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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1期《同舟共进》杂志刊登了童志强先生的历史纪实文章，详细剖析了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同志生前回顾“皖南事变”，特别是有关项英同志在这一特发事件中的不当指挥及其政治责任，从而廓清了社会上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
笔者以为，《同舟共进》刊登童志强先生的文章很有必要。李一氓同志生前对于这一惨案的回顾与反思，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无独有偶，童志强先生引述的李一氓同志生前的剖析与反思，与笔者掌握的另一位皖南事变幸存者的回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就是长期担任新四军文化战线负责人的黄源。
“在新四军，就像在鲁迅家中一样精神舒畅”
黄源是鲁迅晚年深为钟爱的学生之一。当年，无论是在皖南新四军军部，还是在苏北新组建的新四军，以及浙东四明山新四军根据地，他都是新四军文化战线的负责人之一。1949年5月他跟随陈毅同志进入大上海后，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以及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等职。
2002年7月31日下午2时许，在位于杭州灵隐寺附近的浙江医院十病区102室高干病房内，96岁高龄的黄源先生（他于5个月后的2003年1月2日去世），与又一次远道前去探望他的笔者，有过一次深入谈话。因为第二天是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老人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一个甲子前他在新四军的那些日子。他特别神往地提到：“在新四军，就像在鲁迅家中一样精神舒畅。”黄源老人之所以有这个肺腑之言，是因为叶挺将军、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曾给予他真诚的关爱，首任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更是对他照顾有加。
1938年岁末，具有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共产党《新华日报》特派记者双重身份的黄源，率领国统区文化新闻代表团访问皖南新四军。在新四军军部和各部队考察、体验生活四个月后，黄源准备回到国统区去，这是因为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认为他是鲁迅的学生，又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特派记者，影响大，在国统区作用也大。回到军部后，黄源向项英提出回国统区工作的打算。项英一听急了，马上阻拦：“现在不同了，你不能出去！上海（救国会）代表团的吴大琨，他出去已被三战区扣留了（被关在上饶集中营——作者注）吴大琨还有杜月笙的排头（意即后台——作者注），况且他只是来新四军慰问一下，回去就被扣留。你出去不保险！”就这样，在项英的深切关怀下，黄源留在了新四军主编《抗敌》杂志。
项英还关切地给黄源分析道：“你没有到共产党这边来，你算是一个进步人士，还可以作为《中央日报》的特派记者在社会上活动，但现在不同了。”
项英这里说的“现在不同了”，指的是因黄源在《中央日报》上发表题为《打着鲁迅的旗帜前进，打回钱塘江去》的文章后，被該报永久地取消了他的特派记者一事。
由于黄源善于将鲁迅精神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活跃了军队的文化氛围，成绩卓著，一年后，经冯定和李一氓两位老党员介绍，黄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令黄源感动的是，当年从他一进入皖南新四军驻地起，项英就给予他这个当时还不具备共产党员身份的鲁迅学生，以党内负责干部的同等政治待遇。
1939年元旦，黄源等人抵达新四军数天后，项英在军部所在地陈家祠堂，向团以上干部作形势报告。由于此时黄源的身份是外来的文化人，而且还不是共产党员，为此，宣传部长朱镜我还专门请示项英：“黄源是不是参加？”项英当即表态道：“参加！”这是有生以来黄源第一次听取共产党负责干部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本军抗战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项英讲了整整一天。
会后，项英到前方所属各部队视察，还特别邀黄源一同前往。他们首先到了南京附近的新四军二支队，二支队司令员是张鼎丞，副司令员是粟裕。谈话间，细心的粟裕给他们展示了自己绘制的多张作战地图，地图画得很精致，给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解放战争时，黄源随军作战，亲历苏北战场取得的七战七捷，还有山东战场组织的几大战役，包括全歼蒋介石王牌嫡系部队张灵甫的74师。
项英还领着黄源来到位于苏南茅山地区陈毅领导的一支队。在这里，除一连数日跟随陈毅检查工作，彻夜长谈外，黄源还结识了叶飞、罗炳辉、王必成等新四军高级将领。
当从黄源口中获知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委书记的冯雪峰，也留在国统区义乌乡下的消息后，项英立刻以东南局书记的名义打电报给浙江省委文委负责人邵荃麟，通知冯雪峰迅速到皖南新四军来。遗憾的是，冯雪峰不愿意来。也正是基于此，不幸降临到了冯雪峰头上：皖南事变发生不到一个月，冯雪峰就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抓捕进了上饶集中营。
对黄源的关怀还远远不止于此，平时工作中项英每每遇见黄源，总会嘘寒问暖，一再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后来新四军奉命北移，临出发前，项英还专门为文化人的他发了一支驳壳枪，并且给他配备了警卫员、马和马夫等。在其后不久的皖南事变中，黄源在警卫员（在保护黄源强渡青弋江时不幸中弹牺牲）、马夫（突围后，马夫利用地方关系为他顺利穿越日伪封锁线给予了很大帮助）的掩护下，得以突出重围潜入上海，最终安抵苏北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陈毅同志身边。时隔整整一个甲子，在浙江医院的病室里，面对面地听黄源回顾当年皖南事变中突围的惊险情节，笔者由衷地感受到了他自心底深处发出的对项英同志那种血浓于水的深情。因而，笔者认为，下文涉及的黄源先生有关皖南事变时亲历亲见的回忆文字，应当是可信的，是正确反映了历史现场的，黄源并不因为项英政委对他的厚爱而无视历史真实。
突围时刻
早在1939年春天，黄源随项英到陈毅的一支队检查工作，听项英与陈毅等人“在谈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向东发展到上海，向北发展到苏北”。可见早在1939年初，无论是党中央，还是新四军内部，都已经清楚了新四军未来的发展方向。而项英却一直犹豫不决，直到两年后皖南事变爆发酿成大祸为止。
黄源先生还谈到了项英与中央的方针有分歧：“当时党中央有一个文件发给东南局，叫《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1940年5月4日起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个文件，在皖南由项英传达，项英是东南局书记，前方由陈毅传达。因为项英封锁中央的指示，我不知道。指示微微听到一点。所以事变前我不太清楚。” 黄源进而谈道：“项英对中央正确路线认识不够，执行不力，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因而缺乏对付反动派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陈毅就不同，陈毅虽在东南局领导下，但他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比较明确、坚定……”
谈及皖南事变的撤退路线，黄源触到了项英强行替代指挥的严重失误：“本来是要向北走，但是我们却向南走，走到人家口袋里。到茂林已经和国民党部队接触上了。”“从茂林出发，目标是一个山的口子，想从这个口子中出去。这个山口子，是项英打游击时三四十人通过的小口子，叫丕岭。但现在是近万人的大部队呀，而他的部署，据说同打游击时一样。”
上述说法，同项英在向党中央的请罪电中“企图带队穿插绕小道而出”的字眼，惊人地一致。可见黄源回忆之准确、可靠。
黄源继续说：初次突围不成，“在回头走的路上，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扬帆离开了部队，他们是领导核心，在关口处，停顿下来，开军事会议，讨论是突围出去还是退回来。叶军长也参加了，听说他主张突出去，应当不怕牺牲。项英不主张突围。队伍散了，又集中起来，下着雨，队伍走不动。我摸到前面去，在一个小房子里，见叶军长在那里，饶漱石也在，但不见项英。我印象很深，听饶漱石说：‘我也是一个中央委员，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中央已来电报，军事指挥由叶挺负责，当时前面情况很紧张，叶军长决定把教导队的军事干部也调上去，打开一条通路。他在会场上动员，说教导队是我们军部的骨干，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也只能把教导队拉上去，大家拼了。可见，项英在，叶军长不起决定作用。项英走了，上面要叶挺负责，他就动员，向五六千人讲话，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参加战斗，把敌人打退，部队继续前进。”
黄源的上述回忆，说的是新四军奉命北移6天后的1941年“1月10日的事”，“前几天部队在前面打仗，我们看不见，这次我们就在第一线，亲见我们的部队和敌人拼打。”就在这一天的“下午5点光景，天快黑了”以后，黄源又一次见到了项英等人，而且“扬帆在找向导”。过了一会儿，项英他们都站起来了，要走了，“他们走了一会儿，袁国平派了一个警卫员来问我（黄源）：‘你看到地委书记没有？’”……毋庸置疑，袁国平警卫员问这话的意思，无非是想找一個熟悉当地地形和社会情况的人，为项英、袁国平等少数几人的突围领路。
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问题还有：一是黄源先生虽然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在浙东、浙南农村劳动改造了多年，但身体一直很好，尤其是精神状态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及至2002年4月14日及7月31日，我与96岁高龄的黄源先生两度会面晤谈，感受到他的精神都挺好，且在回答笔者提出的有关同为鲁迅晚期忠诚弟子的萧红萧军的一些问题，有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冯雪峰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抓捕的消息来源，以及他是否将冯雪峰被捕的消息传递给在延安的萧军等，他都一一作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有一说一，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没有的事决不胡诌乱编，也不模棱两可误导他人。回答中，黄源先生思路极为清晰，且有条不紊。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上文所引的有关皖南事变黄源本人的回忆文字，同笔者撰写本文时所参考的大量文献资料，惊人地一致。另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是，在皖南事变中突围时，黄源两次亲见脱离大部队突围不成折返回来的项英等人，均有扬帆在场。
关于叶挺，黄源曾这样回忆道：“我和叶挺同志虽则不像和鲁迅先生那样，因为工作，关系密切，来往多；但他是在战士面前亮出心灵来的军事首长，我就像对待鲁迅先生一样，有贴身的亲密感。他确是令人永远怀念、敬爱的人。”
黄源真正认识叶挺，是在1939年10月19日新四军军部召开的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上，叶挺作了一个充满激情的讲话。叶挺说，现在我们在战斗中纪念鲁迅先生，当然是很真诚的，他是我们永远怀念的敬爱的战斗者。我是一个军人，十年内战时期，离开了武装战斗岗位，流亡在海外，读到鲁迅先生的战斗文章，他在国内反动政府统治之下，用笔坚持着斗争，文章的战斗性又是那么鲜明、强烈，篇篇击中敌人要害。我读时心里感到非常非常的惭愧。现在我又回来了，回到战斗的队伍，今天特地来跟同志们一起纪念鲁迅先生。我们要向鲁迅先生学习，不仅要坚持战斗，而且要善于战斗，像他的文章一样，要打漂亮仗，有力地打击敌人。
黄源最后一次见到叶挺军长，是在皖南事变最危险的时刻——1941年1月12日傍晚5时许，由我军防守的石井坑制高点刚刚被敌人攻破，黄源在对面山坡上看到叶挺从指挥所走出来，不一会，两人就被密集的枪弹给冲散了。
令黄源分外感动的是，叶挺被俘关进囚牢后，依旧惦念着他。由于消息不明引发的讹传，叶挺在秘密带给周恩来的第一个纸条里写道：“被围时已不见黄源，大概是阵亡了。”后来，叶挺于囚牢里写就的《囚语》中（此件现存中央档案馆），在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及对皖南事变的反思后，专门提到了“鲁迅学生黄源”。叶挺极其沉痛地写道：“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黄君）工作努力，成绩也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
其实，黄源此时已成功突围，正潜伏在上海，等待地下党安排去苏北根据地呢。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笔者以为，《同舟共进》刊登童志强先生的文章很有必要。李一氓同志生前对于这一惨案的回顾与反思，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无独有偶，童志强先生引述的李一氓同志生前的剖析与反思，与笔者掌握的另一位皖南事变幸存者的回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就是长期担任新四军文化战线负责人的黄源。
“在新四军，就像在鲁迅家中一样精神舒畅”
黄源是鲁迅晚年深为钟爱的学生之一。当年，无论是在皖南新四军军部，还是在苏北新组建的新四军，以及浙东四明山新四军根据地，他都是新四军文化战线的负责人之一。1949年5月他跟随陈毅同志进入大上海后，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以及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等职。
2002年7月31日下午2时许，在位于杭州灵隐寺附近的浙江医院十病区102室高干病房内，96岁高龄的黄源先生（他于5个月后的2003年1月2日去世），与又一次远道前去探望他的笔者，有过一次深入谈话。因为第二天是人民解放军建军节，老人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一个甲子前他在新四军的那些日子。他特别神往地提到：“在新四军，就像在鲁迅家中一样精神舒畅。”黄源老人之所以有这个肺腑之言，是因为叶挺将军、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曾给予他真诚的关爱，首任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更是对他照顾有加。
1938年岁末，具有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共产党《新华日报》特派记者双重身份的黄源，率领国统区文化新闻代表团访问皖南新四军。在新四军军部和各部队考察、体验生活四个月后，黄源准备回到国统区去，这是因为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认为他是鲁迅的学生，又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特派记者，影响大，在国统区作用也大。回到军部后，黄源向项英提出回国统区工作的打算。项英一听急了，马上阻拦：“现在不同了，你不能出去！上海（救国会）代表团的吴大琨，他出去已被三战区扣留了（被关在上饶集中营——作者注）吴大琨还有杜月笙的排头（意即后台——作者注），况且他只是来新四军慰问一下，回去就被扣留。你出去不保险！”就这样，在项英的深切关怀下，黄源留在了新四军主编《抗敌》杂志。
项英还关切地给黄源分析道：“你没有到共产党这边来，你算是一个进步人士，还可以作为《中央日报》的特派记者在社会上活动，但现在不同了。”
项英这里说的“现在不同了”，指的是因黄源在《中央日报》上发表题为《打着鲁迅的旗帜前进，打回钱塘江去》的文章后，被該报永久地取消了他的特派记者一事。
由于黄源善于将鲁迅精神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活跃了军队的文化氛围，成绩卓著，一年后，经冯定和李一氓两位老党员介绍，黄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令黄源感动的是，当年从他一进入皖南新四军驻地起，项英就给予他这个当时还不具备共产党员身份的鲁迅学生，以党内负责干部的同等政治待遇。
1939年元旦，黄源等人抵达新四军数天后，项英在军部所在地陈家祠堂，向团以上干部作形势报告。由于此时黄源的身份是外来的文化人，而且还不是共产党员，为此，宣传部长朱镜我还专门请示项英：“黄源是不是参加？”项英当即表态道：“参加！”这是有生以来黄源第一次听取共产党负责干部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本军抗战一年来的经验与教训”，项英讲了整整一天。
会后，项英到前方所属各部队视察，还特别邀黄源一同前往。他们首先到了南京附近的新四军二支队，二支队司令员是张鼎丞，副司令员是粟裕。谈话间，细心的粟裕给他们展示了自己绘制的多张作战地图，地图画得很精致，给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解放战争时，黄源随军作战，亲历苏北战场取得的七战七捷，还有山东战场组织的几大战役，包括全歼蒋介石王牌嫡系部队张灵甫的74师。
项英还领着黄源来到位于苏南茅山地区陈毅领导的一支队。在这里，除一连数日跟随陈毅检查工作，彻夜长谈外，黄源还结识了叶飞、罗炳辉、王必成等新四军高级将领。
当从黄源口中获知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委书记的冯雪峰，也留在国统区义乌乡下的消息后，项英立刻以东南局书记的名义打电报给浙江省委文委负责人邵荃麟，通知冯雪峰迅速到皖南新四军来。遗憾的是，冯雪峰不愿意来。也正是基于此，不幸降临到了冯雪峰头上：皖南事变发生不到一个月，冯雪峰就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抓捕进了上饶集中营。
对黄源的关怀还远远不止于此，平时工作中项英每每遇见黄源，总会嘘寒问暖，一再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后来新四军奉命北移，临出发前，项英还专门为文化人的他发了一支驳壳枪，并且给他配备了警卫员、马和马夫等。在其后不久的皖南事变中，黄源在警卫员（在保护黄源强渡青弋江时不幸中弹牺牲）、马夫（突围后，马夫利用地方关系为他顺利穿越日伪封锁线给予了很大帮助）的掩护下，得以突出重围潜入上海，最终安抵苏北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陈毅同志身边。时隔整整一个甲子，在浙江医院的病室里，面对面地听黄源回顾当年皖南事变中突围的惊险情节，笔者由衷地感受到了他自心底深处发出的对项英同志那种血浓于水的深情。因而，笔者认为，下文涉及的黄源先生有关皖南事变时亲历亲见的回忆文字，应当是可信的，是正确反映了历史现场的，黄源并不因为项英政委对他的厚爱而无视历史真实。
突围时刻
早在1939年春天，黄源随项英到陈毅的一支队检查工作，听项英与陈毅等人“在谈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向东发展到上海，向北发展到苏北”。可见早在1939年初，无论是党中央，还是新四军内部，都已经清楚了新四军未来的发展方向。而项英却一直犹豫不决，直到两年后皖南事变爆发酿成大祸为止。
黄源先生还谈到了项英与中央的方针有分歧：“当时党中央有一个文件发给东南局，叫《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1940年5月4日起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个文件，在皖南由项英传达，项英是东南局书记，前方由陈毅传达。因为项英封锁中央的指示，我不知道。指示微微听到一点。所以事变前我不太清楚。” 黄源进而谈道：“项英对中央正确路线认识不够，执行不力，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因而缺乏对付反动派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陈毅就不同，陈毅虽在东南局领导下，但他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比较明确、坚定……”
谈及皖南事变的撤退路线，黄源触到了项英强行替代指挥的严重失误：“本来是要向北走，但是我们却向南走，走到人家口袋里。到茂林已经和国民党部队接触上了。”“从茂林出发，目标是一个山的口子，想从这个口子中出去。这个山口子，是项英打游击时三四十人通过的小口子，叫丕岭。但现在是近万人的大部队呀，而他的部署，据说同打游击时一样。”
上述说法，同项英在向党中央的请罪电中“企图带队穿插绕小道而出”的字眼，惊人地一致。可见黄源回忆之准确、可靠。
黄源继续说：初次突围不成，“在回头走的路上，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扬帆离开了部队，他们是领导核心，在关口处，停顿下来，开军事会议，讨论是突围出去还是退回来。叶军长也参加了，听说他主张突出去，应当不怕牺牲。项英不主张突围。队伍散了，又集中起来，下着雨，队伍走不动。我摸到前面去，在一个小房子里，见叶军长在那里，饶漱石也在，但不见项英。我印象很深，听饶漱石说：‘我也是一个中央委员，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中央已来电报，军事指挥由叶挺负责，当时前面情况很紧张，叶军长决定把教导队的军事干部也调上去，打开一条通路。他在会场上动员，说教导队是我们军部的骨干，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也只能把教导队拉上去，大家拼了。可见，项英在，叶军长不起决定作用。项英走了，上面要叶挺负责，他就动员，向五六千人讲话，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参加战斗，把敌人打退，部队继续前进。”
黄源的上述回忆，说的是新四军奉命北移6天后的1941年“1月10日的事”，“前几天部队在前面打仗，我们看不见，这次我们就在第一线，亲见我们的部队和敌人拼打。”就在这一天的“下午5点光景，天快黑了”以后，黄源又一次见到了项英等人，而且“扬帆在找向导”。过了一会儿，项英他们都站起来了，要走了，“他们走了一会儿，袁国平派了一个警卫员来问我（黄源）：‘你看到地委书记没有？’”……毋庸置疑，袁国平警卫员问这话的意思，无非是想找一個熟悉当地地形和社会情况的人，为项英、袁国平等少数几人的突围领路。
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问题还有：一是黄源先生虽然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在浙东、浙南农村劳动改造了多年，但身体一直很好，尤其是精神状态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及至2002年4月14日及7月31日，我与96岁高龄的黄源先生两度会面晤谈，感受到他的精神都挺好，且在回答笔者提出的有关同为鲁迅晚期忠诚弟子的萧红萧军的一些问题，有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冯雪峰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抓捕的消息来源，以及他是否将冯雪峰被捕的消息传递给在延安的萧军等，他都一一作了实事求是的回答。有一说一，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没有的事决不胡诌乱编，也不模棱两可误导他人。回答中，黄源先生思路极为清晰，且有条不紊。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上文所引的有关皖南事变黄源本人的回忆文字，同笔者撰写本文时所参考的大量文献资料，惊人地一致。另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是，在皖南事变中突围时，黄源两次亲见脱离大部队突围不成折返回来的项英等人，均有扬帆在场。
关于叶挺，黄源曾这样回忆道：“我和叶挺同志虽则不像和鲁迅先生那样，因为工作，关系密切，来往多；但他是在战士面前亮出心灵来的军事首长，我就像对待鲁迅先生一样，有贴身的亲密感。他确是令人永远怀念、敬爱的人。”
黄源真正认识叶挺，是在1939年10月19日新四军军部召开的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上，叶挺作了一个充满激情的讲话。叶挺说，现在我们在战斗中纪念鲁迅先生，当然是很真诚的，他是我们永远怀念的敬爱的战斗者。我是一个军人，十年内战时期，离开了武装战斗岗位，流亡在海外，读到鲁迅先生的战斗文章，他在国内反动政府统治之下，用笔坚持着斗争，文章的战斗性又是那么鲜明、强烈，篇篇击中敌人要害。我读时心里感到非常非常的惭愧。现在我又回来了，回到战斗的队伍，今天特地来跟同志们一起纪念鲁迅先生。我们要向鲁迅先生学习，不仅要坚持战斗，而且要善于战斗，像他的文章一样，要打漂亮仗，有力地打击敌人。
黄源最后一次见到叶挺军长，是在皖南事变最危险的时刻——1941年1月12日傍晚5时许，由我军防守的石井坑制高点刚刚被敌人攻破，黄源在对面山坡上看到叶挺从指挥所走出来，不一会，两人就被密集的枪弹给冲散了。
令黄源分外感动的是，叶挺被俘关进囚牢后，依旧惦念着他。由于消息不明引发的讹传，叶挺在秘密带给周恩来的第一个纸条里写道：“被围时已不见黄源，大概是阵亡了。”后来，叶挺于囚牢里写就的《囚语》中（此件现存中央档案馆），在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及对皖南事变的反思后，专门提到了“鲁迅学生黄源”。叶挺极其沉痛地写道：“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黄君）工作努力，成绩也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
其实，黄源此时已成功突围，正潜伏在上海，等待地下党安排去苏北根据地呢。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