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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GDP增长率将为6.7%，继续保持在中高速的适当的经济增长区间，就业、物价也保持基本稳定，不会发生“硬着陆”
前景展望
2018年是中国全面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一年。在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将不断积聚，高新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将高速发展，产业升级会加快，经济增长质量将不断提升。
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许多积极因素：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比如上海自贸区、外商投资新模式、结构性改革）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推进将稳定和激发中国的外部需求；中国就业规模持续扩大，调查失业率保持在2013年以来的最低位，从而对社会稳定、居民收入增长都起到关键作用；社会和平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者预期稳定，消费新业态高速发展，消费质量不断提升；虽然翘尾因素将成为推动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升的重要力量，上游成本压力不断加大，但是目前供给充足，成本传导较为缓慢，而国际原油供需将趋于平衡，原油价格基本稳定，对国内的输入作用有限，从而使得中国物价水平总体依然保持平稳。
我们预计，2018年，中国GDP增长率将为6.7%，继续保持在中高速的适当的经济增长区间；CPI为2%，较上年增长0.4个百分点，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为3.6%，较上年减少2.6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工业品价格上涨压力将有所缓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9.2万亿元，名义增长6.3%，实际增长2.4%，增速分别比2017年小幅回落0.7和0.2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分别为5.1%、14.1%、3.6%和4.0%，整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小幅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0.3万亿元，名义增长10.1%，实际增长8.7%，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2和0.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逐渐收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6.8%和5.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8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财政收入达18.3万亿元，增长5.7%，财政支出达22.3万亿元，增长8.8%。总之，2018年，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将保持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也将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当然，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和风险，诸如：由于三四线城市缺少产业的有力支撑，并且随着信贷政策收紧，在房地产调控措施趋紧的环境下，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将会逐步回落，而政府债务、赤字水平将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使得2018年投资拉动作用或将减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缩表加息”配合其“降税减负”的产业政策可能会进一步促使资本和制造业不断回流，从而使得新兴经济体外部融资条件收紧、投资使用成本上升、消费机会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引发局部地区资产泡沫破裂，进而造成银行坏账增加、居民财富缩水等潜在金融风险；而且，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复苏和扩张，其外部需求将不断减弱，并形成新的国际市场供给和加剧国际市场竞争。另外，由于2017年较高的基数因素，也使得2018年中国外需增速有可能回落。
政策建议
基于对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的预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以税制改革为重心促进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不仅要求在财政支出方面保持适度增速，并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更要求以税制改革为重心，完善税收体系，降低宏观税负，从而激发企业生产活力，增强居民购买力。
第一，推进税制改革，降低宏观税负。宏观税负较重仍是中国保持经济增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例作为宏观税负的指标，2006年至2016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由17.7%上升到21.4%，这表明该口径度量的宏观税负是提高的。从税收承担主体来看，不仅企业承担税负较高，居民的赋税压力也较为严重。在个人所得税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2017年前兩个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同比为8.8%，而同期个人所得税6753亿元，同比增长18.6%，远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整体来说，中国的税收制度仍有一些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部分。
第二，从税收结构来看，中国财政税收收入中间接税所占比重过大。不考虑关税，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这三项间接税占财政各项税收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7.9%下降到2016年的47.9%，尽管整体趋势有所降低，但是比重仍然偏高。间接税税负更容易转嫁，会造成商品价格体系扭曲。相较于直接税而言，间接税更具有累退性，不符合公平原则。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也更具有顺周期性，限制了政府通过税收调控宏观经济的有效性。
第三，无论从企业还是从居民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主体承担税负还较高。企业税负方面，虽然“营改增”减少了重复征税，降低了企业负担，但是中国企业的整体税负仍然偏重，需要进一步降低税率；居民税负方面，个人所得税增速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表明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并不适应如今的经济形势，在调节居民收入方面效果较差，对此，建议中国加快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和论证，并尽可能快地实行。
第四，税收体系的缺陷造成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不足。税收政策是中国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而税收体系的缺陷会导致宏观调控力度的下降，甚至造成政府过多利用非市场化的行政行为对市场经济进行不当干预。近期这一问题突出表现在环保部门对企业污染问题的治理上。由于中国还未开征环境保护税，因此，政府治理企业污染更多依靠罚款和关停等手段，难以形成有效促进企业运用节能减排技术减少污染的长效激励机制。建议尽快完善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方面的税收体系，更多利用税收手段调节企业行为，减少行政命令对企业的直接干预。 总之，随着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需要进一步解决税收体系中遗留的不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各种问题，以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推动经济发展。
2.采取多种措施改善财政政策。第一，提高财政支出规模，保持3%的赤字率。从2017年1-7月企业利润和出口等指标来看，2017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出现好转迹象，但目前仍面临下行压力，因此，需要继续保持一定力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水平。建议2018年全年赤字率仍然保持在3%，既保持對经济一定的刺激力度，也避免过高的财政风险。
第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财政政策有效性。从财政支出角度看，财政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于支出规模，还在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尤其是在目前财政支出增速有限的背景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显得更为重要。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科学的管理财政资金的办法，减少财政资金闲置甚至浪费的情况；此外，应该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让社会资本更多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中来。
第三，推进税制改革，降低宏观税负。推进税制改革需要统一考虑税收结构，确定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合理比例；减轻企业税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研究可以促进中国企业发展的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环保税等税种在内的税收体系，优化税种和税率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以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税收负担为基本方向。
第四，完善环境保护税实施方法，促进企业节能减排。中国《环境保护税法》于2018年1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正式实施，未来的节能减排工作需要以环境保护税这种征收“矫正税”的方式为核心，一方面完善税法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税收标准，另一方面要减少其他节能减排的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的干预。
第五，合理利用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进一步完善中国当前的财政再分配效应。一是优化财政收入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缴纳的比重，同时相应地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相应地逐步降低一般性财政支出的比重；三是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转变；四是优化间接税制度，降低间接税的累退性和增加累进性。
3.协调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稳定流动性和风险预期。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发展主动权，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未来一年必须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协调稳健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着力保持合理的流动性增速、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定流动性和风险预期，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第一，坚持货币政策稳健性，加强货币政策目标和操作弹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增长和预期稳定。具体来讲，就是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组合并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灵活调整流动性操作的方向和力度，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增长和适度通胀率的同时，使货币政策目标、操作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更具协调性。
第二，创新金融调控差别化方式，发挥宏观审慎监管结构性引导功能，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体来讲，就是要继续完善宏观审慎评估及差异性准备金率动态机制；着力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内在协调框架，完善金融调控结构机制；强化金融资源的市场化调控和资产负债管理，加强表外业务核算和监管；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在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和融资结构的同时，鼓励金融有效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第三，完善金融市场基准价格机制，优化金融市场价格功能和社会融资成本。具体来讲，就是要结合金融改革完善货币信贷市场和外汇市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逆周期形成机制；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条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一要继续完善存款利率市场化条件，注意平衡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和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二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逆周期形成机制，根据其中的逆周期因子进行动态调整，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4.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继续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以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了巩固经济结构良性变化趋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均衡有效增长，必须准确领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改革任务；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内容，持续增加包括制度供给在内的有效供给。要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去产能应当也必须立足于市场调节，把着力点放在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上；降成本应实行减税降费与削减政府支出联动，以政府支出规模的削减为企业降低税费负担腾挪空间；补短板要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切入、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切入，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宏观经济政策应摆脱政策调整的局限，将政策调整与制度安排巧妙结合，以改革的办法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第二，破解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优化创新驱动发展环境。当前，制约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主要在于中小微企业普遍受到传统金融机构的融资歧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和高层次紧缺人才不足等方面。因此，首先，要丰富和创新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式，解决其融资难题，促进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其次，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再次，要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第三，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政策，促进政策实施并发挥效力。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已经制定多项规划和政策，明确工作安排，包括加快实施重大工程、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项举措，大力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当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某些领域可能的投资泡沫化倾向，也要通过公开数据、透明信息及时作出预警，避免泡沫累积蔓延，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第四，推进基础产业行政性垄断领域的改革、开放与竞争。中国的制造业为经济增长贡献了近三成的份额，但垄断性基础产业的效率不高，导致制造业成本过高，也严重制约了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的开拓创新，更需要能源、电信、融资、物流、土地等领域推进改革，放宽准入限制，促进有效竞争，降低社会支付成本。
5.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夯实经济增长基础。第一，从劳动力数量驱动到劳动力质量驱动转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人口抚养比将不断增加，但是以教育年限增加为重要特征的人力资本质量的增加将可以大大降低老年抚养比增加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危害。我们建议，将义务教育年限扩大到12年，涵盖高中教育。同时，继续免除公办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学杂费，提供住宿费、伙食补贴费、交通补贴费等，使他们上得起高中。
第二，优化投资结构，积极发展新兴领域。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投资增速和资本产出回报率都在下降，但是中国仍然有很多新兴的投资领域。未来的新兴领域主要包括健康养老产业、新材料、新能源、机器人、云计算和大数据、c、生命科学和生命技术、医疗器械。
第三，增加研发强度，改革科研体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也加大了研发投入（R&D），R&D占GDP的比重从1999年的0.83%上升至2016年的2.1%。但是由于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使得科研产出与投入不相匹配。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逐步推进：一是项目经费投入方面的改革；二是改革科技评价体系和科技奖励体制；三是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应逐步实施去行政化改革，回归学术本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统分析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前景展望
2018年是中国全面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一年。在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将不断积聚，高新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将高速发展，产业升级会加快，经济增长质量将不断提升。
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存在许多积极因素：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比如上海自贸区、外商投资新模式、结构性改革）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推进将稳定和激发中国的外部需求；中国就业规模持续扩大，调查失业率保持在2013年以来的最低位，从而对社会稳定、居民收入增长都起到关键作用；社会和平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者预期稳定，消费新业态高速发展，消费质量不断提升；虽然翘尾因素将成为推动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升的重要力量，上游成本压力不断加大，但是目前供给充足，成本传导较为缓慢，而国际原油供需将趋于平衡，原油价格基本稳定，对国内的输入作用有限，从而使得中国物价水平总体依然保持平稳。
我们预计，2018年，中国GDP增长率将为6.7%，继续保持在中高速的适当的经济增长区间；CPI为2%，较上年增长0.4个百分点，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为3.6%，较上年减少2.6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工业品价格上涨压力将有所缓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9.2万亿元，名义增长6.3%，实际增长2.4%，增速分别比2017年小幅回落0.7和0.2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分别为5.1%、14.1%、3.6%和4.0%，整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小幅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0.3万亿元，名义增长10.1%，实际增长8.7%，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2和0.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逐渐收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6.8%和5.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8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财政收入达18.3万亿元，增长5.7%，财政支出达22.3万亿元，增长8.8%。总之，2018年，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将保持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也将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当然，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和风险，诸如：由于三四线城市缺少产业的有力支撑，并且随着信贷政策收紧，在房地产调控措施趋紧的环境下，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将会逐步回落，而政府债务、赤字水平将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使得2018年投资拉动作用或将减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缩表加息”配合其“降税减负”的产业政策可能会进一步促使资本和制造业不断回流，从而使得新兴经济体外部融资条件收紧、投资使用成本上升、消费机会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引发局部地区资产泡沫破裂，进而造成银行坏账增加、居民财富缩水等潜在金融风险；而且，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复苏和扩张，其外部需求将不断减弱，并形成新的国际市场供给和加剧国际市场竞争。另外，由于2017年较高的基数因素，也使得2018年中国外需增速有可能回落。
政策建议
基于对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的预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以税制改革为重心促进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不仅要求在财政支出方面保持适度增速，并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更要求以税制改革为重心，完善税收体系，降低宏观税负，从而激发企业生产活力，增强居民购买力。
第一，推进税制改革，降低宏观税负。宏观税负较重仍是中国保持经济增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例作为宏观税负的指标，2006年至2016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由17.7%上升到21.4%，这表明该口径度量的宏观税负是提高的。从税收承担主体来看，不仅企业承担税负较高，居民的赋税压力也较为严重。在个人所得税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2017年前兩个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同比为8.8%，而同期个人所得税6753亿元，同比增长18.6%，远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整体来说，中国的税收制度仍有一些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部分。
第二，从税收结构来看，中国财政税收收入中间接税所占比重过大。不考虑关税，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这三项间接税占财政各项税收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7.9%下降到2016年的47.9%，尽管整体趋势有所降低，但是比重仍然偏高。间接税税负更容易转嫁，会造成商品价格体系扭曲。相较于直接税而言，间接税更具有累退性，不符合公平原则。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也更具有顺周期性，限制了政府通过税收调控宏观经济的有效性。
第三，无论从企业还是从居民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主体承担税负还较高。企业税负方面，虽然“营改增”减少了重复征税，降低了企业负担，但是中国企业的整体税负仍然偏重，需要进一步降低税率；居民税负方面，个人所得税增速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表明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并不适应如今的经济形势，在调节居民收入方面效果较差，对此，建议中国加快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和论证，并尽可能快地实行。
第四，税收体系的缺陷造成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不足。税收政策是中国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而税收体系的缺陷会导致宏观调控力度的下降，甚至造成政府过多利用非市场化的行政行为对市场经济进行不当干预。近期这一问题突出表现在环保部门对企业污染问题的治理上。由于中国还未开征环境保护税，因此，政府治理企业污染更多依靠罚款和关停等手段，难以形成有效促进企业运用节能减排技术减少污染的长效激励机制。建议尽快完善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方面的税收体系，更多利用税收手段调节企业行为，减少行政命令对企业的直接干预。 总之，随着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需要进一步解决税收体系中遗留的不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各种问题，以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推动经济发展。
2.采取多种措施改善财政政策。第一，提高财政支出规模，保持3%的赤字率。从2017年1-7月企业利润和出口等指标来看，2017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出现好转迹象，但目前仍面临下行压力，因此，需要继续保持一定力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水平。建议2018年全年赤字率仍然保持在3%，既保持對经济一定的刺激力度，也避免过高的财政风险。
第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财政政策有效性。从财政支出角度看，财政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于支出规模，还在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尤其是在目前财政支出增速有限的背景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显得更为重要。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科学的管理财政资金的办法，减少财政资金闲置甚至浪费的情况；此外，应该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让社会资本更多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中来。
第三，推进税制改革，降低宏观税负。推进税制改革需要统一考虑税收结构，确定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合理比例；减轻企业税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研究可以促进中国企业发展的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环保税等税种在内的税收体系，优化税种和税率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以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税收负担为基本方向。
第四，完善环境保护税实施方法，促进企业节能减排。中国《环境保护税法》于2018年1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正式实施，未来的节能减排工作需要以环境保护税这种征收“矫正税”的方式为核心，一方面完善税法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税收标准，另一方面要减少其他节能减排的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的干预。
第五，合理利用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进一步完善中国当前的财政再分配效应。一是优化财政收入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缴纳的比重，同时相应地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相应地逐步降低一般性财政支出的比重；三是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转变；四是优化间接税制度，降低间接税的累退性和增加累进性。
3.协调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稳定流动性和风险预期。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发展主动权，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未来一年必须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协调稳健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着力保持合理的流动性增速、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定流动性和风险预期，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第一，坚持货币政策稳健性，加强货币政策目标和操作弹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增长和预期稳定。具体来讲，就是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组合并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灵活调整流动性操作的方向和力度，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增长和适度通胀率的同时，使货币政策目标、操作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更具协调性。
第二，创新金融调控差别化方式，发挥宏观审慎监管结构性引导功能，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体来讲，就是要继续完善宏观审慎评估及差异性准备金率动态机制；着力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内在协调框架，完善金融调控结构机制；强化金融资源的市场化调控和资产负债管理，加强表外业务核算和监管；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在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和融资结构的同时，鼓励金融有效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第三，完善金融市场基准价格机制，优化金融市场价格功能和社会融资成本。具体来讲，就是要结合金融改革完善货币信贷市场和外汇市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逆周期形成机制；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条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一要继续完善存款利率市场化条件，注意平衡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和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二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逆周期形成机制，根据其中的逆周期因子进行动态调整，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4.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继续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以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了巩固经济结构良性变化趋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均衡有效增长，必须准确领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改革任务；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内容，持续增加包括制度供给在内的有效供给。要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去产能应当也必须立足于市场调节，把着力点放在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上；降成本应实行减税降费与削减政府支出联动，以政府支出规模的削减为企业降低税费负担腾挪空间；补短板要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切入、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切入，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宏观经济政策应摆脱政策调整的局限，将政策调整与制度安排巧妙结合，以改革的办法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第二，破解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优化创新驱动发展环境。当前，制约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主要在于中小微企业普遍受到传统金融机构的融资歧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和高层次紧缺人才不足等方面。因此，首先，要丰富和创新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式，解决其融资难题，促进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其次，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再次，要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第三，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政策，促进政策实施并发挥效力。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已经制定多项规划和政策，明确工作安排，包括加快实施重大工程、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项举措，大力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当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某些领域可能的投资泡沫化倾向，也要通过公开数据、透明信息及时作出预警，避免泡沫累积蔓延，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第四，推进基础产业行政性垄断领域的改革、开放与竞争。中国的制造业为经济增长贡献了近三成的份额，但垄断性基础产业的效率不高，导致制造业成本过高，也严重制约了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的开拓创新，更需要能源、电信、融资、物流、土地等领域推进改革，放宽准入限制，促进有效竞争，降低社会支付成本。
5.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夯实经济增长基础。第一，从劳动力数量驱动到劳动力质量驱动转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人口抚养比将不断增加，但是以教育年限增加为重要特征的人力资本质量的增加将可以大大降低老年抚养比增加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危害。我们建议，将义务教育年限扩大到12年，涵盖高中教育。同时，继续免除公办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学杂费，提供住宿费、伙食补贴费、交通补贴费等，使他们上得起高中。
第二，优化投资结构，积极发展新兴领域。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投资增速和资本产出回报率都在下降，但是中国仍然有很多新兴的投资领域。未来的新兴领域主要包括健康养老产业、新材料、新能源、机器人、云计算和大数据、c、生命科学和生命技术、医疗器械。
第三，增加研发强度，改革科研体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也加大了研发投入（R&D），R&D占GDP的比重从1999年的0.83%上升至2016年的2.1%。但是由于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使得科研产出与投入不相匹配。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逐步推进：一是项目经费投入方面的改革；二是改革科技评价体系和科技奖励体制；三是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应逐步实施去行政化改革，回归学术本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统分析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