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以“章莹颖事件”的新聞报道为个案展开批判隐喻分析，探寻媒体在扮演社会环境监视器角色中如何运用隐喻来建构公众对留学安全的认知。研究发现，在留学安全事件报道中，媒体分别运用不同层次的隐喻模型来引导公众对出国留学、留学生安全事件、以及中国与他国的认知。每一个隐喻的使用，都隐含了媒体对公众认知的引导和意识形态倾向，由事实认知到态度传递再到意识形态引导，通过情感共同体的唤起增强对国家的认同。
关键词：章莹颖；留学安全事件；隐喻；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10-0076-02
2017年6月9日，在美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访问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章莹颖在租房签约的途中失联。6月12日，在章莹颖失联超过48小时以后，国内媒体开始纷纷报道“寻找章莹颖”“中国女留学生在美失联”……这是今年首起引起国内媒体广泛关注的中国留学生安全事件，在此之前，媒体已经报道过多起中国留学生失联或遇难事件。留学安全事件，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本文着眼于国内媒体对“章莹颖事件”的报道文本，运用批判隐喻分析的方法考察留学安全议题报道中隐喻的使用，试图呈现：在留学安全议题报道中，存在着哪些隐喻模型？媒体是如何运用这些隐喻的？隐喻的背后，传递出是怎样的深层意图？
一、隐喻与新闻中的隐喻使用
隐喻作为语言学中的一种修辞手法，指的是用相对容易理解的事物来指代另一种相对抽象的事物。前者称为喻体，往往来源于人们日常熟悉的生活经验；后者称为本体，是使用者真正的意指所在，常常是较为抽象、不易理解或者使用者不愿直接表达的事物。隐喻的使用建立在本喻体之间存在的某种共性之上，然而由这种共性产生的联系并不是一对一具有排他性的组合，本喻体各自拥有多面性的特征，隐喻使用者决定着本喻体之间具体以何种方式建立怎样的联系。比如“老大哥”这一称呼，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亲朋好友之间亲切的称谓，而在政治语境下，却被认为是威权与独裁者的象征。隐喻简化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隐喻思维是我们用另一事物描述和理解一件事物的本能”（James Geary ：《I Is an Other—The Secret Life of Metaph》）[1]。
甘莅豪认为，隐喻作为修辞工具的时候，其功能并非一致的，根据说话者对“隐喻的使用”，具体可分为“描述性隐喻”和“评价性隐喻”[2]。一方面，隐喻描述客观事实，促进公众对客观事实得到更好的理解，这是隐喻基本层面上的功能；另一方面，有的隐喻使用包含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倾向，利用隐喻有倾向性地引导人们对事实的认知与理解。因此，隐喻在新闻中的使用聚焦在两个层面，一是新闻媒体使用隐喻来描述新兴事物、界定事件或议题的本质及其意义。二是新闻隐喻与意识形态的关联。由于隐喻具有“不可证伪”性，它“成为媒体话语巧妙地、不露声色地传达意识形态、偏见、刻板印象的最佳工具。[3]”
二、研究文本来源及思路
研究以“章莹颖事件”为个案，选取相关媒体报道，通过立意抽样，选择人民日报、环球网、中国新闻网、新京报、中国青年报、澎湃、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共6家新闻媒体，在此次事件的媒体报道中，这6大媒体的报道被其他媒体转载，基本上可以代表整个事件报道规模，对公众认识事件影响深刻。同时关照来自社交媒体（微博、微信、知乎）中的信息，它们共同构建起公众对留学安全事件的认知。搜索报道时间限定为2017年6月9日至2017年7月23日，这段时间是事件报道的主要阶段，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公众的都呈現高度关注。美国当地法庭在7月22日对案件嫌犯庭审后宣布将于9月12日进行审判，此后消息更新进入蛰伏期，媒体及公众注意力被其他信息转移。关键词选择“章莹颖”，对所有媒体报道进行浏览，并浏览社交媒体传播力广（以转发量、浏览量、参与讨论量为依据）的信息文本[4]。
通过对新闻报道文本的搜集浏览，根据查特里斯—布莱克（Charteris—Black）对隐喻分析的三个阶段，首先进行隐喻识别，人工筛选出文本中运用的隐喻；然后隐喻阐述，将所有隐喻进行归类，归纳出媒体在此次事件中对出国留学、留学安全事件、中国与他国运用的隐喻模型；最后聚焦隐喻背后隐含的修辞意图和意识形态，进行隐喻解释。
三、文本隐喻分析
（一）出国留学：“逐梦”与“冒险”
腾讯旗下“大家”栏目的一篇评论《不要把国内深夜撸串的安全感带到美国》经微信公众号推送后得到10W+的浏览量，并相继被媒体转载。文中提到四年前同样在留学期间不幸遇难的女大学生吕令子父亲的话“尽管她的梦想搁浅，但我们想鼓励那些和令子有着同样雄心和梦想、希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们继续前行。”把出国留学塑造成中国学生“逐梦”的行为，是媒体对留学使用的基本隐喻之一，不少中国留学生“承载着家长满满的期盼走出国门”。在“章莹颖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提到“章莹颖的梦想是当大学老师”（《新京报》6月14日深度），而此次出国留学恰恰是她实现梦想的关键。国外开放引导性的教育模式区别于国内长期被诟病的应试教育，世界高校排行榜上国外高校占据大半壁江山的事实更被当作国外优质教育的有力证明。当下的中国日益开放与国际化，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在媒体与社会现实的合力塑造下，“逐梦”成为出国留学的代表性隐喻并内化成影响公众留学认知的刻板印象。媒体在留学安全事件报道中通过“受众导向性”[5]调用公众熟悉的“逐梦”隐喻来引导公众对事件的认知，节约传播成本并有意识地塑造留学本身的合理性与留学安全事件发生的非道德性，树立起正义与非正义的基本价值判断。
然而，“逐梦”的道路上并不平坦。随着近几年留学安全事件频发，媒体对于出国留学的报道隐喻发生变化，“冒险”成为媒体塑造出国留学另一个崛起的对立性基本隐喻。在留学安全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提醒出国留学要小心回避“雷区”，熟悉“安全游戏规则”，掌握留学“铁律”，坚决不跨越“红线”[6]，谨慎与人日常交往，一系列隐喻勾画出不安全的国外留学环境。“雷区”原指战争中埋藏地雷的区域，属军事用语，此隐喻的本体却指向国外犯罪率高、贫民区等动乱区域；要想在国外留学，一定要熟悉当地的“安全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原指游戏里需要遵守的规则，属游戏用语，只有遵守这些规则，才能顺利的进行游戏获取胜利，隐喻本体指向保障留学安全需要遵循的方法或安全常识。媒体使用“冒险”类隐喻，诉诸于公众以“恐惧诉求”的传播方法，以引起公众对留学不安全因素的注意，并促使留学安全意识的增强。但部分媒体隐喻使用过度，唤起公众恐慌，在形容国外留学环境时使用诸如“地狱”的隐喻，则是为追求传播效果对现实的过分夸大，违背了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的原则。 （二）留学安全事件：伸张正义的艰难“长路”
媒体报道章莹颖倾向于将其塑造成一个有追求、积极向上的优秀中国留学生形象，《新京报》引用章莹颖大学室友对她的评价“她个头不高，却总有很多能量，皮肤黑黑的，但是总有一种小太阳的感觉。”新华网报道称“优秀懂事的你，是全家人的骄傲。家里条件不好，你努力学习，帮助家里。”而在起底嫌疑人时却使用“小小变态狂”“恶魔”的隐喻来塑造其行为及个人形象。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在网上搜索‘绑架’攻略”，称章莹颖为“理想受害者”。弱势、正义是媒体构建的留学生受害者媒介形象，蓄意伤害、非正义是施害人的媒介形象。媒体报道选择形象分明的隐喻将二者的媒介形象置于“强-弱”“对-错”“正义-非正义”的二元对立关系，善恶分明，明确地同情一方谴责另一方，引导公众对事件性质的认知及情感导向。在二元对立的报道框架下，媒体完成了对事件的诉求表达引导：“伸张正义、严惩凶手”。
跨国境的留学安全事件虽然有中国外交部表态和驻事件发生国大使馆的关注和敦促，但由于国外警方调查取证面临的案件困难及欧美的法律程序步骤，使得一起留学安全事件发生后并不能迅速得到解决，要求严惩凶手、伸张正义的受害者家属往往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青年报》（7月5日评论）在评论“章莹颖案件”的审理过程称“一个刑事程序走完可能前后达数年时间，如果判处死刑，更是会有长达数年甚至十数年的排队等待。其中的各个环節，都可能存在罪犯逃脱法网的不确定因素。”将案件的审理拟人化，用“走”“排队等待”关于人的隐喻来指代刑事程序的进展缓慢，传达出留学生受害者在国外时权益很难得到当地国的保障的隐含意义，背后指向的是公众对国内国外个人权益保障度的对比。
在“章莹颖事件”报道中，FBI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隐喻。《南方周末》特稿《章莹颖案缘何难倒FBI》报道称“这与我们熟悉的美国侦探大片情节大相径庭。在已经找到嫌犯的情况之下，堂堂FBI却无法获得案情的来龙去脉，别说找到章莹颖，甚至连她的生死也没有定论。”美国侦探大片中塑造的无所不能、善于破案的FBI形象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FBI成为高超破案能力的象征，具有隐喻意味。FBI的隐喻一方面反衬出章案的复杂、难以破解；另外一方面，吸引公众关注、引起讨论，“不少网民认为，FBI破案不尽力。在不少人眼里，FBI无所不能，他们扳倒过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内的无数高官，现在竟然对一个小小的变态狂束手无策，显然说不过去。”增加报道故事性与延伸性，继而产生关于美国司法的讨论。
（三）中国与他国：“深夜撸串”的安全感与“有‘野兽’出没的自由世界”
中青报冰点时评拷问章莹颖案件背后呈现的美国法治之困，指出美国法治存在的困境：在理论上保护所有人却时常对为犯罪而精心策划的罪犯更有利，继而评论道，“自由的世界”也通常有“野兽”出没。美国等西方国家常常因其自身民主、尊重人权的政治制度而产生制度优越感，标榜吹嘘是“自由国家”，后经媒体报道被公众接受成为对欧美国家的某种约
定俗的标签性指代。“野兽”是野生自然环境下生存、对人类有攻击性的凶猛动物，意指美国法治中不合理的缺陷。所谓“自由世界”，其实并非全都是“好山好水好风景”（新华社7月4日国际时评）。章莹颖案让公众看到了另一个美国，程序正确在很多时候成为“负面资产”“程序至上造就了僵化与低效，它演变成为官僚主义的一种借口，往往会在最需要决断的时候，成为僵局的制造机器”。（环球时报7月11日社评）而章莹颖等受害者可能成为司法体系制衡公权力的“牺牲品”，不幸“为这种遗憾埋单”（南方周末7月21日特稿）。层出不穷的留学生安全事件引发中国公众对留学安全的担忧，而事件发生后留学国的反应处理情况并不十分令人满意。由于我国党属媒体的特殊性，媒体本身就代表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从制度根源上引导公众认识事件，实质上是代表一种制度对另外一种制度的态度表达，这种对制度的评判通过媒体传递给公众。
媒体通过“共同体”的建构塑造国家认同感，作为人们共聚共在的生存空间，共同体“像个磁极，如漩涡般让人们围绕着它思索自身与群居关系”（张鼎国，2010）[7]。尽管虚拟数字化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建立在时间、空间现实标识构建的现实共同体，但媒体通过情感共同体的塑造重新唤起公众对现实共同体的认同。“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3：6）。
在描述国内环境时，“深夜撸串”的隐喻成为绝对安全的有力证明。“多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要知道这与美国大相径庭，千万不要把凌晨两点在五道口撸串、在簋街吃小龙虾的文艺心带到国外。”（腾讯网大家7月1日评论）“深夜撸串”作为大多数中国人夏季都会参与的饮食娱乐项目，唤起了“天涯共此时”般的情感认同，基于活动发生的地域性，这种情感认同转化为情感共同体，构成对中国国内环境安全认同的情感共同体。而共同体一旦形成，便会表现出对边界的敏感，对共同体以外事物的排斥，形成“认同—排斥”的螺旋式情感结构。“深夜撸串”隐喻出现后，社交媒体呈现出一面认同“深夜撸串”带来的安全感，一面赞叹国家治安进而表达对国家的认同而同时又批评美国治安与制度缺陷的“两极化”趋势。此外，媒体通过隐喻的运用放大了章莹颖事件中“中国”与“华人”的行为表现从而建构起积极的国家共同体。国家提供“绿色通道”为受害者家属前往美国寻求真相提供一切便利；“神奇”的公安刑侦物鉴模拟相画师林宇辉靠一个高度模糊的点“从混战的千军万马”的图帧中“揭开真凶的面纱”，完成听似“天方夜谭”的任务，震惊美国FBI警察；当地华人群体展开“地毯式的搜寻”…….同时媒体使用“中国”“华人”“回家”的认同感称述，表明积极行为一方的共同体身份，唤起集体情感。尽管对大多数国内的人来讲，他们并未参与搜寻或者遭遇安全事件，但高密度的媒体报道使得该事件成为他们日常议题中的一部分。以最新消息构成“时间线”营造了统一的在场时间，每个关注事件的人产生共同的在场体验。媒体通过议程设置构建的场景，使得国内关注此事的人在心理上超越了现实地理的限制，因共同的身份特征唤起认同上的共同体，同时因一部分共同体成员的表现而引发对共同体整体的好感，最终指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
四、结 语
由于公众对国外环境亲身体验的“缺席”，媒体成为公众认知留学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新闻媒体具有报道社会现实，感知社会变化的监视器作用。在留学安全议题中，媒体对出国留学行为选择运用的隐喻类型从“逐梦”到“冒险”的转变，是媒体对留学安全事件频发的外部世界现实及时感知的反映，促进公众更好地认知理解真实留学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行为方式。隐喻在新闻中的作用除了减轻公众认知负担，促进信息传播，往往隐含媒体的意识形态意图和价值观引导性。在“章莹颖事件”报道中，媒体语言表达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相关联，将留学安全事件建构为我方无辜的弱者受害方受到他方强者蓄意伤害却苦苦寻求对施害人惩戒而不得，对事件定位中透露价值取向。在对国外警察、司法部门处理章案的表现和国内政府、华人的表现时运用不同的隐喻表达，隐含了对欧美司法体制的批判，是两国不同体制下意识形态的碰撞，媒体态度表达传递舆论引导。对事件的持续关注营造共同的“在场感”，强调行为积极一方的认同感称述呈现出明确的我方与他方的群体区分，通过唤起情感共同体来增强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
参考文献：
[1] 罗炜.隐喻在传播中的应用研究[J].青年记者，2015（11）.
[2] 甘莅豪.媒介話语分析的认知途径：中美报道南海问题的隐喻建构[J].国际新闻界，2011（8）.
[3] 李红涛.已结束的“战争”走不出的“迷宫”——“SARS十年”纪念报道中的隐喻运用与媒体记忆[J].新闻记者，2014（4）.
[4] 浏览的目的在于筛选出使用隐喻的报道文本及了解媒体对此次事件报道的整体情况，且网络新闻搜索存在重复报道，最后搜集到使用隐喻的报道文本数量少于报道整体数量.
[5] 谢竞贤.论大众传媒中的隐喻[J].新闻爱好者，2011（12）.
[6] 摘自样本中的不同媒体报道，因类型一致所以打乱放到一起
[7] 张昱辰.灾难、传媒与上海城市共同体建构——以11.15火灾为个案[J].新闻大学，2014（1）.
[责任编辑：东方绪]
关键词：章莹颖；留学安全事件；隐喻；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10-0076-02
2017年6月9日，在美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访问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章莹颖在租房签约的途中失联。6月12日，在章莹颖失联超过48小时以后，国内媒体开始纷纷报道“寻找章莹颖”“中国女留学生在美失联”……这是今年首起引起国内媒体广泛关注的中国留学生安全事件，在此之前，媒体已经报道过多起中国留学生失联或遇难事件。留学安全事件，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本文着眼于国内媒体对“章莹颖事件”的报道文本，运用批判隐喻分析的方法考察留学安全议题报道中隐喻的使用，试图呈现：在留学安全议题报道中，存在着哪些隐喻模型？媒体是如何运用这些隐喻的？隐喻的背后，传递出是怎样的深层意图？
一、隐喻与新闻中的隐喻使用
隐喻作为语言学中的一种修辞手法，指的是用相对容易理解的事物来指代另一种相对抽象的事物。前者称为喻体，往往来源于人们日常熟悉的生活经验；后者称为本体，是使用者真正的意指所在，常常是较为抽象、不易理解或者使用者不愿直接表达的事物。隐喻的使用建立在本喻体之间存在的某种共性之上，然而由这种共性产生的联系并不是一对一具有排他性的组合，本喻体各自拥有多面性的特征，隐喻使用者决定着本喻体之间具体以何种方式建立怎样的联系。比如“老大哥”这一称呼，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亲朋好友之间亲切的称谓，而在政治语境下，却被认为是威权与独裁者的象征。隐喻简化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隐喻思维是我们用另一事物描述和理解一件事物的本能”（James Geary ：《I Is an Other—The Secret Life of Metaph》）[1]。
甘莅豪认为，隐喻作为修辞工具的时候，其功能并非一致的，根据说话者对“隐喻的使用”，具体可分为“描述性隐喻”和“评价性隐喻”[2]。一方面，隐喻描述客观事实，促进公众对客观事实得到更好的理解，这是隐喻基本层面上的功能；另一方面，有的隐喻使用包含着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倾向，利用隐喻有倾向性地引导人们对事实的认知与理解。因此，隐喻在新闻中的使用聚焦在两个层面，一是新闻媒体使用隐喻来描述新兴事物、界定事件或议题的本质及其意义。二是新闻隐喻与意识形态的关联。由于隐喻具有“不可证伪”性，它“成为媒体话语巧妙地、不露声色地传达意识形态、偏见、刻板印象的最佳工具。[3]”
二、研究文本来源及思路
研究以“章莹颖事件”为个案，选取相关媒体报道，通过立意抽样，选择人民日报、环球网、中国新闻网、新京报、中国青年报、澎湃、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共6家新闻媒体，在此次事件的媒体报道中，这6大媒体的报道被其他媒体转载，基本上可以代表整个事件报道规模，对公众认识事件影响深刻。同时关照来自社交媒体（微博、微信、知乎）中的信息，它们共同构建起公众对留学安全事件的认知。搜索报道时间限定为2017年6月9日至2017年7月23日，这段时间是事件报道的主要阶段，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公众的都呈現高度关注。美国当地法庭在7月22日对案件嫌犯庭审后宣布将于9月12日进行审判，此后消息更新进入蛰伏期，媒体及公众注意力被其他信息转移。关键词选择“章莹颖”，对所有媒体报道进行浏览，并浏览社交媒体传播力广（以转发量、浏览量、参与讨论量为依据）的信息文本[4]。
通过对新闻报道文本的搜集浏览，根据查特里斯—布莱克（Charteris—Black）对隐喻分析的三个阶段，首先进行隐喻识别，人工筛选出文本中运用的隐喻；然后隐喻阐述，将所有隐喻进行归类，归纳出媒体在此次事件中对出国留学、留学安全事件、中国与他国运用的隐喻模型；最后聚焦隐喻背后隐含的修辞意图和意识形态，进行隐喻解释。
三、文本隐喻分析
（一）出国留学：“逐梦”与“冒险”
腾讯旗下“大家”栏目的一篇评论《不要把国内深夜撸串的安全感带到美国》经微信公众号推送后得到10W+的浏览量，并相继被媒体转载。文中提到四年前同样在留学期间不幸遇难的女大学生吕令子父亲的话“尽管她的梦想搁浅，但我们想鼓励那些和令子有着同样雄心和梦想、希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们继续前行。”把出国留学塑造成中国学生“逐梦”的行为，是媒体对留学使用的基本隐喻之一，不少中国留学生“承载着家长满满的期盼走出国门”。在“章莹颖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提到“章莹颖的梦想是当大学老师”（《新京报》6月14日深度），而此次出国留学恰恰是她实现梦想的关键。国外开放引导性的教育模式区别于国内长期被诟病的应试教育，世界高校排行榜上国外高校占据大半壁江山的事实更被当作国外优质教育的有力证明。当下的中国日益开放与国际化，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在媒体与社会现实的合力塑造下，“逐梦”成为出国留学的代表性隐喻并内化成影响公众留学认知的刻板印象。媒体在留学安全事件报道中通过“受众导向性”[5]调用公众熟悉的“逐梦”隐喻来引导公众对事件的认知，节约传播成本并有意识地塑造留学本身的合理性与留学安全事件发生的非道德性，树立起正义与非正义的基本价值判断。
然而，“逐梦”的道路上并不平坦。随着近几年留学安全事件频发，媒体对于出国留学的报道隐喻发生变化，“冒险”成为媒体塑造出国留学另一个崛起的对立性基本隐喻。在留学安全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提醒出国留学要小心回避“雷区”，熟悉“安全游戏规则”，掌握留学“铁律”，坚决不跨越“红线”[6]，谨慎与人日常交往，一系列隐喻勾画出不安全的国外留学环境。“雷区”原指战争中埋藏地雷的区域，属军事用语，此隐喻的本体却指向国外犯罪率高、贫民区等动乱区域；要想在国外留学，一定要熟悉当地的“安全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原指游戏里需要遵守的规则，属游戏用语，只有遵守这些规则，才能顺利的进行游戏获取胜利，隐喻本体指向保障留学安全需要遵循的方法或安全常识。媒体使用“冒险”类隐喻，诉诸于公众以“恐惧诉求”的传播方法，以引起公众对留学不安全因素的注意，并促使留学安全意识的增强。但部分媒体隐喻使用过度，唤起公众恐慌，在形容国外留学环境时使用诸如“地狱”的隐喻，则是为追求传播效果对现实的过分夸大，违背了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的原则。 （二）留学安全事件：伸张正义的艰难“长路”
媒体报道章莹颖倾向于将其塑造成一个有追求、积极向上的优秀中国留学生形象，《新京报》引用章莹颖大学室友对她的评价“她个头不高，却总有很多能量，皮肤黑黑的，但是总有一种小太阳的感觉。”新华网报道称“优秀懂事的你，是全家人的骄傲。家里条件不好，你努力学习，帮助家里。”而在起底嫌疑人时却使用“小小变态狂”“恶魔”的隐喻来塑造其行为及个人形象。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在网上搜索‘绑架’攻略”，称章莹颖为“理想受害者”。弱势、正义是媒体构建的留学生受害者媒介形象，蓄意伤害、非正义是施害人的媒介形象。媒体报道选择形象分明的隐喻将二者的媒介形象置于“强-弱”“对-错”“正义-非正义”的二元对立关系，善恶分明，明确地同情一方谴责另一方，引导公众对事件性质的认知及情感导向。在二元对立的报道框架下，媒体完成了对事件的诉求表达引导：“伸张正义、严惩凶手”。
跨国境的留学安全事件虽然有中国外交部表态和驻事件发生国大使馆的关注和敦促，但由于国外警方调查取证面临的案件困难及欧美的法律程序步骤，使得一起留学安全事件发生后并不能迅速得到解决，要求严惩凶手、伸张正义的受害者家属往往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青年报》（7月5日评论）在评论“章莹颖案件”的审理过程称“一个刑事程序走完可能前后达数年时间，如果判处死刑，更是会有长达数年甚至十数年的排队等待。其中的各个环節，都可能存在罪犯逃脱法网的不确定因素。”将案件的审理拟人化，用“走”“排队等待”关于人的隐喻来指代刑事程序的进展缓慢，传达出留学生受害者在国外时权益很难得到当地国的保障的隐含意义，背后指向的是公众对国内国外个人权益保障度的对比。
在“章莹颖事件”报道中，FBI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隐喻。《南方周末》特稿《章莹颖案缘何难倒FBI》报道称“这与我们熟悉的美国侦探大片情节大相径庭。在已经找到嫌犯的情况之下，堂堂FBI却无法获得案情的来龙去脉，别说找到章莹颖，甚至连她的生死也没有定论。”美国侦探大片中塑造的无所不能、善于破案的FBI形象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FBI成为高超破案能力的象征，具有隐喻意味。FBI的隐喻一方面反衬出章案的复杂、难以破解；另外一方面，吸引公众关注、引起讨论，“不少网民认为，FBI破案不尽力。在不少人眼里，FBI无所不能，他们扳倒过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内的无数高官，现在竟然对一个小小的变态狂束手无策，显然说不过去。”增加报道故事性与延伸性，继而产生关于美国司法的讨论。
（三）中国与他国：“深夜撸串”的安全感与“有‘野兽’出没的自由世界”
中青报冰点时评拷问章莹颖案件背后呈现的美国法治之困，指出美国法治存在的困境：在理论上保护所有人却时常对为犯罪而精心策划的罪犯更有利，继而评论道，“自由的世界”也通常有“野兽”出没。美国等西方国家常常因其自身民主、尊重人权的政治制度而产生制度优越感，标榜吹嘘是“自由国家”，后经媒体报道被公众接受成为对欧美国家的某种约
定俗的标签性指代。“野兽”是野生自然环境下生存、对人类有攻击性的凶猛动物，意指美国法治中不合理的缺陷。所谓“自由世界”，其实并非全都是“好山好水好风景”（新华社7月4日国际时评）。章莹颖案让公众看到了另一个美国，程序正确在很多时候成为“负面资产”“程序至上造就了僵化与低效，它演变成为官僚主义的一种借口，往往会在最需要决断的时候，成为僵局的制造机器”。（环球时报7月11日社评）而章莹颖等受害者可能成为司法体系制衡公权力的“牺牲品”，不幸“为这种遗憾埋单”（南方周末7月21日特稿）。层出不穷的留学生安全事件引发中国公众对留学安全的担忧，而事件发生后留学国的反应处理情况并不十分令人满意。由于我国党属媒体的特殊性，媒体本身就代表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从制度根源上引导公众认识事件，实质上是代表一种制度对另外一种制度的态度表达，这种对制度的评判通过媒体传递给公众。
媒体通过“共同体”的建构塑造国家认同感，作为人们共聚共在的生存空间，共同体“像个磁极，如漩涡般让人们围绕着它思索自身与群居关系”（张鼎国，2010）[7]。尽管虚拟数字化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建立在时间、空间现实标识构建的现实共同体，但媒体通过情感共同体的塑造重新唤起公众对现实共同体的认同。“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3：6）。
在描述国内环境时，“深夜撸串”的隐喻成为绝对安全的有力证明。“多年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要知道这与美国大相径庭，千万不要把凌晨两点在五道口撸串、在簋街吃小龙虾的文艺心带到国外。”（腾讯网大家7月1日评论）“深夜撸串”作为大多数中国人夏季都会参与的饮食娱乐项目，唤起了“天涯共此时”般的情感认同，基于活动发生的地域性，这种情感认同转化为情感共同体，构成对中国国内环境安全认同的情感共同体。而共同体一旦形成，便会表现出对边界的敏感，对共同体以外事物的排斥，形成“认同—排斥”的螺旋式情感结构。“深夜撸串”隐喻出现后，社交媒体呈现出一面认同“深夜撸串”带来的安全感，一面赞叹国家治安进而表达对国家的认同而同时又批评美国治安与制度缺陷的“两极化”趋势。此外，媒体通过隐喻的运用放大了章莹颖事件中“中国”与“华人”的行为表现从而建构起积极的国家共同体。国家提供“绿色通道”为受害者家属前往美国寻求真相提供一切便利；“神奇”的公安刑侦物鉴模拟相画师林宇辉靠一个高度模糊的点“从混战的千军万马”的图帧中“揭开真凶的面纱”，完成听似“天方夜谭”的任务，震惊美国FBI警察；当地华人群体展开“地毯式的搜寻”…….同时媒体使用“中国”“华人”“回家”的认同感称述，表明积极行为一方的共同体身份，唤起集体情感。尽管对大多数国内的人来讲，他们并未参与搜寻或者遭遇安全事件，但高密度的媒体报道使得该事件成为他们日常议题中的一部分。以最新消息构成“时间线”营造了统一的在场时间，每个关注事件的人产生共同的在场体验。媒体通过议程设置构建的场景，使得国内关注此事的人在心理上超越了现实地理的限制，因共同的身份特征唤起认同上的共同体，同时因一部分共同体成员的表现而引发对共同体整体的好感，最终指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
四、结 语
由于公众对国外环境亲身体验的“缺席”，媒体成为公众认知留学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新闻媒体具有报道社会现实，感知社会变化的监视器作用。在留学安全议题中，媒体对出国留学行为选择运用的隐喻类型从“逐梦”到“冒险”的转变，是媒体对留学安全事件频发的外部世界现实及时感知的反映，促进公众更好地认知理解真实留学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行为方式。隐喻在新闻中的作用除了减轻公众认知负担，促进信息传播，往往隐含媒体的意识形态意图和价值观引导性。在“章莹颖事件”报道中，媒体语言表达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相关联，将留学安全事件建构为我方无辜的弱者受害方受到他方强者蓄意伤害却苦苦寻求对施害人惩戒而不得，对事件定位中透露价值取向。在对国外警察、司法部门处理章案的表现和国内政府、华人的表现时运用不同的隐喻表达，隐含了对欧美司法体制的批判，是两国不同体制下意识形态的碰撞，媒体态度表达传递舆论引导。对事件的持续关注营造共同的“在场感”，强调行为积极一方的认同感称述呈现出明确的我方与他方的群体区分，通过唤起情感共同体来增强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
参考文献：
[1] 罗炜.隐喻在传播中的应用研究[J].青年记者，2015（11）.
[2] 甘莅豪.媒介話语分析的认知途径：中美报道南海问题的隐喻建构[J].国际新闻界，2011（8）.
[3] 李红涛.已结束的“战争”走不出的“迷宫”——“SARS十年”纪念报道中的隐喻运用与媒体记忆[J].新闻记者，2014（4）.
[4] 浏览的目的在于筛选出使用隐喻的报道文本及了解媒体对此次事件报道的整体情况，且网络新闻搜索存在重复报道，最后搜集到使用隐喻的报道文本数量少于报道整体数量.
[5] 谢竞贤.论大众传媒中的隐喻[J].新闻爱好者，2011（12）.
[6] 摘自样本中的不同媒体报道，因类型一致所以打乱放到一起
[7] 张昱辰.灾难、传媒与上海城市共同体建构——以11.15火灾为个案[J].新闻大学，2014（1）.
[责任编辑：东方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