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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无疑是2014年两会上热度最高的话题之一。
吃还是不吃，接受还是拒绝，各方观点褒贬不一。其实，转基因技术及食品不仅仅涉及食品安全问题，从国家安全的视角进行考察，它还是一个涉及到粮食安全、知识产权、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种业及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复杂的综合性问题。
深度
国家战略视角下的转基因问题考量 蔡建娜
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冲动
从全球范围来看，从1996年到2013年，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100倍以上，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增加到2013年的1.75亿公顷。对世界粮食问题的持续忧虑是支持转基因作物在全球的种植与贸易合法化的强有力观点，然而在转基因技术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等安全性尚存在诸多争议的情况下，这种超速增长背后很难否认强大利益机制的推动。需要警醒的是，这种利益驱动机制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至少是可以存疑的。
由于转基因品种的采用要求农民每一生产季都从市场上购买种子，全球范围对转基因品种的采用正在影响着数百万农民留种的耕作习惯。可以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迫使农户对种子供应商的依赖加剧，由此导致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对技术的依赖程度的系统性提高，大大推进了农业市场的国际化趋势。
近年来，全球转基因种子销售额的增长幅度很快。全球转基因作物的市场价值从2008年的75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56亿美元，增长了208%；全球转基因种子销售额在全球商业种子市场市场规模的占比从2008年的20.5%提高到了2013年的35%。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统计，由于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高收益性，种植转基因作用的农户再次种植率几乎为100%。可以说，一项转基因技术从诞生开始就会产生内在的商业化冲动，转基因技术、转基因种子、到转基因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产品加工和销售，已经在全球形成了庞杂的产业链和利益链。
种业安全、经济安全与国家战略
我们需要客观承认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背后的利益推动机制，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科学界对转基因产业化的支持也源于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忧虑。有识之士看到，如果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趋势不能避免的话，意味着我们面临着与跨国种业公司之间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不提前部署市场可能意味着国家粮食生产主权旁落他人的风险。
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在今天的全球种业竞争格局中，发达国家主导着转基因知识产权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几个跨国种业公司在主导全球农业生物技术的同时，主导了转基因作物品种的世界销售。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国孟山都公司，据估计该公司的转基因特性占了全球生物技术作物的86%，除自己出售种子品种，孟山都公司还通过许可的方式让其他大公司（如杜邦-先锋、拜耳）销售种子。西方公众反对转基因的原因之一，是担心世界食品供应集中于少数几个大的公司手中，还担心基因资源的所有权转移到私人部门。
通过转基因种子的跨国贸易，跨国种业公司将其影响力和控制力渗入到所在国粮食生产的源头——种业，在某种程度上对主权国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阿根廷和巴西在转基因大豆上完全依赖美国技术，造成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主权受制于人，堪为前车之鉴。
目前，跨国种业渗透、控制包括我国在内的海外种业的态势日益严峻。根据绿色和平组织最新调查显示，我国最接近商业化生产或在研发的八种转基因水稻全都被国外专利所控制，一旦批准商业化种植，我国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将面临重大危机。可见，转基因作物问题衍生的系统性风险，不仅仅涉及粮食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还是个政治问题，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国家战略综合考量
任何一项涉及国家战略的考量，其合理性根源于对本国国民长远利益深沉的尊重与保护，在战略的制定上必须有全面、综合、动态的思路，在具体执行层面，需要兼顾战略目标的推进，又要考虑权宜与变通，同时还要预留制衡与进退的机制。
除了公众最为直接关注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之外，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可能带来的农业生产的系统性风险，可能对农业生物多样性造成的伤害等都必须考虑在內。在西方学术界依然对转基因技术安全性存疑之际，在这个问题上鼓励多元价值和观点的竞争，培养多元化的道路选择，是对本国和民族的长期风险防范最为有效的机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心智成熟的表现。
在转基因问题上，未知因素和不确定性、产业化利益机制压迫的现实性，使得反对转基因的声音在组织和动员方面是相对无力的，现实趋势的发展很快会证明这一点。因此，无论论战各方观点如何，在转基因问题上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需要进一步得到保障，利于形成对长期风险的制衡与进退机制。可以说，审慎的政策、严厉的监管、公众的知情权，是必须首先严格定位的。
在公开的政策上，中国对转基因技术采取的是审慎原则。国内批准的作物主要是抗虫棉，种植面积约400万公顷；对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尚未放开，也不允许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后实行商业种植；在转基因作物的进口方面，实行审批制下的有限进口。然而，这些举措在现实的运作中，到底有多严格，而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位居全球第六这个数据本身说明了中国已经成为转基因作物种植大国。
在考虑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时，对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步骤必须进行非常慎重的考虑，要高度重视我国的种业安全防范，防止种业被外资全面控制。现阶段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小麦不宜推行现有转基因特性品种的商业化，中国在转基因种子商业化问题方面应坚持自主品种研发和预防原则为主的道路。对非法的产业化行为实行更加严厉的监管，与此同时要鼓励多样化的种业技术的开发，在现阶段需以“非转基因”作为抵御外资种业的屏障。
吃还是不吃，接受还是拒绝，各方观点褒贬不一。其实，转基因技术及食品不仅仅涉及食品安全问题，从国家安全的视角进行考察，它还是一个涉及到粮食安全、知识产权、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种业及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复杂的综合性问题。
深度
国家战略视角下的转基因问题考量 蔡建娜
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冲动
从全球范围来看，从1996年到2013年，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了100倍以上，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增加到2013年的1.75亿公顷。对世界粮食问题的持续忧虑是支持转基因作物在全球的种植与贸易合法化的强有力观点，然而在转基因技术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等安全性尚存在诸多争议的情况下，这种超速增长背后很难否认强大利益机制的推动。需要警醒的是，这种利益驱动机制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至少是可以存疑的。
由于转基因品种的采用要求农民每一生产季都从市场上购买种子，全球范围对转基因品种的采用正在影响着数百万农民留种的耕作习惯。可以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迫使农户对种子供应商的依赖加剧，由此导致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对技术的依赖程度的系统性提高，大大推进了农业市场的国际化趋势。
近年来，全球转基因种子销售额的增长幅度很快。全球转基因作物的市场价值从2008年的75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56亿美元，增长了208%；全球转基因种子销售额在全球商业种子市场市场规模的占比从2008年的20.5%提高到了2013年的35%。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统计，由于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高收益性，种植转基因作用的农户再次种植率几乎为100%。可以说，一项转基因技术从诞生开始就会产生内在的商业化冲动，转基因技术、转基因种子、到转基因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产品加工和销售，已经在全球形成了庞杂的产业链和利益链。
种业安全、经济安全与国家战略
我们需要客观承认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背后的利益推动机制，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科学界对转基因产业化的支持也源于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忧虑。有识之士看到，如果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趋势不能避免的话，意味着我们面临着与跨国种业公司之间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不提前部署市场可能意味着国家粮食生产主权旁落他人的风险。
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在今天的全球种业竞争格局中，发达国家主导着转基因知识产权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
几个跨国种业公司在主导全球农业生物技术的同时，主导了转基因作物品种的世界销售。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国孟山都公司，据估计该公司的转基因特性占了全球生物技术作物的86%，除自己出售种子品种，孟山都公司还通过许可的方式让其他大公司（如杜邦-先锋、拜耳）销售种子。西方公众反对转基因的原因之一，是担心世界食品供应集中于少数几个大的公司手中，还担心基因资源的所有权转移到私人部门。
通过转基因种子的跨国贸易，跨国种业公司将其影响力和控制力渗入到所在国粮食生产的源头——种业，在某种程度上对主权国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阿根廷和巴西在转基因大豆上完全依赖美国技术，造成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主权受制于人，堪为前车之鉴。
目前，跨国种业渗透、控制包括我国在内的海外种业的态势日益严峻。根据绿色和平组织最新调查显示，我国最接近商业化生产或在研发的八种转基因水稻全都被国外专利所控制，一旦批准商业化种植，我国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将面临重大危机。可见，转基因作物问题衍生的系统性风险，不仅仅涉及粮食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还是个政治问题，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国家战略综合考量
任何一项涉及国家战略的考量，其合理性根源于对本国国民长远利益深沉的尊重与保护，在战略的制定上必须有全面、综合、动态的思路，在具体执行层面，需要兼顾战略目标的推进，又要考虑权宜与变通，同时还要预留制衡与进退的机制。
除了公众最为直接关注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之外，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可能带来的农业生产的系统性风险，可能对农业生物多样性造成的伤害等都必须考虑在內。在西方学术界依然对转基因技术安全性存疑之际，在这个问题上鼓励多元价值和观点的竞争，培养多元化的道路选择，是对本国和民族的长期风险防范最为有效的机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心智成熟的表现。
在转基因问题上，未知因素和不确定性、产业化利益机制压迫的现实性，使得反对转基因的声音在组织和动员方面是相对无力的，现实趋势的发展很快会证明这一点。因此，无论论战各方观点如何，在转基因问题上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需要进一步得到保障，利于形成对长期风险的制衡与进退机制。可以说，审慎的政策、严厉的监管、公众的知情权，是必须首先严格定位的。
在公开的政策上，中国对转基因技术采取的是审慎原则。国内批准的作物主要是抗虫棉，种植面积约400万公顷；对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尚未放开，也不允许转基因粮食种子进口后实行商业种植；在转基因作物的进口方面，实行审批制下的有限进口。然而，这些举措在现实的运作中，到底有多严格，而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位居全球第六这个数据本身说明了中国已经成为转基因作物种植大国。
在考虑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时，对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步骤必须进行非常慎重的考虑，要高度重视我国的种业安全防范，防止种业被外资全面控制。现阶段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小麦不宜推行现有转基因特性品种的商业化，中国在转基因种子商业化问题方面应坚持自主品种研发和预防原则为主的道路。对非法的产业化行为实行更加严厉的监管，与此同时要鼓励多样化的种业技术的开发，在现阶段需以“非转基因”作为抵御外资种业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