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长在“百年望族”的谢氏门第，由于其祖父谢玄的功业，少年便承袭了康乐公爵，真可谓“年方二十已重封”，贵极一时。
　　这个素重文学的第一等世家，不仅给了他煊赫的身份，也给了他文学艺术的丰厚土壤。书载谢灵运“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一时身名俱泰，可谓少年得志。魏晋时代，名士辈出。纷纷放浪形骸，啸聚山林。而真的有足够的资本与才情。笑傲王侯的却不多，谢灵运是其中之一。
　　他品评人物说，曹子建才高八斗，他独占一斗，而后天下人共分一斗。今天或有人追究这等分法的公正，但在那个时代，这个评价本身就是名士风流的最好注脚。
　　谢灵运是一个佛学家、政治家、书法家，但我更宁愿相信，他骨子里是一个诗人，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诗人，才会对文坛有着如此风流自赏的评价。这是再高明的学者都无法做到的鲜活。宗白桦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是的，在那个独一无二的时代，王谢大族们以他们的鼎盛的风流——敢与帝王共天下的政治地位，曾可敌国的经济实力，超脱种种限制，而进入到一个纯任才情的时代，建立起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帝国。而谢灵运，这个资质与门第冠绝当世的谢氏子弟，正是这个精神帝国的继承者。他理所应当依恃超迈的艺术才情，雄踞时代之上，成就一种自由飘逸的人生，成为这个艺术国度的骄傲王者。
　　然而，谢灵运的愿望不仅止于此。
　　世族风流赋予了谢灵运才华与名誉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压力，让谢灵运不能如陶渊明一样最终体会到“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从而回归田园的慰藉，而还要在他所深恶痛绝的政坛上带着日益渺茫的希望和始终不曾泯灭的自信与骄傲苦苦挣扎。
　　或许，中国每一个诗人都有着政治梦想，却不曾认真地思索过。文学的神祗在给你超脱凡尘的艺术才华时，同时也关闭了你通往王侯将相的途径。他要你用全部的精力，去为他创作出灿烂，的诗篇。一旦选择了位高权重的官场生涯，那么你只能交还彩笔，留下一份江郎才尽的叹惋。诗人，或许已注定了，要在这个浑浊的世间孤独地行吟。然而并非每个诗人都甘愿如此。
　　《宋书·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常携众游山玩水，“常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声势浩大，以至于当地太守以为是山贼来犯，惊惶失措。
　　我宁愿相信，这些盛大的举动并非林下喝道的粗俗，谢灵运只是向世俗统治者宣誓：在那个虽然即将没落但流风仍存于人心的高贵精神王国中，自己仍是当之无愧的领袖。
　　然而，文化对于政权的抗争终究是软弱的，若统治者被激怒，用粗暴的手段打破游戏规则，文化的优势将变得脆弱如纸，连谢灵运本身的生命都得不到保证。谢灵运也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于是他感到恢复谢氏风流已随着贵族时代的远去变得渺茫难及，自己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激烈冲突，在这种无以言说的痛苦中，他选择的不是仅仅一向标榜的隐逸，而还是一种放浪的发泄：
　　“(灵运)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裸身大呼。剀深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日：‘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南史·谢灵运传》)
　　一个著有《辨宗论》的佛学家，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一个以传承世族风流为己任的精神领袖，现在竟至于如此一丝不挂地放浪自我。这既是对现实社会的无奈反抗，也是为人生理想不得实现的自我堕落。在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哲人不存”(《山居赋》)的时代，天才似乎也只有自我堕落才能减轻自我的痛苦。
　　痛苦的终结莫过于死亡。而从容是魏晋名士面对生死时应有的要求。
　　嵇康临刑不惊，唯叹《广陵散》之绝响，成为当时名士处理生死的典范，谢氏人物的最杰出者，也是谢灵运一心追慕的先祖谢安也是此中的佼佼者：
　　谢安盘桓东山时，与诸公泛舟海上。一时风起浪涌，诸人颜色大变，急于回航。唯有谢安神情自若，吟啸不言。船夫见谢安气定神闲，于是继续航行。不久风浪更急，诸人已坐立不安，喧闹不止，谢安才徐徐言道：“如此，将无归!”众人长松一口气，调船而归。自此，众人以为谢安的雅量，足以镇安朝野。谢灵运自己也是追慕这种境界的，但是当他真的面对生死时，却无法安然作洛生咏。
　　在刘宋时代，社会动荡不定，世族们的生命已经没有了东晋时代世族政治作为制度保障，而世族的声望地位仍长期存在，朝中当道的“小人”乃至九五之尊的帝王都要在他们面前感到文化压力，这就尤其给既是一等高门又才情绝代的谢灵运招来了嫉妒和攻讦。让他觉得在乱世里一不小心就会招至中伤诽谤，乃至生命受到威胁。
　　在《初发石首城》中他沉重地写道：“白圭尚可磨，斯言易为淄。虽抱中孚爻，犹劳见锦诗。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丝。”可叹曾经在异族兵临城下、政敌斧钺加身之时镇定自若的谢氏风度，到了谢灵运的时代，却在世俗长期浸染的隐痛磨折中显得无奈而软弱。
　　当谢灵运最终走入了现实社会为他设置的陷阱，走人了死亡的深渊。他的表现更让人叹息：司徒遣随州从事收羁灵运，灵运作出“大逆不道”的诗句：“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而后，他更不顾后果，兴兵反抗。这是无异于以卵击石的冒险。灵运被擒，徙付广州时，又私下谋划半路劫狱，事败，太祖诏于广州行弃市刑。
　　几乎让人难以相信，一向以文才风流、以精神的高贵反抗世俗的谢灵运，最后竟然是用武力作出了最后一击。然而这一击又显得是多么的无力甚至可笑。
　　也许，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构筑领导的山水澄鲜精神王国。在铁马金戈护卫下的世俗王国面前是多么脆弱，不是不知道一旦这个骄傲君主走到世俗世界中来又有多么无助，但是他最终选择了铤而走险。
　　临刑前，他将自己的一蓬美髯剪下，赠给佛寺，作为维摩诘佛像的胡须。然后写下“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的绝命辞，憾然辞世。
　　“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这是谢灵运的怅恨，也是那个远去的风流时代最后的挽歌。
　　
　　执名剑待京华——致金庸先生
　　
　　京华风物，清空如告，君子雅会，期令当再。九章铸鼎，剑光才红，千里飞鹤，云帆遽开。辩惑分疑，谈古讽今。一言之师，重嘉之声。宜弹冠冕而庆，振金玉而候也。
　　今年年初，金庸先生在英国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愿意见见北大才女步非烟，并与其当面谈论武侠，步非烟写下这诗作为对金庸先生的回应，从中我们也可以见到这位才女在诗词方面的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