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政府应急征用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经建立了层级较为完备的应急征用法律体系,但通过法规检索与案例梳理发现,应急征用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不足.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顶层理念,在征用阶段遵循约束与激励并重,厘定征用主体、完善征用程序、补足激励措施.在补偿阶段恪守效率与公平兼顾,确定补偿主体与利益范围、保障补偿程序公正高效、公平协商制定补偿标准.在保障措施中坚持权力与责任均衡,强化行政主体的责任配置、建立多元征用监督机制、设计梯次征用救济程序.
【机 构】
：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400044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政府应急征用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经建立了层级较为完备的应急征用法律体系,但通过法规检索与案例梳理发现,应急征用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不足.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顶层理念,在征用阶段遵循约束与激励并重,厘定征用主体、完善征用程序、补足激励措施.在补偿阶段恪守效率与公平兼顾,确定补偿主体与利益范围、保障补偿程序公正高效、公平协商制定补偿标准.在保障措施中坚持权力与责任均衡,强化行政主体的责任配置、建立多元征用监督机制、设计梯次征用救济程序.
其他文献
贵州号称世界溶洞博物馆,其中最有名的是织金洞,这里有各种造型的钟乳石,千奇百怪,美不胜收.本是要作一次浪漫的赏美之旅,但走着走着倒陷入了对时间的沉思.rn时间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这是哲学家、物理学家考虑的问题.它实在是太浩渺虚幻了,让常人难以捉摸,甚至从来不去想它.古人发现四季轮回,就把它叫做“年”;又发现月亮缺而又圆,就把它叫做“月”;日升又落,就把它叫做“日”.为了更实用一些,就借助太阳影子的移动发明了计时的“日晷”,借助容器滴水发明了计时的“滴漏”,即古诗里说的“漏声迢递”.再往后有了钟表.但所有
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可知,公民道德建设具有二重性,既有普遍的全人类性,又有特殊的地方性,而且前者重于后者.公民道德建设是社会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成熟的公民道德建设形成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个不同模式.中国式公民道德建设一方面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也将推动落实公民的国家主人地位,动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团结”这一从当代中国政治逻辑推导出来的核心理念将成为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精神,我们将中国式公民道德建设称为发展主义模式.
在生态伦理中,作为道德关怀对象的生态实体究竟应该是生物个体还是像群落或生态系统那样的整体,生态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一直存在分歧.这要归结于生态学无法解决的一个哲学缺陷:具有本体论地位的生态实体的尺度划分的差异.如果从伦理学理论出发,一定程度上能规避这个缺陷:在功利主义的视域下,生态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是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殊途同归;在道义论的视域下,维系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的张力;在美德伦理的视域下,形成了建构生态道德共同体的环境美德伦理共识.当然,从不同的伦理视域审视生态实体,功利主义、道义论和环境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及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被不少学者视为马克思倡导的分配正义原则,但这种解读越来越受到质疑,因它不仅与马克思在该文本中对“平等的权利”“公平的分配”的批判多有相悖,而且诠释为分配正义的汉译也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时代印记,未能体现法语、德语原文表达的原意.结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图景,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被译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文,更宜译为“各尽所能,各得所需”,且与其将它理解为分配正义原则,不如理解为个性原则更合适.
作为建构良序社会方式的发展,本身内生治理功能.只有片面的发展模式,才形成发展与治理的两分.使治理回归发展本身,需要消解以经济可持续高增长为主题的“快发展与浅治理”之内在矛盾,因为这种“快发展”事实上成为加速环境破坏的显性力量.并且,以“快发展”为导向的浅治理,也构成环境破坏的隐性方式.消解这一环境破坏的隐显方式,需要通过“发展行为主体”和“发展方式”的改变来带动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合治理.其基本方式是遵从边界、尊重规律,探索“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力,构建上下会通治理的社会方法,恢复性重建回归常
传统文化的精神影响在新诗之中仍然内在有力,深入骨髓.诗骚以降的介入情结和史传传统,使新世纪诗歌的“及物”意识逐渐觉醒与强化;“悲悯”情怀与新世纪大悲大喜的事件洗礼遇合,造成新世纪诗歌写作伦理的大面积复苏;受古典文化中存在型诗人的艺术态度和人格建构启迪,新世纪诗歌确立了一种清洁的诗歌精神.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福建事变”过程中,由于涉及与十九路军的关系,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不统一,这就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其次,“福建事变”失败后,共产国际不断总结经验,并不排斥与广州方面谈判,但驻华代表还是发生争执,中共中央也没有采取行动.最后,随着反“围剿”严峻形势的逼迫,中央红军突围在即,机遇稍纵即逝,中共中央比较积极主动地与陈济棠进行接洽;共产国际在得知后,明确表示支持且对谈判的尺度、条件等给予指示,最终促成了和谈的成功.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贯穿全国红军长征从酝酿、出发到胜利的全过程;他们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探索长征路线,即选择在哪里创建新的根据地作为落脚点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分别起到先行探路和掩护主力、开创新区和战略策应、推动北上和维护统一等无可替代的作用,是夺取全国红军长征最终胜利的重要生力军;他们的胜利与重要作用的发挥,既得益于他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及强烈的大局意识,也是基于其全体将士的团结奋战和领导核心的坚强有力,更是受益于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正确指挥;遵义会议正确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贯彻,瓦窑堡会议改变政
作为格言和警句的孩子,诗歌与民间智慧的关联历史久远而又鲜活.从文字之前口耳相传的歌谣,到信息科技时代的新媒体诗歌写作,民间智慧从未缺席.而“民间”“民间智慧”这些概念本身却又含混模糊,其中既有隐秘的一致性,也包含着不同甚至相反的涵义.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艺术等不同的视域,可以对照性地考察诗歌创作与民间智慧关系问题在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以及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媒体时代几个典型时期的衍变,从中勘见民间智慧在当代诗歌表达中的核心价值:底层民众创造性地以诗歌方式表达其本能性生存与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