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梵净山，一座位于贵州东北部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界的佛教山麓，地球上北纬30度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原始森林，武陵山脉之主峰，1986年先后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网成员单位。梵净山在明清年间在西南地区颇有声望，现存的万历年间的《敕赐重建梵净山金顶序》碑（俗称《敕赐碑》）上明文将其与东岳泰山、西岳华山等相提并论，认为梵净山有“古佛道场”，为“天下众名岳之宗也”。今朝有学者考证其为“弥勒道场”，是国内少有的集佛教名山与自然保护区为一体的山麓。作为一个西南地区的显著地景，从帝国时期到今天的民族国家时期，关于梵净山的各种言说赋予了其多重叠写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梵净山;意义叠写;弥勒道场;生态阈限
一、前世的言说
在3000 年前的商周时期，梵净山地区锦江流域的古人类进入到文化繁荣阶段[1]，后来发展成为“武陵蛮”、“五溪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梵净山作为武陵山脉的主峰，地理位置处于武陵五溪腹地，是古代“武陵蛮”、“五溪蛮”的世居之地。战国末期，梵净山所在区域已经纳入为楚国的西部版图“黔中郡” ，后成为秦国和楚国为统一中国而争夺的战略焦点。学界一般认为梵净山做为山名始见于汉代，《汉书·地理志》称其为“三山谷”，属“武陵郡”所管辖，东部铜仁万山一带的朱砂已经得到很好开发。隋唐时期，梵净山因辰水得名“辰山”，属 “黔州黔中道”管辖。至宋代，梵净山被称为“思邛山”，源于梵净山的河流称“思邛水”，其西麓的“思邛县” （ 今印江县） 出现了梵净山核心地区迄今最早有历史可考的一座寺庙———西岩寺（ 965年） ，形成“思邛山”、“思邛水”、“思邛县”、“西岩寺”四位一体的格局。这期间佛教逐渐传入梵净山地区。明代，梵净山已经成为著名的“古佛道场”、“古迹名山”、“众名岳之宗”，梵刹林立，明万历四十六年 （ 1618年） ，明神宗敕赐重建梵净山佛教。
也有部分学者对该大致山名演变过程持怀疑态度，认为将“三山谷”、“辰山”、“思邛山”认定为梵净山有待商榷，比如黄尚文在其《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第9页写到这一被多数研究者使用的类似表述有一个理论预设，就是汉唐时期人们对辰水之源的了解和今人的了解相符。他考证梵净山的山名首次被古籍确切记载是明代郭子章的《黔记·卷三十“山水志下”》，但也未必确指今天的梵净山山体位置，
“朗溪司诸山，东五里有琴德山，林木幽郁，司北有象山，山麓湾平，如象鼻然，有梵净山，一名月静，府治二百里，群山耸峻……”[2]
《黔记》还记载有“印江县地里图”[3]，图上明确标有“饭甑山”。现在饭甑山是民间对梵净山的俗称。比较确切的是明万历《铜仁府志》则记载了一条“乌罗司……六十里曰九龙山（俗名梵净山），高数百丈。”[4]这应该是官方记载梵净山的开始。明清以前梵净山记载零散不确切，亦有很大可能在此之前仍是蛮荒。随着明朝在贵州建立行省，在铜仁、思南等地设府，民族众多的西南地区开始被中央政权归化。梵净山的开化史，从蛮荒之山变为官方指定古佛道场，也在某种程度上映照着中央王朝的边疆扩张史和文明教化史。黎斌在《山海经中的梵净山与乌江及水书》一文中有不同观点，据他多方面考证，认为梵净山有极大可能是《山海经》中的“柜山、氾天山”。他认为由于《山海经》中许多区域均以梵净山和乌江为中心或界线去进行描述，进而可以说明，在上古、先秦时期，梵净山、乌江区域是重要的文明中心和文明界线，是重要的文明区域，而非一些学者认为的“蛮荒之地”。这种较为创新的观点明有助于人们打开既定思维模式，亦在一定程度上对这梵净武陵乃至西南一带的文明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二、从辟支道场到弥勒道场
梵净山老金顶下的《敕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碑文（以下简称《敕赐碑》）有记载：“黔中间之胜地，有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天下众名岳宗也……久已灵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布政、劳旌于抚按、频顾于道府，诸候莫不期以魂交黄帝而梦接安期。”这里可以看到，梵净山古佛道场在明朝万历以前应该已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佛教圣地，传说李太后及国舅先后到此修行并飞升。这也是帝国皇家给予梵净山官方地位和肯定其文化意义的开端。
据相关资料， “辟支佛”是最早在梵净山活动的佛教派别，即缘觉，系小乘佛派，盛行于唐代，通过观悟十二因缘（三世轮回）之理而得道。明朝喻政在《登梵净山》一诗中有“回溯昆仑是本根，辟支复起小昆仑”之句;清《贵州通志》、《铜仁府志》及《松桃厅志》都载有梵净山“又相传有辟支佛遗迹”字样;明万历46年〔1618年〕梵净山《敕赐碑》称“古佛道场”、明万历初年〔1573年〕金顶摩崖刻“委系古迹名山”应是对梵净山“辟支佛”活动的记录。可见梵净山的佛教渊源可追溯到唐代。
梵净山古佛道场最崇高的殿宇是金顶二殿（释迦殿和弥勒殿），其殿内一座弥勒与释迦并列，而且拜佛者在拜释迦后，要跨越天桥去拜弥勒佛。这个拜佛次序似乎突出了弥勒的最高佛位。老金顶前的原建通明殿主位仍是供奉弥勒佛，意谓兜率天教主弥勒居此，通体光明，照耀世界，故名通明殿。我们有理由相信，梵净山的梵净二字应该来源于其当时弥勒净土信仰的兴盛。
因为弥勒净土修持难度大，其“观佛”法门不如阿弥陀净土的“念佛”法门简单易学，还有就是南北朝出现的世俗化教派弥勒教的下层教团多次打着“弥勒出世，脱离苦海”旗号起事，威胁封建王朝的统治，弥勒净土在初唐以后开始衰落，于是在唐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唐玄宗令禁之。阿弥陀净土迅速兴盛起来，成为主流教派，但弥勒教作为民间秘密教团一直存在，南宋时产生了弥勒净土与阿弥陀净土的结合，打着白莲社的的旗帜生存发展，《敕赐碑》曾提到梵净山古佛道场“宜白莲社之茂建”。中间弥勒净土信仰一度持续经历朝廷的打压，一直到明永乐十一年对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取消土司制度，设立贵州布政司，亲开贵州八府。自此梵净山“山连四府”（思南、铜仁、乌罗、石阡），开始以净土灵山闻名于朝王公和诸侯。
三、今生：未完待续的生态阈限
如今的梵净山，是拥有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地球上北纬30度唯一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是与四大佛教名山齐名的弥勒道场，也几乎是游客来到贵州必去之热门旅游地。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其生态保护问题常常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关心。笔者好奇，这片大山为何从古至今一直生态系统保持的如此完整，周边居民又是怎样原始而朴素的和这座大山携手和谐的度过了一代又一代走到今天？从帝国时期的边陲大山，到明皇家认定之佛教圣山梵净山这样一片生态阈限，它的原生态、混沌、杂糅、静美在工业化如此飞速的今天如何继续，它如何继续做一个工业化的他者，我们该如何在这片佛教净土和旅游胜地继续守住这片阈限，关于这一切一切的言说，都是未完待续的议题。
注释：
[1]贵州铜仁锦江流域文化遗址于2012 年入选“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名录。详见中国民族宗教网，网址： http： / /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277439 -1. htm。
[2]郭子章：《黔记》，《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50页。
[3]同上，第256頁。
[4]明万历《铜仁府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31页。
参考文献：
[1] 黄尚文.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2.
[2] 张明. 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保护探析[J]. 贵州大学学报，2014，（3）.
【关键词】：梵净山;意义叠写;弥勒道场;生态阈限
一、前世的言说
在3000 年前的商周时期，梵净山地区锦江流域的古人类进入到文化繁荣阶段[1]，后来发展成为“武陵蛮”、“五溪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梵净山作为武陵山脉的主峰，地理位置处于武陵五溪腹地，是古代“武陵蛮”、“五溪蛮”的世居之地。战国末期，梵净山所在区域已经纳入为楚国的西部版图“黔中郡” ，后成为秦国和楚国为统一中国而争夺的战略焦点。学界一般认为梵净山做为山名始见于汉代，《汉书·地理志》称其为“三山谷”，属“武陵郡”所管辖，东部铜仁万山一带的朱砂已经得到很好开发。隋唐时期，梵净山因辰水得名“辰山”，属 “黔州黔中道”管辖。至宋代，梵净山被称为“思邛山”，源于梵净山的河流称“思邛水”，其西麓的“思邛县” （ 今印江县） 出现了梵净山核心地区迄今最早有历史可考的一座寺庙———西岩寺（ 965年） ，形成“思邛山”、“思邛水”、“思邛县”、“西岩寺”四位一体的格局。这期间佛教逐渐传入梵净山地区。明代，梵净山已经成为著名的“古佛道场”、“古迹名山”、“众名岳之宗”，梵刹林立，明万历四十六年 （ 1618年） ，明神宗敕赐重建梵净山佛教。
也有部分学者对该大致山名演变过程持怀疑态度，认为将“三山谷”、“辰山”、“思邛山”认定为梵净山有待商榷，比如黄尚文在其《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第9页写到这一被多数研究者使用的类似表述有一个理论预设，就是汉唐时期人们对辰水之源的了解和今人的了解相符。他考证梵净山的山名首次被古籍确切记载是明代郭子章的《黔记·卷三十“山水志下”》，但也未必确指今天的梵净山山体位置，
“朗溪司诸山，东五里有琴德山，林木幽郁，司北有象山，山麓湾平，如象鼻然，有梵净山，一名月静，府治二百里，群山耸峻……”[2]
《黔记》还记载有“印江县地里图”[3]，图上明确标有“饭甑山”。现在饭甑山是民间对梵净山的俗称。比较确切的是明万历《铜仁府志》则记载了一条“乌罗司……六十里曰九龙山（俗名梵净山），高数百丈。”[4]这应该是官方记载梵净山的开始。明清以前梵净山记载零散不确切，亦有很大可能在此之前仍是蛮荒。随着明朝在贵州建立行省，在铜仁、思南等地设府，民族众多的西南地区开始被中央政权归化。梵净山的开化史，从蛮荒之山变为官方指定古佛道场，也在某种程度上映照着中央王朝的边疆扩张史和文明教化史。黎斌在《山海经中的梵净山与乌江及水书》一文中有不同观点，据他多方面考证，认为梵净山有极大可能是《山海经》中的“柜山、氾天山”。他认为由于《山海经》中许多区域均以梵净山和乌江为中心或界线去进行描述，进而可以说明，在上古、先秦时期，梵净山、乌江区域是重要的文明中心和文明界线，是重要的文明区域，而非一些学者认为的“蛮荒之地”。这种较为创新的观点明有助于人们打开既定思维模式，亦在一定程度上对这梵净武陵乃至西南一带的文明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二、从辟支道场到弥勒道场
梵净山老金顶下的《敕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碑文（以下简称《敕赐碑》）有记载：“黔中间之胜地，有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天下众名岳宗也……久已灵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布政、劳旌于抚按、频顾于道府，诸候莫不期以魂交黄帝而梦接安期。”这里可以看到，梵净山古佛道场在明朝万历以前应该已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佛教圣地，传说李太后及国舅先后到此修行并飞升。这也是帝国皇家给予梵净山官方地位和肯定其文化意义的开端。
据相关资料， “辟支佛”是最早在梵净山活动的佛教派别，即缘觉，系小乘佛派，盛行于唐代，通过观悟十二因缘（三世轮回）之理而得道。明朝喻政在《登梵净山》一诗中有“回溯昆仑是本根，辟支复起小昆仑”之句;清《贵州通志》、《铜仁府志》及《松桃厅志》都载有梵净山“又相传有辟支佛遗迹”字样;明万历46年〔1618年〕梵净山《敕赐碑》称“古佛道场”、明万历初年〔1573年〕金顶摩崖刻“委系古迹名山”应是对梵净山“辟支佛”活动的记录。可见梵净山的佛教渊源可追溯到唐代。
梵净山古佛道场最崇高的殿宇是金顶二殿（释迦殿和弥勒殿），其殿内一座弥勒与释迦并列，而且拜佛者在拜释迦后，要跨越天桥去拜弥勒佛。这个拜佛次序似乎突出了弥勒的最高佛位。老金顶前的原建通明殿主位仍是供奉弥勒佛，意谓兜率天教主弥勒居此，通体光明，照耀世界，故名通明殿。我们有理由相信，梵净山的梵净二字应该来源于其当时弥勒净土信仰的兴盛。
因为弥勒净土修持难度大，其“观佛”法门不如阿弥陀净土的“念佛”法门简单易学，还有就是南北朝出现的世俗化教派弥勒教的下层教团多次打着“弥勒出世，脱离苦海”旗号起事，威胁封建王朝的统治，弥勒净土在初唐以后开始衰落，于是在唐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唐玄宗令禁之。阿弥陀净土迅速兴盛起来，成为主流教派，但弥勒教作为民间秘密教团一直存在，南宋时产生了弥勒净土与阿弥陀净土的结合，打着白莲社的的旗帜生存发展，《敕赐碑》曾提到梵净山古佛道场“宜白莲社之茂建”。中间弥勒净土信仰一度持续经历朝廷的打压，一直到明永乐十一年对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取消土司制度，设立贵州布政司，亲开贵州八府。自此梵净山“山连四府”（思南、铜仁、乌罗、石阡），开始以净土灵山闻名于朝王公和诸侯。
三、今生：未完待续的生态阈限
如今的梵净山，是拥有众多珍稀动植物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地球上北纬30度唯一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是与四大佛教名山齐名的弥勒道场，也几乎是游客来到贵州必去之热门旅游地。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其生态保护问题常常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关心。笔者好奇，这片大山为何从古至今一直生态系统保持的如此完整，周边居民又是怎样原始而朴素的和这座大山携手和谐的度过了一代又一代走到今天？从帝国时期的边陲大山，到明皇家认定之佛教圣山梵净山这样一片生态阈限，它的原生态、混沌、杂糅、静美在工业化如此飞速的今天如何继续，它如何继续做一个工业化的他者，我们该如何在这片佛教净土和旅游胜地继续守住这片阈限，关于这一切一切的言说，都是未完待续的议题。
注释：
[1]贵州铜仁锦江流域文化遗址于2012 年入选“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名录。详见中国民族宗教网，网址： http： / /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277439 -1. htm。
[2]郭子章：《黔记》，《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250页。
[3]同上，第256頁。
[4]明万历《铜仁府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31页。
参考文献：
[1] 黄尚文.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2.
[2] 张明. 梵净山佛教文化与生态保护探析[J]. 贵州大学学报，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