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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同时也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先驱。虽然他并没有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但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探索。其探索的过程是曲折而复杂的，他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他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我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发动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无论是宝贵的历史经验，还是沉痛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先行探索是光辉和伟大的，对于我们解答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
一、“大跃进”运动的曲折探索
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1956年经济文化事业有了一个跃进，可有的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1]他还认为，要让一个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的国家迅速赶上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西方先进国家，必须要打破常规，大跨度地和跳跃式地前进，按部就班地缓慢发展是肯定不行的。随后，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上正式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初召开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对反冒进开展了持续批评，会议认为对1956年经济工作冒进倾向的纠正是“右倾”，反冒进是政治问题，也是方针性错误。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为“大跃进”制定了目标任务。在这一总路线的指导下，“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并最终形成“以钢为纲”的经济发展局面。“大跃进”运动提出一系列急功近利、不切实际的高任务和高指标。毛泽东虽然在后来觉察到了错误的存在，但是由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对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进行了错误地批判，导致“反右倾”斗争全面开展，使得“左”倾错误进一步加剧。甚至到了1960年提出要将“大跃进”长期保持下去。在这种近乎疯狂的目标任务和“反右倾”斗争的政治压力下，全国各地“大炼钢铁”，“翻番”口号眼花缭乱，“放卫星”让人瞠目结舌。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党中央发动“大跃进”运动，其原因有二。
首先，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摆脱苏联模式，开始在本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纷纷加快了经济社会的建设步伐，国家综合实力逐步提升；苏联也不甘落后，率先宣称自己建成社会主义，苏联当前任务是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此时的苏联，还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在毛泽东的眼中，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大改变，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景无限美好。他认为，苏联用两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六年完成农业集体化，中国也可以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完成工业化，用十五年的时间超英赶美。他在一次会议上甚至说到：“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赶上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2]
其次，由于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加之国内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顺利，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改造热情高涨，这进一步加剧了毛泽东对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错误认识，促使了他认为必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速度的决心和信心。他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己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速”。[3]在具体实施中，他甚至颠覆了原来制定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只注重多和快。此时，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清醒地认识到不切实际的冒进倾向带来的负面作用，并对此进行了努力的克服和纠正。毛泽东对此虽未明确表态反对，但实际上是持反对意见。
“大跃进”运动从1958开始持续三年，其给我们的教训是沉痛的，“大跃进”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国民经济的全面倒退、经济结构比例失调及农牧业产品大幅减产。“大跃进”运动的教训说明：一方面抓经济建设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在战争年代，毛泽东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但是，当面对抓经济建设时，继续沿用革命斗争时期发动群众的方式，过分的强调发挥人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显然是不适用的，不但不适用，而且还会适得其反，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事实说明，只有在掌握并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才能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经济社会的发展。大跃进留给我们最惨痛的教训就是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下，举国上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炼钢运动，我们在钢铁的产量上的确在短时期内超过了英国，但是由于对科学技术的缺乏，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甚至因过度的砍伐树木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间接造成后来“天灾”的发生。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成功实践
毛泽东认为：“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作。”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会议做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标志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起。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50年代后期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发起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但是由于脱离实际，不考虑当时的实际生产力水平，追求对生产关系的急于过渡，反而造成了严重后果，使得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生既有历史发展的客观促成，又有领导人决策的主观因素。首先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人民群众对改变社会地位，过上美好生活的迫切性是空前的。其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认识，很多工作不从实际出发，希望在短时间内创造社会主义建设的奇迹，这种急于求成的急迫心情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决策思维。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给与予我们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必须遵循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铁律。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复杂而又长期的过程，必须把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关系，使整个生产关系不断的处于更新适应状态，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才能最终建成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这一铁律。经济建设必须循序渐进，从实际出发，尊重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自然法则，不能盲目地追求高速度、高标准。
三、“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失误
196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分别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标志“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群众运动云涌风起，权力争斗层出不穷，社会秩序混乱颠倒，产生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导致国民经济严重倒退，使党、国家、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惨重的损失和挫折，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为严重的政治灾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外部原因。1963年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开始公开论战。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波匈事件”的发生，这些都对毛泽东在思想上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使他感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偏转，出现了修正主义，之后西方国家又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更加增加了他对修正主义的防范之心。苏联和西方国家的策略也直接引发了国内的不安定因素爆发。面对这样的形势，他担心在中国也出现和苏联相似的修正主义，甚至被西方国家“和平演变”，造成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
第二，内部原因。“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国内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改变，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事是要推动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尽快建成先进的工业国家。党的基本任务也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八大对此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方针和设想。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及“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使得党的思想建设逐渐脱离“实事求是”，“左”倾理论不断升级完善。
第三，经济原因。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导致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产生，虽然当时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以及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显露出极大的弊端，但毛泽东仍然把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旗帜”。此外，当时农村大多数地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市群众也处在困难之中，干部与群众享受的待遇还有差别。这时对平均主义宣传和追求，促使广大底层群众对社会现状产生强烈抵触，有抵触就会寻找宣泄感情的方法，在领袖的号召下，“文化大革命”正是底层群众改变不平等地位的最好途径。
第四，文化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君、帝王等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理想教育、阶级斗争教育等等，都导致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领袖的膜拜之情，以及革命战争年代逐渐形成个人服从集体的高度自觉的行为意识和特殊的政治文化倾向，促使领袖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无所不能的“神”，个人崇拜发展到极致，直接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铺平了群众基础，为后来的运动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是极其复杂和曲折的，他在探索过程中就如何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极富创造性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失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等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政治运动。无论如何，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这些都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1977：474.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99：325-326.
[3]毛泽东选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1977：223.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
一、“大跃进”运动的曲折探索
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1956年经济文化事业有了一个跃进，可有的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1]他还认为，要让一个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的国家迅速赶上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西方先进国家，必须要打破常规，大跨度地和跳跃式地前进，按部就班地缓慢发展是肯定不行的。随后，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上正式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初召开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对反冒进开展了持续批评，会议认为对1956年经济工作冒进倾向的纠正是“右倾”，反冒进是政治问题，也是方针性错误。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确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为“大跃进”制定了目标任务。在这一总路线的指导下，“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并最终形成“以钢为纲”的经济发展局面。“大跃进”运动提出一系列急功近利、不切实际的高任务和高指标。毛泽东虽然在后来觉察到了错误的存在，但是由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对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进行了错误地批判，导致“反右倾”斗争全面开展，使得“左”倾错误进一步加剧。甚至到了1960年提出要将“大跃进”长期保持下去。在这种近乎疯狂的目标任务和“反右倾”斗争的政治压力下，全国各地“大炼钢铁”，“翻番”口号眼花缭乱，“放卫星”让人瞠目结舌。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党中央发动“大跃进”运动，其原因有二。
首先，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苏共二十大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摆脱苏联模式，开始在本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纷纷加快了经济社会的建设步伐，国家综合实力逐步提升；苏联也不甘落后，率先宣称自己建成社会主义，苏联当前任务是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此时的苏联，还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在毛泽东的眼中，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大改变，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景无限美好。他认为，苏联用两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六年完成农业集体化，中国也可以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完成工业化，用十五年的时间超英赶美。他在一次会议上甚至说到：“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赶上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2]
其次，由于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加之国内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顺利，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改造热情高涨，这进一步加剧了毛泽东对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错误认识，促使了他认为必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速度的决心和信心。他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己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速”。[3]在具体实施中，他甚至颠覆了原来制定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只注重多和快。此时，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清醒地认识到不切实际的冒进倾向带来的负面作用，并对此进行了努力的克服和纠正。毛泽东对此虽未明确表态反对，但实际上是持反对意见。
“大跃进”运动从1958开始持续三年，其给我们的教训是沉痛的，“大跃进”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国民经济的全面倒退、经济结构比例失调及农牧业产品大幅减产。“大跃进”运动的教训说明：一方面抓经济建设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在战争年代，毛泽东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但是，当面对抓经济建设时，继续沿用革命斗争时期发动群众的方式，过分的强调发挥人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显然是不适用的，不但不适用，而且还会适得其反，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事实说明，只有在掌握并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才能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经济社会的发展。大跃进留给我们最惨痛的教训就是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下，举国上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炼钢运动，我们在钢铁的产量上的确在短时期内超过了英国，但是由于对科学技术的缺乏，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甚至因过度的砍伐树木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间接造成后来“天灾”的发生。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成功实践
毛泽东认为：“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作。”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会议做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标志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起。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50年代后期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发起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但是由于脱离实际，不考虑当时的实际生产力水平，追求对生产关系的急于过渡，反而造成了严重后果，使得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生既有历史发展的客观促成，又有领导人决策的主观因素。首先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人民群众对改变社会地位，过上美好生活的迫切性是空前的。其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认识，很多工作不从实际出发，希望在短时间内创造社会主义建设的奇迹，这种急于求成的急迫心情极大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决策思维。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给与予我们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必须遵循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铁律。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复杂而又长期的过程，必须把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关系，使整个生产关系不断的处于更新适应状态，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才能最终建成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这一铁律。经济建设必须循序渐进，从实际出发，尊重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自然法则，不能盲目地追求高速度、高标准。
三、“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失误
196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分别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标志“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群众运动云涌风起，权力争斗层出不穷，社会秩序混乱颠倒，产生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导致国民经济严重倒退，使党、国家、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惨重的损失和挫折，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为严重的政治灾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外部原因。1963年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开始公开论战。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波匈事件”的发生，这些都对毛泽东在思想上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使他感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偏转，出现了修正主义，之后西方国家又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更加增加了他对修正主义的防范之心。苏联和西方国家的策略也直接引发了国内的不安定因素爆发。面对这样的形势，他担心在中国也出现和苏联相似的修正主义，甚至被西方国家“和平演变”，造成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
第二，内部原因。“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国内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改变，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事是要推动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尽快建成先进的工业国家。党的基本任务也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八大对此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方针和设想。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及“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使得党的思想建设逐渐脱离“实事求是”，“左”倾理论不断升级完善。
第三，经济原因。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导致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产生，虽然当时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以及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显露出极大的弊端，但毛泽东仍然把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坚持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旗帜”。此外，当时农村大多数地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市群众也处在困难之中，干部与群众享受的待遇还有差别。这时对平均主义宣传和追求，促使广大底层群众对社会现状产生强烈抵触，有抵触就会寻找宣泄感情的方法，在领袖的号召下，“文化大革命”正是底层群众改变不平等地位的最好途径。
第四，文化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君、帝王等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理想教育、阶级斗争教育等等，都导致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领袖的膜拜之情，以及革命战争年代逐渐形成个人服从集体的高度自觉的行为意识和特殊的政治文化倾向，促使领袖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无所不能的“神”，个人崇拜发展到极致，直接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铺平了群众基础，为后来的运动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是极其复杂和曲折的，他在探索过程中就如何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极富创造性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失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等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政治运动。无论如何，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这些都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1977：474.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99：325-326.
[3]毛泽东选集（第5卷）[M].人民出版社，1977：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