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行模式”这个名词我们都不陌生，它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形象说法。东亚金融危机后，“领头雁”日本的经济停滞，很多人认为“雁行模式”走到了尽头，甚至对东亚经济的未来感到悲观。
　　 其实，悲观大可不必。我们不应将东亚工业化局限在东亚地区内进行观察，而应有更广阔的视野。东亚经济今后仍会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对此，本文作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开了分析。亚洲“四小龙”的角色今后会大大改变，其经济结构的变化将使“雁行模式”变形甚至被打乱。这也是本文告诉我们的。
　　 中国内地会担当怎样一个角色？看过文章后您就知道了。
　　———主持人手记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呈现群体性的持续高增长，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对其原因，日本人归结为东亚存在以日本为前导、“四小龙”跟随、东盟与中国内地继后而形成的特有的梯次发展结构，它被形象地概括为“雁行模式”，日本自然被认为是领头雁。当日本因收入提高而在某些生产领域失去竞争力时，就将其转移给后续的“四小龙”，自己转向更高层次的生产领域。而后因同样的原因，“四小龙”再向东盟和中国内地转移旧产业并接续日本新的转移产业而升级。２０世纪末东亚爆发金融危机后，除中国内地之外的“雁行模式”所涉及的大部分国家或地区，其经济都大幅波动。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对东亚经济的带动作用急剧下降，这就使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东亚的“雁行模式”走到了尽头。它意味着，不仅“四小龙”和东盟今后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前景不佳，而且中国内地也将逐步失去重要的外来资本和技术来源，整个东亚经济可能因结构环境的恶化而处于动荡不定甚至停滞之中。
　　产生如此暗淡看法的根源在于，构成东亚区域经济结构关系基础的产业转移发展方向不明。
　　
　　无论欧美还是东亚，都出现了制造业的相对下降
　　
　　了解东亚的产业转移，可以引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作为参照。
　　欧美国家的工业化起步时间相距数十年以至上百年，但其高峰期和相对下降期基本上是同步出现的。这是世界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在欧美国家制造业相对下降的过程中，制造业逐步向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升级，而将失去竞争优势的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的生产过程淘汰并转往一些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的整体经济逐步向以服务为主的后工业化社会经济转变。
　　东亚较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也出现了与欧美相似的制造业相对下降。日本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香港从８０年代初、台湾从８０年代末开始都相继出现了明显而持续的制造业相对下降过程，而新加坡和韩国也分别在８０年代中期和９０年代初进入这一过程，只是它们制造业相对下降的进程受经济衰退的影响而出现反复。
　　
　　收入水平提高与制造业相对下降密切相关
　　
　　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制造业的相对下降与收入的提高密切相关。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分析，当人均ＧＤＰ达到２１００美元（１９７０年价格）时，制造业将会出现相对下降。上述东亚国家或地区正是在达到这一收入水平之后出现了制造业的相对下降。这表明，生产中的劳动成本是制造业相对下降的重要因素。当收入提高使劳动成本逐步上升时，部分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以至整个产业部门的竞争力与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相比会逐步下降，继而不得不向后者转移生产。这是对产业转移的一般解释，也是从产业转出地区的角度出发而得出的结论。但这里暗含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劳动成本相对低的地区具有充分的能力接收这些转移来的产业，甚至具有一定的能力在这些产业领域参与竞争。也就是说，从接受转移产业的低收入地区的角度看，正是它们竞争力的提高与发挥才使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一些产业失去或可能失去竞争力，从而被迫向外转移。
　　
　　能接续日本产业转出，也能接续世界产业转移
　　
　　所以，产业转移是一个双向作用的过程，并不是完全以转出方为主而发生的单向过程。日本和香港分别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初成为美国纺织品和服装最重要的来源地，但香港纺织业的渊源应追朔到内地解放初期从上海等地迁港的厂商，并非日本转移的产业，其发展对日本的纺织服装出口产生了巨大的竞争压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个人计算机生产的竞争中也有此类现象。台湾的计算机外设、板卡以至笔记本型计算机的生产以及韩国的芯片生产设计，都是以回归的留美人员为核心成长起来的，它们也并非日本转来，而且逐步对日本的一些同类产品产生了很强的竞争力甚至竞争优势。这些例子说明，东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具有很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它们不僅可以向日本学习并掌握先进的技术，也可以向欧美学习并引进先进技术。也就是说，它们具备接续日本产业转出的能力，也具备接续世界产业转移的能力。“雁行模式”是将东亚工业化局限在东亚地区内进行观察的结果。而从世界工业化的进程看，东亚的工业化不仅是世界工业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四小龙”不再是“中转站”，而是小区域服务中心
　　
　　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可能持续地相对下降。在这一背景下，产业转移在世界范围内仍会发生。在东亚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中，除了香港制造业在向中国内地基本转移后只剩下５％之外，日本、新加坡和台湾的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都高于２０％，韩国更接近３０％，因而它们的制造业仍有相当大的相对下降空间。在英国、法国以及美国等工业化发展较早的国家，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已下降到１６％左右（２０００年）。
　　在东亚工业化经济向后工业化社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对东亚经济结构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四小龙”。在原有的结构关系中，“四小龙”在它们的工业上升期时的作用是“中转站”，它们一方面吸收日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转移产业，一方面将自己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向中国内地和东盟地区转移。但当它们进入工业以及制造业相对下降阶段后，其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是服务业，而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是寻求相对稳定的产业领域，或者说是倾向于能够自我发展的特定产业，而不是像在工业增长时期不断引进、变换其主导产业。原有的制造业将进行较大的调整，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将逐步被淘汰或向外转移，这样它们就不再是产业转移的“中转站”，而是小区域的服务中心，为周边提供金融、信息、技术开发、设计、市场营销、物流转运等方面的服务，而其制造业只是在较窄的领域保持竞争优势，逐步让出大部分本地商品市场。也就是说，它们的经济结构将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越来越接近。显然，“四小龙”经济结构的变化将使“雁行模式”变形甚至被打乱，但世界工业化、东亚工业化的进程却不会停顿。
　　
　　不需要“中转站”，中国内地、东盟直接与世界对接
　　
　　“四小龙”经济转型将使东亚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但对东亚经济增长不会造成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虽然日本和“四小龙”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时，经济增长速度会处于中低水平，但中国内地和东盟的增长是今后东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只要中国内地和东盟保持较快增长，就会将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带起来。经过近２０年的增长，中国内地经济技术实力大大增强，虽然总体技术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对工业发达国家或地区转出产业的技术接收能力却有很大提高，实际上已不需要类似“四小龙”这样的中转，而是可以直接吸收发达国家的转移产业。特别是中国越来越现实化的巨大市场对工业化国家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从近年大量涌入中国的外资中来自欧美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迅速增长即可看出。东盟的整体经济技术实力和市场的统一程度都逊于中国，但因其成员间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像马来西亚和泰国这样发展水平较高的东盟成员对外来转移产业有较强的接收能力，加上东盟加速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大市场前景，这些都是接受与吸引外来产业的有利条件。因此，如果东盟国家能够保持内部政局稳定，它们还会再次进入增长水平较高的时期。这样看，中国内地与东盟正逐步进入可以自行直接吸引外国转移产业的时期，对东亚原有的梯次产业转移结构的依赖性逐步下降。因而，虽然今后“四小龙”的区域内产业转移功能减弱，但也不会对中国内地和东盟的增长产生大的破坏。
　　
　　日本和“四小龙”主服务，中国内地和东盟主生产
　　
　　日本制造业继续相对下降、“四小龙”发展为小区域服务中心型经济、中国内地和东盟继续完成工业化的东亚发展格局，将使区域内各经济体间的产业链接关系产生较大变化。生产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将会有较频繁的重组，产业链的形成、生产的布局、产品的市场指向都会相应不断变化，而不是“雁行模式”时期日本、“四小龙”、中国内地与东盟这样典型的产业链关系。“四小龙”作为小区域服务中心型经济，将在客户信息服务、产品研发设计、生产者的选择、信息和技术支持等服务业为主的领域发挥其优势，而中国内地与东盟将会承担更多的实际生产制造过程。因此，在具体的产品生产上，会出现类似网络型的生产组织形式，不同零部件、不同工艺流程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地域生产和组装，当产品或客户变化时其生产组织形式和分布也会相应变化。这种可能的产业结构关系虽然看起来复杂多变，但实际上都是在日本和“四小龙”主服务、中国内地和东盟主生产这种基本的相互关系格局中衍生出来的。
　　因此，今后东亚地区经济关系中“雁行模式”可能越来越模糊或难以分辨，但其背后实质性的产业转移关系仍会对区域经济增长起作用，只是产业转移的授受各方将会逐步重组，转移涉及区域的广阔性会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