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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物志》在一般的目录书中或被收入名家一类，或被收入杂家一类。但实际上，刘邵的许多人才学思想以及人际交往理论也体现了老子的道家哲学思想。本文仅就《人物志·释争》中刘邵所倡导的“不争”的处世哲学，分析了刘邵对老子这一处世哲学的传承与发展，并且驳斥了“不争实为懦弱之表现”的错误观点，指出了道家思想对整个《人物志》成书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人物志 释争 道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人物志》一书最早见载于《隋书·经籍志》。其后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均将《人物志》列于名家之下。从《宋史·艺文志》开始，《人物志》被列入杂家。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等又将其重新划归名家门下。之后的《明史·艺文志》为断代史志，但其子部杂家之下却也有注释文字：“前代艺文志，列名法诸家，然寥寥无几，今总附杂家。”
真正将《人物志》列入杂家的是《四库全书总目》。该书将杂家类分为杂学、杂考上、杂考下、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杂品杂纂杂编。《人物志》被收于“杂学”一类中。《总目》不仅提出杂家是“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而且进一步在《人物志》一书下作注日：
其书主于辩论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录于名家。然所言究析物情，而精核情理。视尹文之说兼陈黄、老、申、韩，公孙龙之说惟析坚白同异者，迥乎不同。盖其学虽近乎名家，其理则弗乖于儒者也。晒注不涉训诂，惟疏通大意，而文词简古，犹有魏晋之遗。
将《人物志》由名家转入杂家，并对此进行详细说明，这一转变体现了后代学者对该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并开始用全面的目光重新审视《人物志》。清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子部杂家类载：“《人物志》三卷(墨海金壶本)盖其学虽出于名家，不悖于儒家之旨也。延明著书甚富，存者惟有是注。其注疏通大义，不沾沾于训诂，词致简括，尚有辅嗣注《老》，子元注《庄》遗意。”清代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这样记载：“阅魏刘邵《人物志》。为名家之学，而推重术家之流，如范蠡、张良者，奇谋通变，能用能藏。又以道之平淡玄远为极致，盖申韩而参以黄老。其中名言隽理，可味者多。”《郑堂读书记》和《越缦堂读书记》二书明确提出了《人物志》一书体现出了明确的老、庄遗风一一道家对《人物志》的成书有着深远的影响。
曹魏政权之前的两汉学术思潮经历了黄老——经学——黄老的反复式发展过程。东汉后期，政治腐败与社会动荡带来了必然的名叫破产与经学衰落，道家学说由此复兴，但其中最有影响的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老庄哲学而是黄老之学，它以名理学的形式出现并继而成为了曹魏意识形态的主流。在建安思想家的传世著作中，时常可见关于理想的君主——圣人，通过无为的方法，顺应社会变化而达到无不为的结果的说法。
刘邵的《人物志》体现了这个时代特征。它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具备“中庸”之德的圣人，但是他又用道家的思想来解释儒家的“中庸”——中和之质平淡无味。中和之质其实就是老子所说的“道”。即老子所说的“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由其无味，故成调成五材。对于老子思想的继承，从该书的《材理》、《接识》等篇都可以看出，而在《释争》篇中，老子的哲学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刘邵所倡导的无形的不争之争，诠释了老子的“以屈求伸”的处世哲学。
《吕氏春秋·不二》将老子哲学的特点归纳为“贵柔”，以柔弱谦下为本，是老子创立的道家处世哲学的鲜明特色。世俗常常将“有为”视为夺取胜利的唯一途径，但事实上却应当从“无为”入手，遵循柔弱谦下的原则，以屈求伸，以柔克刚。老子最显著的人际关系理论即不争论。“不争”是解决社会矛盾、缓和人与人之间冲突的重要方法。在《老子》一书中，老子多次提及“不争”：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又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第八章)、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二十二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老子》第六十六章)
由此可见，老予对“不争”这一人际关系理论以及“不争”、“不伐”的处世哲学的重视程度。而刘邵的不争不伐思想与老子的不争论一脉相承。《释争》篇旨在论证人才在竞争中应该遵循的总原则——以屈求伸。《释争》开篇便提及“盖善者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首先奠定了全文的中心思想。随后举例说明了卑让降下与矜奋侵陵者的不同结局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证明了“争让之途，其别明矣”。文章接下来分析了好胜之人的特点，他们往往“抗奋遂往”、“不能自反”，而好胜的心理与行为将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易口而自毁”、“贷手以自殴”。
“物事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事物总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向其相反方向转化，所以君子知道用屈、让的方法使祸转为福，使仇敌转化为朋友，同时还可以使“怨雠不延于后世而美名宣于无穷”。这个理论是老子“物极必反”理论的自然延伸。老子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任何事物达到强壮的顶风之后就开始衰落。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都会必然的想着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老子告诫人们，祸福、强弱是相对的、暂时的和相互转化的。福是祸即将来临的征兆，强是衰弱即将来临的表现。这就要求人们要做到“见小日明，守柔日强”，在矛盾双方的斗争之中，最后的胜利定当属于弱者、柔者。所以，人们应该心甘情愿的自我守柔、守弱。
君子往往會选择一种超越常人的高明的处事方式来达到自己求胜的目的——“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严格遵守这样的处事方法及人际交往原则，就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这便是善于推让和自修的益处。“不敢为天下先”也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有句古语作“出头的椽子先烂”，与民谚“枪打出头鸟”同义，可见这种“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早已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宝库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不自见，故名；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因此，君子有三种上等的处事方式即：“功大不伐”、“贤而让能”和“急己宽人”。谦让的处事方式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主要还在于它顺应了人的本性和人类感情的基本规律。人的本性向来是争强好胜的，都希望居他人之上，因此都会讨厌别人自夸而喜欢他人谦逊。人们要首先学会以谦卑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才会最后获得尊贵与崇高。总之，不争和谦卑是达到人际和谐、调和各种矛盾，最终实现“得胜”的有效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认为，刘邵提出“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器，以自修为棚橹”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什么事情都不争，否认了争与不争之间的明确界限，笼统地把不争说成是最有力的争，是莫能与之争的争，是将辩证法变成诡辩论。认为这是道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是当人们在工作和斗争中遇到困难而又不敢迎头赶上奋斗拼搏时候的一种安慰剂。这种观点显然是对老子的哲学思想以及刘邵的人际关系理论以及人才观的认识有着严重的偏差。道家从创立初始就是崇尚“清静无为”的，不争论是道家思想体系之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全符合道家对于宇宙人生“清静无为”的要求的。
老子的“不争”与“无为”思想，并不是消极处世的。在老子看来，“不争”只是人们在做人做事，在处理人际关系，化解各类矛盾冲突的时候应该具备的一种人生态度。不与别人争，不是表示示弱，也不是无能的表现，“不争”的目的恰恰是通过推让来从另一个角度、用另一种方式取得胜利，其根本目的是达到大争，是一种获成功于无形的争。表面上不争，实际上是暗度陈仓。正所谓“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人物志》问世后，长期处于沉寂的状态。但从隋唐开始，它被学界重新发掘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唐代刘知几在其《史通·自序》中说；“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邵队物志》生焉。”清代臧琳《经义杂记》中评价说：“刘勰《文心雕龙》之论文章，刘邵《人物志》之论人，刘知几《史通》之论史，可称千古绝唱，余所深嗜而快读者。著书人皆刘姓，亦奇事也。”这些评价都充分体现了《人物志》在人才学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产生的历史贡献。
魏文帝重法术，其继任者魏明帝则重视经术，而形名家因为通于经、法二家，所以在当时甚为流行。然而同时道家之学也处于兴盛的上升阶段，并最终形成正始玄学。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在正始之前，名士中精通经、法且兼道家之学的可被看作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式人物。作为正始玄学的代表性人物，何晏、王弼与魏初的名士有所不同，但也无例外的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何晏具有法家精神亦普名家之术：王弼著书时，外崇孔教，内重道家，《老子注》虽没有受到《人物志》的影响，但是他所采用的名家的理论，在刘邵的书中也随处可见。老子的道家思想影响了刘邵的创作，而刘邵的形名学思想又影响了王弼的《老子注》的成书，因此可以说，在几种思想的交汇影响之下，产生了《人物志》这部伟大的人才学专著，为后代研究人才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人物志 释争 道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人物志》一书最早见载于《隋书·经籍志》。其后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均将《人物志》列于名家之下。从《宋史·艺文志》开始，《人物志》被列入杂家。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等又将其重新划归名家门下。之后的《明史·艺文志》为断代史志，但其子部杂家之下却也有注释文字：“前代艺文志，列名法诸家，然寥寥无几，今总附杂家。”
真正将《人物志》列入杂家的是《四库全书总目》。该书将杂家类分为杂学、杂考上、杂考下、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杂品杂纂杂编。《人物志》被收于“杂学”一类中。《总目》不仅提出杂家是“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而且进一步在《人物志》一书下作注日：
其书主于辩论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录于名家。然所言究析物情，而精核情理。视尹文之说兼陈黄、老、申、韩，公孙龙之说惟析坚白同异者，迥乎不同。盖其学虽近乎名家，其理则弗乖于儒者也。晒注不涉训诂，惟疏通大意，而文词简古，犹有魏晋之遗。
将《人物志》由名家转入杂家，并对此进行详细说明，这一转变体现了后代学者对该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并开始用全面的目光重新审视《人物志》。清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子部杂家类载：“《人物志》三卷(墨海金壶本)盖其学虽出于名家，不悖于儒家之旨也。延明著书甚富，存者惟有是注。其注疏通大义，不沾沾于训诂，词致简括，尚有辅嗣注《老》，子元注《庄》遗意。”清代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这样记载：“阅魏刘邵《人物志》。为名家之学，而推重术家之流，如范蠡、张良者，奇谋通变，能用能藏。又以道之平淡玄远为极致，盖申韩而参以黄老。其中名言隽理，可味者多。”《郑堂读书记》和《越缦堂读书记》二书明确提出了《人物志》一书体现出了明确的老、庄遗风一一道家对《人物志》的成书有着深远的影响。
曹魏政权之前的两汉学术思潮经历了黄老——经学——黄老的反复式发展过程。东汉后期，政治腐败与社会动荡带来了必然的名叫破产与经学衰落，道家学说由此复兴，但其中最有影响的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老庄哲学而是黄老之学，它以名理学的形式出现并继而成为了曹魏意识形态的主流。在建安思想家的传世著作中，时常可见关于理想的君主——圣人，通过无为的方法，顺应社会变化而达到无不为的结果的说法。
刘邵的《人物志》体现了这个时代特征。它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具备“中庸”之德的圣人，但是他又用道家的思想来解释儒家的“中庸”——中和之质平淡无味。中和之质其实就是老子所说的“道”。即老子所说的“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由其无味，故成调成五材。对于老子思想的继承，从该书的《材理》、《接识》等篇都可以看出，而在《释争》篇中，老子的哲学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刘邵所倡导的无形的不争之争，诠释了老子的“以屈求伸”的处世哲学。
《吕氏春秋·不二》将老子哲学的特点归纳为“贵柔”，以柔弱谦下为本，是老子创立的道家处世哲学的鲜明特色。世俗常常将“有为”视为夺取胜利的唯一途径，但事实上却应当从“无为”入手，遵循柔弱谦下的原则，以屈求伸，以柔克刚。老子最显著的人际关系理论即不争论。“不争”是解决社会矛盾、缓和人与人之间冲突的重要方法。在《老子》一书中，老子多次提及“不争”：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又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第八章)、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二十二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老子》第六十六章)
由此可见，老予对“不争”这一人际关系理论以及“不争”、“不伐”的处世哲学的重视程度。而刘邵的不争不伐思想与老子的不争论一脉相承。《释争》篇旨在论证人才在竞争中应该遵循的总原则——以屈求伸。《释争》开篇便提及“盖善者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首先奠定了全文的中心思想。随后举例说明了卑让降下与矜奋侵陵者的不同结局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证明了“争让之途，其别明矣”。文章接下来分析了好胜之人的特点，他们往往“抗奋遂往”、“不能自反”，而好胜的心理与行为将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易口而自毁”、“贷手以自殴”。
“物事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事物总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向其相反方向转化，所以君子知道用屈、让的方法使祸转为福，使仇敌转化为朋友，同时还可以使“怨雠不延于后世而美名宣于无穷”。这个理论是老子“物极必反”理论的自然延伸。老子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任何事物达到强壮的顶风之后就开始衰落。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都会必然的想着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老子告诫人们，祸福、强弱是相对的、暂时的和相互转化的。福是祸即将来临的征兆，强是衰弱即将来临的表现。这就要求人们要做到“见小日明，守柔日强”，在矛盾双方的斗争之中，最后的胜利定当属于弱者、柔者。所以，人们应该心甘情愿的自我守柔、守弱。
君子往往會选择一种超越常人的高明的处事方式来达到自己求胜的目的——“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严格遵守这样的处事方法及人际交往原则，就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这便是善于推让和自修的益处。“不敢为天下先”也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有句古语作“出头的椽子先烂”，与民谚“枪打出头鸟”同义，可见这种“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早已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宝库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不自见，故名；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因此，君子有三种上等的处事方式即：“功大不伐”、“贤而让能”和“急己宽人”。谦让的处事方式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主要还在于它顺应了人的本性和人类感情的基本规律。人的本性向来是争强好胜的，都希望居他人之上，因此都会讨厌别人自夸而喜欢他人谦逊。人们要首先学会以谦卑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才会最后获得尊贵与崇高。总之，不争和谦卑是达到人际和谐、调和各种矛盾，最终实现“得胜”的有效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认为，刘邵提出“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器，以自修为棚橹”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什么事情都不争，否认了争与不争之间的明确界限，笼统地把不争说成是最有力的争，是莫能与之争的争，是将辩证法变成诡辩论。认为这是道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是当人们在工作和斗争中遇到困难而又不敢迎头赶上奋斗拼搏时候的一种安慰剂。这种观点显然是对老子的哲学思想以及刘邵的人际关系理论以及人才观的认识有着严重的偏差。道家从创立初始就是崇尚“清静无为”的，不争论是道家思想体系之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全符合道家对于宇宙人生“清静无为”的要求的。
老子的“不争”与“无为”思想，并不是消极处世的。在老子看来，“不争”只是人们在做人做事，在处理人际关系，化解各类矛盾冲突的时候应该具备的一种人生态度。不与别人争，不是表示示弱，也不是无能的表现，“不争”的目的恰恰是通过推让来从另一个角度、用另一种方式取得胜利，其根本目的是达到大争，是一种获成功于无形的争。表面上不争，实际上是暗度陈仓。正所谓“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人物志》问世后，长期处于沉寂的状态。但从隋唐开始，它被学界重新发掘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唐代刘知几在其《史通·自序》中说；“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邵队物志》生焉。”清代臧琳《经义杂记》中评价说：“刘勰《文心雕龙》之论文章，刘邵《人物志》之论人，刘知几《史通》之论史，可称千古绝唱，余所深嗜而快读者。著书人皆刘姓，亦奇事也。”这些评价都充分体现了《人物志》在人才学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产生的历史贡献。
魏文帝重法术，其继任者魏明帝则重视经术，而形名家因为通于经、法二家，所以在当时甚为流行。然而同时道家之学也处于兴盛的上升阶段，并最终形成正始玄学。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在正始之前，名士中精通经、法且兼道家之学的可被看作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式人物。作为正始玄学的代表性人物，何晏、王弼与魏初的名士有所不同，但也无例外的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何晏具有法家精神亦普名家之术：王弼著书时，外崇孔教，内重道家，《老子注》虽没有受到《人物志》的影响，但是他所采用的名家的理论，在刘邵的书中也随处可见。老子的道家思想影响了刘邵的创作，而刘邵的形名学思想又影响了王弼的《老子注》的成书，因此可以说，在几种思想的交汇影响之下，产生了《人物志》这部伟大的人才学专著，为后代研究人才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