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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遭“四人帮”诬蔑歪曲的三十年代文学得到拨乱反正以后，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有少数几个出版社开始择优重印。这对我们这些三十年代过来人而言，确是别有滋味在心头的。
去冬，得广州花城出版社来信。信中说：
前些日子，肖乾同志向我们推荐您在一九三七年编辑由茅盾等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良友出版)。经研究，我们认为此书很有重版价值，拟列入明年一季度出版计划(严文井同志很赞成此议)。现特去函征求您的意见。如蒙俯允，建议您写一篇再版前言或后记。
来信最后还要我寄一本完整的样书去，他们手头向肖乾借用的本子有缺页。这才使我想起日本帝国主义者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在上海挑起的战火，引爆我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当时，我有几套编辑出版方面的理想计划都随之而破灭，这部《短篇佳作集》是其中之一。原来计划每年出一卷，成为一年一度的小说年选，也因此无以为继。值得庆幸的是一九三七年的第一卷已于年初出版，并且在上半年连印三版共七千册，这在当年已是颇为可观的销数了。今天，却不但我的私人藏书久无此书，专售旧书的上海书店也无货供应。幸赖上海图书馆还藏有此书的布面精装本，连封套都完整无缺，我急忙借来，把这“孤本”寄往“花城”，好让这个母本去下蛋繁殖，广为传布。让更多的爱好文学的青年从这本四十五年前的小说年选中去追踪觅迹，从而懂得今天已享盛名的老作家，怎样在他们文学生涯的最早一个时期，或是在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时，已经写下了传世的好作品。由于他们中的极大多数都扎根于生活，扎根于群众，作品反映的正是抗战前夕已成为人间地狱的旧中国的苦难时代。看看作者在文章中写到日帝侵略军时，只能用“穿黄呢制服的××军”来代替，写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时，又改用“穿灰衣裳的兵”，当时的出版界，连最起码的出版自由都没有。再把他们笔下所描写的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比比四十五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新社会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才会进一步体会到我们这里早已换了人间。
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同志中，有人称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的上海进步出版界为杂志年，这有一定的根据。有个统计说，一九三六年上海出的期刊多达三百零八种①。文艺刊物真似雨后春笋，四马路上初次出现一种专营杂志期刊的书店，例如张静庐主持的上海杂志公司。我在那里当文艺编辑的良友图书公司，虽然出了不少文艺书，就缺一种大型的权威性的文学月刊。我久有此意，苦于找不到适当的编辑者。一九三五年底；原来在北平出版由郑振铎、章靳以合编的《文学季刊》宣布 停办。我得悉后，立刻与巴金同志商量，邀请靳以来“良友”编个大型刊物。巴金和靳以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我恳求巴金帮助成全我这个愿望。经过几次商谈，特别是巴金的大力支持，决定把《文学季刊》的传统接过来，改出月刊，取名《文季月刊》，由巴金、靳以合编，实际上由靳以负责。经我征得经理同意后，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刊，良友文艺新书有了一个自己的宣传阵地，创刊号上刊了十多面广告。于是原来由我独用的一间十多平方米办公室，靳以同志自四月起来和我作伴。
就在靳以来后不久，我又想起除月刊外，是否还可以出个文学年鉴或小说年选之类？这种想法是每年年终圣诞节前后，陈列在外国书店橱窗里，一年一度编选出版的《英、美最佳小说选》和《文艺年鉴》所引起的。我就敦促靳以由文季月刊社来编，把每年发表在全国各地文艺刊物上的最佳短篇小说选辑成一厚册，这在国内还是件新鲜事。靳以热情支持我的建议，但他自己搞个月刊已忙不过来，而况他还要抽出时间从事创作。
那一年，新创刊的文艺刊物中有《中流》、《作家》、《光明》、《译文》、《海燕》和《文学界》等数十种。新人辈出，优秀作品随处可发现。有几位平时比较接近的编辑如黎烈文、章靳以、肖乾、黄源、孟十还等，经常在永安公司所设大东茶室相聚，交流文坛情况，调剂文稿等，我有时也同靳以同志一起去参加。就在这个文艺沙龙式的茶余闲谈中，我提出了这个编辑设想，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但对于如何组织评选工作，由什么人来评选，莫衷一是。我曾建议可否由几个刊物联合评选，因为当时每个刊物都属于不同的出版商，，这种合作计划当然是行不通的。
由于文艺刊物的编辑，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中，总是能够最早发现优秀作品的人，而在同类刊物中，他也是最善于发现新人新作，沙里淘金的。如果能约请较多的文艺编辑而以作家的身份来参加评选，并且不以自己所编的刊物为限(个别地区例外)，再加上一部分著名作家，那么，这样的评选队伍，就可以评出面广质高、比较公正的好选本。这个设想得到靳以、肖乾、黎烈文等同志的赞同。此后，靳以又帮我一起决定了二十位评选人的名单；又共同考虑到篇幅和售价关系，决定每人推选三篇，重复者由编者在前言中作说明，并由评选人补足之。作品发表期限规定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底，争取十二月底出书。书名定为《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封面上注明一九三七年版，今后继续出版就沿用这一书名而仅改年份。出版形式要按“良友”传统用纸面精装本，另印部分布面特精装的。靳以担心这样一本包括六十篇小说约六十万字的书，需排一千页，书价势必要二元左右，这就会影响读者的购买力。当时我们还计划为了扩大《文季月刊》的销路，争取更多的长期订户，试图把这本书作为赠送订阅一九三八年《文季月刊》全年订阅户的礼品。后来，我用六十页篇幅刊登一百二十种本版文艺书内容提要介绍放在书末的方法，说服了经理把部分成本列为广告开支，因而书价定为一元。赠送《文季月刊》新订户的广告，也在该刊十二月号封底上登出。这次经理余汉生答应做一次明知亏本的生意，靳以和我都感到喜出望外。遗憾的是本书于十二月二十日出版时，《文季月刊》已在几天前，与其他十三种进步刊物一起，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无理查禁。屈指计算，《文季》的生命只有短短的七个月时间；而我们苦心筹划的这本小说年选，因为抗战开始，良友关门，真似昙花一现，这本一九三七年版是第一卷，也是最后一卷了。现在，当年和我共同筹划这种小说年选的靳以同志已离开我们二十三年了，如果地下有知，当他听到本书在四十五年后得以大量重印，也会含笑九泉的。
回顾二十位评选人中，当时在上海担任编辑的有：巴金、靳以(《文季月刊》)、王统照(《文学》)、黎烈文(《中流》)、张天翼(《现实文学》)、肖乾(上海《大公报·文艺》)。在北方的是沈从文(天津《大公报·文艺》)；在华中的是凌叔华，她当时在武昌执教，任《武汉文艺》编辑；在华南的是洪深，他在广州执教，任广州报纸文艺副刊《东西南北》编辑。我们特别要求凌叔华和洪深评选所在地区的新人新作；当时正在福州工作的郁达夫，我们也向他提出同样的要求，因为没有更多合适的当地作家的作品可选，他仅推荐了一篇。此外的评选人还有在上海的茅盾、叶圣陶、郑振铎、郑伯奇和鲁彦；在青岛的老舍；在北平的朱自清和林徽因；在日本的郭沫若。我们筹编本书时，丁玲刚刚逃离南京，秘密回到上海，准备取道西安转赴延安；向她要求参加评选时，她欣然答应了。当茅盾知道我们希望着重多选新人新作时，他又从当时他主编的《中国之一日》中加选了三篇。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原来复信答应参加，后因他手头可供评选的资料不多，又加路途遥远，邮递费时，发稿期迫而选目未到，临时由我替代凑数，把大家漏选的鲁迅的《出关》列为本书之压轴作。当时鲁迅逝世不久，这篇发表于《海燕》第一期上的历史小说是不可缺少的。
这样一张评选人的名单，在当时来说，也已尽力照顾到文学界的各个方面和几个主要地区，而他们都是和“良友”有过组稿关系的，所以我们发出征求合作的信函后，都很快答应了。这种由人数较多的专家，凭各人自己的文艺观点各选各的做法，当然不能与最近四年来，由全国作协有领导有组织的、群众和专家相结合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方式相比拟，但在当时条件下，也算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吧。
二十位作家共推选作品五十九篇，因为刘白羽、端木蕻良、罗烽、沙汀、肖红、青子各有两篇入选，所以全书作者共五十三人。按时代分，属于五四前后到大革命(一九一九——一九二七)的第一代作家，仅鲁迅、郭沫若、老舍三人。其余都属于大革命到抗战前夕(一九二七——一九三七)的第二代。因为本书正是一九三七年初出版的，所以现代文学史上属于这一代而今天在国内外文坛上人所共知或是在文艺界担任领导工作的作家，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的早期重要代表作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
报告文学现在已成为文学创作领域中有突出成就和影响的独立的品种，它是在三十年代开始形成而受到重视的。现在被报告文学发展史研究者尊称为“影响深广、足以传世”的两篇佳作，夏衍的以上海日本工厂中中国女工为题材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以他本人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白色恐怖下的生活经历作背景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分别由郑伯奇和黎烈文选入。陈白尘在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后，曾在狱中开始以陈白尘为笔名，向《文学》、《现代》等发表短篇小说和独幕剧，一九三五年出狱来沪，一九三六年发表于《文季》上的《小魏的江山》，写的就是在南京监狱中的生活和斗争，由茅盾推选。作者以后以这个篇名作为短篇集的书名。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开始创作的沙订，有两个短篇入选：王统照选《苦难》，郑振铎选《查灾》，都是写老百姓遭殃而“硬是有人卖人肉”的四川农村，作者借小说中人物感叹说：“我们中国好象随处都集得有干柴一样，只要火一引，就燃了。”陈荒煤的第一个短篇，一九三四年发表于靳以编的《文学季刊》上。在本书中，靳以推荐他发表于《作家》上的《在长江上》，小说写作者乘长江轮回四川途中的所见所闻，也可以称为一篇出色的报告文学。作者用一首民歌作结尾。歌中说：“你唱我也唱，都唱长江好荒凉；你唱一条神龙象长江，我唱它满身都是窟窿疮。你唱我也唱，长江年年泪汪汪。”这不但是这篇小说的主题歌，也象征了百孔千疮的旧中国。
入选作家中，有好几位当时被称为东北青年作家的。他们都生长于白山黑水之间，九一八后进入关内，开始拿起文艺的笔作为革命的武器。这一年，开明书店出了一部《东北作家近作集》，王统照就从这本集子里选了罗烽的《第七个坑》。这篇揭露日寇活埋我国同胞的优秀作品，后来还被译载在《国际文学》英文版。黎烈文推荐的舒群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写一个朝鲜孩子在东北的遭遇，作者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代表作。这是作者在青岛从事地下活动被捕后在监狱中写成的。叶圣陶和丁玲同时推选端木蕻良作《鹚鹭湖的忧郁》。这篇以作者故乡的地名为题，写发生在大豆田里东北农民暗中互相同情帮助的故事，正可证明最近才发表的一九三六年七月作者给鲁迅信②中说的两句话：“东北农民不是九一八以后才变得顽强的，是九一八之后才得到了指示。”东北作家肖军、肖红、戴平凡都有作品入选。
刘白羽是一九三六年开始创作的，他的第一篇小说《冰天》由靳以选入本集；第二篇小说《在草原上》由叶圣陶选入。这对作者也许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所以《中国文学家辞典》刘白羽条目下也有所记述。受沈从文鼓励的田涛，一九三四年的处女作发表于天津的《国闻周报》，沈从文在本书中推选了他的新作《荒》。上述辞典田涛条目下，也提到这件事。严文井的《风雨》，以十三节美丽的散文，写滔滔长江上的风风雨雨，是他创作生涯中的成名之作，由肖乾推荐。此文于次年编入《山寺暮》，列入靳以为“良友”主编的《现代散文新集》中。一九八一年九月，我上北京参加鲁迅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严文井同志第一次告诉我，一九三八年他去延安进入抗大，组织上就凭他出版过这本《山寺暮》，才分配他去文化协会搞写作，从此以后，他和文艺的关系再也分不开了。这次他赞同肖乾的建议，由“花城”重印本书，也可说明一个成名的作家，对他早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或是出版的第一本书，总是怀着深厚的感情的。
今天，出版文艺书的各地出版社，很可以从三十年代出版的旧书库里，多找一些名著佳作来重印，这比争相抢印乌七八糟的武侠、侦探小说之类，要有意义得多。所以我对花城出版社来信的答复，借用了鲁迅在《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版权页上写的八个大字：“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一九八二、九、十四
(赵家璧辑《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估计平装本2.20元，精装本3.0元)
①许晚成《一九三六年全国期刊统计表》，见张静庐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422页。
②《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第147页。
去冬，得广州花城出版社来信。信中说：
前些日子，肖乾同志向我们推荐您在一九三七年编辑由茅盾等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良友出版)。经研究，我们认为此书很有重版价值，拟列入明年一季度出版计划(严文井同志很赞成此议)。现特去函征求您的意见。如蒙俯允，建议您写一篇再版前言或后记。
来信最后还要我寄一本完整的样书去，他们手头向肖乾借用的本子有缺页。这才使我想起日本帝国主义者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在上海挑起的战火，引爆我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当时，我有几套编辑出版方面的理想计划都随之而破灭，这部《短篇佳作集》是其中之一。原来计划每年出一卷，成为一年一度的小说年选，也因此无以为继。值得庆幸的是一九三七年的第一卷已于年初出版，并且在上半年连印三版共七千册，这在当年已是颇为可观的销数了。今天，却不但我的私人藏书久无此书，专售旧书的上海书店也无货供应。幸赖上海图书馆还藏有此书的布面精装本，连封套都完整无缺，我急忙借来，把这“孤本”寄往“花城”，好让这个母本去下蛋繁殖，广为传布。让更多的爱好文学的青年从这本四十五年前的小说年选中去追踪觅迹，从而懂得今天已享盛名的老作家，怎样在他们文学生涯的最早一个时期，或是在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时，已经写下了传世的好作品。由于他们中的极大多数都扎根于生活，扎根于群众，作品反映的正是抗战前夕已成为人间地狱的旧中国的苦难时代。看看作者在文章中写到日帝侵略军时，只能用“穿黄呢制服的××军”来代替，写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时，又改用“穿灰衣裳的兵”，当时的出版界，连最起码的出版自由都没有。再把他们笔下所描写的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比比四十五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新社会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才会进一步体会到我们这里早已换了人间。
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同志中，有人称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的上海进步出版界为杂志年，这有一定的根据。有个统计说，一九三六年上海出的期刊多达三百零八种①。文艺刊物真似雨后春笋，四马路上初次出现一种专营杂志期刊的书店，例如张静庐主持的上海杂志公司。我在那里当文艺编辑的良友图书公司，虽然出了不少文艺书，就缺一种大型的权威性的文学月刊。我久有此意，苦于找不到适当的编辑者。一九三五年底；原来在北平出版由郑振铎、章靳以合编的《文学季刊》宣布 停办。我得悉后，立刻与巴金同志商量，邀请靳以来“良友”编个大型刊物。巴金和靳以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我恳求巴金帮助成全我这个愿望。经过几次商谈，特别是巴金的大力支持，决定把《文学季刊》的传统接过来，改出月刊，取名《文季月刊》，由巴金、靳以合编，实际上由靳以负责。经我征得经理同意后，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刊，良友文艺新书有了一个自己的宣传阵地，创刊号上刊了十多面广告。于是原来由我独用的一间十多平方米办公室，靳以同志自四月起来和我作伴。
就在靳以来后不久，我又想起除月刊外，是否还可以出个文学年鉴或小说年选之类？这种想法是每年年终圣诞节前后，陈列在外国书店橱窗里，一年一度编选出版的《英、美最佳小说选》和《文艺年鉴》所引起的。我就敦促靳以由文季月刊社来编，把每年发表在全国各地文艺刊物上的最佳短篇小说选辑成一厚册，这在国内还是件新鲜事。靳以热情支持我的建议，但他自己搞个月刊已忙不过来，而况他还要抽出时间从事创作。
那一年，新创刊的文艺刊物中有《中流》、《作家》、《光明》、《译文》、《海燕》和《文学界》等数十种。新人辈出，优秀作品随处可发现。有几位平时比较接近的编辑如黎烈文、章靳以、肖乾、黄源、孟十还等，经常在永安公司所设大东茶室相聚，交流文坛情况，调剂文稿等，我有时也同靳以同志一起去参加。就在这个文艺沙龙式的茶余闲谈中，我提出了这个编辑设想，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但对于如何组织评选工作，由什么人来评选，莫衷一是。我曾建议可否由几个刊物联合评选，因为当时每个刊物都属于不同的出版商，，这种合作计划当然是行不通的。
由于文艺刊物的编辑，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中，总是能够最早发现优秀作品的人，而在同类刊物中，他也是最善于发现新人新作，沙里淘金的。如果能约请较多的文艺编辑而以作家的身份来参加评选，并且不以自己所编的刊物为限(个别地区例外)，再加上一部分著名作家，那么，这样的评选队伍，就可以评出面广质高、比较公正的好选本。这个设想得到靳以、肖乾、黎烈文等同志的赞同。此后，靳以又帮我一起决定了二十位评选人的名单；又共同考虑到篇幅和售价关系，决定每人推选三篇，重复者由编者在前言中作说明，并由评选人补足之。作品发表期限规定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底，争取十二月底出书。书名定为《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封面上注明一九三七年版，今后继续出版就沿用这一书名而仅改年份。出版形式要按“良友”传统用纸面精装本，另印部分布面特精装的。靳以担心这样一本包括六十篇小说约六十万字的书，需排一千页，书价势必要二元左右，这就会影响读者的购买力。当时我们还计划为了扩大《文季月刊》的销路，争取更多的长期订户，试图把这本书作为赠送订阅一九三八年《文季月刊》全年订阅户的礼品。后来，我用六十页篇幅刊登一百二十种本版文艺书内容提要介绍放在书末的方法，说服了经理把部分成本列为广告开支，因而书价定为一元。赠送《文季月刊》新订户的广告，也在该刊十二月号封底上登出。这次经理余汉生答应做一次明知亏本的生意，靳以和我都感到喜出望外。遗憾的是本书于十二月二十日出版时，《文季月刊》已在几天前，与其他十三种进步刊物一起，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无理查禁。屈指计算，《文季》的生命只有短短的七个月时间；而我们苦心筹划的这本小说年选，因为抗战开始，良友关门，真似昙花一现，这本一九三七年版是第一卷，也是最后一卷了。现在，当年和我共同筹划这种小说年选的靳以同志已离开我们二十三年了，如果地下有知，当他听到本书在四十五年后得以大量重印，也会含笑九泉的。
回顾二十位评选人中，当时在上海担任编辑的有：巴金、靳以(《文季月刊》)、王统照(《文学》)、黎烈文(《中流》)、张天翼(《现实文学》)、肖乾(上海《大公报·文艺》)。在北方的是沈从文(天津《大公报·文艺》)；在华中的是凌叔华，她当时在武昌执教，任《武汉文艺》编辑；在华南的是洪深，他在广州执教，任广州报纸文艺副刊《东西南北》编辑。我们特别要求凌叔华和洪深评选所在地区的新人新作；当时正在福州工作的郁达夫，我们也向他提出同样的要求，因为没有更多合适的当地作家的作品可选，他仅推荐了一篇。此外的评选人还有在上海的茅盾、叶圣陶、郑振铎、郑伯奇和鲁彦；在青岛的老舍；在北平的朱自清和林徽因；在日本的郭沫若。我们筹编本书时，丁玲刚刚逃离南京，秘密回到上海，准备取道西安转赴延安；向她要求参加评选时，她欣然答应了。当茅盾知道我们希望着重多选新人新作时，他又从当时他主编的《中国之一日》中加选了三篇。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原来复信答应参加，后因他手头可供评选的资料不多，又加路途遥远，邮递费时，发稿期迫而选目未到，临时由我替代凑数，把大家漏选的鲁迅的《出关》列为本书之压轴作。当时鲁迅逝世不久，这篇发表于《海燕》第一期上的历史小说是不可缺少的。
这样一张评选人的名单，在当时来说，也已尽力照顾到文学界的各个方面和几个主要地区，而他们都是和“良友”有过组稿关系的，所以我们发出征求合作的信函后，都很快答应了。这种由人数较多的专家，凭各人自己的文艺观点各选各的做法，当然不能与最近四年来，由全国作协有领导有组织的、群众和专家相结合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方式相比拟，但在当时条件下，也算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吧。
二十位作家共推选作品五十九篇，因为刘白羽、端木蕻良、罗烽、沙汀、肖红、青子各有两篇入选，所以全书作者共五十三人。按时代分，属于五四前后到大革命(一九一九——一九二七)的第一代作家，仅鲁迅、郭沫若、老舍三人。其余都属于大革命到抗战前夕(一九二七——一九三七)的第二代。因为本书正是一九三七年初出版的，所以现代文学史上属于这一代而今天在国内外文坛上人所共知或是在文艺界担任领导工作的作家，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的早期重要代表作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
报告文学现在已成为文学创作领域中有突出成就和影响的独立的品种，它是在三十年代开始形成而受到重视的。现在被报告文学发展史研究者尊称为“影响深广、足以传世”的两篇佳作，夏衍的以上海日本工厂中中国女工为题材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以他本人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白色恐怖下的生活经历作背景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分别由郑伯奇和黎烈文选入。陈白尘在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后，曾在狱中开始以陈白尘为笔名，向《文学》、《现代》等发表短篇小说和独幕剧，一九三五年出狱来沪，一九三六年发表于《文季》上的《小魏的江山》，写的就是在南京监狱中的生活和斗争，由茅盾推选。作者以后以这个篇名作为短篇集的书名。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开始创作的沙订，有两个短篇入选：王统照选《苦难》，郑振铎选《查灾》，都是写老百姓遭殃而“硬是有人卖人肉”的四川农村，作者借小说中人物感叹说：“我们中国好象随处都集得有干柴一样，只要火一引，就燃了。”陈荒煤的第一个短篇，一九三四年发表于靳以编的《文学季刊》上。在本书中，靳以推荐他发表于《作家》上的《在长江上》，小说写作者乘长江轮回四川途中的所见所闻，也可以称为一篇出色的报告文学。作者用一首民歌作结尾。歌中说：“你唱我也唱，都唱长江好荒凉；你唱一条神龙象长江，我唱它满身都是窟窿疮。你唱我也唱，长江年年泪汪汪。”这不但是这篇小说的主题歌，也象征了百孔千疮的旧中国。
入选作家中，有好几位当时被称为东北青年作家的。他们都生长于白山黑水之间，九一八后进入关内，开始拿起文艺的笔作为革命的武器。这一年，开明书店出了一部《东北作家近作集》，王统照就从这本集子里选了罗烽的《第七个坑》。这篇揭露日寇活埋我国同胞的优秀作品，后来还被译载在《国际文学》英文版。黎烈文推荐的舒群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写一个朝鲜孩子在东北的遭遇，作者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代表作。这是作者在青岛从事地下活动被捕后在监狱中写成的。叶圣陶和丁玲同时推选端木蕻良作《鹚鹭湖的忧郁》。这篇以作者故乡的地名为题，写发生在大豆田里东北农民暗中互相同情帮助的故事，正可证明最近才发表的一九三六年七月作者给鲁迅信②中说的两句话：“东北农民不是九一八以后才变得顽强的，是九一八之后才得到了指示。”东北作家肖军、肖红、戴平凡都有作品入选。
刘白羽是一九三六年开始创作的，他的第一篇小说《冰天》由靳以选入本集；第二篇小说《在草原上》由叶圣陶选入。这对作者也许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所以《中国文学家辞典》刘白羽条目下也有所记述。受沈从文鼓励的田涛，一九三四年的处女作发表于天津的《国闻周报》，沈从文在本书中推选了他的新作《荒》。上述辞典田涛条目下，也提到这件事。严文井的《风雨》，以十三节美丽的散文，写滔滔长江上的风风雨雨，是他创作生涯中的成名之作，由肖乾推荐。此文于次年编入《山寺暮》，列入靳以为“良友”主编的《现代散文新集》中。一九八一年九月，我上北京参加鲁迅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严文井同志第一次告诉我，一九三八年他去延安进入抗大，组织上就凭他出版过这本《山寺暮》，才分配他去文化协会搞写作，从此以后，他和文艺的关系再也分不开了。这次他赞同肖乾的建议，由“花城”重印本书，也可说明一个成名的作家，对他早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或是出版的第一本书，总是怀着深厚的感情的。
今天，出版文艺书的各地出版社，很可以从三十年代出版的旧书库里，多找一些名著佳作来重印，这比争相抢印乌七八糟的武侠、侦探小说之类，要有意义得多。所以我对花城出版社来信的答复，借用了鲁迅在《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版权页上写的八个大字：“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一九八二、九、十四
(赵家璧辑《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估计平装本2.20元，精装本3.0元)
①许晚成《一九三六年全国期刊统计表》，见张静庐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422页。
②《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