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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玉米圪梁不是种玉米的圪梁，不是一块庄稼地，而是用玉米面做成的一种状如圪梁的好吃的食物。小时候，家里隔三差五就吃一顿玉米圪梁，管饱吃。而在那个忍饥挨饿的年代里，我家能吃上玉米圪梁，多亏了一棵老梨树。用母亲的话说，自从有了那棵老梨树，我家的日子就好过了。
那棵老梨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生产队给我家分的自留树。老梨树每年都结得干稠，哪一年秋天都能摘一千多斤梨。为了储存这些梨，父亲专门在村湾里打了一个梨窨子，地上铺了几块石板，侧旁开了个气眼。梨一层一层整整齐齐码在石板上，像金字塔一样。第一层梨把子统一朝上，第二层开始梨把子统一朝下，位置要恰到好处，不能戳着下面一层的梨皮子。窨子门口用石板一拦，拿谷草把旮旯一填，梨就储存好了。半月二十天以后，打开窨子，就会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扑鼻而来，梨由青色变成了淡黄色，用手一摸，油腻腻的，那是糖分渗出来的缘故。
生梨吃多了会肚子胀，母亲就把梨煮熟让一家人顶饭吃，让猪羊鸡驴也放开肚子吃。还是吃不完，父亲就担着梨到镇上的集市去卖。集市在黄河边上，河对岸的山西人经常坐船过来赶集。父亲慢慢发现，山西人爱吃梨，为吃梨舍得花钱。从闲聊中，父亲还得知山西人家里玉米多，但是公家不让私自卖，所以，变不成钱。父亲开始惦记人家的玉米，琢磨自家的梨，慢慢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拿梨到山西换玉米去。
在我的印象中，每年冬天，父亲都要到山西去换两三回玉米。去换玉米的头一天，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最主要的任务是把三四百斤梨从梨窨子里拾掇起来，装到纸箱子里打好捆，连同架子车一并转移到离家五六里地的公路边，赶天黑时分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方便第二天上路。第二天凌晨，鸡叫头遍，父母便不约而同起床。母亲不声不响到硷畔上搂一抱柴，生火做饭。风箱吧嗒吧嗒响起，火苗把母亲的脸映得通红。父亲噙着旱烟锅子，在院子里、在空窑里找个蛇皮袋子啊，找个扎口袋的绳子啊，不紧不慢做着最后的准备，偶尔会被旱烟呛得咳嗽两声。在母亲眼里，换玉米是一件大事。那天，母亲会毫不犹豫地从面囤底子上舀两瓢子白面给父亲做面条，还有鸡蛋漏粉臊子。家里来了贵客，也未必有这么好的待遇！一碗面条下肚以后，父亲会毫无顾忌地甚至有点夸张地打两声饱嗝，就像吹响了战斗的号角，然后，两只阔大的脚板把饥饿踩在脚下，把黑夜甩在背后，迎着曙光，踏上了换玉米的征程。父亲稀里哗啦吃面的时候，我一边咽口水，一边盼着父亲能剩一点。要是真的剩下了，母亲就给我们弟兄几个分了，一人吃一口，要是没剩下，就喝口汤。长大以后，我才懂了母亲的心思，父亲出去换玉米，人生地不熟的，有一顿没一顿，走时吃一顿好的是应该的。更重要的是，那碗面条寄托着母亲无言的希望，母亲多么希望父亲多换一些玉米回来，以解无米下锅的忧愁。
父亲换一回玉米得五六天时间。遇到饭点时，就用梨换一碗饭吃；天黑了，就用梨抵了住宿费，在老乡家里凑合一夜，典型的哪里黑了哪里歇。几年下来，山西吕梁山区的军渡镇、薛村镇、穆村镇、孟门镇、三交镇、大武镇等地都留下了父亲的足迹。父亲说，那些年头，人年轻，心劲高，八盘山那么陡、那么长的坡，拉上一车子梨，说上去就上去了，十冬腊月天，脱成单衣裳，还出水出得淋淋的，冒气冒得腾腾的。父亲出了多少力，受了多少罪，可想而知。为了不用太挣命，后来，父亲攀了一个伙伴，一块出去换玉米。遇到陡坡，两个人就采取变工的办法，一个拉车，一个推车，上去一车再一车，这样就轻松多了。换玉米是一门生意，生意好不好，全凭运气。没生意了着急，生意太好了也不行，因为人一多，就不好盯摊了，难免会有人占点便宜，甚至顺手牵羊。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只是象征性地抗议一下，反正是树上结的东西，吃亏便宜，也不太上心。倒是换完玉米回家的路上一点也不敢马虎。一座黄河大桥贯通了秦晋两省，大桥东头的山西军渡设有一道关卡。那个年代，粮食是不能光明正大流通的，一旦在关卡被查住，就麻烦大了。父亲在这个关卡吃过亏，因此也就长了记性，总结出了经验。后来，他总是在深更半夜过关，关卡上连个鬼影子也没有，工作人员都回家呼噜呼噜睡觉去了。提起这些往事，父亲哑然失笑，脸上有几分狡黠，有几分得意。
父亲换玉米回来，我家那台平时闲置着的石磨便开始转动了。石磨安在一眼没有门窗的空窑掌上。白天父母要忙别的事，磨面只能在晚上进行。我很乐意给父母帮忙，屁颠屁颠地绕着磨道转圈圈。那个时候，村里没电，就点一盏煤油灯，灯光把人的影子拖得老长老长，影影绰绰的，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看着磨缝里流淌出来的玉米面，就好像看到了玉米圪梁，浑身是劲！第二天早上，母亲用温水把玉米面和起，和得不软不硬，然后用两只手掌拍成山圪梁梁的形状，放在一口大铁锅里，旺火蒸熟。出锅的时候，我们弟兄几个像嗷嗷待哺的燕子，在锅台边一字排开，一人端一个碗，眼巴巴地盯着铁锅盖。“刺啦”一声，母亲揭开锅盖，随着热气升腾，金黄色的玉米圪梁呈现在眼前。母亲一脸光彩，很是欣喜，把我们弟兄几个安顿好以后，朝门外大声喊：哎，吃饭了！在院子里干活的父亲，也不应声，只是咳嗽两声，然后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在裤腿上蹭蹭双手。父亲端起碗吃饭时，虽然不言不语，脸上却写满了自豪。
参加工作以后，我跟朋友说起父亲换玉米的事情，朋友开玩笑说父亲是个投机倒把分子，我理直气壮地反驳说，父亲是个改革家！他虽然不懂什么叫改革，但是，他能把梨变成玉米圪梁！从梨到玉米圪梁的距离，不是从陕西到山西的距离，也不是从秋天到冬天的距离，而是从父亲的左脑到右脑的距离，是从一种思想到另一种思想的距离。在我看来，那个年代虽然很贫穷，但是很温暖，因为父亲是个改革家！
那棵老梨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生产队给我家分的自留树。老梨树每年都结得干稠，哪一年秋天都能摘一千多斤梨。为了储存这些梨，父亲专门在村湾里打了一个梨窨子，地上铺了几块石板，侧旁开了个气眼。梨一层一层整整齐齐码在石板上，像金字塔一样。第一层梨把子统一朝上，第二层开始梨把子统一朝下，位置要恰到好处，不能戳着下面一层的梨皮子。窨子门口用石板一拦，拿谷草把旮旯一填，梨就储存好了。半月二十天以后，打开窨子，就会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扑鼻而来，梨由青色变成了淡黄色，用手一摸，油腻腻的，那是糖分渗出来的缘故。
生梨吃多了会肚子胀，母亲就把梨煮熟让一家人顶饭吃，让猪羊鸡驴也放开肚子吃。还是吃不完，父亲就担着梨到镇上的集市去卖。集市在黄河边上，河对岸的山西人经常坐船过来赶集。父亲慢慢发现，山西人爱吃梨，为吃梨舍得花钱。从闲聊中，父亲还得知山西人家里玉米多，但是公家不让私自卖，所以，变不成钱。父亲开始惦记人家的玉米，琢磨自家的梨，慢慢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拿梨到山西换玉米去。
在我的印象中，每年冬天，父亲都要到山西去换两三回玉米。去换玉米的头一天，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最主要的任务是把三四百斤梨从梨窨子里拾掇起来，装到纸箱子里打好捆，连同架子车一并转移到离家五六里地的公路边，赶天黑时分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方便第二天上路。第二天凌晨，鸡叫头遍，父母便不约而同起床。母亲不声不响到硷畔上搂一抱柴，生火做饭。风箱吧嗒吧嗒响起，火苗把母亲的脸映得通红。父亲噙着旱烟锅子，在院子里、在空窑里找个蛇皮袋子啊，找个扎口袋的绳子啊，不紧不慢做着最后的准备，偶尔会被旱烟呛得咳嗽两声。在母亲眼里，换玉米是一件大事。那天，母亲会毫不犹豫地从面囤底子上舀两瓢子白面给父亲做面条，还有鸡蛋漏粉臊子。家里来了贵客，也未必有这么好的待遇！一碗面条下肚以后，父亲会毫无顾忌地甚至有点夸张地打两声饱嗝，就像吹响了战斗的号角，然后，两只阔大的脚板把饥饿踩在脚下，把黑夜甩在背后，迎着曙光，踏上了换玉米的征程。父亲稀里哗啦吃面的时候，我一边咽口水，一边盼着父亲能剩一点。要是真的剩下了，母亲就给我们弟兄几个分了，一人吃一口，要是没剩下，就喝口汤。长大以后，我才懂了母亲的心思，父亲出去换玉米，人生地不熟的，有一顿没一顿，走时吃一顿好的是应该的。更重要的是，那碗面条寄托着母亲无言的希望，母亲多么希望父亲多换一些玉米回来，以解无米下锅的忧愁。
父亲换一回玉米得五六天时间。遇到饭点时，就用梨换一碗饭吃；天黑了，就用梨抵了住宿费，在老乡家里凑合一夜，典型的哪里黑了哪里歇。几年下来，山西吕梁山区的军渡镇、薛村镇、穆村镇、孟门镇、三交镇、大武镇等地都留下了父亲的足迹。父亲说，那些年头，人年轻，心劲高，八盘山那么陡、那么长的坡，拉上一车子梨，说上去就上去了，十冬腊月天，脱成单衣裳，还出水出得淋淋的，冒气冒得腾腾的。父亲出了多少力，受了多少罪，可想而知。为了不用太挣命，后来，父亲攀了一个伙伴，一块出去换玉米。遇到陡坡，两个人就采取变工的办法，一个拉车，一个推车，上去一车再一车，这样就轻松多了。换玉米是一门生意，生意好不好，全凭运气。没生意了着急，生意太好了也不行，因为人一多，就不好盯摊了，难免会有人占点便宜，甚至顺手牵羊。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只是象征性地抗议一下，反正是树上结的东西，吃亏便宜，也不太上心。倒是换完玉米回家的路上一点也不敢马虎。一座黄河大桥贯通了秦晋两省，大桥东头的山西军渡设有一道关卡。那个年代，粮食是不能光明正大流通的，一旦在关卡被查住，就麻烦大了。父亲在这个关卡吃过亏，因此也就长了记性，总结出了经验。后来，他总是在深更半夜过关，关卡上连个鬼影子也没有，工作人员都回家呼噜呼噜睡觉去了。提起这些往事，父亲哑然失笑，脸上有几分狡黠，有几分得意。
父亲换玉米回来，我家那台平时闲置着的石磨便开始转动了。石磨安在一眼没有门窗的空窑掌上。白天父母要忙别的事，磨面只能在晚上进行。我很乐意给父母帮忙，屁颠屁颠地绕着磨道转圈圈。那个时候，村里没电，就点一盏煤油灯，灯光把人的影子拖得老长老长，影影绰绰的，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看着磨缝里流淌出来的玉米面，就好像看到了玉米圪梁，浑身是劲！第二天早上，母亲用温水把玉米面和起，和得不软不硬，然后用两只手掌拍成山圪梁梁的形状，放在一口大铁锅里，旺火蒸熟。出锅的时候，我们弟兄几个像嗷嗷待哺的燕子，在锅台边一字排开，一人端一个碗，眼巴巴地盯着铁锅盖。“刺啦”一声，母亲揭开锅盖，随着热气升腾，金黄色的玉米圪梁呈现在眼前。母亲一脸光彩，很是欣喜，把我们弟兄几个安顿好以后，朝门外大声喊：哎，吃饭了！在院子里干活的父亲，也不应声，只是咳嗽两声，然后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在裤腿上蹭蹭双手。父亲端起碗吃饭时，虽然不言不语，脸上却写满了自豪。
参加工作以后，我跟朋友说起父亲换玉米的事情，朋友开玩笑说父亲是个投机倒把分子，我理直气壮地反驳说，父亲是个改革家！他虽然不懂什么叫改革，但是，他能把梨变成玉米圪梁！从梨到玉米圪梁的距离，不是从陕西到山西的距离，也不是从秋天到冬天的距离，而是从父亲的左脑到右脑的距离，是从一种思想到另一种思想的距离。在我看来，那个年代虽然很贫穷，但是很温暖，因为父亲是个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