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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的信仰和治军模式混合了中国的传统伦理和基督教,归根到底是一种实用主义
从民国初期,冯玉祥就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一个独特的称号——“基督将军”。
在许多早期传教士写的书中,冯玉祥都被寄予厚望,他的皈依和作为被赞美为一名“耶稣基督的好兵”。
少年时期的冯玉祥曾对“洋教”充满了仇恨。14岁入伍时,保定府发生瘟疫,他放枪打过福音堂的门匾。他有时也会跑到福音堂捣乱。有一次,当他听到神父讲经说“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立马和几个同伴抬起教堂的桌子就走。看到神父无言以对,大笑着扬长而去。
很快,冯玉祥就被一连串的亲身经历所震动:当时义和团举事,把保定天主教堂的全体教士逮捕杀害。临刑前,一个叫“莫姑娘”的女传教士突然提出只杀她一人而释放其他传教士的要求。这种牺牲自我的殉教精神让他第一次对“洋教”产生了好感。
1905年,冯玉祥因病住进了崇文门医院。他受到了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当他表示感谢时,医生们说:“不要谢我,请你谢谢上帝。”这让他非常感动
冯玉祥是个情感丰富的人,他更为信徒们严谨的生活态度而心动:基督徒中没有人吸食鸦片;无论贫富子女都上学;都有相当的事业,无游手好闲之人,妇女没有缠足的。“就这简单的几条,使我非常羡慕。当时我想,全中国的人民若人人都能如此,国家必定慢慢的有办法,社会必定慢慢的有起色,因此我对基督教的态度就一天天不同了。”
1915年,冯玉祥在北京亚斯里教堂,由著名的中国牧师刘芳为他行洗礼。
冯在北洋时期的文治武功都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还深深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
1923年,冯玉祥的发妻刘氏病故。这位威武的上将军一下子成了京城头号的“钻石王老五”,连总统曹锟都想把自己的千金嫁给他。据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冯玉祥当时给姑娘们出了一道考题:“为什么嫁我?”当教友宋发祥给他送来一份答案——“上帝派我来监督你,怕你做坏事。”冯玉祥一看大喜过望,说“这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婆婆亲口告诉我,他们是唐悦良夫妇撮合的。”余华心笑着否认:“他们当时约冯先生去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一眼看中了正在演讲的她。结婚时,她还问过我公公说:你怎么看上我的?我公公说,我看上你的天真烂漫。”
李德全是一个不同于刘氏的新式女性。她毕业于北京汇文女子大学,才干卓著,担任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婚后,除教子持家,她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军中妇女教育及伤兵慰劳等事上,她很受官兵们的爱戴。在冯玉祥的政治生涯中,她成为他有力的臂膀,并在冯联孙和联蒋之中都发挥过作用。解放后,她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并出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基督教义契合了冯玉祥希望改变社会的救世抱负。他仍然是个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只不过,他发现,在社会实践和个人道德方面,基督徒表现得更为成功。由此,他把基督教视为一种更有效率的道德规范,他曾坦承,中国有“吃教派”、“信教派”,而他就要做一个“用教派”。
“基督治军”是冯玉祥凝聚军心最独特的方式。军中设有随军牧师,在近代史上除太平天国之外,冯玉祥是唯一之人。
1918年在常德占下地盘之后,冯玉祥开始在自己的军队里进行系统的传教。在营房建立教堂,每逢礼拜天,请牧师向全体军官讲道,并提倡查经、祷告、赞美、主日等仪式。冯玉祥还亲自为士兵宣教教义。
在他的鼓动下,大批军官受洗入教。根据传教士的一份报告:到1924年,冯玉祥在京出任陆军检阅使,手下3万余人中信教过半,其中军官受洗者十之八九。当年2月,冯部有千余名官兵受洗,8月,又有5000人在南苑受洗。冯部高级将领如张之江、李鸣钟等都是虔诚的教徒。
他选择一些合乎自己需要的基督教义内容,编写了士兵教育读本《军人精神书》,分为《道德精神》、《爱国精神》和《军纪精神》,即“三精神书”。把中国的圣贤传、传统的道德观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并大量引用曾、颜、子路、墨子的故事。
余华心的父亲余心清就是在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时成为随军牧师。他毕业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很快就得到冯的赏识,担任随军总牧师,并出任冯部育德中学校长、开封训政学院院长。他后来进入军政界,成为著名的“红色牧师”。
在开封南门外小校场上,站在第一排的第11师学兵尹心田第一次聆听这位总牧师的布道。他很少像其他牧师那样讲圣经、讲天国,而是大讲世界革命潮流,大讲中国人民的苦难,大讲革命军人肩负的救国救民重任。深入浅出、侃侃而谈,有事实、有理论,语言生动活泼。
基督教成为凝聚冯军的思想纽带。相比其他的军阀部队,冯军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纪律严明、素质优良。每到一处,人们都向他们投以诧异的目光。冯玉祥的部队由此赢得“基督雄狮”的美誉,被称为“模范旅”。
这样的信仰显然是有巨大缺陷的。一位冯的贴身随从说,冯玉祥皈依基督教十载,仍“不很理解深奥的基督教教义”。这也从他家人那里得到了证实——他每天读经,学习,但“不做祷告的,我从来没听家人说他做祷告”。
在冯玉祥一生中,他对曾国藩是极为崇拜的。他曾把《曾胡治兵语录》定为治军的金科玉律,并定为部属的必修读物。他尤其折服于曾国藩以转移社会风气自命的观点。曾国藩在《原才》中论述,认为只要由少数有地位的人以身作则为“天下倡”,就可以使社会风气得到转移。曾有人向他求字,冯玉祥以手书《原才》一文赠之。
他立志作一个“清官”和“好官”,一有机会就在所辖区域实行“德政”,办学办厂,所到之处立即着手净化社会空气,剪除吸毒、赌博和卖淫等社会恶习。
1928年北伐成功后,冯玉祥抵达南京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竟然引起南京官场一片恐慌,赶忙关闭了一些妓院和赌场,并对某些自由散漫的政府工作人员规定上班时间。在南京时期,这位大员身穿普通士兵的制服,头戴破草帽,脚登粗布鞋,出入乘坐大货车,言谈举止极为引人注目。
有人讽刺他“矫揉造作,不近人情”,“立异为高,沽名钓誉”。但和冯玉祥在一起很久的人则会为他辩护——“你说他假,他几十年如一日,假到底了也就是真。”
军事上失败后,冯玉祥更把“立言”和“立行”作为自己对社会贡献的价值。他身后留下了大量文字,日记、还有回忆录和各种读书笔记。如果参照许多重大事件当事人的回忆,他的自述和回忆录中,确实存在不少与事实有出入、文过饰非的地方。这也给部分人攻击他的“伪善”提供了口实。
“我想,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余华心认为。
从苏联回来后,他不再在军中布道。在国民军的日常思想灌输和他的讲话中,孙中山开始取代上帝的位置。从某些方面看,在激发官兵热忱上,三民主义和孙中山的遗嘱显然比基督教义有效得多。自此,驻华外国记者不再称他为“基督将军”,而冠之为“赤色将军”。
命运是如此的奇特。1927年,蒋介石为追求宋美龄,“临时”入了教。根据最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来看,晚年的蒋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失败折断了这个“强人”的骄傲与诡诈。
这两位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基督徒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信仰之路。
从民国初期,冯玉祥就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一个独特的称号——“基督将军”。
在许多早期传教士写的书中,冯玉祥都被寄予厚望,他的皈依和作为被赞美为一名“耶稣基督的好兵”。
少年时期的冯玉祥曾对“洋教”充满了仇恨。14岁入伍时,保定府发生瘟疫,他放枪打过福音堂的门匾。他有时也会跑到福音堂捣乱。有一次,当他听到神父讲经说“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立马和几个同伴抬起教堂的桌子就走。看到神父无言以对,大笑着扬长而去。
很快,冯玉祥就被一连串的亲身经历所震动:当时义和团举事,把保定天主教堂的全体教士逮捕杀害。临刑前,一个叫“莫姑娘”的女传教士突然提出只杀她一人而释放其他传教士的要求。这种牺牲自我的殉教精神让他第一次对“洋教”产生了好感。
1905年,冯玉祥因病住进了崇文门医院。他受到了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当他表示感谢时,医生们说:“不要谢我,请你谢谢上帝。”这让他非常感动
冯玉祥是个情感丰富的人,他更为信徒们严谨的生活态度而心动:基督徒中没有人吸食鸦片;无论贫富子女都上学;都有相当的事业,无游手好闲之人,妇女没有缠足的。“就这简单的几条,使我非常羡慕。当时我想,全中国的人民若人人都能如此,国家必定慢慢的有办法,社会必定慢慢的有起色,因此我对基督教的态度就一天天不同了。”
1915年,冯玉祥在北京亚斯里教堂,由著名的中国牧师刘芳为他行洗礼。
冯在北洋时期的文治武功都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还深深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
1923年,冯玉祥的发妻刘氏病故。这位威武的上将军一下子成了京城头号的“钻石王老五”,连总统曹锟都想把自己的千金嫁给他。据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冯玉祥当时给姑娘们出了一道考题:“为什么嫁我?”当教友宋发祥给他送来一份答案——“上帝派我来监督你,怕你做坏事。”冯玉祥一看大喜过望,说“这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婆婆亲口告诉我,他们是唐悦良夫妇撮合的。”余华心笑着否认:“他们当时约冯先生去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一眼看中了正在演讲的她。结婚时,她还问过我公公说:你怎么看上我的?我公公说,我看上你的天真烂漫。”
李德全是一个不同于刘氏的新式女性。她毕业于北京汇文女子大学,才干卓著,担任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婚后,除教子持家,她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军中妇女教育及伤兵慰劳等事上,她很受官兵们的爱戴。在冯玉祥的政治生涯中,她成为他有力的臂膀,并在冯联孙和联蒋之中都发挥过作用。解放后,她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并出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基督教义契合了冯玉祥希望改变社会的救世抱负。他仍然是个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只不过,他发现,在社会实践和个人道德方面,基督徒表现得更为成功。由此,他把基督教视为一种更有效率的道德规范,他曾坦承,中国有“吃教派”、“信教派”,而他就要做一个“用教派”。
“基督治军”是冯玉祥凝聚军心最独特的方式。军中设有随军牧师,在近代史上除太平天国之外,冯玉祥是唯一之人。
1918年在常德占下地盘之后,冯玉祥开始在自己的军队里进行系统的传教。在营房建立教堂,每逢礼拜天,请牧师向全体军官讲道,并提倡查经、祷告、赞美、主日等仪式。冯玉祥还亲自为士兵宣教教义。
在他的鼓动下,大批军官受洗入教。根据传教士的一份报告:到1924年,冯玉祥在京出任陆军检阅使,手下3万余人中信教过半,其中军官受洗者十之八九。当年2月,冯部有千余名官兵受洗,8月,又有5000人在南苑受洗。冯部高级将领如张之江、李鸣钟等都是虔诚的教徒。
他选择一些合乎自己需要的基督教义内容,编写了士兵教育读本《军人精神书》,分为《道德精神》、《爱国精神》和《军纪精神》,即“三精神书”。把中国的圣贤传、传统的道德观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并大量引用曾、颜、子路、墨子的故事。
余华心的父亲余心清就是在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时成为随军牧师。他毕业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很快就得到冯的赏识,担任随军总牧师,并出任冯部育德中学校长、开封训政学院院长。他后来进入军政界,成为著名的“红色牧师”。
在开封南门外小校场上,站在第一排的第11师学兵尹心田第一次聆听这位总牧师的布道。他很少像其他牧师那样讲圣经、讲天国,而是大讲世界革命潮流,大讲中国人民的苦难,大讲革命军人肩负的救国救民重任。深入浅出、侃侃而谈,有事实、有理论,语言生动活泼。
基督教成为凝聚冯军的思想纽带。相比其他的军阀部队,冯军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纪律严明、素质优良。每到一处,人们都向他们投以诧异的目光。冯玉祥的部队由此赢得“基督雄狮”的美誉,被称为“模范旅”。
这样的信仰显然是有巨大缺陷的。一位冯的贴身随从说,冯玉祥皈依基督教十载,仍“不很理解深奥的基督教教义”。这也从他家人那里得到了证实——他每天读经,学习,但“不做祷告的,我从来没听家人说他做祷告”。
在冯玉祥一生中,他对曾国藩是极为崇拜的。他曾把《曾胡治兵语录》定为治军的金科玉律,并定为部属的必修读物。他尤其折服于曾国藩以转移社会风气自命的观点。曾国藩在《原才》中论述,认为只要由少数有地位的人以身作则为“天下倡”,就可以使社会风气得到转移。曾有人向他求字,冯玉祥以手书《原才》一文赠之。
他立志作一个“清官”和“好官”,一有机会就在所辖区域实行“德政”,办学办厂,所到之处立即着手净化社会空气,剪除吸毒、赌博和卖淫等社会恶习。
1928年北伐成功后,冯玉祥抵达南京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竟然引起南京官场一片恐慌,赶忙关闭了一些妓院和赌场,并对某些自由散漫的政府工作人员规定上班时间。在南京时期,这位大员身穿普通士兵的制服,头戴破草帽,脚登粗布鞋,出入乘坐大货车,言谈举止极为引人注目。
有人讽刺他“矫揉造作,不近人情”,“立异为高,沽名钓誉”。但和冯玉祥在一起很久的人则会为他辩护——“你说他假,他几十年如一日,假到底了也就是真。”
军事上失败后,冯玉祥更把“立言”和“立行”作为自己对社会贡献的价值。他身后留下了大量文字,日记、还有回忆录和各种读书笔记。如果参照许多重大事件当事人的回忆,他的自述和回忆录中,确实存在不少与事实有出入、文过饰非的地方。这也给部分人攻击他的“伪善”提供了口实。
“我想,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余华心认为。
从苏联回来后,他不再在军中布道。在国民军的日常思想灌输和他的讲话中,孙中山开始取代上帝的位置。从某些方面看,在激发官兵热忱上,三民主义和孙中山的遗嘱显然比基督教义有效得多。自此,驻华外国记者不再称他为“基督将军”,而冠之为“赤色将军”。
命运是如此的奇特。1927年,蒋介石为追求宋美龄,“临时”入了教。根据最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来看,晚年的蒋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失败折断了这个“强人”的骄傲与诡诈。
这两位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基督徒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信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