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军事思想之天地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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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战争与其他社会活动一样,讲究的也是如何处理和协调天、地、人的关系。天、地、人作为“兵术之要”,杜佑以人为首,地次之,天居末位。对于天时、天候,杜佑的基本态度是“顺”与“因”,重视在军事活动中顺天之自然,因势利导,为己方的军事活动创造有利的外在环境。地是军事活动中的环境因素,对军事活动的成败至关重要。人是战争的核心要素,也是能动性最强的因素。相对于神秘的天,杜佑更愿意相信人事的作用。人事之中,杜佑又特别重视将帅的作用。
  关键词杜佑 通典 军事思想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5-084-02
  
  杜佑著《通典》,不但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还开辟了一条新的理国之道。自《通典》成书后,其“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旨趣,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在后人的议论中,《通典·兵典》却成了一个例外。很多人说它着意于用兵之道,却不注重兵制,与全书体例不合或是一种变例、特例,甚至将其视为《通典》的一大缺陷。对于杜佑为何要这样安排《兵典》,也是众说纷纭。这些议论,多着眼于杜佑的史学思想,纠结于《兵典》的体裁体例问题,却鲜少关注杜佑的军事思想。而杜佑的军事思想,才是《兵典》的核心问题。本文不揣浅陋,仅就杜佑的天、地、人思想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杜佑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说很欣赏,认为其“得兵术之要也”。其实,战争与其他社会活动一样,讲究的也是如何处理和协调天、地、人的关系。
  对于天,杜佑一方面反对采取神秘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则坚持了实用主义的原则。他批评一些“智能之士”有意宣扬天的神秘性,“其胜也,或验之风鸟七曜,或参以阴阳日辰;其教阵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变为龙蛇鸟兽”,指出这样的做法不过是“昔贤难其道,神其事,令众心之莫测,俾指顾之皆从”,是一种驾驭部众、威服人心的手段罢了。需要指明的是,杜佑所反对的,只是对天的神秘化行为,而不是天或天道本身。有些带有神秘性的“言天道”行为,“虽非兵家本事,所要资权谲以取胜”,可以为统帅提供决策依据或辅助军事行动,杜佑认为其有实用价值而加以肯定。于是专设《风云气候杂占》条,叙述望气之术及其对于军事活动的意义。对于那些“言天道”的人才,杜佑认为应该在军中给他们一席之地,于是在《搜才》条中专门列入了“推步五行,瞻风云气候转式,多言天道,诡说阴阳者”。不过,由于这些带有神秘性的人才及其行为毕竟“非兵家本事”,杜佑对他们的肯定是谨慎而有限度的。他把《风云气候杂占》置于《兵典》之末,并说“语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附于末篇”,其实已经明白表示天的地位是低于地和人的。这种定位,是杜佑天道观的出发点。
  地是军事活动中的环境因素,对军事活动的成败至关重要。杜佑非常重视地形的作用,认为“必须先觇敌国道路远近,水潦山川,溪谷险阨,城邑大小,沟渠深浅,蓄积多少,兵革之数,豪杰姓名,审而得之,用兵之要也。”他还特别引用了孙子“地形者,兵之助”和李靖“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之说,来说明地形和地利的重要性。那么,应当怎样去认识地形、争取地利呢?他的基本原则是“以地形势不同,因时制度。”
  首先,要深刻认识各种地形在军事上的利弊得失和进退取舍。杜佑介绍和探讨了在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和死地等所谓“九地”和通、挂、支、隘、险、远等所谓“六地”的用兵之法,《按地形知胜负》、《自战其地则败》、《据险隘》、《塞险则胜否则败》、《死地勿攻》、《总论地形》等条目,都是集中探讨如何争取地利之便以求胜的。他赞同李靖提出的“以地形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的原则,认为“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
  其次,要“审知地图”。在《行军下营审择其地》条中,杜佑引用管子之言说:“凡兵主者,必审知地图”,也就是要了解“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只有对这些地形情况“尽知”、“尽藏”,“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
  再次,要重视向导。孙子说:“不用向导者,不得地利”。杜佑解释说:“不任彼乡人而导军者,则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他在《向导》条中专门引用《李靖兵法》,说明应当重视向导的选拔标准和向导的侦察方式,并认为这是“用兵之要”。如果“进师行军,不因向导”,就有可能“陷于危败,为敌所制”。
  人是战争的核心要素,也是能動性最强的因素,“有生万物之最灵者也”。相对于神秘的天,杜佑更愿意相信人事的作用。在《推人事破灾异》条下,针对武王伐纣时出现的种种灾异天象,他借姜太公之口说:“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法,而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祷祀而福从”,甚至指斥“枯草朽骨,安可知乎!”这段话,明确否定了天对于军事活动的权威与支配地位,凸显了人事在军事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权德舆在为杜佑所作的墓志铭中也指出,杜佑“不徼福,不乞灵,物怪气焰,不接于心术,诚明坦荡,自得于天理。中正之外,无自入焉”,说明杜佑是把重人事的原则贯注于自己的立身行事的。
  人事之中,杜佑又特别重视将帅的作用。唐代将帅擅权、割据藩镇,使得干弱枝强、里轻外重。杜佑对此痛心疾首,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强干弱枝、重里轻外的战略设想。在他的设想中,将帅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那么,如何选将呢?孙子提出了智、信、仁、勇、严等五个标准,杜佑也在《兵序》中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中和”,二是“材器”。“中和”重道德与性情,“材器”重才能与器局。二者以“中和”为先,“材器”为后。杜佑似乎对将帅的道德与性情比较看重,因为要想实现强干弱枝的战略设想,将帅对朝廷的忠诚与顺从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以“中和”为先。在《敌十五形帅十过》条中,他从反面阐明了对将帅的要求:“勇而轻死(可暴),贪而好利(可遗),仁而不忍(可劳),知而心怯(可窘),信而喜信人(可诳),廉洁而爱人(可侮),慢而心缓(可袭),刚毅自用(可诱),懦志多疑(可惑),急而心速(可久)。”杜佑是非常重视将帅的“材器”的,《兵典》用大量篇幅来探讨各种战术问题,其实考验的就是将帅对各种战术问题的判断和应用能力,其背后所潜藏的,就是“材器”问题。
  将帅在军队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举凡军队的组织、管理和指挥,军官的培养、选拔和任免,军事训练的基本原则与方法,以及武器装备的研制和使用,等等,都需要将帅的领导与指挥。在杜佑看来,“凡将,须使兵士简静,处分有序,将百万之众,如领一人。” “凡为将统戎,在知士之器局。”将帅的主要职责是“训士”与“抚众”。“其训士也,但使闻鼓而进,闻金而止,坐作举措,左旋右抽,识旗帜指麾,习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抚众也,有吮痈之恩,投醪之均,挟纩之感,行令之必,斯可矣。此乃用无弱卒,战无坚敌,而况以直伐曲、以顺讨逆者乎!”那么,如何“训士”与“抚众”呢?杜佑从军制、军政、赏罚、训练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列为专条,如《立军》、《法制》等论军队组织,《杂教令》等论军法,《守拒法》等论军队训练,《抚士》、《明赏罚》、《军无政令败》等论军队管理,等等。更多的关于战术问题的条目,是论军队指挥的。这些问题的提出,体现了杜佑在军队建设问题上思考的广度与深度。
  天、地、人作为“兵术之要”,杜佑以人为首,地次之,天居末位。这种排序,与《通典》以食货为其首一样,与其说是杜佑唯物主义思想的闪光,倒不如说是其实用主义的体现。
  
  参考文献:
  [1][春秋]孙武著,曹操等注.孙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唐]杜佑.通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唐]权德舆.唐丞相金紫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赠太傅岐国公杜公墓志铭.全唐文,卷五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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