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普通通的一对夫妻，共同做放线工作，一做就是20多年
　　
　　别人装上测量仪器或许需要半个小时甚至几个小时，徐伟和谷玉珍夫妇只需要1分多钟。不论多长的测量距离，他们用大拇指一测就知道要放多少米线，而误差不会超过几公分。
　　在北京建工集团，只要一提起徐伟和谷玉珍夫妇，职工们都会半开玩笑地说：那可是我们单位测量系统的“国宝”级专家。
　　1974年末，北京建工集团到昌平的南口农场招工，17岁的徐伟和一大批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一起来到了三建公司的施工队，开始做起了混凝土工的活。这是个熟练工种，搅了3年混凝土后，由于放线工紧缺，仅是初中文化的徐伟被看作“高级知识分子”调去做放线工。徐伟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工作会影响并伴随他的一生。
　　对年轻的徐伟来说，放线是个全新的领域，除了数学等基础知识外，专业技术相对其他工种也要高得多。亏得他上学的时候酷爱几何，因此看起图纸来比老师傅都理解得快。为了尽快独立上岗，徐伟从1978年开始，每天白天跟着老师傅放线，晚上自学理论，《建筑施工基础测量》这一类书籍每天都摆在宿舍的书桌上。实践与理论紧密地结合，自然学的就快多了。一年后，徐伟开始独立工作。
　　
　　爱上徐伟，迷上放线
　　
　　独立工作不久，徐伟遇到了如今已经相濡以沫20多年的妻子—谷玉珍。
　　谷玉珍很开朗，经常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大家都亲切地叫她谷姐。1980年，年仅20岁的谷玉珍跟随父亲来到了北京建工集团，在徐伟所在的施工队里做食堂后勤人员。由于和徐伟在同一个施工队，住的又都是工地的宿舍，朝夕相处一年后，两个年轻人都渐渐对对方产生了好感。谷玉珍没有预料到，爱上徐伟，也使她从此爱上了放线，并一做就是20多年。
　　其实从认识徐伟开始，谷玉珍便常去他的暂设办公室。耳濡目染使她觉得，“这是一门技术，这门技术要学到手，就不愁丢工作。”于是，年轻气盛的她便找到了施工队长，申请调动工作。然而队长说：“哪有女的干放线的？就是干也不会长久，我们不培养，白费劲！”一盆冷水浇了个透。不过谷玉珍没灰心，她相信，凭借着自己的高中文化基础和从徐伟那里接触到的工作方法，自己一定能干。
　　1983年，两人结婚一年左右，谷玉珍怀孕了，她利用休产假的时间在家里自学测量放线。每天的时间除了做家务和给丈夫做饭之外，她就一门心思钻到了书堆里。“老徐就是我现成的老师。我从完全陌生开始，识图、画图、平立剖面图、建筑结构图、天文学，到后来学习一些简单的计算，复习数学、几何、三角函数，再后来摸索着操作经纬仪、水准仪……越学越觉得自信。”
　　女儿一岁的时候，队里的食堂解散了。谷玉珍明确地向技术队长提出：我要干放线！软磨硬泡之下，队长终于答应向全施工队招聘两名放线工人，出题考试，择优录取。十几个人考试，只有谷玉珍一个女人。队里为了避嫌，由书记和技术队长出题监考，徐伟没有参加。“但我心里有底儿，因为一切胜利都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结果，我以优异的成绩名列榜首，理直气壮地当上了一名女放线工。”队长再也不能说什么了。
　　“如果个人爱好与所从事的专业一致的话，将会产生更大的自学动力，取得进一步的专业成就。”徐伟缓缓地告诉《建造师》。他如此，他的妻子更是如此。
　　1984年，谷玉珍和徐伟一起自学有关测量的书籍，到书店买的书都是关于测量方面的。那个年代建筑花样并不繁杂，多数以直角、方楼的形式出现，仪器也简单。自学了好多在当时被认为是比较先进的建筑书籍之后，俩人越来越觉得知识不够用。
　　
　　“怂人不能干，能人不愿干”
　　
　　1987年，建工三建接到了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的工程。这项工程大量采用曲线，给测量放线工作提出了从未有过的难度和要求。以前只有极少量工程中会出现曲线测量问题，而且都是半径比较小的，一般情况下用圆规画半径就能做到。但是这个工程不仅曲线的曲度很大，而且有很多非圆曲线。这对负责放线的徐伟来说，是个从未遇到的难题。为攻克技术难题，徐伟利用业余时间进修了测量放线的中专课程，随后又完成了工民建专业的大专课程。他擅于将所学应用到工程中。在这个工程中，他根据不同的曲线情况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可以说所有涉及到曲线测量的方法都用上了。比如屋顶是个斜平面上的圆曲线，他采用映射在平面上的角度交汇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个测量难题。
　　这个工程，给北京市的曲线测量技术开了一个好头。
　　工程结束后，结合工作实践，徐伟完成了论文《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工程施工测量》，获得了集团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北京测绘协会优秀论文三等奖。从此，徐伟的工作开始由传统的经验型向现代的知识技术型转变。迄今他已经发表了大大小小数十篇论文。
　　徐伟说：“我就是爱这份工作。当所有人都不知道楼应该建在哪里的时候，我知道。这很有成就感。”
　　而印象中最深刻的成就感来自2004年开建的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工程。进场后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测量。然而一人多高的荒草里，16万平米的空地，Y字形的楼型设计，都使得测量工作难上加难。别人抱着先进的机械设备进场，却不会使用，只好用最原始的钢尺式手法。而喜欢研究设备说明书的徐伟却玩转了那些先进设备。对照说明书一通研究后，39个测量点，利用仪器的精密测量，制定出每20米测一个方格点的“棋盘式测量法”，先量出100米的大方格，再根据场地上的坐标按照20米的倍数测量，最后准确地确定出20米方格的定位。这个做法使得原来的每天测量40个点一下提高到200个点。
　　此时的徐伟，也成了各个单位之间的“抢手人物”。自己所在的项目部怕被别人挖了墙角，就对其它单位说：“你们用人可以，不给工钱都可以，但是人绝对不能带走。”就这样，徐伟免费为其它单位干了一年半。
　　徐伟进步的同时，倔强的妻子自然也不甘落后。
　　在中国石化大厦的工地里, 谷玉珍身穿蓝色工作服，左肩别一个对讲机，“如果戴上安全帽，就谁也不知道我是女的。”近看，她的耳边还别着一支红蓝铅笔，她说这是“测量放线人员离不开的武器！”
　　类似首都机场的这种“异型工程测量放线”其实也是谷玉珍的拿手绝活，但在中国石化大厦这个“非异型”的17万平米工程上却似乎没有了用武之地。测量点太多，谷玉珍就把丈夫在机场工程上发明的“棋盘式测量法”借鉴了过来：先测出一个100米见方的格子，然后根据场地上的坐标按照10米的倍数测量，以此确定10米方格的定位，工作效率比一般方法提高了5倍。
　　“怂人不能干，能人不愿干”，这是谷玉珍给放线工作下的定义。今年46岁的她，依旧在中石化的工地上钻脚手架，扛着几十斤重的测量仪器，爬极陡的架子管搭成的梯子，打着手电在黑漆漆的地下室放线。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磕着碰着自然是家常便饭。作业面拥挤的时候，她就早上4点多钟到现场工作，到了6点施工队点完名进场的时候，她手头的放线工作早已经全部完毕了。
　　荣誉总是眷顾努力的人。2004年3月8日，谷玉珍获得了“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和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2005年荣获“首都巾帼之星标兵”称号。并且，像徐伟一样，谷玉珍也先后撰写了《建筑施工测量中的圆曲线测设》和《激光铅直仪在施工测量中的应用》等论文，并获得了北京市测量协会测量专业委员会颁发的二等奖。
　　
　　坚持到50岁
　　
　　谷玉珍是急脾气，徐伟却是慢性子；谷玉珍爽朗，徐伟沉默；她叫他“老徐”，他叫她“哎”。这么多年走过，俩个人依旧恩爱如初。女儿就要到欧洲留学去了，尽管千般不舍，但他们最终选择让孩子自己去飞。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他们一直重复着：“我们没什么，很多人做的工作比我们累得多，也强得多了，你们就别写我们了，我们真的只是做的年头多了一些。”问起他们俩谁的能力比较强，徐伟笑着说：“我的经验比她丰富，但是她的数学比我强。”
　　放线工作当年是人人争着做的工作，毕竟相对于其他工种要轻松一些。但是现在，这些一线工作大部分已经给了分包队，对于企业的正式员工来说，以前轻松的工作现在变成了最脏最累的。“你看这工作服，到处都是墨点，根本洗不掉。我每天要穿着这身衣服钻脚手架，去测量，不去真正做是根本体会不到有多脏多累的。”谷玉珍指着蓝色上衣上的黑点说。
　　“但是，坚持测量放线到50岁没问题！50岁之后，兴许咱集团开个测量放线的班，我还能给年轻人念叨念叨实际施工的经验。”谷玉珍清脆爽朗地笑着说。
　　目前，徐伟已经在北京建工集团总公司负责测量管理工作，还成为了北京测量协会的会员，而谷玉珍依旧在一线工地，她也是北京市测量放线系统唯一的一名女性高级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