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逝世的中国现代文学家萧红临终时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萧红那个年代，女人没有出路；如今，女人能走的路之多之远选择之丰富，大概没有香港女人会再发这样的怨恨。相反，今天的香港女性，很善用(甚至是利用)女性本身的优势，去得到应得的和想要的。至少，香港传媒呈现出来的女性形象就是如此，而且很难不教人觉得，香港对女性的期望，处于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
　　
　　灰姑娘的方程式
　　
　　如果你细心观察，可以发现，当香港的社会制度愈来愈健全和进步，对男女的权利也有平等保障之时，社会和传媒对女性的期望却反其道而行，甚至出现返祖现象。
　　从客观条件来说，现在可说是对女性最有保障的时代。上世纪90年代通过的多条法例(包括1994年通过的《新界土地(豁免)条例》予新界妇女有土地继承权，以及1995年的《性别歧视条例》和《家庭岗位歧视条例》等等)，令香港有成熟的体制去保障两性平等。女性在职场上所受之待遇基本上和男性相若，完全有能力独立自主，而政府高层职位中女性之多，也令人笑称之为“手袋党”。
　　然而，你会发现大众传媒投射出来的女性形象，却是另一个极端。报刊的新闻头条(是头条而不止是娱乐版!)不时有女星嫁人豪门的消息，号称大报的亦如是。全城上下无时无刻散播着灰姑娘的方程式——嫁入豪门才是女人的幸福，入门后要为豪富家族传宗接代才能母凭子贵。豪门婚宴的天价数字成了女人地位的凭证，而生了多少个男丁被视为保住地位的筹码。于是，“千亿媳妇”、生子获多少犒赏等字句不绝于耳，每个女人都是一个价钱牌，明码实价。
　　而未有循这个方程式获利的女星，传媒又有幸灾乐祸心态，以“入宫梦碎”甚至是“用完即弃的生育工具”形容之。不过，到最后，女星的分手费有多少亿，所分得的物业有几栋仍是大家的关注焦点，数字和女人仍是分不开。
　　在传媒的渲染之下，女性被塑造成争夺权力(而非权利)的工具——女性自身是一种手段，而样貌和身材是武器(要是没有，就去制造吧，于是，“丰胸瘦身令女人幸福”的广告历久不衰)，四方八面的讯息也在教女人如何在男人身上获得最大的利益和回报。女性成为了机关算尽的捕猎者，要是在过程中出错无法得到丰厚的利润，那她们就沦为“败犬”和“剩女”，一文不值，最好送去堆填区。
　　
　　传媒加重“公主病”
　　
　　要是你只看这些报章笔下描述的女性，你不是以为香港女人都唯利是图，就会以为香港返回封建时代，女人是件可买卖的货物，是帝王的后宫佳丽。即使我们可理智地告诉自己和下一代，这是娱乐八卦，不可尽信。但这些讯息就是无处不在，它在杂志中、广告里、网络论坛上，还有电影电视剧中，潜移默化地告诉你，女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嫁个有钱人。
　　香港女性的地位与昔日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出路和机会多的是。可是，传媒对女性的期望却令人相当失望。而更可悲的是，在耳濡目染下，“嫁个有钱人是女人唯一出路”的想法，犹如紧箍咒。深深套在不少患上“公主病”的“港女”身上，她们大概不会如萧红所想，当女人有多不幸；但是，不管她们当自己是附庸还是猎人，这个诅咒，再次被奉为女性生存法则，阴魂不散。
　　回望30年前，即上世纪70年代末，有一出家传户晓的香港剧集叫《家变》，当中的主要角色洛琳，是新时代的女性象征。她凭实力奋斗，力争上游的形象深入民心，甚至成了全港女性的楷模。而那个时代，正是香港出现男女同工同酬运动及争取有薪分娩假的年代，社会上处处充满不平等和不公义的现象，但男男女女还是咬紧牙关奋力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和合理待遇。
　　30年前的传媒给了香港女性一个洛琳，缔造了“女强人”这个称号；而30年后的传媒则给了香港女性一个女星价目表，还附送了“中女”、“败犬”、“剩女”等令人反胃的称呼。
　　活在标签处处的时代下，当香港女人，仍不怎么容易。
　　
　　编辑　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