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怪人，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若是现在，人们或者会说他很酷；但在他那个年代，委实没什么好日子过。
　　父亲曾是村里学校的老师，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他是个孤独的人，没有朋友，当然，那时候没几个人有朋友，家人都不可信。一群人在村口说毛主席的好，父亲路过，脱口说了句：毛润之也会犯错。就这样他成了现行反革命。他们给他戴上高高的纸糊的帽子，烧红铁条，在我家的大砧板两个角上钻了孔，用牛绳穿过去挂到我父亲的脖子上，兴高采烈地去游街。
　　现在看来，“毛润之也会犯错”多少有点卖弄。卖弄他知道毛主席并不叫毛主席而叫毛润之；卖弄他当时或许有毛润之也会犯错的例子，这点我不敢肯定，我直到现在所接受的教育，毛主席似乎是没犯过错的。大家或许看到了他的卖弄，扣他高帽子却是因为他对伟大领袖的怀疑，而因为这个，大哥大姐高中毕业成绩都不错，却上不了大学。
　　父亲被打成“反革命”，除了因卖弄自作自受外，还因为运气不好。那个年代有一种东西叫作指标，我们村当时有一个反革命指标还没完成，大家草木皆兵，个个怕自己成了那个倒霉蛋，处处谨小慎微，惟恐被人拿了把柄，不曾想有父亲这样缺心眼的自投罗网。我古怪的父亲很配合，凭空捏造些罪证，说某年某月在某处写了反革命标语，还说为了反侦察，哪些字用左手写的，哪些字是右手写的。我常常怀疑他纯粹是为了好玩。
　　农民知道节气、会干农活很重要，但知道《中俄尼布楚条约》没什么用，知道毛主席叫毛泽东、字润之还可能带来麻烦。父亲却停不下来，看什么《古文观止》，堂而皇之地研究起易经，老了就有点走火入魔，丢三落四，看到每个陌生人都有给人家算命的冲动，而对方又未必领情，到头来不尴不尬。
　　我很喜欢听父亲讲他去赣州城赶考的故事，那会儿是民国，赣州城战事刚过，城墙上到处可见累累的弹痕。因为没钱，别人都用钢笔考试，他只能用毛笔。放榜后，他考上了赣南简易师范学校，还是因为没钱，放弃了。父亲每次说到这里都要流泪，提醒我们要珍惜学习的机会。
　　父亲几乎不管我们，只要我们的头发按时剃了，再无二话。我们也乐得在田间地头到处玩。他只打过我一次，那次我把我小哥哥的脚后跟给砍下来一块。父亲追了我好几条田埂，我准备上坎往山里逃生时，一脚踩空落到了他怀里。他左手揽着我的腰，我四肢像被翻了身的蟑螂那样划拉个不停；右手拿把磨得锃亮的杀猪刀，往小溪边走，上了木板桥，说要一刀剁了我的头，让水冲我的头去喂王八。我吓得魂飞魄散。
　　到我上大学的时候，父亲已经老了，常给我写信，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开头一律是：强崽吾儿。同学都笑我，我不以为然，强崽是我的乳名，显得亲切，吾儿显得有学问，挺好。父亲信中常常提到我小学四年级种的一棵梅，什么时候开花了，什么时候梅开二度了，等等。
　　父亲是冬天过世的，我回到家的时候，他还很好，可以起来拉尿，也能说话，只是显得没力气。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去医院，只好请大夫到家去，给他打针吃药。背着父亲，医生提醒我们准备后事，我听了免不了偷偷流泪。
　　没两天，他就说不出话了，我搬到老房子去睡，不分昼夜陪着他，惟恐他想要吃喝什么，或者去了。有天我和侄子陪着他，已是深夜两三点了，父亲让我们到他房间，右手画3个圈，然后用食指做“捅”这个圈圈的动作。我们猜不透他的意思，拿来纸笔让他写，他在纸上写个“死”字，再不多写一个字。我们还是猜不出来，于是他满眼噙着失望的泪水，我也不由得痛哭起来，后悔没有早回来，后悔那么多年里应该更多回老家看他。
　　是的，那个带我去河里打鱼的父亲去了，那个背着我去寻医的父亲去了，那个晚上睡觉时总要我给他挠痒的爸爸去了，那个喜欢自比寒梅的父亲去了，那个如堂吉诃德一般在乡土中国坚守、甚至有点迂腐的父亲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天深夜，我一个人守灵，看着父亲躺在他的寿木里，想着他不易的一生，悲从心来。我长跪于棺木前，说：“爸，想跟我聊天，就托梦给我吧。”“我会做一个像你这样清高的人，绝不向现实妥协。”
　　2009年年末去宁波出差，见到高中的好朋友，告诉他我的老父亲去世了。饭后他开车送我回酒店时，说：“你现在是没爹的孩子了。”我听了一笑，接着就心酸起来。飞机很晚才到深圳，盘旋下落时，我看到珠江口的零仃洋，盛满我对父亲的思念，不由得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