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行书七律《咏武夷山》，绢本，212×49cm，其释文：舟随五曲棹歌行，百叠松篁绕画楹。直与列仙争选胜，不妨游子自寻盟。隔溪峰色沉云色，遥夜滩声答瀑声。莫是乘槎星汉上，试将名姓问君平。
　　武夷山在福建北部，据乾隆时期的《武夷山志》记载，董其昌曾经“出为福建按察司副使，驻节延津（注1），转湖南提学”。而《引年乞休疏》载：“起补福建副使，在任四十五日”（注2）。至于哪年赴任，均无详述。所幸的是，董其昌在其他几处画作的款式也记录在福建的史实。
　　《题烟云图后》：“庚戌春，余自闽中归，舟行湘江道中多暇，风雨徐来……”（注3）
　　另题米万钟《奇石图》：“庚戌春日，寓于德清吴礼部之来青楼，收西湖之胜，画中所得不少。余自闽中归，阻雨湖上，日望雨峰如浓墨画。”（注4）
　　两件作品都说明从福建返乡的时间为庚戌年（1610），行舟期间还遇到风雨。综合以上信息，董其昌所说的“自闽中归”，可能就是这次“在任四十五日”福建副使后的返乡。
　　除了庚戌年，董其昌还在几件作品的题识，透露更早的时候，即辛卯年他来福建的行踪。
　　题《王逊之接笋峰图》：余以辛卯之秋游武彝，曾为云窝二律诗，独未为图耳。（注5）
　　董书《论书卷》：辛卯，余以道馆师田公之丧请告还。（注6）
　　关于“道馆师田公之丧”。其好友陈眉公也证实：田一儁卒，董氏曾匍匐数千里，舆其榇，送还闽中。（注7）
　　田公即礼部左侍郎田一儁，辛卯即1591年，董其昌37岁，这一年田一儁去世，董其昌护送其灵柩回闽中。在回程中沿途游览风光，并记录下来：“武夷有大王峰，峰极尊胜，故名。武夷君，为魏王子骞，曾会群真于此，奏人间可哀之曲。”（注8）此后还谈到“七岩临水”、“洞天岩”等地。
　　因此，从目前资料看，董其昌先后在辛卯年和庚戌年，也就是37岁和56岁两次去过福建。但是，从《咏武夷山》书法风格看，显然不属于37岁的作品。通过比对存世的真迹，发现书于己酉年七月廿七的《岳阳楼记》与之接近，此作现存故宫博物院，规格为37.6×1478cm，按照手卷高度以及每行三字看，单字大小应与《咏武夷山》差不多，诸多橫画起锋下切方笔、右下收笔回锋、中部悬针拉长等技法习惯都完全一样。但相对而言，故宫所藏略显生拙，应略早。比对更早或57岁的作品，都明显有异，说明董其昌创作类似风格的时间不长，由此推断，《咏武夷山》应是董其昌56岁所作。
　　本作钤有董其昌的“大宗伯印”、“太史氏”两印在董其昌晚年作品中大量使用。这两个官称印文，但在明代并没有实际官衔。在西周，太史起草文书，记载史事等工作，而明代修史之差归属翰林院，因此以“太史”雅称翰林官。同样，宗伯也是借用古代称呼，明代的礼部尚书以“大宗伯”称呼，并以“少宗伯”称呼礼部侍郎。根据陆昱华的研究，董其昌在1623年以后才启用“大宗伯印”。但是，陆文客观地表态：“印章只能作为书画鉴定的一个参照的依据，因为有的印章也可能是书画商为了抬高书画作品的身价而加钤的，或由作者在后来补钤，在鉴定的过程中还须仔细辨别印章及印色等。”（注9）赵华在研究赵孟頫用印分期时发现，赵孟頫的“赵子昂氏”印鉴制作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左右，其时赵孟頫约41岁前后，之前作品均无钤印，凡出现印鉴者，或为晚年补印，或为后来收藏者伪添。由此看来，上述的董其昌两印不排除存在类似的现象，或其从闽中带回南京后加盖。
　　此作有吴荣光收藏印两方：“吴荣光”、“拜经老人”。吴荣光（1773—1843）为南海人，其祖父是来自福建的盐商，家道殷实。吴荣光曾任官福建多年，先后担任盐法道、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将其收藏著书《辛丑销夏记》。
　　“新安项芝所收藏书画私印”，系清代乾、嘉年间鉴藏家项源印鉴。其字汉泉，号芝房，安徽歙县人，藏品甚丰，著名的黄山谷《砥柱铭》就是其重要藏品。
　　“惠孝同鉴赏章”主人惠孝同（1902—1979），北京人。原名惠均，字孝同。1927年与金荫湖、胡佩衡等共组湖社画会，编辑《湖社月刊》。
　　另有“杨朋之号壶斋珍藏印”、“养心斋珍藏书画印”，待考。
　　注1：时为延平府，今闽北南平市
　　注2：《容台文集》卷五。
　　注3：《四印堂诗稿》。
　　注4：郑威《董其昌年表》。
　　注5：《画旨》、《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一。
　　注6：《石渠宝笈》续编。
　　注7：《陈眉公先生集》卷三十六。
　　注8：《画禅室随笔·记游》。
　　注9：陆昱华《试述晚明古官印流行现象》。
　　注10：《趙孟頫“趙子昂氏”元朱文印的分期研究》（台北的《故宫文物》月刊，待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