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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2日和15日，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在珍宝岛上兵戎相见，激烈交火，向全世界表明了社会主义阵营里“老大哥”和“老二哥”的彻底绝裂，小小的江心岛立刻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面对武装冲突带来的安全困境，中苏两国政府和领导人一边积极备战，一边通过外交努力防止武装冲突升级，使得危机没有进一步扩大，但中苏两国的全面敌对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一、危机之源：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
中苏边界问题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前身沙皇俄国经过扩张，将其领土拓展到亚洲。晚清时期，沙皇俄国趁火打劫，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于1920年9月27日发表声明：“前俄国政府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占领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把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掠夺占领的一切领土都无偿地和永久归还中国”。1924年苏联与中国签订的协定否定了过去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秘密条约，放弃了俄国在中国的一切势力范围、治外法权以及领事裁判权。
但是，随着列宁的英年早逝，苏联政府并没有按照承诺处理边界问题，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也因军阀混战不断而无暇顾及。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的苏联不但不再提及废约一事，而且还利用中国之内乱，又超越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领了部分中国领土。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中，苏联红军占领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360平方公里的抚远三角洲，即黑瞎子岛。1944年，苏联宣布将它早已控制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并入苏联。这样，中苏边界上出现了“中俄条约线”、“苏联地图线”和“实际控制线”交错的复杂状况。抗日战争结束后，急于发动内战的国民党政府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很快就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全面结盟。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业化以及军队和国防建设上，给予了大规模的援助。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冷战中，中苏两国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安全利益，在处理重大的国际政治、军事问题上密切协调，步调一致，两国两党间逐步形成了一种“同志加兄弟”的蜜月关系。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对苏交往中，不仅从未表示过中苏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从未对中苏边界现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出过异议，而且还对涉及边界走向和领土纠纷的事务持一种宽松谦让的态度，中苏边界上一直是有边无防，有防无兵。但是，随着中苏对外战略的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公开化，两国两党关系逐渐走向破裂，在蜜月时期被暂时搁置的中苏边界问题渐渐成为两国间的敏感问题而凸显出来。
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为了回击苏联，1963年3月8日，中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借回击美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时公开提出《瑗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社论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社论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进一步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1963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就边界问题提出看法，第一，他们强调，在谴责俄国和中国当时反动阶层签订条约时，不能不考虑到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历史上形成的边界；第二，苏联和中国现在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执政，共同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因此两国的边界问题将逐渐失去意义。他们认为中国提出边界问题是“不理智的”，表现出了国际关系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国际共运中的大党主义。在中国政府多次倡议下，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国方面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要求苏联肯定俄国沙皇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愿以这些条约为基础，来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从清政府手里攫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苏方代表却拒不承认中俄过去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且要求中国承认沙俄时代、苏维埃时代超越过中俄不平等条约侵占和企图占领的中国领土也归苏联。由于双方立场对立，谈判未获结果而中止。
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会谈时讲到反帝反修问题，批评“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一百多年前，已经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帐呢。”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是毛泽东一贯的谈话风格，但苏联中央高层对毛泽东的谈话做出了错误的解读，认为这是向苏联提出了领土要求。据俄有关材料透露，8月15日，中苏边界谈判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长曾涌泉表示：如果苏方再不做出让步，“中方可考虑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问题”。莫斯科中央决策高层据此认为中国不打算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因而，苏联作出了强烈反应。9月2日，《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谈话内容，称坚持中国的领土要求的任何企图都会发生“最危险的后果。”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坚决的反击。”
对于苏联的过度反应，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让苏方明白中方在解决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和方针。10月，毛泽东在分别会见外国人士进一步提出苏联违犯中俄不平等条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时说：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在这几个月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各自利用同外宾谈话的机会，制造舆论，都力争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争得一个有利的边界状
态。
二、危机突发：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
1964年的中苏边界谈判无果而终之后，苏联领导人内部提出所谓中国想“夺回”过去失去的领土，苏联军方也想利用中苏关系紧张加强自身地位，趁边界谈判破裂之机大做文章，公开扬言要武装保卫苏联的神圣边界，并推动政治局批准向中苏边界增兵。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将苏联在中苏边界地区的驻军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多个师增至40多个。1966年2月，苏联和蒙古签定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军事力量大规模地进驻蒙古，苏军在蒙古建立了大型军事基地，修筑道路，扩建机场，建立导弹基地，从而在中苏边界全线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苏联利用中国国内因“文革”造成的混乱之机，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平静了十多年的中苏边界地区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1968年1月，苏联在乌苏里江中国七里沁岛上用装甲车撞死、压死抗议苏军侵入中国领土的4名渔民，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随后，苏联边防军又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登上中国的领土珍宝岛，绑架中国居民，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抢走中国边防战士的武器弹药。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对于苏联边防军接连不断的挑衅，中国边防部队一再克制忍让，未予还手，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但同时中国边防军也做自卫还击的战斗准备。
3月2日，70余名全副武装的苏联军人侵入珍宝岛，对中国执行巡逻任务的边防战士发动突袭，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遭到已有准备的中国边防战士的反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国边防部队驱逐了入侵珍宝岛的苏军。
珍宝岛之战在中苏两国国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被包围，汽车被砸，工作人员被殴打，外交文件被抢夺。在中国各地爆发了反苏示威游行，仅从3月2日到3月7日，参加游行示威的中国军民就超过2.7亿人。珍宝岛之战后，苏共领导人一边向东欧盟国发出了情况通报，强烈谴责中国边防部队有预谋的近距离袭击苏联边防人员的作法，一边迅速向边境增兵，准备报复。从3月4日到14日先后五次动用装甲车和武装直升机侵入珍宝岛及中国领空，向中国炫耀军事实力，暗中部署有限的报复行动。但同时其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还是按既定日程出访国家，给外界一种苏联不会扩大冲突的印象。在中国外交部抗议苏联政府在边界继续挑衅的同时，中国边防部队也抓紧时间，积极进行防御作战准备。
3月15日，中国边防部队和苏联边防军再次发生激烈战斗，中国边防部队与苏军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大量的步兵激战近九个小时，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急袭，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3次进攻。
三、危机处理：中苏的反应与行动
珍宝岛事件是中苏之间政治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苏联长期在边界上挑衅、破坏边界现状、制造流血事件结下的苦果，是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后发制人，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发动的一场自卫反击作战。中国的主要意图就是要给苏联以教训，使其收敛边界上的挑衅行为，而不是想扩大事态，引发中苏之间的战争。珍宝岛事件标志着以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为宗旨而缔结的中苏同盟名存实亡，两国关系也从“笔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的意识形态大论战走向了血肉横飞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事件中中国方面一改以往边界冲突中的低姿态，积极组织自卫还击，给苏军以较大杀伤，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一些人因为弄不清中国方面的意图而犹豫不决，另一些军人则情绪激昂，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甚至扬言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应该无限制地使用几百万吨级的“巨型炸弹”，必要时甚至应当考虑对中国核基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同时，苏联外交部竭力主张电示其驻华使馆迅速开始组织从中国撤侨，以防战争突起。
苏联的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举动，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应。6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和美苏的动向，对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进行判断。7月11日，四位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基本倾向于战争一时打不起来，这也基本符合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但随后事态的发展改变了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判断。8月13日，苏方展开了经过长时间准备和策划的报复行动，在两架武装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出动300余人，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伏击了中国边防巡逻队，杀害了中国边防巡逻队全部38人。
继铁列克提报复行动之后，苏联高层加快了战争准备，而且已经考虑对中国实施核打击。8月18日，苏联驻美大使馆官员受命向美国外交官探询，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核打击，美国将采取什么态度？随后，苏联又向东欧盟友通报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计划。8月2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美国获取的情报，说苏联远东空军已经处于最高战备状态。
苏联的动作确实让中国领导人感受到了苏联的核威胁，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8月27日，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宣布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号召厂矿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立即开始深挖洞，广积粮，以备核大战之需。28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要求边疆的党政军民“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要加强军民、军政、各族人民团结，共同对敌；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同时命令东北、西北和华北的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在中苏双方都在紧锣密鼓进行备战同时，双方也都没有放弃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危机的努力。9月初，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逝世，率团前往河内吊唁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代表团成员向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表达了他希望返回莫斯科途中在北京停留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愿望。9月10日，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表示赞同，但强调会谈地点只能在北京机场，形式只能是非正式的路过停留性质。第二天，已经飞到塔什干的柯西金才接到中国愿意进行会谈的消息，在请示了莫斯科之后改变航向飞往北京，于当天上午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贵宾室举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晤。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要求柯西金解释“苏联要对中国的核基地实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问题，并表示，中国没有发动反对苏联战争的任何主观努力和客观可能性，中国不具备这样的军事实力，他正告柯西金：你们想打核战争，“想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设施，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对于中苏关系的现状，周恩来认为“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对于目前两国关系中心问题的边界问题，周恩来认为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斗力量脱离接触等几项临时措施保持边界的安定。柯西金同意周恩来的看法，他认为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以防止事态扩大。经讨论，双方商定于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就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一致。
中苏两国政府首脑机场会晤给处于冰点状态的两国关系带来一丝暖意，但长期论战和边界冲突积累的敌意并没有得到缓解。柯西金的飞机刚刚飞离北京，中国外交部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告知苏联驻华大使馆，9月12日中国报刊在报道中苏两国总理会晤的新闻时将删去双方在会谈中协商好的文稿中“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一句。柯西金回国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对北京机场会晤达成的共识意见不统一，于是苏方通知中方说，他们已经向边防部队下达了避免冲突的指示，两国政治没有必要就此换文。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重申在北京机场达成的共识，在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双方要“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26日，柯西金复函周恩来，宣称苏方“已采取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已任命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建议于自十月十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但是“没有提到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和双方武斗部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问题”，显然是有意回避当时中苏双方最核心的侵略与反侵略问题，对于双方在机场达到的协议没有予以确认，表明苏方的态度从双方总理机场会晤时达成的谅解上倒退了。
在两国总理机场会晤达成谅解之后，中国领导人依然判断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非常之大，认为苏联是把谈判作为向我“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9月16日，新华社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亲笔加上去的，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条长达90字的口号明显地表达毛泽东对苏联可能发动核战争的担忧。
毛泽东的担忧是有根据的。柯西金在机场会晤时并没有承诺苏联不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而且在他回到莫斯科时，前往机场迎接他的都不是苏共中央的重要人物，表明他在机场的承诺并不能代表整个苏联高层。此外，苏联外交官仍然在宣称中苏冲突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官员的说法和其他渠道的信息都显示苏联战略火箭军已经做好了打击中国的准备。因此，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行动，准备回应来自苏联可能的挑战。9月22日，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周恩来也提出“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命令全军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23日和29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氢弹爆炸，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不惧怕任何核讹诈的气魄和进行核反击的能力。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当天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首都军民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都将毛泽东亲笔添加的国庆口号第22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做好准备”。
10月1日，国庆20周年庆典活动照常举行，但是在做好应对苏联利用中国国庆发动突袭的充分准备，紧急疏散国家领导人的直升机一直在天安门城楼后面的空地上待命。国庆节后，中国军队的战备工作依然在紧张进行着。林彪在毛泽东同意下乘飞机视察北京的门户张家口，并视察了北京军区其他重点区域。同时，周恩来还让总参整理纳粹德国闪击波兰、苏联和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材料供外交部等部门领导人参考。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研究苏联发动突袭的可能性，与会者都认为苏联很可能会冒险发动袭击，因而赞同毛泽东关于领导同志应该疏散的意见。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机关和家属都被“战备疏散”到外地。18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下达全军执行，全军紧急动员起来，前线部队进入工事，后方部队紧急疏散，驻守大中城市紧急进行了防空演习和大规模紧急疏散。全军总共疏散94万余人，40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和车辆。
10月20日，中苏在北京如期就边界问题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苏联没有像中国领导人认识的那样利用谈判作为发动突袭的烟幕。随着谈判的展开，战争的阴影开始消散，但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威胁却有增无减。11月18日，苏联又在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中亚军区，包括此前主要针对中国而建立的苏联16个军区中唯一拥有20个师以上兵力的远东军区，共有两大军区指向中国，苏军对中国新的战略威胁已经形成。中国军队也针锋相对，继续在东北和新疆两个战略方向增派兵力，进行战备。中苏两国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政治、军事全面对峙。
一、危机之源：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
中苏边界问题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前身沙皇俄国经过扩张，将其领土拓展到亚洲。晚清时期，沙皇俄国趁火打劫，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于1920年9月27日发表声明：“前俄国政府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占领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把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掠夺占领的一切领土都无偿地和永久归还中国”。1924年苏联与中国签订的协定否定了过去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秘密条约，放弃了俄国在中国的一切势力范围、治外法权以及领事裁判权。
但是，随着列宁的英年早逝，苏联政府并没有按照承诺处理边界问题，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也因军阀混战不断而无暇顾及。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的苏联不但不再提及废约一事，而且还利用中国之内乱，又超越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领了部分中国领土。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中，苏联红军占领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360平方公里的抚远三角洲，即黑瞎子岛。1944年，苏联宣布将它早已控制面积达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并入苏联。这样，中苏边界上出现了“中俄条约线”、“苏联地图线”和“实际控制线”交错的复杂状况。抗日战争结束后，急于发动内战的国民党政府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很快就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全面结盟。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业化以及军队和国防建设上，给予了大规模的援助。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冷战中，中苏两国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安全利益，在处理重大的国际政治、军事问题上密切协调，步调一致，两国两党间逐步形成了一种“同志加兄弟”的蜜月关系。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对苏交往中，不仅从未表示过中苏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从未对中苏边界现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出过异议，而且还对涉及边界走向和领土纠纷的事务持一种宽松谦让的态度，中苏边界上一直是有边无防，有防无兵。但是，随着中苏对外战略的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公开化，两国两党关系逐渐走向破裂，在蜜月时期被暂时搁置的中苏边界问题渐渐成为两国间的敏感问题而凸显出来。
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为了回击苏联，1963年3月8日，中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借回击美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时公开提出《瑗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社论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社论质问说：你们提出香港、澳门这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1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的照会,进一步指出“整个中苏边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1963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就边界问题提出看法，第一，他们强调，在谴责俄国和中国当时反动阶层签订条约时，不能不考虑到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历史上形成的边界；第二，苏联和中国现在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执政，共同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因此两国的边界问题将逐渐失去意义。他们认为中国提出边界问题是“不理智的”，表现出了国际关系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国际共运中的大党主义。在中国政府多次倡议下，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国方面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要求苏联肯定俄国沙皇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在这个前提下，中国愿以这些条约为基础，来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从清政府手里攫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苏方代表却拒不承认中俄过去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且要求中国承认沙俄时代、苏维埃时代超越过中俄不平等条约侵占和企图占领的中国领土也归苏联。由于双方立场对立，谈判未获结果而中止。
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会谈时讲到反帝反修问题，批评“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一百多年前，已经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帐呢。”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是毛泽东一贯的谈话风格，但苏联中央高层对毛泽东的谈话做出了错误的解读，认为这是向苏联提出了领土要求。据俄有关材料透露，8月15日，中苏边界谈判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长曾涌泉表示：如果苏方再不做出让步，“中方可考虑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问题”。莫斯科中央决策高层据此认为中国不打算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因而，苏联作出了强烈反应。9月2日，《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谈话内容，称坚持中国的领土要求的任何企图都会发生“最危险的后果。”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坚决的反击。”
对于苏联的过度反应，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让苏方明白中方在解决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和方针。10月，毛泽东在分别会见外国人士进一步提出苏联违犯中俄不平等条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问题时说：中国现在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在这几个月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各自利用同外宾谈话的机会，制造舆论，都力争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争得一个有利的边界状
态。
二、危机突发：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
1964年的中苏边界谈判无果而终之后，苏联领导人内部提出所谓中国想“夺回”过去失去的领土，苏联军方也想利用中苏关系紧张加强自身地位，趁边界谈判破裂之机大做文章，公开扬言要武装保卫苏联的神圣边界，并推动政治局批准向中苏边界增兵。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将苏联在中苏边界地区的驻军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多个师增至40多个。1966年2月，苏联和蒙古签定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军事力量大规模地进驻蒙古，苏军在蒙古建立了大型军事基地，修筑道路，扩建机场，建立导弹基地，从而在中苏边界全线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苏联利用中国国内因“文革”造成的混乱之机，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平静了十多年的中苏边界地区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1968年1月，苏联在乌苏里江中国七里沁岛上用装甲车撞死、压死抗议苏军侵入中国领土的4名渔民，制造了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随后，苏联边防军又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登上中国的领土珍宝岛，绑架中国居民，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抢走中国边防战士的武器弹药。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对于苏联边防军接连不断的挑衅，中国边防部队一再克制忍让，未予还手，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但同时中国边防军也做自卫还击的战斗准备。
3月2日，70余名全副武装的苏联军人侵入珍宝岛，对中国执行巡逻任务的边防战士发动突袭，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遭到已有准备的中国边防战士的反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国边防部队驱逐了入侵珍宝岛的苏军。
珍宝岛之战在中苏两国国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被包围，汽车被砸，工作人员被殴打，外交文件被抢夺。在中国各地爆发了反苏示威游行，仅从3月2日到3月7日，参加游行示威的中国军民就超过2.7亿人。珍宝岛之战后，苏共领导人一边向东欧盟国发出了情况通报，强烈谴责中国边防部队有预谋的近距离袭击苏联边防人员的作法，一边迅速向边境增兵，准备报复。从3月4日到14日先后五次动用装甲车和武装直升机侵入珍宝岛及中国领空，向中国炫耀军事实力，暗中部署有限的报复行动。但同时其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还是按既定日程出访国家，给外界一种苏联不会扩大冲突的印象。在中国外交部抗议苏联政府在边界继续挑衅的同时，中国边防部队也抓紧时间，积极进行防御作战准备。
3月15日，中国边防部队和苏联边防军再次发生激烈战斗，中国边防部队与苏军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大量的步兵激战近九个小时，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急袭，粉碎了苏联边防军的3次进攻。
三、危机处理：中苏的反应与行动
珍宝岛事件是中苏之间政治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苏联长期在边界上挑衅、破坏边界现状、制造流血事件结下的苦果，是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后发制人，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发动的一场自卫反击作战。中国的主要意图就是要给苏联以教训，使其收敛边界上的挑衅行为，而不是想扩大事态，引发中苏之间的战争。珍宝岛事件标志着以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为宗旨而缔结的中苏同盟名存实亡，两国关系也从“笔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的意识形态大论战走向了血肉横飞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事件中中国方面一改以往边界冲突中的低姿态，积极组织自卫还击，给苏军以较大杀伤，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一些人因为弄不清中国方面的意图而犹豫不决，另一些军人则情绪激昂，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甚至扬言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应该无限制地使用几百万吨级的“巨型炸弹”，必要时甚至应当考虑对中国核基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同时，苏联外交部竭力主张电示其驻华使馆迅速开始组织从中国撤侨，以防战争突起。
苏联的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举动，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应。6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和美苏的动向，对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进行判断。7月11日，四位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基本倾向于战争一时打不起来，这也基本符合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但随后事态的发展改变了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判断。8月13日，苏方展开了经过长时间准备和策划的报复行动，在两架武装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出动300余人，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伏击了中国边防巡逻队，杀害了中国边防巡逻队全部38人。
继铁列克提报复行动之后，苏联高层加快了战争准备，而且已经考虑对中国实施核打击。8月18日，苏联驻美大使馆官员受命向美国外交官探询，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核打击，美国将采取什么态度？随后，苏联又向东欧盟友通报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计划。8月2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美国获取的情报，说苏联远东空军已经处于最高战备状态。
苏联的动作确实让中国领导人感受到了苏联的核威胁，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8月27日，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宣布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号召厂矿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立即开始深挖洞，广积粮，以备核大战之需。28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要求边疆的党政军民“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要加强军民、军政、各族人民团结，共同对敌；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同时命令东北、西北和华北的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在中苏双方都在紧锣密鼓进行备战同时，双方也都没有放弃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危机的努力。9月初，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逝世，率团前往河内吊唁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代表团成员向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表达了他希望返回莫斯科途中在北京停留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愿望。9月10日，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表示赞同，但强调会谈地点只能在北京机场，形式只能是非正式的路过停留性质。第二天，已经飞到塔什干的柯西金才接到中国愿意进行会谈的消息，在请示了莫斯科之后改变航向飞往北京，于当天上午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贵宾室举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晤。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要求柯西金解释“苏联要对中国的核基地实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问题，并表示，中国没有发动反对苏联战争的任何主观努力和客观可能性，中国不具备这样的军事实力，他正告柯西金：你们想打核战争，“想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设施，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对于中苏关系的现状，周恩来认为“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对于目前两国关系中心问题的边界问题，周恩来认为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斗力量脱离接触等几项临时措施保持边界的安定。柯西金同意周恩来的看法，他认为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以防止事态扩大。经讨论，双方商定于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就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一致。
中苏两国政府首脑机场会晤给处于冰点状态的两国关系带来一丝暖意，但长期论战和边界冲突积累的敌意并没有得到缓解。柯西金的飞机刚刚飞离北京，中国外交部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告知苏联驻华大使馆，9月12日中国报刊在报道中苏两国总理会晤的新闻时将删去双方在会谈中协商好的文稿中“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一句。柯西金回国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对北京机场会晤达成的共识意见不统一，于是苏方通知中方说，他们已经向边防部队下达了避免冲突的指示，两国政治没有必要就此换文。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重申在北京机场达成的共识，在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双方要“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26日，柯西金复函周恩来，宣称苏方“已采取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已任命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建议于自十月十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但是“没有提到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和双方武斗部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问题”，显然是有意回避当时中苏双方最核心的侵略与反侵略问题，对于双方在机场达到的协议没有予以确认，表明苏方的态度从双方总理机场会晤时达成的谅解上倒退了。
在两国总理机场会晤达成谅解之后，中国领导人依然判断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非常之大，认为苏联是把谈判作为向我“不宣而战”、“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9月16日，新华社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亲笔加上去的，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条长达90字的口号明显地表达毛泽东对苏联可能发动核战争的担忧。
毛泽东的担忧是有根据的。柯西金在机场会晤时并没有承诺苏联不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而且在他回到莫斯科时，前往机场迎接他的都不是苏共中央的重要人物，表明他在机场的承诺并不能代表整个苏联高层。此外，苏联外交官仍然在宣称中苏冲突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官员的说法和其他渠道的信息都显示苏联战略火箭军已经做好了打击中国的准备。因此，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行动，准备回应来自苏联可能的挑战。9月22日，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周恩来也提出“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命令全军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23日和29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氢弹爆炸，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不惧怕任何核讹诈的气魄和进行核反击的能力。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当天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首都军民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都将毛泽东亲笔添加的国庆口号第22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做好准备”。
10月1日，国庆20周年庆典活动照常举行，但是在做好应对苏联利用中国国庆发动突袭的充分准备，紧急疏散国家领导人的直升机一直在天安门城楼后面的空地上待命。国庆节后，中国军队的战备工作依然在紧张进行着。林彪在毛泽东同意下乘飞机视察北京的门户张家口，并视察了北京军区其他重点区域。同时，周恩来还让总参整理纳粹德国闪击波兰、苏联和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材料供外交部等部门领导人参考。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研究苏联发动突袭的可能性，与会者都认为苏联很可能会冒险发动袭击，因而赞同毛泽东关于领导同志应该疏散的意见。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机关和家属都被“战备疏散”到外地。18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下达全军执行，全军紧急动员起来，前线部队进入工事，后方部队紧急疏散，驻守大中城市紧急进行了防空演习和大规模紧急疏散。全军总共疏散94万余人，40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和车辆。
10月20日，中苏在北京如期就边界问题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苏联没有像中国领导人认识的那样利用谈判作为发动突袭的烟幕。随着谈判的展开，战争的阴影开始消散，但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威胁却有增无减。11月18日，苏联又在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中亚军区，包括此前主要针对中国而建立的苏联16个军区中唯一拥有20个师以上兵力的远东军区，共有两大军区指向中国，苏军对中国新的战略威胁已经形成。中国军队也针锋相对，继续在东北和新疆两个战略方向增派兵力，进行战备。中苏两国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政治、军事全面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