵魂的人，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以往及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欣赏。他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家，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北大、清华、联大维护和贯彻那些教育理念：学术至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
1940年，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联大，要求统一全国教材、统一考试、设立核定的必修课程。联大教授抵制这一命令。信是父亲写的，列出不从命的几大理由，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等，后来联大没有按照教育部要求统一教材和课程。
父亲是爱国的，别人问他1948年为什么从美国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来。政权可以更换，父母之邦是不能变的。父亲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在西南联大碑文里写中国：“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他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父亲引用《西铭》的末两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来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虽然风狂雨暴，他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联现在就用甲骨文刻在父亲的墓碑背面。
呆气与儒气
哲学界人士和亲友们都认为父亲的一生总算圆满，学术成就和他从事的教育事业，使他中年便享盛名，晚年又见到了时代的变化，生活上有女儿侍奉，诸事不用操心，能在哲学的清纯世界中自得其乐。而且，他的重要著作《 中国哲学史新编 》，80岁才开始写，许多人担心他写不完，他居然写完了。他是拼着性命支撑着，他一定要写完这部书。
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在他晚年又身兼几职：秘书、管家、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聪，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父亲自奉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非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较少罢了。1926年父亲31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12斤花雕。60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于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飘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只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 三字经 》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条件落后的黄土高原。1982年，钟越为祖国的航空事业献出了青春和生命。
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1945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车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
中年事业有贤内助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95岁，没有一点怪癖，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3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1982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父亲做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他才能致力于精神世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