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已经有些年了，赵贵德就提出怎样让色彩独立的问题，意思是让色彩不只是助墨发彩，而是在画面上也像墨一样，独立发挥作用，承担任务和责任。暑期我和贵德一起画画，他画牛，我画山，都使用五彩斑斓辉煌富丽的色彩，并且我们又讨论了关于色彩问题的一些新思考。
　　中国，史称华夏，华者花也。中国是被看做一个衣着华美无比的民族和国家。这当然与中国很早就发明了蚕丝不无关系，因为丝织品容易着色，并且着色后鲜明艳丽。加之我国的最初一个王朝是夏，故称华夏，在这个丝绸故乡、轻衣薄带、衫裙飘动、五彩飞扬的国度里，重视色彩当然是我们的传统。但在绘画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从注重色彩，渐自走向注重水墨，在水墨为主的绘画中，色彩只起辅助作用，故有助墨发彩之论。画水墨当然也从古代找根据，李耳（老子）就说过五色让他头晕目眩（五色令人目盲），李耳在中国名声太大了，作为思考的根据当然是够范的。其实泱泱大国在千年传承中，本就十分丰富，哪个方面的传统根据都不难找到，肉吃多了想吃口素，是不难理解的，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当水墨兴盛已有千年历史的今天，再回望上古，从源头上思考这个问题，也就产生了另类的价值思考。


　　现在于绘画中，从着色昀角度看，有纯墨作画一类，墨分浓淡干湿，不着任何其他颜色；还有在水墨的基础上淡着色的一类，如山水中的浅绛，花鸟、人物画也有以水墨为主，淡着色的一类；再就是浓重着色的一类，于人物画中多称重彩，花鸟画中称工笔，多以墨线为骨，不勾墨线的称没骨，以写意笔法直接以色点画的称没骨点染；山水画中重着色的一类称为青绿山水，如再加了金色则称金碧山水。上世纪以来在泼墨的基础上，又有人创了泼彩，也算是一种时代风貌。
　　赵贵德在画动物画时如牛、马、鸡，也有时画小鸟荷花等，他使用红黄绿、红黄兰，使画面产生了强烈的富丽堂皇的效果和感觉，让人觉得大汉与盛唐的精神风貌又被召回来了，读他的画让人有一种振奋惑。他的追求和感觉来自于对民间玩具包括泥玩具、布玩具、木玩具等，以及寺庙壁画、石窟壁画、上古岩画和民间木版年画，特别是古朴粗犷、色彩强烈的武强年画他都作过研究，他想把民间的强烈色彩用于中国画的尝试已经有很多年了，前些年他也开始在画面上部分地使用泼彩，虽然用色也力求强烈，但总觉得依赖自然渗化，对于彰显主观意图的明确性上有不足之处，所以他常往还于勾填与泼洒之间，后来胡嘉梁的吉祥文化说，使他面对画面的吉祥色彩，更有了进一步的明硝与稳定。暑期我们在一起的讨论，又进一步达到了一种新的明确。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明确是很重要的。有了某种意识，但明确程度不够，就很难做到位。或者应该抓住的东西，由于不明确，常常被不自觉地消解、冲淡、流逝，这是很多勤于实践的画家都会有的体味。在一种新的感受和认识下我们集中画了一批这样五彩斑澜、色彩闪烁跳动的画，也都自我感觉颇有收获。赵贵德的画比我的画更强烈辉煌，他着色有以色直取，有间墨勾填，他把所画动物衍化成独具特色的大型框架结构，在大分割中大组合，从而形成大面积的色彩对应组合关系，使得画面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强烈辉煌，闪耀着一种富丽堂皇、强力非凡、精神抖擞的气象精神，有一种民间和庙堂杂沓而来的感觉，有一种汉唐盛世气象魂魄被招回来的感觉。在文化中的这种精神气象，我把它称为中华魂。现在文化上我们的中华魂似在消散，在丢失，这是需要智者把它找回来的。赵贵德就是找中华魂、聚中华魂的智者、努力者、苦行者、奋斗者。我觉得我们大中华的不少方面都是很需要这种人的。至于我的山水画，虽然也是五彩斑斓，但给人的感觉与贵德并不相同，我的画给人的感觉主要是缤纷自由，着色方法则是分离与碰撞并用的方式.大气象则远不及贵德强烈高华，这也是我未来努力的方向。
　　后来我把这种方法冠名为“华彩”，称赵贵德的动物画为“华彩动物”；我的山水画为“华彩山水”。我们自认为“华彩”算是青绿、重彩、水墨、泼墨、泼彩之后的又一种方式。
　　当然我们的本意也并非是多年的努力与研究只是在于一种着色方式样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经济腾飞，使历经百年苦难之后的中华民族又沉浸于大发展的兴奋之中，怎样反映中华民族的当下心态，就成了我们着重思考的核心问题。我们觉得作为艺术家理应有这样的责任，这样的担当，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个新的百年开端也理应有一定的新思考、新气象、新面貌。对于中国画而言，水墨固然高贵典雅，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又觉得与当下五光十色的现实、流光溢彩的生活、振奋愉悦的心态还是有一定距离，于是我们就着意从水墨之前的文化传统与艺术留存来思考我们新的生长点。当然这也包含了我们一向认为中国艺术的现代、当代应当是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物，不应当仅仅是别民族、别国家现代、当代艺术的移植品。我们认为人类艺术的发展也不能全球吃大锅饭。艺术如果失去了特色哪里还会有生命；一个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特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要有自己的特色；不同的历史时空也应当有自己独立的表达，这样人类的艺术史才好看。假如文化与艺术真的有主流与边缘，那么争做主流自然可以理解，但甘心或争作边缘则是不好解释的事。尤其我们这样大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且曾经是地球上东方艺术的一面特色鲜明的旗帜，到了现在怎么能放弃自己的特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