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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人才的成才渠道各有不同，但都绕不过读书学习这一路径。正如诸葛亮诫子所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a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大都把督促激励学习、创造学习条件和自己带头学习看作是培育人才的重要手段。
三国时期，孙权曾劝大将吕蒙多读点书，吕蒙回答军中事务繁忙，没有时间读书。孙权批评说：“难道我要求你像博士一样专门研究经书吗？只不过是让你多了解一些过去的事情。你说事务繁多，难道比我的事还多？我少年时读过《诗经》《尚书》《礼记》《左传》《国语》，只是没读过《易经》。自统领江东以来，我又读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和各家兵书，自己感觉大有所益。”讲了自己的体会后，孙权又说：“汉光武帝当年在指挥作战的岁月，仍手不释卷。曹操也说自己是老而好学。你为什么就不能自勉呢？”并当场开出了学习书目：“你现在急需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吕蒙于是勤奋读书。鲁肃原来看不起吕蒙，认为他只不过就是一介武夫而已。后来鲁肃接替周瑜当了全军主帅，经过吕蒙驻扎的地方，发现吕蒙的文采韬略与以前判若两人，吕蒙还为鲁肃如何对付关羽出了三条好计策。鲁肃对吕蒙肃然起敬，说吕蒙“再也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吕蒙说：“士别三日，就该刮目相看。”a孙权为什么要让吕蒙读书？因为他看准了吕蒙是一个难得的后备人才，要培养他，而且认定鼓励学习是培养人才的好方法。鲁肃死后，吕蒙果然接替鲁肃成为东吴军队的主帅。
唐太宗在即位的第二年，便在兴学育人方面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扩大了国学规模和招生名额，在国学中建造房舍四百间，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俊士等各类学校都增加学生名额，书学（培养书法人才）、算学（培养天文、数学人才）各学校增设博士和学生，而且准许境外的人前来游学。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的首领，也都派遣子弟前来学习，达几百人之多。这样，在国学之内，读书的和讲学的，差不多达到万人。儒学之兴盛，前所未闻。b
唐太宗废掉李承乾之后，将李治立为太子。为了把李治培养好，让他将来能当一个合格的皇帝，唐太宗撰写了《帝范》一书赐给李治。书中写道：“教化百姓培育人才，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家学习。”又说：“不临深渊，不能感到大地的深厚；不读书学习，不知道人的聪明智慧是从哪里来的。”“虽然人天生就有思辨的能力，但没有坚持不懈的学习也是不会有成就的。”唐太宗明确告诉李治，要想当一个好皇帝，不读书是不行的。他说：“要想端身拱手、轻松自如便能了解天下事，不去刻意做什么就能借鉴古今治国经验，英名远扬，国家富强，光耀天下而不朽，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学习。”a
除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手段之外，古人还把读书学习当成普遍提高人员素质的有效措施。元代，朝廷针对大批吏员（机关辅助公职人员）文化不高、不识大体的现状，对他们提出了参加“在职培训”的要求。至元九年（1272）八月，中书省和御史台呈请说：“府、州、司（各地安抚司等）、县的吏员，幼年时就因各种原因不上学了，后来就充当衙门的差役。这些人对礼仪之教浑然不知，而对贿赂请托这一套却越来越熟悉，日积月累，熏染成性。待到他们年长，便在官府任事，往往贪赃枉法，有的就被判刑入狱，‘盖因未尝读书心术不正所致’。”中书省和御史台紧接着提出了解决措施：“今后各地各衙门的吏员，在办公之中的闲暇时间，要听从长官的约束，接受品学优秀人员的教育培训，只要能够粗略学习一部经书一部史书，略通义理，便足以正心修身，革除贪图便宜、拉关系走后门的坏毛病，说不定还能成为有涵养的有用之才。”b虽然不能说只要读书学习就一定廉洁奉公，但可以说读书学习是普遍提高人员素质的好办法。值得一提的是，七百多年以前，能够提出这种利用工作中的闲暇时间，随时随地进行“在职培训”的好办法，真是难能可贵！
古人认为，读书学习不仅长知识，增才能，还能益品德。荀子说：“君子如能博学，又能做到一日三省，那么他就能做到智慧通达，而且行为没有过错。”c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对策时也说过：“一般的玉石不经雕琢，不能自成文彩；君子不通过学习，就不会形成他所应该具有的好品德。”a按照董仲舒的说法，一个人成型完整的好品德是通过学习形成的，这应该是对的。像“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高境界，只有像孟子、范仲淹这样的博学者才能在脑子里升华出来。但有些命题反过来就不成立了，君子品德要靠学习养成，可博学者不一定都具有君子的品德。凡通过学习增益品德者，大概都像上面荀子所讲的，不但努力学习，而且还能“一日三省”，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不断加强自身修养。
读书学习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方法，学习内容是决定培养质量的关键。学什么，怎么学，历来备受关注。唐代谏议大夫褚遂良曾在一次上疏中向唐太宗建议如何教育皇子的事，其中说道：“我看到《左传》里说：‘爱子教以义方。’什么是义方呢？忠、孝、恭、俭，就叫义方。”b施以忠诚、孝顺、谦恭、节俭方面的教育，都属于品德教育。古人认为，教育子孙、培养人才，首先要抓好品德教育，这是教育成功的关键。
为什么培养人才首重品德教育？古代主流思想认为：立人先立德；德不立，终不能立人。这一思想与使用人才的德才观是一致的。古代公认的用人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古往今来的成才和用人经验都说明，培养人才既要重视对文化知识和才能的培养，更要重视对品德的培养，而且要把品德教育放在首位。
古代所提倡的德行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内容非常丰富，有的概括为“忠、孝、节、义”，有的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语》里又特别强调“仁”和“恕”，清代又提出官员要“清、慎、勤”，等等。对青少年进行品德教育应有所侧重，褚遂良将教育子弟的“义方”解释为“忠、孝、恭、俭”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忠孝是传统道德的核心，先知忠孝，才能后知节义；谦恭才能见贤思齐，修身正己，养成良好的品质；而“俭以养德”，在家节俭可以保证足食，为政节俭可以保证清廉。
单以节俭而论，这是立志成才、矢志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者的必备品格，所以古人非常重视关于节俭的教育。《弟子规》中有几句话：“惟德学，惟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郁闷，不高兴）。”又说：“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意思是说，着装贵在整洁大方，不贵在奢华，要符合自己的职业和身份，不能超出家庭经济状况去追求高档。若今天的学校多搞点这样的教育，孩子们也不至于从小学开始就互相比着穿名牌；若从小将这些教导入心入脑，养成品格，便不至于做官之后贪腐无状。清康熙时，有一位大臣说：“今天下大患，实由于文臣剥民以奉己，武臣克兵以肥家。”康熙帝说道：“俭以成廉，侈以成贪，这是必然的道理。”a
品德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古人在这方面亦有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比如，随时随事进行教育。长辈教育子弟多使用这一办法，往往事先并无计划，遇到某种场合、某项事情，见景生情，偶有所感，便对子弟教育一番。史载，唐太宗见太子吃饭、骑马、乘船等，都不失时机地教育太子要体恤百姓，爱惜物力，居安思危。
又如，针对做官后容易出现的问题，经常进行告诫教育。在这方面，朱元璋做得比较突出。他说：“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于粗鄙则失于骄蹇。”b有才能的人志得意满之后，如果不注意谨慎守法和戒骄戒躁，最容易在两方面栽跟头，一是贪腐，二是骄纵傲慢。因此他告诫臣子们说：“譬如驱马能戒于险阻则不坠，肆意于平旷则颠蹶。”a骑马如能多加小心，即使在险要难走的地方也不会掉下马来；如果粗心大意，就是在平原旷野也会翻落马下。朱元璋说他经常“以此自警”，希望与大家共勉。
再如，针对被培养者的缺点，有的放矢进行教育。宋朝时，鞠咏以文学出众受到王化基的赏识。王化基担任杭州知府时，鞠咏进士及第，被派往杭州仁和县担任知县。鞠咏分到了王化基的手下，自认为王化基是自己的文学知己，当然非常高兴，将上任时，先写了一封信连同自己作的诗，寄给了王化基，以感谢王公过去对自己的提携鼓励，并说如今又成了王公的下属，今后可以以文字相乐了。王化基看出他存在骄傲情绪，有些得意忘形，便没有答复他的信。等鞠咏到任后，王化基对他没有任何特殊禮遇，反而对他的工作督促得非常严格。鞠咏大失所望，对于旧相知会照顾自己这件事，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从而专心投入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王化基入朝成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第一个推荐提拔的就是鞠咏。有人问其中缘故，王公说：“凭鞠咏的才气，他不愁将来没有好的发展，我所担心的是他过于自负和骄傲。我故意压抑他，目的是让他提高品德修养。”b从王化基的做法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人才，不能只看到他的才气，更要关注他的品德修养；对于自己所欣赏的人，不是宠着他、照顾他，而是针对他的缺点给予严格要求，这样才有可能将一棵“好苗子”培养成栋梁之材。
三国时期，孙权曾劝大将吕蒙多读点书，吕蒙回答军中事务繁忙，没有时间读书。孙权批评说：“难道我要求你像博士一样专门研究经书吗？只不过是让你多了解一些过去的事情。你说事务繁多，难道比我的事还多？我少年时读过《诗经》《尚书》《礼记》《左传》《国语》，只是没读过《易经》。自统领江东以来，我又读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和各家兵书，自己感觉大有所益。”讲了自己的体会后，孙权又说：“汉光武帝当年在指挥作战的岁月，仍手不释卷。曹操也说自己是老而好学。你为什么就不能自勉呢？”并当场开出了学习书目：“你现在急需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吕蒙于是勤奋读书。鲁肃原来看不起吕蒙，认为他只不过就是一介武夫而已。后来鲁肃接替周瑜当了全军主帅，经过吕蒙驻扎的地方，发现吕蒙的文采韬略与以前判若两人，吕蒙还为鲁肃如何对付关羽出了三条好计策。鲁肃对吕蒙肃然起敬，说吕蒙“再也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吕蒙说：“士别三日，就该刮目相看。”a孙权为什么要让吕蒙读书？因为他看准了吕蒙是一个难得的后备人才，要培养他，而且认定鼓励学习是培养人才的好方法。鲁肃死后，吕蒙果然接替鲁肃成为东吴军队的主帅。
唐太宗在即位的第二年，便在兴学育人方面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扩大了国学规模和招生名额，在国学中建造房舍四百间，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俊士等各类学校都增加学生名额，书学（培养书法人才）、算学（培养天文、数学人才）各学校增设博士和学生，而且准许境外的人前来游学。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的首领，也都派遣子弟前来学习，达几百人之多。这样，在国学之内，读书的和讲学的，差不多达到万人。儒学之兴盛，前所未闻。b
唐太宗废掉李承乾之后，将李治立为太子。为了把李治培养好，让他将来能当一个合格的皇帝，唐太宗撰写了《帝范》一书赐给李治。书中写道：“教化百姓培育人才，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家学习。”又说：“不临深渊，不能感到大地的深厚；不读书学习，不知道人的聪明智慧是从哪里来的。”“虽然人天生就有思辨的能力，但没有坚持不懈的学习也是不会有成就的。”唐太宗明确告诉李治，要想当一个好皇帝，不读书是不行的。他说：“要想端身拱手、轻松自如便能了解天下事，不去刻意做什么就能借鉴古今治国经验，英名远扬，国家富强，光耀天下而不朽，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学习。”a
除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手段之外，古人还把读书学习当成普遍提高人员素质的有效措施。元代，朝廷针对大批吏员（机关辅助公职人员）文化不高、不识大体的现状，对他们提出了参加“在职培训”的要求。至元九年（1272）八月，中书省和御史台呈请说：“府、州、司（各地安抚司等）、县的吏员，幼年时就因各种原因不上学了，后来就充当衙门的差役。这些人对礼仪之教浑然不知，而对贿赂请托这一套却越来越熟悉，日积月累，熏染成性。待到他们年长，便在官府任事，往往贪赃枉法，有的就被判刑入狱，‘盖因未尝读书心术不正所致’。”中书省和御史台紧接着提出了解决措施：“今后各地各衙门的吏员，在办公之中的闲暇时间，要听从长官的约束，接受品学优秀人员的教育培训，只要能够粗略学习一部经书一部史书，略通义理，便足以正心修身，革除贪图便宜、拉关系走后门的坏毛病，说不定还能成为有涵养的有用之才。”b虽然不能说只要读书学习就一定廉洁奉公，但可以说读书学习是普遍提高人员素质的好办法。值得一提的是，七百多年以前，能够提出这种利用工作中的闲暇时间，随时随地进行“在职培训”的好办法，真是难能可贵！
古人认为，读书学习不仅长知识，增才能，还能益品德。荀子说：“君子如能博学，又能做到一日三省，那么他就能做到智慧通达，而且行为没有过错。”c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对策时也说过：“一般的玉石不经雕琢，不能自成文彩；君子不通过学习，就不会形成他所应该具有的好品德。”a按照董仲舒的说法，一个人成型完整的好品德是通过学习形成的，这应该是对的。像“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高境界，只有像孟子、范仲淹这样的博学者才能在脑子里升华出来。但有些命题反过来就不成立了，君子品德要靠学习养成，可博学者不一定都具有君子的品德。凡通过学习增益品德者，大概都像上面荀子所讲的，不但努力学习，而且还能“一日三省”，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不断加强自身修养。
读书学习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方法，学习内容是决定培养质量的关键。学什么，怎么学，历来备受关注。唐代谏议大夫褚遂良曾在一次上疏中向唐太宗建议如何教育皇子的事，其中说道：“我看到《左传》里说：‘爱子教以义方。’什么是义方呢？忠、孝、恭、俭，就叫义方。”b施以忠诚、孝顺、谦恭、节俭方面的教育，都属于品德教育。古人认为，教育子孙、培养人才，首先要抓好品德教育，这是教育成功的关键。
为什么培养人才首重品德教育？古代主流思想认为：立人先立德；德不立，终不能立人。这一思想与使用人才的德才观是一致的。古代公认的用人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古往今来的成才和用人经验都说明，培养人才既要重视对文化知识和才能的培养，更要重视对品德的培养，而且要把品德教育放在首位。
古代所提倡的德行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内容非常丰富，有的概括为“忠、孝、节、义”，有的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语》里又特别强调“仁”和“恕”，清代又提出官员要“清、慎、勤”，等等。对青少年进行品德教育应有所侧重，褚遂良将教育子弟的“义方”解释为“忠、孝、恭、俭”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忠孝是传统道德的核心，先知忠孝，才能后知节义；谦恭才能见贤思齐，修身正己，养成良好的品质；而“俭以养德”，在家节俭可以保证足食，为政节俭可以保证清廉。
单以节俭而论，这是立志成才、矢志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者的必备品格，所以古人非常重视关于节俭的教育。《弟子规》中有几句话：“惟德学，惟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郁闷，不高兴）。”又说：“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意思是说，着装贵在整洁大方，不贵在奢华，要符合自己的职业和身份，不能超出家庭经济状况去追求高档。若今天的学校多搞点这样的教育，孩子们也不至于从小学开始就互相比着穿名牌；若从小将这些教导入心入脑，养成品格，便不至于做官之后贪腐无状。清康熙时，有一位大臣说：“今天下大患，实由于文臣剥民以奉己，武臣克兵以肥家。”康熙帝说道：“俭以成廉，侈以成贪，这是必然的道理。”a
品德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古人在这方面亦有不少好的做法和经验。比如，随时随事进行教育。长辈教育子弟多使用这一办法，往往事先并无计划，遇到某种场合、某项事情，见景生情，偶有所感，便对子弟教育一番。史载，唐太宗见太子吃饭、骑马、乘船等，都不失时机地教育太子要体恤百姓，爱惜物力，居安思危。
又如，针对做官后容易出现的问题，经常进行告诫教育。在这方面，朱元璋做得比较突出。他说：“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于粗鄙则失于骄蹇。”b有才能的人志得意满之后，如果不注意谨慎守法和戒骄戒躁，最容易在两方面栽跟头，一是贪腐，二是骄纵傲慢。因此他告诫臣子们说：“譬如驱马能戒于险阻则不坠，肆意于平旷则颠蹶。”a骑马如能多加小心，即使在险要难走的地方也不会掉下马来；如果粗心大意，就是在平原旷野也会翻落马下。朱元璋说他经常“以此自警”，希望与大家共勉。
再如，针对被培养者的缺点，有的放矢进行教育。宋朝时，鞠咏以文学出众受到王化基的赏识。王化基担任杭州知府时，鞠咏进士及第，被派往杭州仁和县担任知县。鞠咏分到了王化基的手下，自认为王化基是自己的文学知己，当然非常高兴，将上任时，先写了一封信连同自己作的诗，寄给了王化基，以感谢王公过去对自己的提携鼓励，并说如今又成了王公的下属，今后可以以文字相乐了。王化基看出他存在骄傲情绪，有些得意忘形，便没有答复他的信。等鞠咏到任后，王化基对他没有任何特殊禮遇，反而对他的工作督促得非常严格。鞠咏大失所望，对于旧相知会照顾自己这件事，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从而专心投入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王化基入朝成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第一个推荐提拔的就是鞠咏。有人问其中缘故，王公说：“凭鞠咏的才气，他不愁将来没有好的发展，我所担心的是他过于自负和骄傲。我故意压抑他，目的是让他提高品德修养。”b从王化基的做法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人才，不能只看到他的才气，更要关注他的品德修养；对于自己所欣赏的人，不是宠着他、照顾他，而是针对他的缺点给予严格要求，这样才有可能将一棵“好苗子”培养成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