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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57年9月，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妇女工作方针。在各级妇联的组织下，各地开展了形式各异的实践活动，宣传勤俭精神，寻找“两勤”典型，表彰节约榜样，使“两勤运动”快速推广全国，“勤俭节约”成了全国上下认真奉行的生活目标。浙江省妇女“两勤运动”积极宣传、快速推动，但因“大跃进”运动的兴起，“两勤运动”不到一年便戛然而止，让位于“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当三年困难时期来临，“两勤运动”的“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方针因现实需要而再受重视，后却因“左”倾政治运动的冲击，“两勤运动”不得不紧急喊停、黯然退场。
【关键词】两勤方针;妇联;妇女运动;性别史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5-0059-12
“两勤运动”是“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运动的简称。1956年底，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为了支援工业化建设，国家鼓励民众缩衣节食，共同推动国家战略进程。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两勤运动”应时而起。1957年9月9 —20日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中共八大精神为指引，明确提出妇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并确立“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全国各地开展了“两勤运动”，发动妇女勤俭持家、勤劳生产。但到了1958年夏季，“两勤运动”戛然而止，让位于“大跃进”运动，而全国妇联的工作方针也从“两勤”转变为“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两勤运动”虽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再次受到重视，但随着政治形势进一步变化，最终“两勤运动”只能不了了之。
“两勤运动”虽匆匆落幕，其重要性却不可小觑。首先，“两勤运动”的起点相当高。据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的罗琼回忆：正是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授意下，全国妇联才开始倡议“两勤运动”。全国妇联欲通过“两勤运动”向民众宣扬“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精神，所以“两勤运动”迅速推动，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其次，“两勤运动”开展时间是1957年秋至1958年春，与中共路线转变的时间点不谋而合，其中状况有助于了解20世纪50年代中共由反冒进到“大跃进”政策突变的背景与动机。目前学界对“两勤运动”及相关主题的研究尚少，部分成果虽整理了“两勤运动”的来龙去脉，却未能将“两勤运动”与国家的整体需求联系起来，也未能注意到“两勤运动”戛然而止的特殊意义。因此，本文拟厘清“两勤运动”的背景、动机及落实情形，并利用浙江省档案馆新公布的浙江省妇女运动档案，探讨浙江省“两勤运动”的发起、转折及其实际中止原因，进而分析“两勤运动”在地方管理、权力结构及其制度运作的困难之处。
一、“两勤运动”的昙花一现
以往的研究认为，以“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宗旨的“两勤运动”，乃补救当时中国经济困窘之需求，但从“两勤运动”的时间脉络可知，“两勤运动”的出现不只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自“一五”时期起，中国经济运行中资源短缺形势即开始形成。“勤俭节约”也是中共开展经济建设的一贯原则。早在“两勤”方针确立前，全国妇联便多次发出“勤俭节约”的号召。例如，1955年10月，全国妇联向各级妇联发出指示，指出“努力增产、厉行節约”是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要求各级妇联动员妇女以增产节约、减少浪费的形式参与到社会主义事业中。又如，1956年2月，全国妇联在纪念三八妇女节联合通知中，号召城市职工妇女，努力做到“五好”，落实“勤俭节约”，发挥家属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中的作用。尤其在1957年1月，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罗琼在妇女报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前妇女报刊最迫切报道的任务就是广泛号召妇女“提高觉悟，加强团结，勤俭建国，勤俭治家，努力增产节约，继续争取做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罗琼的讲话精神，很快被贯彻到妇联的工作之中，也体现在浙江省妇联对1957年三八妇女节的宣传工作上：“三八国际妇女节即将到来……在这个节日向全省人民群众，尤其是向妇女群众广泛深入地进行勤俭建国、勤俭治家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对于推动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开展将有很大作用。”
从上述时间脉络与官方讲话来看，可知“两勤运动”问世前，其蕴含的“勤俭精神”早已落实到妇女工作之中。而罗琼和浙江省妇联三八妇女节宣传材料提到的“勤俭建国、勤俭治家”与“两勤运动”主张的“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口号，只有一字之差，却代表了主动与被动的不同，所以“两勤运动”不只是克服经济困难的经济因素，应有更深的用意。根据罗琼的回忆，可知1957年全国妇联迟迟无法决定第三次代表大会报告的工作方针，竟拖延半年之久，直到8月中旬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送审稿时，全国妇联方有新的突破，这也证实了中共中央与全国妇联对“两勤运动”暗下苦心。邓小平提醒妇女代表们抓住中共八大报告的精神，帮助她们确定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报告主题，还提出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这一主题作为今后妇女工作根本方针的建议。由此可见，全国妇联催生“两勤运动”的主因，是将“两勤运动”作为中共八大精神的实践任务之一，进而配合中共八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向。
“两勤运动”并不是特例，因为中共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和中共本身的革命建设事业一开始就是互相配合的。早在1949年3月，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妇女工作未来总任务为“完全肃清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建设统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1953年，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应国内的新形势，将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调整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和祖国建设，“大力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充分发挥其潜在的劳动力量”。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实现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目标，被提上妇联的工作日程。但到了1957年，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主要矛盾、中心任务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有必要依照中共八大的精神，重新制定妇女工作的任务及方针。对中共领导层来说，“两勤运动”不仅能解决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燃眉之急，还能节省经费，扶持经济建设，间接稳定社会秩序，缓解政治运动的火药味。对全国妇联而言，妇女工作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方针，不但能得到中共中央支持，也不会受到当时日趋严肃的政治空气干扰。因此，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之下，“勤俭节约”“勤俭建国”虽无甚新意，但以此为核心的“两勤运动”还是被全国妇联当作重中之重，正式推展到全国。 “两勤”方针的起点虽高，但其延续时间相当短暂，可谓昙花一现。这点从全国妇联内刊《妇女工作》的报道主题变化可见一斑。统计《妇女工作》第一至第五期，可知其目录与排版格式存在明显的主次差异。在《妇女工作》第一至第三期中，报道“两勤运动”的新闻大多使用了加粗字体印刷，连续几个月都占据了《妇女工作》目录中最抢眼的位置，可见当时“两勤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自《妇女工作》第四期开始，报道各地“两勤运动”的新闻数量开始缩减，甚至在第五期以后，有关“两勤运动”的新闻已完全消失了，可知全国形势已经变化。在《妇女工作》第五期的目录上，最为显眼的词汇不再是“两勤”，而是变为“挑战书”“大跃进”，可知取代“两勤运动”的正是“大跃进”。鉴于《妇女工作》的杂志属性与出刊时间，可以推测在1958年3月后，“两勤运动”便开始被边缘化，到了5月后，《妇女工作》基本上着重宣传“大跃进”运动，终止“两勤运动”的相关报道了。
事实上，1958年6月30日至7月28日召开的全国妇女工作会议，直接为“两勤运动”画上了句号。当时在会议上，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曹冠群虽认为“两勤”方针是“重要的政治口号，必须继续宣传”，但正式提出了“总路线”才是妇女工作的当前任务的说法，尤其在党中央公布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全国妇女群众的任务便是和全国人民一同执行总路线。因为“它比我们在三次妇代会时确定的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方针更加完备”。至此，方兴未艾的“两勤运动”仓促结束，让位给“大跃进”运动。
“两勤运动”转向“大跃进”的变化相当突然，其转折原因值得探讨。全国妇女工作会议以“大跃进”取代“两勤运动”的转折，夹杂着连续与断裂的矛盾。首先，“两勤运动”退场之举，确实在全国妇联的计划表上。这一点可从全国妇联没有批评陕西省妇联预计勤俭持家运动“大体可于十二月份开始，明年三月以前结束，往后即可转入经常性的工作”的说法得到印证，这也从侧面证明1958年3月确是“两勤运动”的发展拐点。其次，妇女工作重心从“两勤运动”转向到“大跃进”的过程，也呈现着一种政策上的连贯性。在1958年的全国妇女工作会议上，曹冠群指出新的妇女工作总任务是“两勤运动”的发展，肯定“两勤运动”的正确性。“两勤运动”的诞生背景是经济上的反冒进政策，而“大跃进”立足于“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很难得出两者的直接关联，因此，目前学界不认为这两者存在着一种连续性。这样的观点，让“两勤运动”在新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往往被作为一项意外中断的未竟事业。但考察浙江省“两勤运动”展开的情况后，可重构“两勤运动”到“大跃进”之间的历史逻辑，并厘清两者之间的内在脉络与政策重心，进而分析“两勤运动”突然实际中止的真正原因。
二、浙江省“两勤运动”的开展情形
为了推广“两勤运动”，全国妇联在1957年11月26日向各级妇联发出《关于结合当前中心工作大力宣传勤俭持家的通知》，要求各地妇联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结合正在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进行宣传，争取在临近春节前后或在三八节出现一个宣传“勤俭持家”的高潮。浙江的“两勤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57年10月25日，浙江正式公布《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规划未来浙江省十年农业发展方向，其目标是将浙江省建设为余粮省。《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公布后，浙江便动员社会各群体积极学习，妇女群体也被要求集体讨论，趁势推动“两勤运动”。11月22日，浙江省妇联向下属各级妇联发出通知，要求必须充分发动妇女群众，将《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作为当前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借此宣传“勤俭持家”。针对《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讨论形式和内容，浙江省妇联提出了几点要求：首先，各级妇联需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妇联所属干部学习，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为当地党委提供规划意见，并付诸行动;其次，妇女干部应使广大妇女明确《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与自身的关系，发动她们积极参与讨论和实践，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支援;最后，各地应利用妇代会、积极分子大会的时机，并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基础上，开展讨论，若地方上还未开展争鸣运动或运动已经结束，可以结合当前生产、分配问题进行讨论。1957年12月9日，浙江省妇联又联合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农业社秋收分配中贯彻勤俭持家的联合通知》，指导地方工作队在生产、分配的争鸣中，贯彻“勤俭持家”方针。
在各级妇联努力下，浙江省“两勤运动”的宣传仅一个月便初见成效。1958年1月，全省有80%以上的妇女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两勤运动”中，例如，金华县秋兴乡在宣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方针前，妇女出勤仅有31名，但宣传后竟增至461名。全国妇联也相当认可浙江省开展“两勤运动”的宣传方式，认为其不但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还在此基础上贯彻执行了“两勤”方针，所以将浙江省妇联的工作成绩刊登到内刊《妇女工作》上，提供全国各地参考。在取得显著的宣传成果后，浙江省妇联试图将“两勤运动”融入日常工作，冀以巩固成果。1958年1月17日，浙江省妇联通过《动员全省妇女勤俭过春节》一文，指示各级妇联加强在春节期间的宣传工作，希望妇女认识到“勤俭节约”的必要性，并以“勤俭持家”的形式度过1958年春节。2月22日，浙江省妇联在《一九五八年妇女工作纲要》中又提出各级妇联必须通过“勤劳生产、节约粮食”的手段，继续深入、持久地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总而言之，自“两勤运动”的方针确立后，浙江省迅速掀起了一股“勤俭持家”的热潮，并在各级妇联协作下，很快落实到浙江省各地区。
1958年2月26日，浙江省“两勤”积极分子大会在杭州红星剧院召开，与会代表674人。这次大会是浙江省“两勤运动”的高潮。在紧凑的会议议程中，与会代表积极交流浙江省“两勤运动”开展的情况，表决未来一年的妇联工作纲要，并向浙江省妇女发出倡议书，倡议全省妇女积极参加整风运动与增产活动，厉行节约，努力学习，积极解决劳动生产时的特有困难和问题，逐步做到计划生育。会上55位省内“两勤运动”的典型人物现身说法，向与会代表分享自己的勤俭心得。嘉兴县澄溪乡金圩社副社长张阿妹，将勤俭节约的精神贯彻到她的集体劳动与家庭劳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公社中，张阿妹捐出自己家正在用的棉被和全新的竹席，用以克服湿场晒谷的困难，供集体晒谷使用;她见社里准备喂鸡的稻草上还有稻谷，便组织社员，重新将全社的稻草打了一遍，新打出的粮食多达1000余斤。在家里，张阿妹也别出心裁，想出了诸如全年吃炒米饭，一年四季吃杂粮，不做团子、粉食，闲时吃粥、忙时吃饭等节约用粮的方法。因此，在金圩社以人定量时，别人为她申报600斤，她却自报一年只需吃550斤即可，还对公社里另一位定量600斤却说自己不够吃的农妇，展开思想教育。比起张阿妹，云和县大源乡渡蛟社副社长吴如兰更加节约。吴如兰家里共七口人，前几年每人平均粮食470斤，全年口粮3338斤，全家平均每天只有4.5斤粮食，却未发生过断粮现象。当年按人定量后，她全家老小每人的全年口粮只有390斤，生活水准大幅减低，但她仍表示只要计划得好，也不会缺糧。与张阿妹一样，吴如兰也采用了调整主粮比例、多喝粥少吃饭、少做节日食品等办法，还有一个节约秘诀就是以萝卜、白菜等多种蔬菜代替粮食，以及煮饭前先让米充分吸水膨胀提升出饭率的办法。因此，吴如兰家虽分粮较少，却没有断粮之忧。 除了勤俭持家的典型人物外，浙江省“两勤”积极分子大会也有其他领域表现出色的妇女代表列席。例如，吴兴县南浔镇的灭蚊积极分子王阿金老太太，长年从事义务除“四害”工作，她的事迹材料称：1952年她消灭了苍蝇10万只，1953年18万只，1954年6万1000只，1955年5万只，1956年16万2000只，今年灭蝇13万6000多只……几年来已打破了77个苍蝇拍。在王阿金老太太的带动下，南浔镇掀起了一股除“四害”的热潮，甚至一度成为“无蝇镇”。又如，来自乐清县柳市镇的爱社模范高彩柳，她常用节省下的钱帮助生产社渡过难关。1954年，高彩柳捐了60元钱帮助社里购买肥料;1955年，她从卖猪得来的48元中拿出40元帮社里购买耕牛，发动妇女一针一线地挑花巾换来打稻机;1957年，她交给社里200多元，解决缺乏车板、车木和养猪资金的问题。自《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公布后，高彩柳又积极参与生产劳动，甚至在下雪天还赤着脚去掘草，坚持干到天黑。鉴于大会宣扬勤俭持家的主题，这些模范事迹也不乏介绍她们勤俭经验的文字。高彩柳就有农闲吃稀饭、下地穿破衣、在家穿补衣、开会做客穿新衣等节俭行为，甚至在1956—1957年间，高彩柳竟节约出210斤谷米，布票也只用了5尺5寸。
除了在日常生活践行“两勤”精神，这些模范代表还将“两勤”的习惯带到了大会上，成为活生生的典范。例如，德清县勾里乡的61岁农妇沈子香得知自己能出席会议后，十分兴奋，当夜带了11个妇女去车水，连车三个晚上解决了生产上迫切用水的问题，并在大年初二积肥1000多担，作为对大会的献礼。大会组织者安排住宿时，根据代表的籍贯，分配到不同的旅馆，但住宿在杭州城站旅馆的金华市代表，主动提出和金华专区其他县的代表“挤一下”，用以节约组织方的开支。金华代表的做法，引起了湖州、嘉兴两市代表的效仿，纷纷要求退房与其他代表共住，使组织方相当感动却伤脑筋，必须协调各代表的意向，重新分配房间。龙泉县（今龙泉市）的几位代表原本打算在杭州购置衣物，但看到金华代表的做法，不但打消购物的念头，还本着大会宣扬的“两勤”精神，决定省下购衣钱、改买小猪回家。
三、浙江省基层对“两勤运动”的反应
在浙江省“两勤运动”开展过程中，各县市地方妇联的工作形式并不限于浙江省妇联通知中提到的“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宣传活动。作为运动高潮的“两勤”积极分子大会闭幕后，浙江省有关“两勤运动”的记录锐减。这点从浙江省档案馆的有关档案数量可一窥究竟。1957年9月7日至1958年3月7日的209份《妇联档案》里，有57份题名中包含“勤俭”一词，除去37份会议典型材料后，只有20份与“两勤运动”直接相关的档案。1958年3月8日至1958年底的319份《妇联档案》中，仅有6份档案题名中包含“勤俭”一词，其中2份档案系重复收录，3份档案是对全省勤俭持家大会的会议总结与经费问题。为了补充这些档案的缺憾，笔者还查阅了浙江各县市妇联出版的10多本妇女运动志。有趣的是，这些志书陈述当地妇联开展“两勤运动”时，并无一字提及“大鸣大放”的功劳，而是把重心放在工作成绩上。
鉴于历史语境的变化，志书编纂者的表述也随之改变的做法，确实在情理之中。不过，浙江省妇联整理这段历史时，也称自己开展的是“大张旗鼓地宣传教育活动”，而地方妇联补充这一段历史的材料仍真实地反映了基层组织对“两勤运动”的历史记忆，有助于还原浙江各县市妇联推展“两勤运动”的真实情形。大多数妇女志对“两勤运动”的历史叙事往往附带“勤俭持家”“勤劳增产”两个关键词，围绕这两个关键词，地方妇联志还会附加一系列地方上勤俭模范、生产模范的事迹。“两勤”本就有“勤俭持家”与“勤劳增产”两层意思，志书的历史叙事自然带上这两个关键词。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许多地方更强调增产的业绩，而不是持家的重要性。浙江省各地妇联介绍工作成果时，这样的特殊性更为明显，将与“两勤”主题不相称的功绩，也记在妇联开展“两勤运动”的功劳上。例如，象山县妇联对1957—1961年间大规模治山治水运动成绩的宣传如下：“同时，妇女还单独修建了20多座 ‘三八’水库……凃茨乡有多达6800多人次的妇女参加兴修水利，连70多岁的李生明目前也参加了兴修水利中的挖土劳动。南庄、临海两乡于1957年10月动工合建蓄水274万立方米的赤坎水库。那只水库面积有960亩，土坝高5.82米，长1320米，每天有500多名妇女参加挖土、挑泥、打夯。”除劳动者是妇女的特点之外，这些成绩基本与1956年冒进的思路如出一辙，都着眼于增产的数字业绩，未必能真正落实“两勤”方针。
地方妇联还开展了妇女增产运动，鼓励妇女大养家畜家禽，增加生产。例如，临海县妇女1956年养猪5.6万头，到了1958年初养猪数驟增至22万头，全县30万妇女近一半人都参与了养猪事业。衢州地区妇联的动员能力更强，1957年末生猪存栏量达36.67万头，较上一年增加17.6万头，鸡鸭鹅年末存栏量也净增10万多只，达到195万只。家畜家禽饲养数量骤增所带来的饲料缺口，无法用自然界采集的青饲料弥补，只能转嫁到农民所剩无多的口粮上面，进一步增加了农民的生活压力。从根本上说，这与大修水库的冒进做法没有区别。可以说，地方妇联开展的“勤俭持家”运动不少都与“两勤”方针相悖，更像是前一年冒进的延续，或后一年“大跃进”的前奏。地方妇联的这些运动并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隐含在这些行为背后的思想同样值得警惕：当基层组织已不自觉地忽视“两勤运动”的初衷，那么抛弃“两勤运动”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除妇联的志书记述外，基层民众的声音同样值得留意。透过“两勤”模范事迹的叙事，可以从他们指出的“反面教材”，窥见基层组织执行“两勤运动”遇到的种种困难及第三方的声音。根据丽水遂昌县洋材乡材料，不但能了解当地推展“两勤运动”的概况，还具体叙述了妇联与群众在几个主要问题上的争辩，更能清楚地认识基层妇联与群众个人利益的激烈冲突。表2整理了洋材乡“两勤运动”的四个问题：一是“要不要节约”，二是“节约对谁有利”，三是“节约粮食是不是叫人不吃”，四是“吃了再算还是算了再吃”，并列出了正反双方的主要论点，进而比较妇联与基层民众的持论与立场。 由表2“辩论”材料可知，“两勤运动”的反对者主要是富农阶级，他们不赞成节约的理由可归为两点：一是反对方认为农民生活已经相当艰苦了，根本没有必要再节约，若再节约下去，会让农民的日常生活难以为继。譬如，富农王韦默说：“现在农民做起来同牛样，吃起来同猪样，还要叫人节约。”二是反对方认为节约只是“便宜”了统购粮食的政府及从中国进口农产品的苏联，农民自身得不到好处。对此，妇联发动贫农群体现身说法，逐一反驳。妇联指出，节约粮食是为自己生活着想，不是为了“叫人不吃”，而是为了“自己有的吃”。如果用粮没有规划，不精打细算的话，未来就会饿肚子。无论从现实或从政治上考虑，贫农群体对富农言论的反驳自然是无可辩驳的。但这种反驳也反映了一个无奈的现实，即当时农民的粮食并不充裕，只有精打细算才能度过一年。如果再参照“两勤”积极分子的材料，可以看出，农民重视粮食已经达到锱铢必较的程度，方能节余，其生活不可谓不辛苦。
在“两勤运动”的模范材料中，数量最大的是节粮模范的材料。表3整理了浙江省“两勤”积极分子大会的节约模范事迹。这些节约模范都是积极参与公社劳动的农村妇女。除严彩娥（全家只有她一个妇女劳动力）、俞齐（全家主要靠丈夫的64元工资与自己打零工的钱）二人之外，其他妇女家中都有两个以上的成年劳动力，按理是不愁温饱的，但这些妇女前一年的家庭人均可支配粮食仍在440斤至540斤之间，实际消耗的粮食数量最高不过525斤，最低至440斤以下。根据195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对新中国成立后农民收入情况与生活水平问题研究报告，可知这些模范人物的生活水平也算不上富裕。谭震林列举了各种生活水平的农民典型，并提到山西雁北专區与湖南攸县两地的农民收支情况，或许能与浙江农民的生活水平相互比对：雁北专区农民大小口平均生活费37.5元，其中粮食360斤，盐12斤，油1.5斤，土布1匹，棉絮0.5斤，灯油1斤，煤300斤，水烟火柴1元。谭震林认为雁北专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全国来说是较低的，就算比对其他山区来说，也是不算好的。至于湖南攸县的大兴社李裕芳家，一家六口1955年全年人均消耗大米385斤，地瓜120斤，油4斤，盐10斤，猪肉4.1斤，其余豆腐、豆豉、糖、米粉、调味料等6人共计11.36元，布人均12尺，袜子每人1双，还有杂物、生产费用、医药费用若干。谭震林认为，李裕芳家人均每天有1斤大米、7两地瓜，每月有9两猪肉、5两油、7两盐，还有自己种的蔬菜与自家鸡鸭生的蛋。一般来说，李裕芳家这样的生活水平在农村是比较富裕的，但从穿衣用布和生活用品来看，李裕芳家还只能算是贫农水平。
浙江省“两勤”积极分子模范家庭大多拥有多个劳动力，自身又勤劳肯干，相对同地区其他家庭而言条件并不算差。就人均分粮的数字而言，浙江省的“两勤”模范可与李裕芳家媲美，这也印证了这些妇女的勤劳。但若比较家中的实际生活水平，浙江省“两勤”模范只比雁北普通农民稍强一些。即便是具有两个以上劳动力的勤俭家庭，还是需要采取极端节约的方式，才能在相当差的生活水平下度过一年。其他条件不如积极分子的家庭，他们陷入艰苦的生活状况便可想而知。这样来看，“两勤运动”反对者的论点或许有一定道理。对每日人均口粮只有1.5斤的农民而言，“勤俭节约”的行为动机更多是出于生存本能，而非美德。当这些农民面临继续缩衣节食还是走上“大跃进”道路的抉择时，大多数农民更愿意选择“生产自救”，而地方生产队、合作社、地方政府也会选择“大跃进”，因为这不只彰显地方政府的政绩，至少也能转移农民的注意力，成为释放农民压力与精力的一个宣泄口。
四、结语
“两勤运动”是一场具有浓厚应急色彩的运动。从发展背景来看，“两勤运动”出现于1956年经济领域的冒进势头之后，是1957年全国性“两勤运动”在妇女工作领域的延伸。本着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精神，其“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纲领只提及了妇女能为家庭、国家所作的贡献，没有为妇女自身的发展作更为长远的规划。因此，浙江省妇女“两勤运动”始自1957年秋终于1966年夏，总时间跨度虽近10年之久，却只有在1957年秋季至1958年春季的第一发展阶段有所行动，甚至形成了全省性的政治影响。但在1958年7月全国妇女工作会议以“大跃进”取代“两勤运动”后，浙江省“两勤运动”实际上戛然而止，群众运动的重心很快转移到“大跃进”上。此后，“两勤运动”虽偶有推行，却更像是日常性的口号，直到1966年才正式终止。例如，浙江省临海县先在1962年11月举行勤俭持家节约用粮积极分子妇女代表会，后在1966年1月5日举行临海县妇女勤俭持家代表会议，都提到了“两勤”方针，却未有实质的工作安排及其要求。又如，浙江省黄岩县妇联将“两勤”方针作为1960年1月全县青年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1965年12月26日三甲公社五塘大队青年创业先进典型会议、1966年3月三八妇女节的教育口号，但同样没有工作安排与具体措施。由此可知，“两勤运动”猝然落幕的原因，不只因中央路线的转变，也有运动本身高度不足的原因，尤其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之下，“勤俭节约”已成为一般农户维持日常生活的普遍认识，此举已很难彻底解决农户面临的生活困境。
分析浙江省“两勤运动”材料后，可知1957年“两勤运动”一开始就面临困难。首先，1956年冒进的热度尚未完全散去，地方政府习惯了大开大合的建设模式。当全国妇联宣布“两勤”方针后，地方政府一面贯彻“两勤”方针，一面尽力将其转变为能体现地方政绩的冒进乃至“大跃进”之举措。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生活水平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大多数农民仍处于贫困线上，需要“勤俭节俭”，才能免于饥馑，已经很难再有进一步“勤俭持家”的空间。对每日人均口粮只有1.5斤的农民而言，勤俭节约更多是出于生存本能，而非美德。最后，根据20世纪50年代浙江农村推展“两勤运动”的群众讨论情形，可知当时农民生活水平比新中国成立前尚未有多大的提升，甚至在有些地区还出现了生活水平下降的现象。农民就算采取更勤俭的刻苦行为，也很难改善生活水平，还会让农民为了达到上级要求“勤俭节约”的目标，不得不自行降低原有的饮食标准，使其生活更为困难。正如上文提到的浙江省妇女模范代表，她们枵腹从公，几乎达到餐餐计较、顿顿精算的程度，最后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健康，也要努力推动国家的建设。
“两勤运动”作为一项常态化的非常手段，虽然具有先天的不足之处，也在实际操作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但仍有值得称道之处：一是在1956年反冒进与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苦环境下，“两勤运动”很难开展工作，但透过全国各地妇联推动“两勤运动”，在短期内动员妇女勤俭持家，为国家建设作出自我牺牲，节省出大量的口粮，为国家渡过粮食短缺难关作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二是“两勤运动”在中国妇运史上的意义相当重要，因为“两勤运动”是第一份摆脱“解放”色彩、正式将城乡妇女融入社会生产的妇女工作方针。在“两勤运动”推展前，中共领导下的妇女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妇女解放上面，帮助妇女摆脱家庭与社会的压迫。1956—1957年之际，“解放”妇女群体的使命已基本告竣，“走出家庭”的妇女该往何处，成了全国妇女工作的新难题，而鼓励妇女勤俭持家的“两勤运动”正是妇联组织提出的解决之策。通过宣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精神，国家利用“两勤运动”把旧时妇女的持家“天职”与国家命运捆绑在一起，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建设的可靠力量。不过，“两勤运动”应急性与不可持续性的特点，极大限制了其发展前景。就结果而言，“两勤运动”鼓励全国妇女勤俭节约，但未能弥补妇女运动开展的不足之处，也留下了许多理念未能实现的遗憾。但以“两勤运动”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成绩而言，“两勤运动”成功调动了全国妇女为家节约、为国勤俭的积极性，值得铭记。
[尤淑君，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章军，历史学硕士，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东郊街道办事处科员]
【关键词】两勤方针;妇联;妇女运动;性别史
【中图分类号】K27;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5-0059-12
“两勤运动”是“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运动的简称。1956年底，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为了支援工业化建设，国家鼓励民众缩衣节食，共同推动国家战略进程。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两勤运动”应时而起。1957年9月9 —20日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中共八大精神为指引，明确提出妇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并确立“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全国各地开展了“两勤运动”，发动妇女勤俭持家、勤劳生产。但到了1958年夏季，“两勤运动”戛然而止，让位于“大跃进”运动，而全国妇联的工作方针也从“两勤”转变为“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两勤运动”虽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再次受到重视，但随着政治形势进一步变化，最终“两勤运动”只能不了了之。
“两勤运动”虽匆匆落幕，其重要性却不可小觑。首先，“两勤运动”的起点相当高。据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的罗琼回忆：正是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授意下，全国妇联才开始倡议“两勤运动”。全国妇联欲通过“两勤运动”向民众宣扬“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精神，所以“两勤运动”迅速推动，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其次，“两勤运动”开展时间是1957年秋至1958年春，与中共路线转变的时间点不谋而合，其中状况有助于了解20世纪50年代中共由反冒进到“大跃进”政策突变的背景与动机。目前学界对“两勤运动”及相关主题的研究尚少，部分成果虽整理了“两勤运动”的来龙去脉，却未能将“两勤运动”与国家的整体需求联系起来，也未能注意到“两勤运动”戛然而止的特殊意义。因此，本文拟厘清“两勤运动”的背景、动机及落实情形，并利用浙江省档案馆新公布的浙江省妇女运动档案，探讨浙江省“两勤运动”的发起、转折及其实际中止原因，进而分析“两勤运动”在地方管理、权力结构及其制度运作的困难之处。
一、“两勤运动”的昙花一现
以往的研究认为，以“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宗旨的“两勤运动”，乃补救当时中国经济困窘之需求，但从“两勤运动”的时间脉络可知，“两勤运动”的出现不只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自“一五”时期起，中国经济运行中资源短缺形势即开始形成。“勤俭节约”也是中共开展经济建设的一贯原则。早在“两勤”方针确立前，全国妇联便多次发出“勤俭节约”的号召。例如，1955年10月，全国妇联向各级妇联发出指示，指出“努力增产、厉行節约”是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要求各级妇联动员妇女以增产节约、减少浪费的形式参与到社会主义事业中。又如，1956年2月，全国妇联在纪念三八妇女节联合通知中，号召城市职工妇女，努力做到“五好”，落实“勤俭节约”，发挥家属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中的作用。尤其在1957年1月，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罗琼在妇女报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前妇女报刊最迫切报道的任务就是广泛号召妇女“提高觉悟，加强团结，勤俭建国，勤俭治家，努力增产节约，继续争取做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罗琼的讲话精神，很快被贯彻到妇联的工作之中，也体现在浙江省妇联对1957年三八妇女节的宣传工作上：“三八国际妇女节即将到来……在这个节日向全省人民群众，尤其是向妇女群众广泛深入地进行勤俭建国、勤俭治家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对于推动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开展将有很大作用。”
从上述时间脉络与官方讲话来看，可知“两勤运动”问世前，其蕴含的“勤俭精神”早已落实到妇女工作之中。而罗琼和浙江省妇联三八妇女节宣传材料提到的“勤俭建国、勤俭治家”与“两勤运动”主张的“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口号，只有一字之差，却代表了主动与被动的不同，所以“两勤运动”不只是克服经济困难的经济因素，应有更深的用意。根据罗琼的回忆，可知1957年全国妇联迟迟无法决定第三次代表大会报告的工作方针，竟拖延半年之久，直到8月中旬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送审稿时，全国妇联方有新的突破，这也证实了中共中央与全国妇联对“两勤运动”暗下苦心。邓小平提醒妇女代表们抓住中共八大报告的精神，帮助她们确定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报告主题，还提出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这一主题作为今后妇女工作根本方针的建议。由此可见，全国妇联催生“两勤运动”的主因，是将“两勤运动”作为中共八大精神的实践任务之一，进而配合中共八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向。
“两勤运动”并不是特例，因为中共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和中共本身的革命建设事业一开始就是互相配合的。早在1949年3月，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妇女工作未来总任务为“完全肃清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建设统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1953年，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应国内的新形势，将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调整为参加工农业生产和祖国建设，“大力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充分发挥其潜在的劳动力量”。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实现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目标，被提上妇联的工作日程。但到了1957年，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主要矛盾、中心任务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有必要依照中共八大的精神，重新制定妇女工作的任务及方针。对中共领导层来说，“两勤运动”不仅能解决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燃眉之急，还能节省经费，扶持经济建设，间接稳定社会秩序，缓解政治运动的火药味。对全国妇联而言，妇女工作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方针，不但能得到中共中央支持，也不会受到当时日趋严肃的政治空气干扰。因此，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之下，“勤俭节约”“勤俭建国”虽无甚新意，但以此为核心的“两勤运动”还是被全国妇联当作重中之重，正式推展到全国。 “两勤”方针的起点虽高，但其延续时间相当短暂，可谓昙花一现。这点从全国妇联内刊《妇女工作》的报道主题变化可见一斑。统计《妇女工作》第一至第五期，可知其目录与排版格式存在明显的主次差异。在《妇女工作》第一至第三期中，报道“两勤运动”的新闻大多使用了加粗字体印刷，连续几个月都占据了《妇女工作》目录中最抢眼的位置，可见当时“两勤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自《妇女工作》第四期开始，报道各地“两勤运动”的新闻数量开始缩减，甚至在第五期以后，有关“两勤运动”的新闻已完全消失了，可知全国形势已经变化。在《妇女工作》第五期的目录上，最为显眼的词汇不再是“两勤”，而是变为“挑战书”“大跃进”，可知取代“两勤运动”的正是“大跃进”。鉴于《妇女工作》的杂志属性与出刊时间，可以推测在1958年3月后，“两勤运动”便开始被边缘化，到了5月后，《妇女工作》基本上着重宣传“大跃进”运动，终止“两勤运动”的相关报道了。
事实上，1958年6月30日至7月28日召开的全国妇女工作会议，直接为“两勤运动”画上了句号。当时在会议上，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曹冠群虽认为“两勤”方针是“重要的政治口号，必须继续宣传”，但正式提出了“总路线”才是妇女工作的当前任务的说法，尤其在党中央公布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全国妇女群众的任务便是和全国人民一同执行总路线。因为“它比我们在三次妇代会时确定的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方针更加完备”。至此，方兴未艾的“两勤运动”仓促结束，让位给“大跃进”运动。
“两勤运动”转向“大跃进”的变化相当突然，其转折原因值得探讨。全国妇女工作会议以“大跃进”取代“两勤运动”的转折，夹杂着连续与断裂的矛盾。首先，“两勤运动”退场之举，确实在全国妇联的计划表上。这一点可从全国妇联没有批评陕西省妇联预计勤俭持家运动“大体可于十二月份开始，明年三月以前结束，往后即可转入经常性的工作”的说法得到印证，这也从侧面证明1958年3月确是“两勤运动”的发展拐点。其次，妇女工作重心从“两勤运动”转向到“大跃进”的过程，也呈现着一种政策上的连贯性。在1958年的全国妇女工作会议上，曹冠群指出新的妇女工作总任务是“两勤运动”的发展，肯定“两勤运动”的正确性。“两勤运动”的诞生背景是经济上的反冒进政策，而“大跃进”立足于“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很难得出两者的直接关联，因此，目前学界不认为这两者存在着一种连续性。这样的观点，让“两勤运动”在新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往往被作为一项意外中断的未竟事业。但考察浙江省“两勤运动”展开的情况后，可重构“两勤运动”到“大跃进”之间的历史逻辑，并厘清两者之间的内在脉络与政策重心，进而分析“两勤运动”突然实际中止的真正原因。
二、浙江省“两勤运动”的开展情形
为了推广“两勤运动”，全国妇联在1957年11月26日向各级妇联发出《关于结合当前中心工作大力宣传勤俭持家的通知》，要求各地妇联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结合正在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进行宣传，争取在临近春节前后或在三八节出现一个宣传“勤俭持家”的高潮。浙江的“两勤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57年10月25日，浙江正式公布《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规划未来浙江省十年农业发展方向，其目标是将浙江省建设为余粮省。《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公布后，浙江便动员社会各群体积极学习，妇女群体也被要求集体讨论，趁势推动“两勤运动”。11月22日，浙江省妇联向下属各级妇联发出通知，要求必须充分发动妇女群众，将《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作为当前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借此宣传“勤俭持家”。针对《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讨论形式和内容，浙江省妇联提出了几点要求：首先，各级妇联需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妇联所属干部学习，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为当地党委提供规划意见，并付诸行动;其次，妇女干部应使广大妇女明确《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与自身的关系，发动她们积极参与讨论和实践，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支援;最后，各地应利用妇代会、积极分子大会的时机，并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基础上，开展讨论，若地方上还未开展争鸣运动或运动已经结束，可以结合当前生产、分配问题进行讨论。1957年12月9日，浙江省妇联又联合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农业社秋收分配中贯彻勤俭持家的联合通知》，指导地方工作队在生产、分配的争鸣中，贯彻“勤俭持家”方针。
在各级妇联努力下，浙江省“两勤运动”的宣传仅一个月便初见成效。1958年1月，全省有80%以上的妇女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两勤运动”中，例如，金华县秋兴乡在宣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方针前，妇女出勤仅有31名，但宣传后竟增至461名。全国妇联也相当认可浙江省开展“两勤运动”的宣传方式，认为其不但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还在此基础上贯彻执行了“两勤”方针，所以将浙江省妇联的工作成绩刊登到内刊《妇女工作》上，提供全国各地参考。在取得显著的宣传成果后，浙江省妇联试图将“两勤运动”融入日常工作，冀以巩固成果。1958年1月17日，浙江省妇联通过《动员全省妇女勤俭过春节》一文，指示各级妇联加强在春节期间的宣传工作，希望妇女认识到“勤俭节约”的必要性，并以“勤俭持家”的形式度过1958年春节。2月22日，浙江省妇联在《一九五八年妇女工作纲要》中又提出各级妇联必须通过“勤劳生产、节约粮食”的手段，继续深入、持久地贯彻“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总而言之，自“两勤运动”的方针确立后，浙江省迅速掀起了一股“勤俭持家”的热潮，并在各级妇联协作下，很快落实到浙江省各地区。
1958年2月26日，浙江省“两勤”积极分子大会在杭州红星剧院召开，与会代表674人。这次大会是浙江省“两勤运动”的高潮。在紧凑的会议议程中，与会代表积极交流浙江省“两勤运动”开展的情况，表决未来一年的妇联工作纲要，并向浙江省妇女发出倡议书，倡议全省妇女积极参加整风运动与增产活动，厉行节约，努力学习，积极解决劳动生产时的特有困难和问题，逐步做到计划生育。会上55位省内“两勤运动”的典型人物现身说法，向与会代表分享自己的勤俭心得。嘉兴县澄溪乡金圩社副社长张阿妹，将勤俭节约的精神贯彻到她的集体劳动与家庭劳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公社中，张阿妹捐出自己家正在用的棉被和全新的竹席，用以克服湿场晒谷的困难，供集体晒谷使用;她见社里准备喂鸡的稻草上还有稻谷，便组织社员，重新将全社的稻草打了一遍，新打出的粮食多达1000余斤。在家里，张阿妹也别出心裁，想出了诸如全年吃炒米饭，一年四季吃杂粮，不做团子、粉食，闲时吃粥、忙时吃饭等节约用粮的方法。因此，在金圩社以人定量时，别人为她申报600斤，她却自报一年只需吃550斤即可，还对公社里另一位定量600斤却说自己不够吃的农妇，展开思想教育。比起张阿妹，云和县大源乡渡蛟社副社长吴如兰更加节约。吴如兰家里共七口人，前几年每人平均粮食470斤，全年口粮3338斤，全家平均每天只有4.5斤粮食，却未发生过断粮现象。当年按人定量后，她全家老小每人的全年口粮只有390斤，生活水准大幅减低，但她仍表示只要计划得好，也不会缺糧。与张阿妹一样，吴如兰也采用了调整主粮比例、多喝粥少吃饭、少做节日食品等办法，还有一个节约秘诀就是以萝卜、白菜等多种蔬菜代替粮食，以及煮饭前先让米充分吸水膨胀提升出饭率的办法。因此，吴如兰家虽分粮较少，却没有断粮之忧。 除了勤俭持家的典型人物外，浙江省“两勤”积极分子大会也有其他领域表现出色的妇女代表列席。例如，吴兴县南浔镇的灭蚊积极分子王阿金老太太，长年从事义务除“四害”工作，她的事迹材料称：1952年她消灭了苍蝇10万只，1953年18万只，1954年6万1000只，1955年5万只，1956年16万2000只，今年灭蝇13万6000多只……几年来已打破了77个苍蝇拍。在王阿金老太太的带动下，南浔镇掀起了一股除“四害”的热潮，甚至一度成为“无蝇镇”。又如，来自乐清县柳市镇的爱社模范高彩柳，她常用节省下的钱帮助生产社渡过难关。1954年，高彩柳捐了60元钱帮助社里购买肥料;1955年，她从卖猪得来的48元中拿出40元帮社里购买耕牛，发动妇女一针一线地挑花巾换来打稻机;1957年，她交给社里200多元，解决缺乏车板、车木和养猪资金的问题。自《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公布后，高彩柳又积极参与生产劳动，甚至在下雪天还赤着脚去掘草，坚持干到天黑。鉴于大会宣扬勤俭持家的主题，这些模范事迹也不乏介绍她们勤俭经验的文字。高彩柳就有农闲吃稀饭、下地穿破衣、在家穿补衣、开会做客穿新衣等节俭行为，甚至在1956—1957年间，高彩柳竟节约出210斤谷米，布票也只用了5尺5寸。
除了在日常生活践行“两勤”精神，这些模范代表还将“两勤”的习惯带到了大会上，成为活生生的典范。例如，德清县勾里乡的61岁农妇沈子香得知自己能出席会议后，十分兴奋，当夜带了11个妇女去车水，连车三个晚上解决了生产上迫切用水的问题，并在大年初二积肥1000多担，作为对大会的献礼。大会组织者安排住宿时，根据代表的籍贯，分配到不同的旅馆，但住宿在杭州城站旅馆的金华市代表，主动提出和金华专区其他县的代表“挤一下”，用以节约组织方的开支。金华代表的做法，引起了湖州、嘉兴两市代表的效仿，纷纷要求退房与其他代表共住，使组织方相当感动却伤脑筋，必须协调各代表的意向，重新分配房间。龙泉县（今龙泉市）的几位代表原本打算在杭州购置衣物，但看到金华代表的做法，不但打消购物的念头，还本着大会宣扬的“两勤”精神，决定省下购衣钱、改买小猪回家。
三、浙江省基层对“两勤运动”的反应
在浙江省“两勤运动”开展过程中，各县市地方妇联的工作形式并不限于浙江省妇联通知中提到的“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宣传活动。作为运动高潮的“两勤”积极分子大会闭幕后，浙江省有关“两勤运动”的记录锐减。这点从浙江省档案馆的有关档案数量可一窥究竟。1957年9月7日至1958年3月7日的209份《妇联档案》里，有57份题名中包含“勤俭”一词，除去37份会议典型材料后，只有20份与“两勤运动”直接相关的档案。1958年3月8日至1958年底的319份《妇联档案》中，仅有6份档案题名中包含“勤俭”一词，其中2份档案系重复收录，3份档案是对全省勤俭持家大会的会议总结与经费问题。为了补充这些档案的缺憾，笔者还查阅了浙江各县市妇联出版的10多本妇女运动志。有趣的是，这些志书陈述当地妇联开展“两勤运动”时，并无一字提及“大鸣大放”的功劳，而是把重心放在工作成绩上。
鉴于历史语境的变化，志书编纂者的表述也随之改变的做法，确实在情理之中。不过，浙江省妇联整理这段历史时，也称自己开展的是“大张旗鼓地宣传教育活动”，而地方妇联补充这一段历史的材料仍真实地反映了基层组织对“两勤运动”的历史记忆，有助于还原浙江各县市妇联推展“两勤运动”的真实情形。大多数妇女志对“两勤运动”的历史叙事往往附带“勤俭持家”“勤劳增产”两个关键词，围绕这两个关键词，地方妇联志还会附加一系列地方上勤俭模范、生产模范的事迹。“两勤”本就有“勤俭持家”与“勤劳增产”两层意思，志书的历史叙事自然带上这两个关键词。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许多地方更强调增产的业绩，而不是持家的重要性。浙江省各地妇联介绍工作成果时，这样的特殊性更为明显，将与“两勤”主题不相称的功绩，也记在妇联开展“两勤运动”的功劳上。例如，象山县妇联对1957—1961年间大规模治山治水运动成绩的宣传如下：“同时，妇女还单独修建了20多座 ‘三八’水库……凃茨乡有多达6800多人次的妇女参加兴修水利，连70多岁的李生明目前也参加了兴修水利中的挖土劳动。南庄、临海两乡于1957年10月动工合建蓄水274万立方米的赤坎水库。那只水库面积有960亩，土坝高5.82米，长1320米，每天有500多名妇女参加挖土、挑泥、打夯。”除劳动者是妇女的特点之外，这些成绩基本与1956年冒进的思路如出一辙，都着眼于增产的数字业绩，未必能真正落实“两勤”方针。
地方妇联还开展了妇女增产运动，鼓励妇女大养家畜家禽，增加生产。例如，临海县妇女1956年养猪5.6万头，到了1958年初养猪数驟增至22万头，全县30万妇女近一半人都参与了养猪事业。衢州地区妇联的动员能力更强，1957年末生猪存栏量达36.67万头，较上一年增加17.6万头，鸡鸭鹅年末存栏量也净增10万多只，达到195万只。家畜家禽饲养数量骤增所带来的饲料缺口，无法用自然界采集的青饲料弥补，只能转嫁到农民所剩无多的口粮上面，进一步增加了农民的生活压力。从根本上说，这与大修水库的冒进做法没有区别。可以说，地方妇联开展的“勤俭持家”运动不少都与“两勤”方针相悖，更像是前一年冒进的延续，或后一年“大跃进”的前奏。地方妇联的这些运动并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隐含在这些行为背后的思想同样值得警惕：当基层组织已不自觉地忽视“两勤运动”的初衷，那么抛弃“两勤运动”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除妇联的志书记述外，基层民众的声音同样值得留意。透过“两勤”模范事迹的叙事，可以从他们指出的“反面教材”，窥见基层组织执行“两勤运动”遇到的种种困难及第三方的声音。根据丽水遂昌县洋材乡材料，不但能了解当地推展“两勤运动”的概况，还具体叙述了妇联与群众在几个主要问题上的争辩，更能清楚地认识基层妇联与群众个人利益的激烈冲突。表2整理了洋材乡“两勤运动”的四个问题：一是“要不要节约”，二是“节约对谁有利”，三是“节约粮食是不是叫人不吃”，四是“吃了再算还是算了再吃”，并列出了正反双方的主要论点，进而比较妇联与基层民众的持论与立场。 由表2“辩论”材料可知，“两勤运动”的反对者主要是富农阶级，他们不赞成节约的理由可归为两点：一是反对方认为农民生活已经相当艰苦了，根本没有必要再节约，若再节约下去，会让农民的日常生活难以为继。譬如，富农王韦默说：“现在农民做起来同牛样，吃起来同猪样，还要叫人节约。”二是反对方认为节约只是“便宜”了统购粮食的政府及从中国进口农产品的苏联，农民自身得不到好处。对此，妇联发动贫农群体现身说法，逐一反驳。妇联指出，节约粮食是为自己生活着想，不是为了“叫人不吃”，而是为了“自己有的吃”。如果用粮没有规划，不精打细算的话，未来就会饿肚子。无论从现实或从政治上考虑，贫农群体对富农言论的反驳自然是无可辩驳的。但这种反驳也反映了一个无奈的现实，即当时农民的粮食并不充裕，只有精打细算才能度过一年。如果再参照“两勤”积极分子的材料，可以看出，农民重视粮食已经达到锱铢必较的程度，方能节余，其生活不可谓不辛苦。
在“两勤运动”的模范材料中，数量最大的是节粮模范的材料。表3整理了浙江省“两勤”积极分子大会的节约模范事迹。这些节约模范都是积极参与公社劳动的农村妇女。除严彩娥（全家只有她一个妇女劳动力）、俞齐（全家主要靠丈夫的64元工资与自己打零工的钱）二人之外，其他妇女家中都有两个以上的成年劳动力，按理是不愁温饱的，但这些妇女前一年的家庭人均可支配粮食仍在440斤至540斤之间，实际消耗的粮食数量最高不过525斤，最低至440斤以下。根据195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对新中国成立后农民收入情况与生活水平问题研究报告，可知这些模范人物的生活水平也算不上富裕。谭震林列举了各种生活水平的农民典型，并提到山西雁北专區与湖南攸县两地的农民收支情况，或许能与浙江农民的生活水平相互比对：雁北专区农民大小口平均生活费37.5元，其中粮食360斤，盐12斤，油1.5斤，土布1匹，棉絮0.5斤，灯油1斤，煤300斤，水烟火柴1元。谭震林认为雁北专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全国来说是较低的，就算比对其他山区来说，也是不算好的。至于湖南攸县的大兴社李裕芳家，一家六口1955年全年人均消耗大米385斤，地瓜120斤，油4斤，盐10斤，猪肉4.1斤，其余豆腐、豆豉、糖、米粉、调味料等6人共计11.36元，布人均12尺，袜子每人1双，还有杂物、生产费用、医药费用若干。谭震林认为，李裕芳家人均每天有1斤大米、7两地瓜，每月有9两猪肉、5两油、7两盐，还有自己种的蔬菜与自家鸡鸭生的蛋。一般来说，李裕芳家这样的生活水平在农村是比较富裕的，但从穿衣用布和生活用品来看，李裕芳家还只能算是贫农水平。
浙江省“两勤”积极分子模范家庭大多拥有多个劳动力，自身又勤劳肯干，相对同地区其他家庭而言条件并不算差。就人均分粮的数字而言，浙江省的“两勤”模范可与李裕芳家媲美，这也印证了这些妇女的勤劳。但若比较家中的实际生活水平，浙江省“两勤”模范只比雁北普通农民稍强一些。即便是具有两个以上劳动力的勤俭家庭，还是需要采取极端节约的方式，才能在相当差的生活水平下度过一年。其他条件不如积极分子的家庭，他们陷入艰苦的生活状况便可想而知。这样来看，“两勤运动”反对者的论点或许有一定道理。对每日人均口粮只有1.5斤的农民而言，“勤俭节约”的行为动机更多是出于生存本能，而非美德。当这些农民面临继续缩衣节食还是走上“大跃进”道路的抉择时，大多数农民更愿意选择“生产自救”，而地方生产队、合作社、地方政府也会选择“大跃进”，因为这不只彰显地方政府的政绩，至少也能转移农民的注意力，成为释放农民压力与精力的一个宣泄口。
四、结语
“两勤运动”是一场具有浓厚应急色彩的运动。从发展背景来看，“两勤运动”出现于1956年经济领域的冒进势头之后，是1957年全国性“两勤运动”在妇女工作领域的延伸。本着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精神，其“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纲领只提及了妇女能为家庭、国家所作的贡献，没有为妇女自身的发展作更为长远的规划。因此，浙江省妇女“两勤运动”始自1957年秋终于1966年夏，总时间跨度虽近10年之久，却只有在1957年秋季至1958年春季的第一发展阶段有所行动，甚至形成了全省性的政治影响。但在1958年7月全国妇女工作会议以“大跃进”取代“两勤运动”后，浙江省“两勤运动”实际上戛然而止，群众运动的重心很快转移到“大跃进”上。此后，“两勤运动”虽偶有推行，却更像是日常性的口号，直到1966年才正式终止。例如，浙江省临海县先在1962年11月举行勤俭持家节约用粮积极分子妇女代表会，后在1966年1月5日举行临海县妇女勤俭持家代表会议，都提到了“两勤”方针，却未有实质的工作安排及其要求。又如，浙江省黄岩县妇联将“两勤”方针作为1960年1月全县青年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1965年12月26日三甲公社五塘大队青年创业先进典型会议、1966年3月三八妇女节的教育口号，但同样没有工作安排与具体措施。由此可知，“两勤运动”猝然落幕的原因，不只因中央路线的转变，也有运动本身高度不足的原因，尤其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之下，“勤俭节约”已成为一般农户维持日常生活的普遍认识，此举已很难彻底解决农户面临的生活困境。
分析浙江省“两勤运动”材料后，可知1957年“两勤运动”一开始就面临困难。首先，1956年冒进的热度尚未完全散去，地方政府习惯了大开大合的建设模式。当全国妇联宣布“两勤”方针后，地方政府一面贯彻“两勤”方针，一面尽力将其转变为能体现地方政绩的冒进乃至“大跃进”之举措。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生活水平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大多数农民仍处于贫困线上，需要“勤俭节俭”，才能免于饥馑，已经很难再有进一步“勤俭持家”的空间。对每日人均口粮只有1.5斤的农民而言，勤俭节约更多是出于生存本能，而非美德。最后，根据20世纪50年代浙江农村推展“两勤运动”的群众讨论情形，可知当时农民生活水平比新中国成立前尚未有多大的提升，甚至在有些地区还出现了生活水平下降的现象。农民就算采取更勤俭的刻苦行为，也很难改善生活水平，还会让农民为了达到上级要求“勤俭节约”的目标，不得不自行降低原有的饮食标准，使其生活更为困难。正如上文提到的浙江省妇女模范代表，她们枵腹从公，几乎达到餐餐计较、顿顿精算的程度，最后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健康，也要努力推动国家的建设。
“两勤运动”作为一项常态化的非常手段，虽然具有先天的不足之处，也在实际操作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但仍有值得称道之处：一是在1956年反冒进与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苦环境下，“两勤运动”很难开展工作，但透过全国各地妇联推动“两勤运动”，在短期内动员妇女勤俭持家，为国家建设作出自我牺牲，节省出大量的口粮，为国家渡过粮食短缺难关作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二是“两勤运动”在中国妇运史上的意义相当重要，因为“两勤运动”是第一份摆脱“解放”色彩、正式将城乡妇女融入社会生产的妇女工作方针。在“两勤运动”推展前，中共领导下的妇女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妇女解放上面，帮助妇女摆脱家庭与社会的压迫。1956—1957年之际，“解放”妇女群体的使命已基本告竣，“走出家庭”的妇女该往何处，成了全国妇女工作的新难题，而鼓励妇女勤俭持家的“两勤运动”正是妇联组织提出的解决之策。通过宣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精神，国家利用“两勤运动”把旧时妇女的持家“天职”与国家命运捆绑在一起，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建设的可靠力量。不过，“两勤运动”应急性与不可持续性的特点，极大限制了其发展前景。就结果而言，“两勤运动”鼓励全国妇女勤俭节约，但未能弥补妇女运动开展的不足之处，也留下了许多理念未能实现的遗憾。但以“两勤运动”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成绩而言，“两勤运动”成功调动了全国妇女为家节约、为国勤俭的积极性，值得铭记。
[尤淑君，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章军，历史学硕士，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东郊街道办事处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