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人十分热衷讨论关于民族和国家问题，如今的世界复杂多变，增强对“民族”、“国家”、“世界”三者关系的清晰认识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中国的历史悠远，地域广阔，文化庞杂，这一切的确是一笔宝贵财富；但在我们认识某些问题时，这种广博在客观上也是一种阻碍。许多记忆被时间冲淡，许多事实被湮没。百十年来，国人关于民族、国家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就从未停息过，大家借用各种方法，套用各类理论，掀起种种思潮，让人眼花缭乱、难以招架。最近，王铭铭先生在他所著的《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中也提出了他对民族、国家的看法，他建议人们不妨回过头去，看一看先辈们关于民族、关于国家的诠释，在先人充满创意和魄力的理论基础上，创造一种关于民族和国家关系的共识。
“民族”和“国家”的含义究竟为何，两者的界限又在何处？就此，王铭铭很同意吴文藻先生的观点：“民族者，乃一人群也；此人群发明公用之语言，或操最相近之方言，怀抱共同之历史传统，组成一特殊文明社会，或自以为组成一特殊文明社会，而无需乎政治上之统一；当民族之形成也，宗教与政治，或曾各自发生其相当之条件的效力，第其续续之影响，固非必需也。故民族者首属于文化及心理者也，次属于政治者也。”这个观点和传统西方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大一样的，“西方者大都以为国家为人类中之最高团体，国家与社会，视为同等；我国则久以国家为家族并重之团体，国家之意识圈外，尚有天下”（吴文藻：《民族与国家》）。从民族到国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家兴起之前，政治属于集体，典型的例子就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如今一些社区内的治理也属这一类范畴，而国家兴起之后，人们把政治归属到某一个政府，高度的体制化和固定化是国家政治的特征。因此，国家和民族不同，它是政治的，后者则是文化的，不应以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观念来笼罩作为一个文化自觉团体的民族。这是一种关于民族、国家关系的本土化观点，体现了同西方文化的差异，王铭铭提醒读者关注这种差异。
中国社会的特点是超越民族、超越国家意识、超越单一文化，而这一套机制，当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完成。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费孝通的民族理论，他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概念，王铭铭在书中评价道：“费孝通对吴文藻的‘超越’，主要是经验研究上的，在观念上，却不是那么显然，在两者之间，更多是一种继承性的关系。”
“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是一种重写中国史的努力，它试着让大家看清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混杂和交融就是我们历史的特点。中国的生存版图东南面海，西临高山，北接草原，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就是中国人眼中的“天下”，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范畴，也是中华民族这出历史大戏上演的舞台。书中提到中华民族，包含着两种概念，一个是“自在的民族”，另一个是“自觉的民族”。在鸦片战争西方侵入之后，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被迫纳入到世界体系之内，这时我们感到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不同，在被西方“挤压”的过程中，我们宣称自己是中华民族，这就是民族的“自觉”。但在这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民族“自在”的经历，各个民族不断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和生活上的共同性实体，而对这种“自在”过程的描绘，就是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格局”。
从纵向的过程上来讲，各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的这段时间里存在着汉族这个凝聚核心，在漫长的历史中，其他民族的成分不断被吸收进汉族，而汉族也充实了对方；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先是各地区有自己的凝聚中心，而后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这些统一体经过长期的互通交融，形成了今天庞大的中华民族。至于民族融合的具体原因，则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当然政治原因也不能忽视。从平面上去考察，少数民族中很大一部分人从事牧业，这和汉族主要从事农业形成不同的经济类型；在民族聚居地，汉族大大小小的聚居区和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穿插分布，有些是汉人占谷地，少数民族占山地，有些是汉人占集镇，少数民族占村寨，在少数民族的村寨里也常有杂居在内的汉户。在这种杂居得很密的情形下，汉族固然也有被当地居民吸收的，但主要还是汉族依靠她的凝聚力，巩固了各民族的团结，形成一体。
王铭铭在书中说：“想拥有这么一个庞大的大一统体系，除了武力维持，似乎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在促成这个超社会、超国家体系，这个体系不一定是实在的制度，而很可能更像一种心态体系。”中华民族是一个超民族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种超文化的“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见不到一个孤立的民族，任何民族的自我意识中都一定含有对方的因素。早在秦汉时代，地处中原的帝王就发展出一套具有双重性的政治文化，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就是介于“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之间的平衡，它也是大一统和封建制的结合，这种做法也被后世的历代中原王朝所采纳，要保证这些策略行之有效，除了军事和行政之外，要依靠“面子”，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朝贡”，在朝贡的互动过程中，彼此的地位和面子都得到了实现，作者把这种文化现象称作“交往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前提是自我约束、自我贬低，以此为手段来保住自己的面子以及超过他人的地位。
本书开篇引用了费孝通在八十年代说过的一句话：“二十世纪是世界范围内的战国时代。”中国经历过战国时代，彼时，各诸侯国自立为王，相互攻伐，从前的那个对世界的“家、国、天下”的信仰不复存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各个民族都在争夺自己的权力，国家之间战争不断，出现了一股建立本民族国家的浪潮。这股浪潮背后有两个推力，一个是现代社会中各个共同体的相互竞争和西方民族学说传播导致的民族自觉，另一个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为了自身利益而有意推波助澜。“二战”之后，东西方对立，彼此都要培植自己的势力、出口自己的价值观，双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类相同的办法，就是扶植建立民族国家。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又利用鼓动他人建立民族国家的手段肢解前苏东的剩余力量，王铭铭借用西方学者的概念称这个格局为“后社会主义”，在他看来，除此之外，像“全球化”、“文明冲突”等等，也不过是这个时代的表现形式罢了。
面对这样的世界，国人应有一种符合现实的关于民族、国家的共识。接受“新战国”的规则，就等于接受了西方关于民族、国家关系的认识。但是对中国的认识不能单单停留在民族、国家、文化、社会等单个概念范畴内，它是一个文明综合体，对这个“文明”的研究意义不言自明。王铭铭认为，虽然二十世纪是“新战国时代”，各国各派纷争不休，但中国却延续了它既有的规模和内在的多样性、丰富的对外关系，甚至是内外混杂的特点。要把握这一“国家”、“社会”的本质特征，基于国族疆域观的社会科学无法充分解释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而这种情况下盲目而懒惰地接受别人的理论，套用现成的社会科学“规范”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社会科学企图在规划社会变迁中起作用，应当先从历史中汲取更多养分，对各种非‘国族’式的社会体系加以更贴切的‘形容’。”关于民族、国家关系的新共识需要以自身的历史、文化为基石，吴、费的论述清晰、大胆，除却他们，先人之中还有更多的富有价值的思想急需当代人去发现与关注。
（《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王铭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二年版）
“民族”和“国家”的含义究竟为何，两者的界限又在何处？就此，王铭铭很同意吴文藻先生的观点：“民族者，乃一人群也；此人群发明公用之语言，或操最相近之方言，怀抱共同之历史传统，组成一特殊文明社会，或自以为组成一特殊文明社会，而无需乎政治上之统一；当民族之形成也，宗教与政治，或曾各自发生其相当之条件的效力，第其续续之影响，固非必需也。故民族者首属于文化及心理者也，次属于政治者也。”这个观点和传统西方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不大一样的，“西方者大都以为国家为人类中之最高团体，国家与社会，视为同等；我国则久以国家为家族并重之团体，国家之意识圈外，尚有天下”（吴文藻：《民族与国家》）。从民族到国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家兴起之前，政治属于集体，典型的例子就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如今一些社区内的治理也属这一类范畴，而国家兴起之后，人们把政治归属到某一个政府，高度的体制化和固定化是国家政治的特征。因此，国家和民族不同，它是政治的，后者则是文化的，不应以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观念来笼罩作为一个文化自觉团体的民族。这是一种关于民族、国家关系的本土化观点，体现了同西方文化的差异，王铭铭提醒读者关注这种差异。
中国社会的特点是超越民族、超越国家意识、超越单一文化，而这一套机制，当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完成。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费孝通的民族理论，他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概念，王铭铭在书中评价道：“费孝通对吴文藻的‘超越’，主要是经验研究上的，在观念上，却不是那么显然，在两者之间，更多是一种继承性的关系。”
“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是一种重写中国史的努力，它试着让大家看清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混杂和交融就是我们历史的特点。中国的生存版图东南面海，西临高山，北接草原，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就是中国人眼中的“天下”，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范畴，也是中华民族这出历史大戏上演的舞台。书中提到中华民族，包含着两种概念，一个是“自在的民族”，另一个是“自觉的民族”。在鸦片战争西方侵入之后，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被迫纳入到世界体系之内，这时我们感到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不同，在被西方“挤压”的过程中，我们宣称自己是中华民族，这就是民族的“自觉”。但在这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民族“自在”的经历，各个民族不断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和生活上的共同性实体，而对这种“自在”过程的描绘，就是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格局”。
从纵向的过程上来讲，各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的这段时间里存在着汉族这个凝聚核心，在漫长的历史中，其他民族的成分不断被吸收进汉族，而汉族也充实了对方；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先是各地区有自己的凝聚中心，而后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这些统一体经过长期的互通交融，形成了今天庞大的中华民族。至于民族融合的具体原因，则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当然政治原因也不能忽视。从平面上去考察，少数民族中很大一部分人从事牧业，这和汉族主要从事农业形成不同的经济类型；在民族聚居地，汉族大大小小的聚居区和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穿插分布，有些是汉人占谷地，少数民族占山地，有些是汉人占集镇，少数民族占村寨，在少数民族的村寨里也常有杂居在内的汉户。在这种杂居得很密的情形下，汉族固然也有被当地居民吸收的，但主要还是汉族依靠她的凝聚力，巩固了各民族的团结，形成一体。
王铭铭在书中说：“想拥有这么一个庞大的大一统体系，除了武力维持，似乎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在促成这个超社会、超国家体系，这个体系不一定是实在的制度，而很可能更像一种心态体系。”中华民族是一个超民族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种超文化的“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见不到一个孤立的民族，任何民族的自我意识中都一定含有对方的因素。早在秦汉时代，地处中原的帝王就发展出一套具有双重性的政治文化，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就是介于“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之间的平衡，它也是大一统和封建制的结合，这种做法也被后世的历代中原王朝所采纳，要保证这些策略行之有效，除了军事和行政之外，要依靠“面子”，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朝贡”，在朝贡的互动过程中，彼此的地位和面子都得到了实现，作者把这种文化现象称作“交往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前提是自我约束、自我贬低，以此为手段来保住自己的面子以及超过他人的地位。
本书开篇引用了费孝通在八十年代说过的一句话：“二十世纪是世界范围内的战国时代。”中国经历过战国时代，彼时，各诸侯国自立为王，相互攻伐，从前的那个对世界的“家、国、天下”的信仰不复存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各个民族都在争夺自己的权力，国家之间战争不断，出现了一股建立本民族国家的浪潮。这股浪潮背后有两个推力，一个是现代社会中各个共同体的相互竞争和西方民族学说传播导致的民族自觉，另一个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为了自身利益而有意推波助澜。“二战”之后，东西方对立，彼此都要培植自己的势力、出口自己的价值观，双方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类相同的办法，就是扶植建立民族国家。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又利用鼓动他人建立民族国家的手段肢解前苏东的剩余力量，王铭铭借用西方学者的概念称这个格局为“后社会主义”，在他看来，除此之外，像“全球化”、“文明冲突”等等，也不过是这个时代的表现形式罢了。
面对这样的世界，国人应有一种符合现实的关于民族、国家的共识。接受“新战国”的规则，就等于接受了西方关于民族、国家关系的认识。但是对中国的认识不能单单停留在民族、国家、文化、社会等单个概念范畴内，它是一个文明综合体，对这个“文明”的研究意义不言自明。王铭铭认为，虽然二十世纪是“新战国时代”，各国各派纷争不休，但中国却延续了它既有的规模和内在的多样性、丰富的对外关系，甚至是内外混杂的特点。要把握这一“国家”、“社会”的本质特征，基于国族疆域观的社会科学无法充分解释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而这种情况下盲目而懒惰地接受别人的理论，套用现成的社会科学“规范”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社会科学企图在规划社会变迁中起作用，应当先从历史中汲取更多养分，对各种非‘国族’式的社会体系加以更贴切的‘形容’。”关于民族、国家关系的新共识需要以自身的历史、文化为基石，吴、费的论述清晰、大胆，除却他们，先人之中还有更多的富有价值的思想急需当代人去发现与关注。
（《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王铭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