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著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等小说和《国家至上》《龙须沟》《茶馆》等戏剧作品，其作品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长达5年的师范教育的经历与近20年的教师职业生涯，不仅对老舍文化人格的形成与巩固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深深影响着老舍的为人处世。和平时期，他会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从事教育事业，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战争时期，面对异族的入侵，他会像师范学校毕业前夕所写的投笔从戎的明志诗歌所展现的那样，投入到民族的抗战洪流之中。同时，师范教育和教师经历，更是深刻地影响着老舍的创作。
　　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都曾拥有教师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如鲁迅、茅盾、叶圣陶、朱自清、老舍、林语堂等，对他们而言，只存在作家执教时间久暂的区别。老舍可谓是身兼二任较长的作家之一。1938年，他发表在《宇宙风》（第60期）上的《著者略历》中云：
　　生于北平，……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
　　老舍早期的创作亦与教育有关，他在《习作二十年》中说过：
　　在我27岁以前，我的职业与趣味所在都是教书与办学校。……直到27岁出国，因习英文而读到英国的小说，我才有试验自己的笔力之意。那时候，我的事情不很繁重，差不多每天都能匀出一两个钟头的闲空去写作。又加上许地山先生的鼓励，我就慢慢利用在教育作事六年的经验凑成了乱七八糟的《老张的哲学》。
　　其实，他比较早创作的《小铃儿》亦可视为典型的教育小说。

师范毕业生资历

　　老舍毕业于师范学校。老舍是满族作家，自幼家贫，父亲在其极为幼小之时早逝。母亲和姐姐只能依靠给人家浆洗缝补衣服维持生存，含辛茹苦地将其拉扯长大。捉襟见肘的经济条件、食不果腹的窘境令童年时代的老舍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后来在“为富颇仁”的好心人刘大叔的资助之下进入改良私塾，受教于一位极死板而又极有爱心的中年李姓老师。后来依旧在刘大叔的帮助下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读书。小学学习结束之后，他又考取了北京市立三中，但仍因家贫而转考不仅不收学费反而供给膳食费的师范学校。舒庆春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之后顺利毕业，这五年师范教育对于作为屦人之子的舒庆春可谓意义重大。
　　其一，可以将师范学校教育视为老舍文化人格养成的关键五年。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教育的师范教育令老舍既初步确立了守正持中的文化人格，同时，又促进了其家国情怀、民族主义、尚武精神和普通公民对国家的责任担当意识等现代思想的初步形成。这可从他早年创作的《过居庸关》《定战地于石景、金顶二山。我军驻石景作战两次，我先胜而后败。同学各有所记，乃为诗以志胜概》《年光不再，逝者如斯；五载春风，瞬将毕业矣。驽钝依然，前途惘惘，乃感赋四律》等古体诗歌中窥见端倪。
　　其二，师范教育是其安身立命之本。师范学校毕业之后，他即进入社会从事教育管理工作。“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的母亲》）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舒庆春即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小学校长、劝学员等职。1918年，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及国民学校校长。（是年7月18日京师学务局发布第21号“委任令”委派舒庆春任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及国民学校校长。）1919年，他受京师学务局委派与其他四位教师赴江苏等地考察小学教育。1920年，他又被京师学务局委任为郊外北区劝学员。（京师学务局发布第21号“委任令”，调舒庆春充任郊外北区劝学员。）这段时期他经济上相对富足，有闲与有钱的日子，曾让他一度迷失自我：
　　由家里出来，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己快乐的与世界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我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吃。因为看戏有了瘾，我更进一步去和友人们学几句，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酒量不大，而颇好喝，凑上二三知己，便要上几斤；喝到大家都舌短的时候，才正爱说话，说得爽快亲热，真露出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气概来。这的确值得记住的。喝醉归来，有时候把钱包手绢一齐交给洋车夫保存着，第二日醒过来，于伤心中仍略有豪放不羁之感。
　　如此一番的结果是大病一场。病愈之后，作家反思并领悟到有钱有闲的原因导致了恶嗜好的产生，萌生离职的意愿。“打算要不去胡闹，必定先有些正经事作；清闲而报酬優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当然这个时期的经历，也有生活的馈赠与收获。舒庆春的社会阅历渐趋丰富，对市民社会的日常风俗、市民阶层的文化心态、价值取向、道德伦理、行为模式，都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为其日后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他已经拥有一份稳定而且收入较为可观的工作的缘故，特别是他浓厚的市民意识，使他成了时代风潮冷静的旁观者。“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正作一个小学的校长”（《“五四”给了我什么》），“‘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1922年9月，舒庆春因事受到上司的申斥，他趁机辞掉劝学员一职，到南开学校任国文教员。虽然月薪仅有原来的一半左右，他却感到生活无比充实，无比快活。“我又摸着了书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可爱的学生们。……我的活动完全在学校里，心整，生活有规律……”在这期间创作了教育小说《小铃儿》。

执教海外与国内大学

　　1923年，他回到北京，除了工作之外，还在燕京大学旁听英文课，结识英籍教授艾温士。在艾温士的荐举下，1924年夏，舒庆春赴英教书，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开启了他人生中的首次5年之久的海外执教生涯。他曾撰文回忆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书生活。舒庆春当时与许地山住在一起，交流比较多，而且后来是在他的鼓励之下坚定了从事了小说创作的决心和信心。舒庆春一方面根据东方学院的安排教授英国人学习汉语。值得一提的是，他当年还录制了帮助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音频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舒庆春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师之一；另一方面也在通过阅读英国当时流行的小说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尤喜狄更斯的作品。总体而言，东方学院给舒庆春留下了尚佳印象。在那里他接触了各种类型的学生，既有令人尊敬的年长的求学者，也有尚在少年的小学生；既有守规矩的军人学生，当然还有令人讨厌的银行练习生这类中等人家的子弟： 　　没有比英国中等人家的20岁上下的少年再讨厌的了，他们有英国人的一切的讨厌，而英国人所有的好处他们还没有学到，因为他们是正在刚要由孩子变成大人的时候，所以比大人更讨厌。（《东方学院》）
　　东方学院藏书丰富而且极为清静的图书馆，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他的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大部分在这里完成的。
　　1929年夏，老舍结束了在伦敦大学长达5年的教书生涯。离英归国时，他取道巴黎，游览法、德、意三国，历时3个月左右。旅费告罄之前，他决定买票登船东归。无奈囊中羞涩，手中的钱勉强能够购得抵达新加坡的三等船票。船到新加坡之后，他只好下船登陆，遥想自己日思夜想的祖国和牵肠挂肚的亲人。暂居新加坡，需要解决极为现实的吃饭问题和攒足回国的船票费用。别无长技，只能重操旧业——做老师。他先后联系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当地的主事者，最终在中华书局经理徐采明先生的帮助下，谋得了到当地的华侨中学教授当地华人子弟汉语的工作。老舍观察到华侨中学的学生们大多不仅比较热爱中国，思想活跃，同时，亦热爱新文化、新文学；而且富有抗争意识——资本家的子弟却反对其资本家父辈，这令他有些欣慰并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他对学校资方的不满——教员们感到有辱斯文——受到了资方的漠视与怠慢。他有感于华人开发南洋的艰难困苦与傲人的历史伟绩，教书的同时，开始酝酿长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次年2月底，结束在新加坡的教书工作，登船归国。
　　1930年老舍从新加坡回国，在朋友的劝告之下，决定在高等学校中从事教学活动。7月赴济南，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任文学院文学教授”，并负责主编《齐大月刊》。1931年，在齐鲁大学讲授《文学概论》。1934年9月，移居青岛，受聘于国立山东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讲授《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高级作文》等。1936年夏辞去教学工作，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老舍在山东的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执教期间，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一方面亦在从事文学创作。这对于老舍而言，两条战线作战虽感疲惫，但他还是能够胜任这两项工作，而且收获颇丰。他的《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黑白李》《月牙儿》《断魂枪》《新时代的旧悲剧》《骆驼祥子》《选民》（又名《文博士》）以及创作经验谈《老牛破车》和短篇小说集《樱海集》《蛤藻集》都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收获，同时他还在《申报·自由谈》《东方杂志》《论语》《文学》《宇宙风》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值得提及的还有老舍对山东大学学风的肯定及赞赏：
　　“山东”二字满可以用作俭朴肃静的象征，所以山大……不但是个北方大学，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一个。我们常到崂山去玩，可是我们的眼却望着泰山，仿佛是。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能吃苦，使我们静默。往好里说，我们是有一种强毅的精神；往坏里讲，我们有点乡下气。不过，即使我们真有乡下气，我们也会自傲地说，我们是在这儿矫正那有钱有闲来此避暑的那种奢华与虚浮的摩登，因为我们是一群“山东儿”——虽然是在青岛，而所表现的是青岛之冬。（《青岛与山大》）
　　如此盛赞，足见他对执教的山东大学颇有感情。

教育小说与教师形象

　　完成《骆驼祥子》创作之前的老舍，首先是一个教师，其次才是作家。换言之，《骆驼祥子》正式发表之前，他一直是个业余作家，那教师才是他的主业和正业。加之，他又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因此，关于教育理念、方法和如何做一个良师都将是他思考的方面。他在“业余”的创作中也会聚焦于此。
　　首先，关于教育理念。他比较赞同卢梭返归自然遵循儿童实际心智状态的教育理念，他的小说《新爱弥尔》即是生动的例证。卢梭在《爱弥尔》中将教育分为受之于自然、人和事物等三类：“这种教育，我们或是受之于自然，或是受之于人，或是受之于事物。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遵循自然，跟着它给你画出的道路前进。它在继续不断地锻炼孩子；它用各种各样的考验来磨砺他们的性情；它教他們从小就知道什么是烦恼和痛苦。……通过了这些考验，孩子便获得了力量；一到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生命时，生命的本源就更为坚实了。”而人们却常常违反儿童的成长实际将成人的意志强加到孩子的身上，要么操之过急冒进，要么削足适履胡乱套用，总之好心办成了坏事。老舍创作的《新爱弥尔》关于教育理念将儿童当作成人来教育，结果拔苗助长，不仅未能让爱弥尔成才，反而不幸夭折，而愚蠢的教育者并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然固执地相信自己的教育方针与策略的正确性。当然，老舍也不主张“放羊式”的“放养”，正确的引导极其必要。即使有过错的少年儿童，也应该以引导为主，而非简单粗暴的斥退了事。这个意识在其早期创作的《小铃儿》中就生动地体现出来。老舍在家庭教育方面也提出过自己独特的见解：
　　唯儿女聪明不齐，不可勉强，致有损身心。我想，他们能粗识几个字，会点加减法，知道一点历史，便已够了。只要身体强壮，将来学一份手艺，即可谋生，不必非入大学不可。……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你说是不是？教他们多游戏，不要紧逼他们读书习字；书呆子无机会腾达，有机会做官，则必贪污误国，甚为可怕！（《家书一封》）
　　他希望儿童可以保持他们宝贵的童心，他不喜老成持重老气横秋的少年：
　　偶我爱小孩儿，花草，小猫，小狗，小鱼；这些都不“虎事”。尔看见个穿小马褂的“小大人”，我能难受半天，特别是那种所谓聪明的孩子，让我难过。比如说，一群小孩都在那儿看变戏法儿，我也在那儿，单会有那么一两个七八岁的小老头儿说：“这都是假的！”这叫我立刻走开，心里堵上一大块。世界确是更“文明”了，小孩也懂事儿懂得早了，可是我还愿意大家傻一点，特别是小孩。假若小猫刚生下来就会捕鼠，我就不再养猫，虽然他也许是个神猫。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老舍是一个颇具童心之人。 　　其次，关于教师形象的刻画与塑造。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天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对教师最基本最起码的职业要求。作为师范毕业生的老舍对此了然于心。事实上新旧交替的时代之中，教师群体的整体素质亦良莠不齐。有堪称行为世范的良师，也有败德恶行中的丑类。《老张的哲学》中就塑造了一个教师中的败类。张明德乃职业、信仰均为“钱本位”。他表面上是教书育人的老师，而实际上还兼着商人与“游击”之职；回、耶、释无论哪一种信仰，只要是对自己有利哪一种都无所谓。“营商，为钱；当兵，为钱；办学堂，也为钱！同时教书营商又当兵，则财通四海利达三江矣！此之谓 ‘三位一体’；此之谓‘钱本位而三位一体’”，名为教师实则为市侩无赖，盗名欺世。《一筒炮台烟》阚进一是位兢兢业业，教书育人的模范老师，他认为教育是神圣的事业。他安守教师的本分，认认真真教书。他自尊自强自爱，拙于应酬，甚至可以说痛恨应酬。“凭自己的本领挣饭吃，应酬什么呢？”他淡泊名利，更是对金钱无感。他是位师德高尚的教师，即使处在抗战艰困时期，依然还能够坚守知识分子的清高与自洁精神。他只是觉得帮助他人天经地义不需要宣扬，更不需要索取回报。因此，当他发现了朋友为表达谢意而将3000元钱放到炮台烟的烟筒里时候，他决意将其归还朋友。他认为这是不义之财，即使是自己朋友的馈仪。他更是认为朋友是在贿赂自己，收下将有辱自己的名声。当妻子责难他时，他劝慰妻子说：“天无绝人之路，咱们必有办法。无论什么吧，咱们的儿女必要生得干净！生得干净！” 《大悲寺外》中塑造了两位“人中的南北极”有着悬壤之别的教师形象——黄先生与手工教师。人届中年的学监黄先生，天性淳厚，有着一颗仁慈之心，做人温和诚恳，乐于助人，做事负责，忠于职守，甚至将其薪酬的三分之一拿来资助学生。与黄先生截然不同的另一位“先生”是手工教师，他品德低下，毫无操守，讨好迁就学生，教唆怂恿年轻气盛易冲动的不良学生围攻黄先生并导致其因势过重而过世。小说中的手工教师，亦是混入教师队伍的阴险宵小之徒。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文博士》与《四世同堂》中分别塑造了三个性格丰满的现代教师的形象，意欲独善其身的曹先生与葆有做人良知、不屑于蝇营狗苟的唐振华以及在爱国与护家两难抉择中左冲右突的祁瑞宣。
　　20世纪30年代末期，老舍曾在《教育通讯》（第二十六期，1938年9月17日）上发表《教育与文艺》一文表明了对于教师与作家关系的看法：
　　文藝者的大胆使他前进，教育者的慈善使他慎重。前进，往往忽略了事实上的困难，或有时候以极脆弱的论证支持着极沉重的结论。慎重，往往趋于保守；把事业看成职业，率由旧章的做下去，由不敢改善而入于不便多事。二者都有好处，也都有弊病。只有二者能常接近，然后慎重的人才能见到最新的思想，虽然不能马上采用，究竟要迎上前去，不甘落伍；即使不能一时全盘变更，至少在思想上能更与新时代接近，更能明白新时代的青年的心理与问题。每个教师都当成为“师之时者”，不当成为教书匠。所以，他必须以文艺及文艺者为友。同时，文艺者若能与教育者往来，便也知道这些事实的真困难在哪里，而不至于抱着个虚无的理论与理想，创造出虚无的人物与事实。这是两有益的事。
　　…… ……
　　他们（教育家与文艺家，引者注）为了事业，为了民族，都应当携起手来。只有教育家能最亲切的批评文艺者的产品，因为教育家是最明白人类心理的。只有文艺家能最亲切地批评教育家的工作，因为文艺者是最关心人类幸福的。他们两家若能成为朋友，教育家必须贡献给文艺家以关于人的知识，文艺家必能贡献给教育家以很好的意见。这种交换与互助无疑的是极可宝贵的。
　　这其实亦足以说明，老舍在创作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其双重身份的特殊性及努力协调两者之间达到微妙的平衡。
　　教师兼作家与作家兼教师，老舍比较从容地切换着自己的身份。作为师者，他是良师益友，而且还是位将中国文化向海外传播的早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师；作为作家，他是位文学巨匠，创造出了堪称经典的不朽之作。总之，老舍对于教师作家两种工作达到了兼胜双优的卓越境界。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