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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媛是女中贵族，而它的“贵”不在于锦衣玉食，气质优雅，而是一种生活作风和处事态度，她们有着钻石般坚硬而璀璨的灵魂，即使面对淫威，依然表现出超然的傲气；耄耋之年，仍旧散发着逼人的贵气。民国时期的上海，被人们誉为名媛之乡。而郑念则是第一位籍贯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她一口京片子，从不讲上海话，但她的所有亲友，喜爱她的读者包括她本人，都认定她就是一个上海人，不折不扣的上海人。
郑念这个名字，或许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她的那部英文自传体小说《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则闻名于英美文坛，这是“文革”结束后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小说，1987年小说在英美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1988年由程乃珊译为《上海生死劫》，在国内出版，是中国伤痕体小说的经典。
郑念，原名姚念媛（后来她为了纪念亡夫而起笔名郑念），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受教育，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在此期间，她与长她5岁的留英博士郑康祺相识相恋，并在英国结婚。他们学成回国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于是直接前往重庆，任职于外交部。不久郑康祺被派往澳大利亚，郑念随夫同行，一呆就是七年，期间他们迎来了宝贝女儿郑梅萍的出生。
梅萍6岁时，郑念随夫回国。
上海解放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选中郑念的丈夫郑康祺为驻华公司总经理，直到1957年，郑康祺患癌症去世。他去世后，壳牌石油公司又聘请郑念为英国经理的助理，一干就是九年。
1966年，壳牌公司关闭，她本有机会调往香港，然而因为独生女儿郑梅萍不愿离开上海，再加上当时的郑念刚满50岁，觉得自己还可以留在国内干点事业，所以申请去香港一事暂时搁浅了下来，谁知当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她再也不能申请去香港了。
然而，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份迟疑带给她的不仅是一场非人的身心折磨，更是一场丧女之痛。
【2】
“文革”期间，由于郑念是英国留学生，长期供职外商公司，首当其冲地遭到抄家。当红卫兵抄家的时候，被关在厨房的她依然能够气定神闲地喝着咖啡，为面包涂上牛油。当红卫兵批判她曾到英国求学的时候，她平静地说，马克思就是外国人，而正是在英国，她读完了《共产党宣言》。当红卫兵要把她珍藏的古董砸烂的时候，她机智地阻止了他们，而当她后来拿回这些古董时，她毫不犹豫地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她的床被红卫兵搬走，只能睡在冰硬的地板上。那时正值深秋，寒风刺骨，她感染上了肺炎，不停地咳嗽，并伴随着低烧。
那时，女儿郑梅萍还和她住在同一套房子里，但红卫兵看着不准她们说话。于是，她只能和女儿眼神交流。担心自己的肺炎传染给女儿，所以只要女儿在场，她都努力克制咳嗽，为此常常憋得满脸酱紫，几近窒息。
只要能看到女儿，知道她一切安好，即使再难受她也愿意忍受。
然而不久，她还是被迫和女儿分离。
只是，她怎么也不會想到这次分离，竟是永诀。
1966年9月，她被羁押进看守所，罪名是里通外国、为英国人充当间谍。由于双手长时间被反铐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的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异常痛苦。然而，她宁愿忍受这锥心的疼痛也不愿敞开裤链，有失优雅。
她从不因伤痛而哭泣，去谋求看守们的同情，她的教养告诉她，这有失尊严。天冷了，她固执地要等自己的衣物被送来，而不穿看守借来的别的囚犯的衣物，她觉得，这是维护她最后一点尊严的方法。
然而，当她收到被包时，发现里面竟是女儿梅萍的棉被和棉袄，且崭新如初。她的心，痛了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她请求看管带张梅萍写的“毛主席万岁”的纸条，只有看到女儿的字迹，她才放心。然而，这个小小的要求都遭到了拒绝。
由于拒绝认罪，她曾被反铐很多天，以至于双手落下了严重的病根。但她选择坚持，咬着牙坚持，用各种方法坚持。倔烈而傲气。
由于拒不认罪，她只能羁押在看守所里，无法判罪入狱，因此她也是史上在看守所羁押时间最长的“嫌疑犯”。
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去掉了“犯罪分子”这个落款。
然而，在当局终于要释放郑念时，她却拒绝离开。
林彪事件后，有人向她宣布，将要对她宽大处理，释放出狱。郑念感到义愤填膺。她需要的不是宽恕，而是道歉。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还要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
她的要求在当局者眼里犹如一个笑话，被置之不理。
郑念还是走出了看守所，因为她希望尽早见到日夜牵挂的女儿。
然而，在她踏出看守所大门时，却没有看到期盼已久的女儿。那一刻，她的心，咯噔地沉了一下，知道预感即成事实。
这时，她才得知梅萍在她进看守所不久，就跳楼自杀了。
可是，她知道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
而在那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她即使找到了真相，也只能认命。
【3】
此刻的上海，对于郑念来说，是座伤城。她在这里经历了丧夫之伤，丧女之痛，羁押之苦。
这位曾以上海名媛为傲的女子，想到了离开。
“文革”结束后，她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不久拿到了签证。从上海登船赴香港时，她在船上透过蒙蒙细雨，望着壳牌石油公司的大楼和她原来办公室的窗口，她知道，这次的离开与以往的不同，这一次，是与上海永别。
那一刻，前尘往事，滚滚袭来，泪，泫然而落。
在美国，一个老年人，没有家、没有孩子、亲人寥寥，是极其孤苦的。这种孤苦不是生活，而是内心。为了纪念唯一的女儿郑梅萍，她决定将那段“文革”经历写成自传体小说。书中她表现出对女儿枉死的不甘心。因为女儿不肯指证她是英国间谍，于是被活活打死，为掩盖真相，他们又残忍地将梅萍的尸体从九楼推了下去。
在这部回忆录里那些闪着冰冷刀锋的伤痛细节，随处可见，那是段承载着血与泪，生与死的历史。
这部英文自传体小说历时三年，终于在1986年创作完成，并于1987年出版，随即轰动英美文坛，而郑念也凭借这部自传，获得了华人作家的美誉，之后她把稿费捐给了美国的一所大学，资助那些中国留学生。
从那些流传的照片上来看，郑念虽已古稀，却依旧优雅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啊！
2009年11月2日，郑念因烫伤感染病逝于华盛顿，享年92岁。
根据她的遗愿，骨灰撒进了太平洋，那里还有她亲手撒下的女儿的骨灰，因为她相信，太平洋连通着中国，最终她们可以回到上海。她是如此爱着这个国家。
当爱恨都已倾城，这位传奇女子只能用这种方式与女儿重逢。
或许这样的重逢有些悲凉，但那份爱国之情，却让人为之动容。
名媛是女中贵族，而它的“贵”不在于锦衣玉食，气质优雅，而是一种生活作风和处事态度，她们有着钻石般坚硬而璀璨的灵魂，即使面对淫威，依然表现出超然的傲气；耄耋之年，仍旧散发着逼人的贵气。民国时期的上海，被人们誉为名媛之乡。而郑念则是第一位籍贯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她一口京片子，从不讲上海话，但她的所有亲友，喜爱她的读者包括她本人，都认定她就是一个上海人，不折不扣的上海人。
郑念这个名字，或许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她的那部英文自传体小说《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则闻名于英美文坛，这是“文革”结束后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那段历史的小说，1987年小说在英美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1988年由程乃珊译为《上海生死劫》，在国内出版，是中国伤痕体小说的经典。
郑念，原名姚念媛（后来她为了纪念亡夫而起笔名郑念），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受教育，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在此期间，她与长她5岁的留英博士郑康祺相识相恋，并在英国结婚。他们学成回国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于是直接前往重庆，任职于外交部。不久郑康祺被派往澳大利亚，郑念随夫同行，一呆就是七年，期间他们迎来了宝贝女儿郑梅萍的出生。
梅萍6岁时，郑念随夫回国。
上海解放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选中郑念的丈夫郑康祺为驻华公司总经理，直到1957年，郑康祺患癌症去世。他去世后，壳牌石油公司又聘请郑念为英国经理的助理，一干就是九年。
1966年，壳牌公司关闭，她本有机会调往香港，然而因为独生女儿郑梅萍不愿离开上海，再加上当时的郑念刚满50岁，觉得自己还可以留在国内干点事业，所以申请去香港一事暂时搁浅了下来，谁知当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她再也不能申请去香港了。
然而，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份迟疑带给她的不仅是一场非人的身心折磨，更是一场丧女之痛。
【2】
“文革”期间，由于郑念是英国留学生，长期供职外商公司，首当其冲地遭到抄家。当红卫兵抄家的时候，被关在厨房的她依然能够气定神闲地喝着咖啡，为面包涂上牛油。当红卫兵批判她曾到英国求学的时候，她平静地说，马克思就是外国人，而正是在英国，她读完了《共产党宣言》。当红卫兵要把她珍藏的古董砸烂的时候，她机智地阻止了他们，而当她后来拿回这些古董时，她毫不犹豫地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她的床被红卫兵搬走，只能睡在冰硬的地板上。那时正值深秋，寒风刺骨，她感染上了肺炎，不停地咳嗽，并伴随着低烧。
那时，女儿郑梅萍还和她住在同一套房子里，但红卫兵看着不准她们说话。于是，她只能和女儿眼神交流。担心自己的肺炎传染给女儿，所以只要女儿在场，她都努力克制咳嗽，为此常常憋得满脸酱紫，几近窒息。
只要能看到女儿，知道她一切安好，即使再难受她也愿意忍受。
然而不久，她还是被迫和女儿分离。
只是，她怎么也不會想到这次分离，竟是永诀。
1966年9月，她被羁押进看守所，罪名是里通外国、为英国人充当间谍。由于双手长时间被反铐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的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异常痛苦。然而，她宁愿忍受这锥心的疼痛也不愿敞开裤链，有失优雅。
她从不因伤痛而哭泣，去谋求看守们的同情，她的教养告诉她，这有失尊严。天冷了，她固执地要等自己的衣物被送来，而不穿看守借来的别的囚犯的衣物，她觉得，这是维护她最后一点尊严的方法。
然而，当她收到被包时，发现里面竟是女儿梅萍的棉被和棉袄，且崭新如初。她的心，痛了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她请求看管带张梅萍写的“毛主席万岁”的纸条，只有看到女儿的字迹，她才放心。然而，这个小小的要求都遭到了拒绝。
由于拒绝认罪，她曾被反铐很多天，以至于双手落下了严重的病根。但她选择坚持，咬着牙坚持，用各种方法坚持。倔烈而傲气。
由于拒不认罪，她只能羁押在看守所里，无法判罪入狱，因此她也是史上在看守所羁押时间最长的“嫌疑犯”。
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去掉了“犯罪分子”这个落款。
然而，在当局终于要释放郑念时，她却拒绝离开。
林彪事件后，有人向她宣布，将要对她宽大处理，释放出狱。郑念感到义愤填膺。她需要的不是宽恕，而是道歉。她拒绝了所谓的释放决议。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无罪，并且要求赔礼道歉，还要在上海、北京的报纸上公开道歉。
她的要求在当局者眼里犹如一个笑话，被置之不理。
郑念还是走出了看守所，因为她希望尽早见到日夜牵挂的女儿。
然而，在她踏出看守所大门时，却没有看到期盼已久的女儿。那一刻，她的心，咯噔地沉了一下，知道预感即成事实。
这时，她才得知梅萍在她进看守所不久，就跳楼自杀了。
可是，她知道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
而在那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她即使找到了真相，也只能认命。
【3】
此刻的上海，对于郑念来说，是座伤城。她在这里经历了丧夫之伤，丧女之痛，羁押之苦。
这位曾以上海名媛为傲的女子，想到了离开。
“文革”结束后，她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不久拿到了签证。从上海登船赴香港时，她在船上透过蒙蒙细雨，望着壳牌石油公司的大楼和她原来办公室的窗口，她知道，这次的离开与以往的不同，这一次，是与上海永别。
那一刻，前尘往事，滚滚袭来，泪，泫然而落。
在美国，一个老年人，没有家、没有孩子、亲人寥寥，是极其孤苦的。这种孤苦不是生活，而是内心。为了纪念唯一的女儿郑梅萍，她决定将那段“文革”经历写成自传体小说。书中她表现出对女儿枉死的不甘心。因为女儿不肯指证她是英国间谍，于是被活活打死，为掩盖真相，他们又残忍地将梅萍的尸体从九楼推了下去。
在这部回忆录里那些闪着冰冷刀锋的伤痛细节，随处可见，那是段承载着血与泪，生与死的历史。
这部英文自传体小说历时三年，终于在1986年创作完成，并于1987年出版，随即轰动英美文坛，而郑念也凭借这部自传，获得了华人作家的美誉，之后她把稿费捐给了美国的一所大学，资助那些中国留学生。
从那些流传的照片上来看，郑念虽已古稀，却依旧优雅漂亮，特别那双眼睛，虽历经风侵霜蚀，目光仍明亮敏锐，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负载着往事悲情的遗痕啊！
2009年11月2日，郑念因烫伤感染病逝于华盛顿，享年92岁。
根据她的遗愿，骨灰撒进了太平洋，那里还有她亲手撒下的女儿的骨灰，因为她相信，太平洋连通着中国，最终她们可以回到上海。她是如此爱着这个国家。
当爱恨都已倾城，这位传奇女子只能用这种方式与女儿重逢。
或许这样的重逢有些悲凉，但那份爱国之情，却让人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