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城市土地扩张是必然，很大一部分农村土地被用于城市建设，农民原本的农作土地或自建房被征用，部分农民因此失去土地，成为失地农民。快速城市化把这一部分失地农民从农村生活中剥离出来，并将他们抛入城市或城市边缘生活。大部分失地农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生活变革，显得有些惊慌失措，这也直接反映了快速城市化浪潮下产生的社会问题。不禁引人深思：真正的城市化应是“人”的城市化，即追求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给当事人更多的关怀。
　　关键词：城市化建设;土地征用;失地农民
　　一、城市化与失地农民
　　高楼鳞次栉比，道路四通八达，大型居住小区等，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的必备元素。但建房修路都需要土地，而城市本身土地有限，于是，就开始将城市建设范围扩大到农村。这就涉及农村土地征用等问题，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是政府或国家由于某些公共目的强制征用农民土地，并给予农民相应补偿的一种制度。大量拆迁重建等现象在农村普遍存在，农民失去土地，拆迁重建的地方多在城市边缘地带，这里也容易成为城乡连接处。强行拆建的方法的确是城市建设的最快方法甚至是必要方法，但这容易让处于这一片区的人们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土地被利用的农民不再拥有独立而自由的生存空间，农民失去土地后，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从而成为一个边缘群体，有学者给予他们一个特殊称谓——失地农民。生存环境瞬间城市化，而失地农民心理上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对此，不同的人面对这一问题还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在失地农民群体中还易产生分歧。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安土重迁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想回到农村生活，渴望能自由地低头种地、抬头看天，渴望拥有自由的绿水肥田，远离钢筋水泥筑成的高楼;另一类可称为好高骛远者，他們大多想快速融入城市，试着模仿城市人的一举一动。但不论是哪一类，他们都不能快速有效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心理上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而将愿望变为现实又会更加困难。洛姆在解释“归属感”这一概念时提到：同时追求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落实感。但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建筑公司等大多将目光放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中，力求在土地利用方式改变上下功夫，而失地农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往往被忽视甚至是无视。
　　二、城市化建设中失地农民生活状态探究
　　我国在应对城市建设、拆迁工作时大多采用类似的方法安抚民众。以福建省某市为例，政府面对失地农民通常会划定区域建设安置房或定期发放一定金额的安置费。可以说，安置房让失地农民以最快的速度体验到了城市立体居住的单元房，安置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的生活经济压力，这也是当地政府采取这一做法的目的，但往往事与愿违。
　　长期的农村生活习惯让失地农民面对城市生活显得格格不入。一方面，很多失地农民第一次收入如此多的金钱，受宠若惊又没受过良好教育，不具备理财知识的他们便开始尽情挥霍，买车、旅游等不合理消费现象在失地农民群体中普遍存在，更多时候，失地农民群体之间相互攀比，“土豪”俯拾皆是，花钱也许能让失地农民体验到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但这一切辉煌都是暂时的，待安置费挥霍殆尽后，他们面临的是棘手的就业问题，身后是已经失去的农庄肥田，身份上认同上出现真空状态，进退两难，与城市的繁华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在安置小区内，许多失地农民首次听说“物业费”这一概念，本能地从心理上排斥这一要求，因为在他们看来，自身具有较强的调配能力，不需要雇佣他人管理，因此，在安置社区建设筹集资金方面困难重重。没有了物业费，社区服务自然难以到位，但失地农民认为，自己好不容易住上与城市人一样的房子，就应享受与其他城市社区一样的优质服务，期待和现实的差距使安置小区中经常争吵不断。
　　撇开失地农民在社区中集体生活出现的问题，在这些失地农民家中，他们依然沿袭农村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大呼小叫、废水乱倒等现象层出不穷。在农村，人与人之间虽然联系紧密，但大家都独立居住，不易影响他人。而搬进了城市社区，楼上楼下、对门对窗的居住形式把以往的生活习惯对他人造成的影响无限放大，再加上农民本身的朴实本质，说话直接，居民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邻里矛盾不断加剧。凡此种种问题，使失地农民同时面对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的突变，变得惊慌失措，容易失去安全感，从而产生认同危机。
　　而失地农民之所以会对城市产生认同危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传统思想过于强大。正如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中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密的、单纯的初级关系，以血缘、宗缘为纽带的亲属、邻里、朋友关系。费孝通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熟人社会”的概念。由此可见，在农村，人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人们活在一个集体里彼此互帮互助，形成一个巨大的集体抱团取暖，这与城市生活大相径庭。接触到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景象变换频繁，应接不暇，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物理距离很近，情感距离很远。失地农民还没来得及学会在城市生活的“必备技能”，就在快速城市化的浪潮中被社会要求加入市民队伍，在城市的刺激与变换中，失地农民不具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依然采用衬中一派淳朴的为人处世方式，自然不能很好地与城市人沟通，也就无法融入城市。然而，自己已经失去了宝贵的土地，也就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本农民的身份。一般征用土地的地方距离城市中心还有一段距离，生活在农村与城市的交界处，市民与农民的身份转化失败，使失地农民在矛盾的夹缝中挣扎，身边不同人群适应能力差异大，难免使他们产生嫉妒、愤怒等负面情绪。这又加剧了城市建设或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的困难，不得不说，在“以人为本”的社会背景下，以失地农民为典型代表的各阶层人员，是城市化建设中不得不关注的对象。
　　面对农村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天然差异，以及不可回避的认同危机，许多失地农民开始逃避，也有一部分进入城市中找工作。选择逃避的方式自然无法起到很好的效果。于是，失地农民被迫城市化、被迫进入城市谋生。但农民在文化水平、认识能力方面存在不足，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而这种工作形式的限制使他们无法获得与想象中的城市生活相匹配的生活水平，这就使他们不管在哪个方面人手都被排斥在城市边缘，更加重了其认同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三、城市化的借鉴思路
　　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农村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给予了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机会，身体迈入城市的土地成为城市的一员，但心理上的转变却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城市里生活却陷入认同危机的不仅仅只有失地农民，还有在城市务工却不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农民，他们被称为农民工。这部分人与被迫进入城市的失地农民不同，他们主动进入城市，有的在城市打工多年，十分熟悉城市人的生活习惯，但与失地农民相同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保留着“农村性格”。他们深知自己不属于城市，只是自己的双手、体力在为城市化的发展作贡献。每到春节等重大节日，他们会不远万里回到农村，因为那里才是家。由此可见，不论是被动加入城市还是主动来到城市生活，农民的“农村性格”都不容易被改变，然而，城市化建设不应该是简单由城市向农村扩张，追求生态上的变化，而应该是农村被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自身主动参与其中。城市化建设也要秉着“以人为本”的宗旨，即真正的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
　　城市化对于农民来说不该是一种“侵入”而应该是一种“渗入”。农民城市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阵痛中，失地农民经历的困难和震荡是最为强烈的，在农村与城市的连接处，他们所经历的痛苦更加直接。凡此种种都在警示我们，在拆迁之前我们应该给予更多时间与引导这些农民，并积极寻找失地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因子，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在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加强社区服务，让他们感受到别样的集体温暖;提供就业机会，由政府引导就业，让失地农民觉得自己有用武之地;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失地农民从传统的村规民约中走出，提高法治、自治、德治思想认识，增强失地农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失地农民为主要对象，加大教育、卫生、交通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在保障正常生活的同时丰富失地农民的文化生活，以便使其渐渐在思想上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同时，伴以养老扶持，加强对困难家庭重点扶持等方面的服务，切实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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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曹粤茗（ 1998- ），女，福建龙岩人，研究方向：公共事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