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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中国行让我备受鼓舞。你正在为中国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你和京东集团的合作将为中国和世界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2014年12月19日，早上8：51，飞机即将起飞。邮件发送完毕，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关掉手机。这封邮件的收件人是格莱珉中国执行总裁、尤努斯中国中心执行长高战。
尤努斯扭头望向飞机窗外，嘴角微微上翘。前两天在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陆口村实地考察时的所见所闻，再一次浮现在他的眼前。
苏北农村的孟加拉来客
乡村水泥路刚够大巴通过，两旁落尽了叶子的树枝划过车窗玻璃，发出刺耳的吱吱声。身穿半旧棉袄的行人紧张地让到路边，好奇地张望。
2014年12月17日，黄昏时分，尤努斯一行到达陆口村。
甫一下车，尤努斯立即被人群团团围住：妇女组成的腰鼓队、小孩组成的彩扇队，还有前来围观的村民。他摘下帽子，弯腰低头，戴上一位妇女送上的花环。一路上，他时而前倾着身子和村民四手紧握，时而抱起身旁的小孩亲他那皴红的脸蛋，仿佛那是他的孙子。
在他身后，是一堵七零八落地涂写着各种广告电话的灰色砖墙，上面拉着一条红底白字的条幅，用中、英、孟加拉三语写着“节省开支，攒够学费，送孩子上学读书—格莱珉十六项原则之七”。
格莱珉十六项原则还包括：不要住在破房子里，要努力工作争取修缮房屋或建造新房子;保持小孩和环境的干净整洁;要做好家庭计划，保持小家庭;建造并使用冲水厕所;不做任何不公正的事，反对任何试图做不公正之事的人;随时准备相互帮助等。
1984年，这十六条原则在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全国讨论会上通过。“今天，在所有格莱珉的支行里，我们的成员都会充满自豪地背诵这十六条原则。”尤努斯说，他坚信，“穷人一旦在经济上获得了自主权，他们就会成为坚定的战士，为解决人口问题、消除文盲、过更健康更好的生活而斗争。”
这不是他的凭空臆想，而是他从数十年格莱珉模式的实践中炼出的信念。
1972年，在美国大学教书、生活平静的尤努斯回到祖国孟加拉。彼时，孟加拉虽然刚赢得了独立战争，但大地之上千疮百孔，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苟延残喘在贫困线下。
尤努斯先后在政府计划委员会和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任职。身为富商之子，且头衔响亮，他本可以继续优渥的生活。但是，任由贫穷蔓延、饥荒恶化，对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件令人羞耻的事情。亲眼目睹生民惨状，令他心中的不安日益加剧。
1974年，他终于无法忍受。他开始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在吉大港大学附近的乔布拉村进行小范围的试验和研究，努力发掘贫穷与饥饿的根源与解决办法。
初始，他的重点放在帮助农夫提高收成上，但是，随着调研的深入，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没有土地的穷人身上。尤其是那些没有财产、濒临乞讨的赤贫妇女，她们深陷贫困之中的境况，让尤努斯夜不能寐。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1976年，尤努斯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一些最贫困的家庭。一天，他遇到了每日只挣约两美分的妇女苏菲亚·贝格姆。从她那里，他找到了答案。
苏菲亚·贝格姆，21岁，三个孩子的母亲，以编织竹凳为生。由于没有信贷价值，她被所有正式的传统银行与贷款机构拒之门外。为了维持生存，她只能向高利贷借每日购买原材料的22美分，并以仅高于成本约两美分的价格，把每天做出的竹凳卖给借钱给她的人。没日没夜地劳作，她却一分钱也攒不下，毫无机会摆脱贫困。
尤努斯震惊了：竟然有人因为缺少22美分而深陷苦难！一周之后，他发现乔布拉村像苏菲亚这样的人至少还有42人，他们所有人的借款总额合计起来不足27美元。
冲动之下，他拿出了27美元借给这42个村民，不要求利息，不设定还期。然而，他仍然无法安枕。他的心不允许他对身处的金融隔离社会缄默和漠然。“躺在床上，我为自己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一分子而感到羞愧。”他在自传《穷人的银行家》中写道。
他知道自己做的远远不够，他要寻找一种借钱给全部一无所有者以帮助他们启动生产的可持续性解决方案。经过将近十年的试验以及与孟加拉政府、银行机构的艰难交涉，1983年10月，他正式创办了专门为穷人服务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
他认定，“贷款是一种人权”，每一个穷人都有权利获得金融服务，使生活从极端的贫困转化为有尊严的自力更生，而格莱珉的经验表明，得到金融资本的支持，无论它是多么小，穷人都完全能通过自雇来改善生活质量，甚至得以探究和开启他们的其他潜力。
2006年，“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尤努斯及其创立的格莱珉银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从最初在乔布拉村的试验，到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格莱珉银行向孟加拉7.3万个村庄的近700万人发放了贷款。如今，它已是孟加拉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截至2015年1月，累计发放贷款165亿美元，贷款回收率超过98%，超过96%的受益者为妇女。
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的成功，点燃了全球小额信贷的火炬，世界各地纷纷开始复制它的模式，期望通过它来使一些人摆脱贫困，为另一些人减轻贫困。目前，格莱珉模式已经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美国、挪威等100多个国家复制了近200个项目。
自学格莱珉模式的困境
在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学者杜晓山和其他有志之士一直探索在中国农村引入及效仿格莱珉模式的路径，但至今收效甚微，维续艰难。四川松潘格莱珉公司关停，河北涞水“扶贫经济合作社”交接给中国扶贫基金会下属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这当然有着中国现有法律、体制带来障碍的原因，比如金融政策没有放开、融资杠杆受限制等，但是，在中国尝试引进格莱珉模式的人往往未能真正掌握格莱珉模式的核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尤努斯对《中国慈善家》说：“他们拿来教材，自学一通之后，就开始照搬它的一些粗略框架，但其实并不知道要怎么做。他们需要更多深入理解。” 这也是高战曾面临过的困境。
陆口村位于江苏省北部贫困地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力急剧流失，主要剩下妇女、孩子、老人留守村中。上大学之前，高战一直生活在这里。
目睹家乡日益凋零，他心有忧愁，下定决心要探寻到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方法。2003年，社会学研究生毕业的他回到陆口村，开始了重建故乡的征程。第二年元旦，他正式成立了苏北民间的第一个扶贫基金，尝试在也是由他牵头的“窑湾镇农村发展协会”开展资金互助业务。
这是他农村小额信贷试验的起步。但是，当时启发他的并不是孟加拉的尤努斯，而是中国的茅于轼。1993年，茅于轼把个人现金500元交给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民办教师雒玉鳌，让他向村里的穷人提供无抵押小额贷款。“龙水头扶贫基金”就此登场，成为中国最早的民间小额信贷实践之一。
“我2003年6月第一次见到茅老之前，就一直关注他在山西农村做的小额信贷项目，琢磨怎么跟他学习。”高战告诉《中国慈善家》。那次见面，茅于轼还借给了他7000元种子资金。
2010年，转奉尤努斯为师之前，高战在茅于轼小额信贷模式的基础上摸索了自己的一套资金互助办法：有存有贷，存款保密，年利率7.2%，贷款公开，年利率18%，最高每户贷款5000元，贷给家庭里的男性，合同由夫妻共同签署，同时需要两户担保，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六年间，陆口村扶贫基金的资金规模达到了300多万元，其利润支撑起了村里的公益资金，用于安装路灯、举办乡村文艺活动、给村民体检等。然而，由于缺乏专业的指导和管理，很多问题不断凸显，例如，信贷人员违规操作，通过“垒大户”（“垒大户”，就是多人贷款，集中给一个人使用—记者注）等形式，协助某些客户获得高额贷款，背离了扶贫基金帮助穷人的初衷。
困境之中，高战身心俱疲，曾一度想要彻底放弃，直至无意中接触到了《穷人的银行家》一书。“读完尤努斯的书后，我觉得，所有我遇到的问题，他都有解决方案，而且他能做得更好。”他说。
贷款给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尤其是妇女，不要求任何担保、抵押，但是，每个借贷者都必须自发属于一个无近亲的五人小组。小组成员通过格莱珉银行的考察、培训、考试后，才能拿到贷款。贷款期一年，每周分期还款，每次还款数额为贷款额的2%，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还50周。借款发放和还款都通过“中心会议”公开进行。“中心”一般由6-8个小组组成，由银行工作人员担任经理，每周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召开会议，要求每个借贷者必须准时出席。
尤努斯设计出的这一整套精密的贷款和管理机制，让高战为之一振。他如获至宝、信心高涨地自学了起来。
但是，他毫不讳言，一开始尝试学习格莱珉模式推行小额信贷的时候，他就条件反射似地想到“要拿来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做一下改造和创新”。
“什么五人一小组，什么妇女，几句话就说完。我想只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可以贷款给她们，而且不要抵押担保，只要妇女出面和有个小组就行了，就那么简单。”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最大化地在村子里传播消息，于是立即着手做了2600多张刚好能绕电线杆一圈的宣传海报，两三天内贴遍了村里田野、路边上的所有电线杆。
海报一贴，效果就来了。一拨又一拨想要贷款的人挤满了高战的办公室，咨询电话更是接连不断。一开始，高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改变尤努斯在孟加拉逐户村民探访、介绍格莱珉银行的方式，结合中国村民认字率较高的国情，大规模、高密度做广告的做法，是一着好棋。
然而，很快问题来了。前来咨询贷款的人确实不少，但大多数是男性，而且都能说会道，其中还有不少村干部和做生意的大户，“就是没有尤努斯书中说的那些真正底层的、老实巴交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贷过款，就想多养几只羊。”高战困惑之余，还遭受了不少挖苦讽刺。“那些想贷款的人来了以后，听说只贷给妇女，金额又只有一万五，就开始发牢骚，说十五万还差不多，妇女多麻烦，连我们这些有抵押、有担保、家里有资产的人都不愿意贷，你们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道理。”
此外，由于缺乏具体规范的培训指导，高战招聘来的中心经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对好不容易组成的五人妇女贷款小组进行培训。其后果是，初期形成的十来个小组往往不在约定的时间集体还款，且经常性出现家庭男性成员替代贷款妇女前来还款的情况，部分小组还存在“垒大户”的现象等。
对于格莱珉银行的十六条原则，高战一开始也觉得是“多此一举”，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人家借钱去创造财富，人家怎么生活，那是人家的事，天底下哪个母亲不知道让孩子上学？哪个母亲不知道要把家里的房子修好？”
但是 ，越学到最后，他的疑问就越多：“为什么贷款妇女总是迟到，即使见了面也匆匆忙忙，不断地跟中心经理埋怨，相互之间却不怎么讲话？为什么就是看不到尤努斯书上描述的情景，说妇女们在一起，很盼望下一次见面？”
他甚至开始怀疑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他想要见见尤努斯了。而在早期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见他。”他坦率地对《中国慈善家》说。
尤努斯最认可的中国徒弟
几经波折，高战终于见到了尤努斯本人。这次会面，让他成为了媒体口中“尤努斯最认可的中国徒弟”。
2012年4月，高战向当时的老东家《时代周报》自动请缨，去孟加拉邀请尤努斯到中国来参加第三届“诺奖得主中国行”论坛。去之前，他以报社的名义给尤努斯写了一封信，详述了要去孟加拉拜访并邀请他前来中国的意愿。
尤努斯多年来一直与中国接触密切，尤其是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应邀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接见。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公开表示欢迎并愿意协助他来中国开展格莱珉试验，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分别邀请他担任名誉教授，海南省政府聘请他担任高级顾问。
尤努斯本人也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在很短的时期内，中国就让超过3亿人脱离了贫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太惊人了！”他对《中国慈善家》说。 高战以为尤努斯会很积极地回应他的去信，没想到，他收到的仅是一份发自尤努斯秘书的官样回复，大意是，欢迎他前往孟加拉，但是，尤努斯事务繁忙，很难抽出时间安排见面。
他不甘心。当他到达位于孟加拉首都达卡的格莱珉银行总部时，得到的答复依然是，尤努斯的行程已经排满，无法与他见面。他很沮丧，但是，转念一想：“请不到尤努斯，我回去后也还是要自己干小额信贷的呀，既然来了，不能白来。”
于是，他交了约20美元的费用，在一个格莱珉银行国际交流部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到达卡附近的一个格莱珉支行参观。参观过程中，他如饥似渴地提问、做笔记。在旁观一次中心会议的时候，他甚至被现场妇女们手拉着手热烈讨论、真诚交流、充满笑容和自信的场景感动得落泪。
他的表现引起了格莱珉银行国际交流部门负责人詹娜特·E·康奈（Jannat E. Quanine）的注意。第二天，詹娜特安排了一次与高战的见面，并随后亲自打电话给尤努斯，建议尤努斯见一见高战。
尤努斯给了高战15分钟的见面时间。“当时真是激动得很，”高战告诉《中国慈善家》，“我连夜做了很多准备，和翻译商量怎么跟尤努斯谈，我都写好了书面的谈话内容，还做了几张图。”
但是见面的过程不在高战的想象之中。尤努斯一开始就要求先看他带去的陆口村资金互助记录簿。记录簿是高战试验格莱珉模式时仿照格莱珉银行手册制作的，封面上印有一个仿照格莱珉银行专用标识设计的图标：一间绿色的茅草屋中，有一棵大树，大树之上有五片叶子，它们彼此相连成花开状，又像五双手拉在一起。
尤努斯沉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径自一页页地翻看那本记录簿。高战尝试让翻译向他解释记录簿的设计和内容，他却表示不必，且屡屡惊叹道：“My God（我的天）！”
原本15分钟的见面变成了两个多小时。高战把自学格莱珉模式过程中的改造及遇到的问题一一告诉尤努斯。“很多问题我刚说一半，他就马上接过去，转换了一下问题的提法，描述得比我还清晰，更说到点子上。”高战至今记得当时的感触，“他是我朝思暮想的大人物，但是见面以后，好像老朋友一样，很熟悉，没有陌生感。”
交谈中，高战也逐渐意识到：成功复制格莱珉模式没有捷径，非严格按照格莱珉银行的工作方法进行不可，因为，尤努斯历经三十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实际上是一整套与底层人互动的技术，这套技术能够激活底层人的生产、生活及社区力量，其背后是有严密的人类行为、心理、价值和社会学逻辑的支撑的。
例如，要求贷款者严格遵守十六条原则真的是“多此一举”吗？在孟加拉仔细考察和与尤努斯深入交流后，高战发现，十六条原则太重要了，是复制格莱珉模式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的每一项原则都具体可落实、可衡量，而且，如果说形成五人小组、形成中心是构建了一个个小型社会，那么它就是在其中互动交往的格莱珉银行工作人员以及贷款者们的“宪章”，它表明大家是共同实现梦想的关系，彼此在行动和精神上都一致。
高战下定决心，要“原汁原味地学习尤努斯”，不再介意是否被人嘲讽只会“照搬”。“我过去的探索表明，以后也许我还会有所创新，但是，至少在目前，我的力量还不足以做到，因此，还是谦虚点好。”
尤努斯对高战很是满意，一口答应同年8月前往中国演讲，且当即表示支持他在中国复制和推广格莱珉模式。
2012年5月，尤努斯签署宣言，发起“格莱珉中国计划”。同年8月，尤努斯来到中国参加小额贷款与社会企业国际论坛，并揭牌“尤努斯中国中心”，任命高战为执行长和“格莱珉（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简称格莱珉中国）执行总裁。
2013年12月，格莱珉信托（Grameen Trust）执行主席拉提菲（H. I. Latifee）一行实地考察了陆口村。格莱珉信托由尤努斯创立于1989年，专门为推广复制格莱珉模式的项目以及减除贫困的社会企业提供支持。
2014年7月，孟加拉格莱珉银行专家马南·萨克尔（Mannan Sarker）进驻陆口村，手把手指导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团队开展工作。
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中心经理的一天
提供了以上帮助之外，尤努斯还想要亲自考察陆口村正在推行的格莱珉复制项目。
2014年11月，高战收到了一封尤努斯的信。尤努斯在信中说，他将于12月15、16两日到北京参加2014年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年会，他可以且仅可以空出一天的时间，希望高战安排他到陆口村看看。
高战回绝了。因为，来回北京和陆口村，光在路上就要花将近10个小时，“一天的时间安排不过来。”没想到，尤努斯回复，“那我再推迟一天回孟加拉。”
高战很感动，“哇，我最后觉得，他是非看不行了，然后就开始安排。”12月17日，时年74岁的尤努斯第一次踏足陆口这个他远程指导了两年多的苏北农村。高战希望，尤努斯此次中国之行能够推动陆口村格莱珉银行的新发展，进而引导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复制和推广走向成功。
当晚的陆口村小广场上张灯结彩，舞狮耍剑，锣鼓喧天，像过年一样热闹。村民们用他们能够想象到的最高规格的仪式欢迎尤努斯。
尤努斯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简短的欢迎仪式过后，他紧接着参加了一个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中心会议，然后与贷款妇女座谈，听取马南·萨克尔的工作汇报，并参加了一场关于普惠金融的论坛。苏北农村没有暖气，隆冬之夜冷风嗖嗖，寒冷刺骨。但是，他依然决定当晚就住在村民家。
第二天早上，他又在中心经理顾绍辉的引导下，参观了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办公室，并逐户访问了三个贷款妇女家庭，详细了解她们贷款前后的生产、生活情况。
截至目前，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有全职中心经理四名，顾绍辉便是其中之一。他刚满30岁，2013年1月，被高战的情怀和格莱珉模式吸引，辞掉上海的国际物流工作，来到了仅距自己家乡三十里远的陆口村。 格莱珉中国为他提供月薪3000元，每日餐补20元，五险一金、电动车保险，以及住所。作为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的一名中心经理，在约定召开中心会议的那一天，他的工作安排大致如下：
清晨7点，他起床，洗漱，和同事们一起在支行食堂吃早餐。
8点，他和所有同事到支行办公室开晨会，晨会的内容主要是在马南·萨克尔和高战的指导下学习《格莱珉操作指南》。
8点30分，他从支行办公室取出公文包和文件，骑电动车前往村庄、田野，探访潜在的贷款客户。
上午10点，前往中心，他负责的贷款妇女已在那里等候，她们按照U字型摆好板凳并坐好，小组组长拿着所有小组成员的存折。他开始回收分期还款、接收储蓄并登记。
10点30分，他和小组组长到新得到贷款的小组成员家中，进行贷款使用核查并提出建议。这是跟踪了解客户贷款使用情况和问题的重要方法。
中午，他回到支行办公室，填写贷款回收表、贷款分类账、储蓄分类账等表格，并由支行经理马南·萨克尔签名验收。
12点，他和同事们一起在支行食堂吃午餐。
下午2点，他和同事们一起骑电动车到支行周围乡村宣传推广格莱珉贷款模式。支行的实习生会和他一起去，与妇女们交流她们感兴趣的教育、营养、医疗等话题。
5点，他回到支行办公室，和同事们一起交流一天的工作情况。
时年46岁的丁春红是由顾绍辉负责的贷款妇女之一。2013年11月17日，她从尝试推行格莱珉贷款模式的陆口村合作社得到第一笔两万元贷款，用于经营煎饼作坊。
尤努斯一行去她家探访的时候，丁春红正和23岁的儿子一起在自家的瓦房里做煎饼。她满是褶子的褐色双手上长了许多冻疮，但是脸上却始终洋溢着朴实的笑容。
她告诉《中国慈善家》，她现在生产煎饼的机器就是靠了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的两万元贷款才买成的。在这之前，她全凭手工做煎饼，夜里一两点就要起床，洗麦子、磨麦粉、擀麦饼，然后还要用麦秸秆加热鏊子，才能开始煎饼。在烟熏火燎中煎好全部饼，往往午饭时间已过，但是，她却紧接着要把这些煎饼用自行车载到三四十公里外的邳县农贸市场上去卖，饿了就吃煎饼、喝白开水，连五毛钱一碗的稀饭都不舍得买来喝。等到卖完煎饼，天又黑了。
那时，她的丈夫和儿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她一个人留守在家中，除了做手工煎饼生意，还要在农忙时独自耕种五亩地。一天的劳作过后，她常常累得饭都不愿意做就倒在床上睡下了。然而，比起身体上的疲劳，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家人长期不在身边的孤独与思念。因此，在儿子结婚后，她决心贷款投资生产煎饼的机器，不仅是要减轻辛劳、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想让儿子在家乡有事可做，不必再进城打工。
“以前压力很大，现在轻松了，有信心，全靠那两万块钱救济了起来。”她拉着记者的手说。每周二上午十点，她都会和其他四位小组成员去到陆口村的格莱珉中心，归还400元本金，缴纳40元管理费，并储蓄20元。如今，她已全部还清贷款，正在考虑是否从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贷第二笔款，用于扩大煎饼作坊的经营。
目前，陆口村的贷款者100%为女性，从2014年10月6日至今，累计发放贷款44万元，单笔贷款金额从5000元到20000元不等，主要用途是养殖家畜、培育蘑菇、开设小卖部、经营小作坊等。贷款者每周偿还本金、利息，并参与储蓄20元。年化贷款利率是20%，储蓄利率是6%。
一个全新的维度
“现在就来判断陆口村格莱珉试点好或不好，还为时过早。它已经在路上了，这就很好，而且，现在所有工作都进展得相当不错。”尤努斯对《中国慈善家》表示。
陆口村的考察之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坦言，他过去也曾去过湖北、云南等地的中国农村，但都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一直没有机会像这次这样待久一些，四处走走、看看，和村民们说说话。
他对陆口村的格莱珉模式试验期望甚殷。在他看来，复制格莱珉模式，一般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没问题，其一是有愿意跟他一起行动并且真正理解格莱珉要义的人，其二是要有足够的、可持续的资金。
他评价高战“心无旁骛，非常负责，所有格莱珉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信任他”，正是他认为的那种可以获得成功的人。但是，他指出，现在高战依然面临和过去那些尝试在中国复制格莱珉模式的先驱们大同小异的困境，那就是因金融政策未开放而导致的不能合法吸收储蓄的问题。
拉提菲也对《中国慈善家》说：“要有可持续性的资金才能满足人们贷款的需求。在无法吸收存款的情况下，维持项目运转的资金只能通过劝募等渠道获得，而这对格莱珉中国是个很大的挑战。”
然而，尤努斯和拉提菲，这两个为格莱珉事业共同奋斗了将近40年的好朋友，一致表示，“对于格莱珉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
在拉提菲眼里，尤努斯有智慧，有全球视野，总能想出新点子，而且不是只会高谈阔论，他会说到做到，并持续推进所做的事情以达到最佳效果，绝不轻言放弃。
尤努斯显然已经把持续推进格莱珉中国的事业列入计划并采取行动。对于资金问题，他决定“不在已有的条条框框之内思考，要暂时跳出来”。
2013年，他曾委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主持研究团队，奔赴孟加拉格莱珉银行、中国江苏、广东、内蒙古、四川等地调研，历时3个月，完成了一份“格莱珉中国计划”可行性分析报告。建立董事会，筹集至少500万美元启动资金，成为格莱珉中国计划落实的当务之急。
在出发去陆口村的那天早上，尤努斯和京东集团CEO刘强东共进早餐。在随后双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京东集团宣布，与格莱珉中国在多个领域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将把京东集团的互联网和供应链等资源与格莱珉农村小微金融的深厚经验互补结合。
与高战同样出身自苏北农村的刘强东表示，农村畸形金融造成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如赌博、非法高利贷等，他愿意加入格莱珉中国董事会，个人出资100万美元担任董事，并将后续发挥其影响力，为实现格莱珉中国计划筹集资金。 高战告诉《中国慈善家》，此前，刘强东曾深入钻研格莱珉模式，尤其是格莱珉模式在世界各国的复制。2014年11月去美国时，他还重点考察了解了格莱珉美国的情况，对格莱珉模式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在新闻发布会上，尤努斯现场为刘强东颁发了格莱珉中国董事证书，正式邀请他加入格莱珉中国董事会。随后，高战代表格莱珉中国，京东金融副总裁姚乃盛代表京东集团，二人公开签署了《京东集团-格莱珉中国小微金融战略合作框架备忘录》。
格莱珉中国和京东集团的战略合作关系走向将如何？此前曾和中国合作者签过许多各种各样合作框架但最后都没有显著成效的尤努斯似乎很淡然。“合作备忘录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实现它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如果刘强东是认真的，我们的合作关系就会维持下去。”他直率地说，“在初始阶段，我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资金上的，日后能否发展成更为重要的关系，要靠高战和刘强东之间的化学反应。”
尤努斯鼓励高战从一个全新的维度思考格莱珉中国计划，那就是在推进格莱珉模式在中国落地的同时，在中国实施“尤努斯社会企业基金”项目。他认为，社会企业的发展可以为中国打开一扇全新的门。
他制定了社会企业的七条原则，分别是：企业的目标是解决贫困问题，或者一个或多个威胁人类和社会的问题（例如教育、卫生、技术使用以及环境），而非追求最大利润;公司将实现财务与经济的可持续性;投资者只能收回其投资，除原始投资外不派发红利;投资返还后，利润留给公司以实现公司进一步的扩张和发展;公司要具有环保意识;员工在优于一般标准的工作环境下得到市场工资;快乐工作。
在写给拉提菲、主题为“与高战就格莱珉中国计划讨论”的邮件里，尤努斯建议高战找人分担工作，以便有足够的精力同时掌控格莱珉中国计划中的两个分支，即小微金融项目和社会企业基金项目，并且希望日后京东集团的平台能够同时为两个项目筹集资金。
关于社会企业基金项目，尤努斯的其中一个构想是，通过投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乡创业，鼓励他们在自雇的同时建设故乡，参与改变农村日益凋敝的现实。
对于格莱珉中国来说，目前最急缺的仍是资金，即便有尤努斯本人的鼎力相助。因为他现在维持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运作的仅有的资金都是卖了自己的房子才得来的，已无钱再投入实施尤努斯念念不忘的社会企业基金项目。
高战知道急不来。“实际上，70多岁的尤努斯在超强度地工作，他能做的全都做了，包括向中国高层管理者争取支持等。我觉得他其实比我还有紧迫感，但是，我着急的时候，他又劝我别着急，这让我很感动。”
高战未来的工作重点有两个，一个是继续为格莱珉中国筹集资金，另一个是加强对团队成员的培训，并带领他们继续深入乡村去开展工作。他的目标是通过格莱珉中国服务中国所有被称为“金融业不可接触者”的穷人，帮助他们展开全新的生活图景。
2014年12月19日，早上8：51，飞机即将起飞。邮件发送完毕，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关掉手机。这封邮件的收件人是格莱珉中国执行总裁、尤努斯中国中心执行长高战。
尤努斯扭头望向飞机窗外，嘴角微微上翘。前两天在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陆口村实地考察时的所见所闻，再一次浮现在他的眼前。
苏北农村的孟加拉来客
乡村水泥路刚够大巴通过，两旁落尽了叶子的树枝划过车窗玻璃，发出刺耳的吱吱声。身穿半旧棉袄的行人紧张地让到路边，好奇地张望。
2014年12月17日，黄昏时分，尤努斯一行到达陆口村。
甫一下车，尤努斯立即被人群团团围住：妇女组成的腰鼓队、小孩组成的彩扇队，还有前来围观的村民。他摘下帽子，弯腰低头，戴上一位妇女送上的花环。一路上，他时而前倾着身子和村民四手紧握，时而抱起身旁的小孩亲他那皴红的脸蛋，仿佛那是他的孙子。
在他身后，是一堵七零八落地涂写着各种广告电话的灰色砖墙，上面拉着一条红底白字的条幅，用中、英、孟加拉三语写着“节省开支，攒够学费，送孩子上学读书—格莱珉十六项原则之七”。
格莱珉十六项原则还包括：不要住在破房子里，要努力工作争取修缮房屋或建造新房子;保持小孩和环境的干净整洁;要做好家庭计划，保持小家庭;建造并使用冲水厕所;不做任何不公正的事，反对任何试图做不公正之事的人;随时准备相互帮助等。
1984年，这十六条原则在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全国讨论会上通过。“今天，在所有格莱珉的支行里，我们的成员都会充满自豪地背诵这十六条原则。”尤努斯说，他坚信，“穷人一旦在经济上获得了自主权，他们就会成为坚定的战士，为解决人口问题、消除文盲、过更健康更好的生活而斗争。”
这不是他的凭空臆想，而是他从数十年格莱珉模式的实践中炼出的信念。
1972年，在美国大学教书、生活平静的尤努斯回到祖国孟加拉。彼时，孟加拉虽然刚赢得了独立战争，但大地之上千疮百孔，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苟延残喘在贫困线下。
尤努斯先后在政府计划委员会和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任职。身为富商之子，且头衔响亮，他本可以继续优渥的生活。但是，任由贫穷蔓延、饥荒恶化，对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件令人羞耻的事情。亲眼目睹生民惨状，令他心中的不安日益加剧。
1974年，他终于无法忍受。他开始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在吉大港大学附近的乔布拉村进行小范围的试验和研究，努力发掘贫穷与饥饿的根源与解决办法。
初始，他的重点放在帮助农夫提高收成上，但是，随着调研的深入，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没有土地的穷人身上。尤其是那些没有财产、濒临乞讨的赤贫妇女，她们深陷贫困之中的境况，让尤努斯夜不能寐。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1976年，尤努斯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一些最贫困的家庭。一天，他遇到了每日只挣约两美分的妇女苏菲亚·贝格姆。从她那里，他找到了答案。
苏菲亚·贝格姆，21岁，三个孩子的母亲，以编织竹凳为生。由于没有信贷价值，她被所有正式的传统银行与贷款机构拒之门外。为了维持生存，她只能向高利贷借每日购买原材料的22美分，并以仅高于成本约两美分的价格，把每天做出的竹凳卖给借钱给她的人。没日没夜地劳作，她却一分钱也攒不下，毫无机会摆脱贫困。
尤努斯震惊了：竟然有人因为缺少22美分而深陷苦难！一周之后，他发现乔布拉村像苏菲亚这样的人至少还有42人，他们所有人的借款总额合计起来不足27美元。
冲动之下，他拿出了27美元借给这42个村民，不要求利息，不设定还期。然而，他仍然无法安枕。他的心不允许他对身处的金融隔离社会缄默和漠然。“躺在床上，我为自己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一分子而感到羞愧。”他在自传《穷人的银行家》中写道。
他知道自己做的远远不够，他要寻找一种借钱给全部一无所有者以帮助他们启动生产的可持续性解决方案。经过将近十年的试验以及与孟加拉政府、银行机构的艰难交涉，1983年10月，他正式创办了专门为穷人服务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
他认定，“贷款是一种人权”，每一个穷人都有权利获得金融服务，使生活从极端的贫困转化为有尊严的自力更生，而格莱珉的经验表明，得到金融资本的支持，无论它是多么小，穷人都完全能通过自雇来改善生活质量，甚至得以探究和开启他们的其他潜力。
2006年，“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尤努斯及其创立的格莱珉银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从最初在乔布拉村的试验，到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格莱珉银行向孟加拉7.3万个村庄的近700万人发放了贷款。如今，它已是孟加拉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截至2015年1月，累计发放贷款165亿美元，贷款回收率超过98%，超过96%的受益者为妇女。
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的成功，点燃了全球小额信贷的火炬，世界各地纷纷开始复制它的模式，期望通过它来使一些人摆脱贫困，为另一些人减轻贫困。目前，格莱珉模式已经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美国、挪威等100多个国家复制了近200个项目。
自学格莱珉模式的困境
在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学者杜晓山和其他有志之士一直探索在中国农村引入及效仿格莱珉模式的路径，但至今收效甚微，维续艰难。四川松潘格莱珉公司关停，河北涞水“扶贫经济合作社”交接给中国扶贫基金会下属的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这当然有着中国现有法律、体制带来障碍的原因，比如金融政策没有放开、融资杠杆受限制等，但是，在中国尝试引进格莱珉模式的人往往未能真正掌握格莱珉模式的核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尤努斯对《中国慈善家》说：“他们拿来教材，自学一通之后，就开始照搬它的一些粗略框架，但其实并不知道要怎么做。他们需要更多深入理解。” 这也是高战曾面临过的困境。
陆口村位于江苏省北部贫困地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力急剧流失，主要剩下妇女、孩子、老人留守村中。上大学之前，高战一直生活在这里。
目睹家乡日益凋零，他心有忧愁，下定决心要探寻到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方法。2003年，社会学研究生毕业的他回到陆口村，开始了重建故乡的征程。第二年元旦，他正式成立了苏北民间的第一个扶贫基金，尝试在也是由他牵头的“窑湾镇农村发展协会”开展资金互助业务。
这是他农村小额信贷试验的起步。但是，当时启发他的并不是孟加拉的尤努斯，而是中国的茅于轼。1993年，茅于轼把个人现金500元交给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民办教师雒玉鳌，让他向村里的穷人提供无抵押小额贷款。“龙水头扶贫基金”就此登场，成为中国最早的民间小额信贷实践之一。
“我2003年6月第一次见到茅老之前，就一直关注他在山西农村做的小额信贷项目，琢磨怎么跟他学习。”高战告诉《中国慈善家》。那次见面，茅于轼还借给了他7000元种子资金。
2010年，转奉尤努斯为师之前，高战在茅于轼小额信贷模式的基础上摸索了自己的一套资金互助办法：有存有贷，存款保密，年利率7.2%，贷款公开，年利率18%，最高每户贷款5000元，贷给家庭里的男性，合同由夫妻共同签署，同时需要两户担保，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六年间，陆口村扶贫基金的资金规模达到了300多万元，其利润支撑起了村里的公益资金，用于安装路灯、举办乡村文艺活动、给村民体检等。然而，由于缺乏专业的指导和管理，很多问题不断凸显，例如，信贷人员违规操作，通过“垒大户”（“垒大户”，就是多人贷款，集中给一个人使用—记者注）等形式，协助某些客户获得高额贷款，背离了扶贫基金帮助穷人的初衷。
困境之中，高战身心俱疲，曾一度想要彻底放弃，直至无意中接触到了《穷人的银行家》一书。“读完尤努斯的书后，我觉得，所有我遇到的问题，他都有解决方案，而且他能做得更好。”他说。
贷款给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尤其是妇女，不要求任何担保、抵押，但是，每个借贷者都必须自发属于一个无近亲的五人小组。小组成员通过格莱珉银行的考察、培训、考试后，才能拿到贷款。贷款期一年，每周分期还款，每次还款数额为贷款额的2%，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还50周。借款发放和还款都通过“中心会议”公开进行。“中心”一般由6-8个小组组成，由银行工作人员担任经理，每周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召开会议，要求每个借贷者必须准时出席。
尤努斯设计出的这一整套精密的贷款和管理机制，让高战为之一振。他如获至宝、信心高涨地自学了起来。
但是，他毫不讳言，一开始尝试学习格莱珉模式推行小额信贷的时候，他就条件反射似地想到“要拿来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做一下改造和创新”。
“什么五人一小组，什么妇女，几句话就说完。我想只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可以贷款给她们，而且不要抵押担保，只要妇女出面和有个小组就行了，就那么简单。”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最大化地在村子里传播消息，于是立即着手做了2600多张刚好能绕电线杆一圈的宣传海报，两三天内贴遍了村里田野、路边上的所有电线杆。
海报一贴，效果就来了。一拨又一拨想要贷款的人挤满了高战的办公室，咨询电话更是接连不断。一开始，高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改变尤努斯在孟加拉逐户村民探访、介绍格莱珉银行的方式，结合中国村民认字率较高的国情，大规模、高密度做广告的做法，是一着好棋。
然而，很快问题来了。前来咨询贷款的人确实不少，但大多数是男性，而且都能说会道，其中还有不少村干部和做生意的大户，“就是没有尤努斯书中说的那些真正底层的、老实巴交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贷过款，就想多养几只羊。”高战困惑之余，还遭受了不少挖苦讽刺。“那些想贷款的人来了以后，听说只贷给妇女，金额又只有一万五，就开始发牢骚，说十五万还差不多，妇女多麻烦，连我们这些有抵押、有担保、家里有资产的人都不愿意贷，你们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道理。”
此外，由于缺乏具体规范的培训指导，高战招聘来的中心经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对好不容易组成的五人妇女贷款小组进行培训。其后果是，初期形成的十来个小组往往不在约定的时间集体还款，且经常性出现家庭男性成员替代贷款妇女前来还款的情况，部分小组还存在“垒大户”的现象等。
对于格莱珉银行的十六条原则，高战一开始也觉得是“多此一举”，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人家借钱去创造财富，人家怎么生活，那是人家的事，天底下哪个母亲不知道让孩子上学？哪个母亲不知道要把家里的房子修好？”
但是 ，越学到最后，他的疑问就越多：“为什么贷款妇女总是迟到，即使见了面也匆匆忙忙，不断地跟中心经理埋怨，相互之间却不怎么讲话？为什么就是看不到尤努斯书上描述的情景，说妇女们在一起，很盼望下一次见面？”
他甚至开始怀疑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他想要见见尤努斯了。而在早期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见他。”他坦率地对《中国慈善家》说。
尤努斯最认可的中国徒弟
几经波折，高战终于见到了尤努斯本人。这次会面，让他成为了媒体口中“尤努斯最认可的中国徒弟”。
2012年4月，高战向当时的老东家《时代周报》自动请缨，去孟加拉邀请尤努斯到中国来参加第三届“诺奖得主中国行”论坛。去之前，他以报社的名义给尤努斯写了一封信，详述了要去孟加拉拜访并邀请他前来中国的意愿。
尤努斯多年来一直与中国接触密切，尤其是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应邀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接见。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公开表示欢迎并愿意协助他来中国开展格莱珉试验，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分别邀请他担任名誉教授，海南省政府聘请他担任高级顾问。
尤努斯本人也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在很短的时期内，中国就让超过3亿人脱离了贫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太惊人了！”他对《中国慈善家》说。 高战以为尤努斯会很积极地回应他的去信，没想到，他收到的仅是一份发自尤努斯秘书的官样回复，大意是，欢迎他前往孟加拉，但是，尤努斯事务繁忙，很难抽出时间安排见面。
他不甘心。当他到达位于孟加拉首都达卡的格莱珉银行总部时，得到的答复依然是，尤努斯的行程已经排满，无法与他见面。他很沮丧，但是，转念一想：“请不到尤努斯，我回去后也还是要自己干小额信贷的呀，既然来了，不能白来。”
于是，他交了约20美元的费用，在一个格莱珉银行国际交流部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到达卡附近的一个格莱珉支行参观。参观过程中，他如饥似渴地提问、做笔记。在旁观一次中心会议的时候，他甚至被现场妇女们手拉着手热烈讨论、真诚交流、充满笑容和自信的场景感动得落泪。
他的表现引起了格莱珉银行国际交流部门负责人詹娜特·E·康奈（Jannat E. Quanine）的注意。第二天，詹娜特安排了一次与高战的见面，并随后亲自打电话给尤努斯，建议尤努斯见一见高战。
尤努斯给了高战15分钟的见面时间。“当时真是激动得很，”高战告诉《中国慈善家》，“我连夜做了很多准备，和翻译商量怎么跟尤努斯谈，我都写好了书面的谈话内容，还做了几张图。”
但是见面的过程不在高战的想象之中。尤努斯一开始就要求先看他带去的陆口村资金互助记录簿。记录簿是高战试验格莱珉模式时仿照格莱珉银行手册制作的，封面上印有一个仿照格莱珉银行专用标识设计的图标：一间绿色的茅草屋中，有一棵大树，大树之上有五片叶子，它们彼此相连成花开状，又像五双手拉在一起。
尤努斯沉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径自一页页地翻看那本记录簿。高战尝试让翻译向他解释记录簿的设计和内容，他却表示不必，且屡屡惊叹道：“My God（我的天）！”
原本15分钟的见面变成了两个多小时。高战把自学格莱珉模式过程中的改造及遇到的问题一一告诉尤努斯。“很多问题我刚说一半，他就马上接过去，转换了一下问题的提法，描述得比我还清晰，更说到点子上。”高战至今记得当时的感触，“他是我朝思暮想的大人物，但是见面以后，好像老朋友一样，很熟悉，没有陌生感。”
交谈中，高战也逐渐意识到：成功复制格莱珉模式没有捷径，非严格按照格莱珉银行的工作方法进行不可，因为，尤努斯历经三十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实际上是一整套与底层人互动的技术，这套技术能够激活底层人的生产、生活及社区力量，其背后是有严密的人类行为、心理、价值和社会学逻辑的支撑的。
例如，要求贷款者严格遵守十六条原则真的是“多此一举”吗？在孟加拉仔细考察和与尤努斯深入交流后，高战发现，十六条原则太重要了，是复制格莱珉模式不可或缺的一环。它的每一项原则都具体可落实、可衡量，而且，如果说形成五人小组、形成中心是构建了一个个小型社会，那么它就是在其中互动交往的格莱珉银行工作人员以及贷款者们的“宪章”，它表明大家是共同实现梦想的关系，彼此在行动和精神上都一致。
高战下定决心，要“原汁原味地学习尤努斯”，不再介意是否被人嘲讽只会“照搬”。“我过去的探索表明，以后也许我还会有所创新，但是，至少在目前，我的力量还不足以做到，因此，还是谦虚点好。”
尤努斯对高战很是满意，一口答应同年8月前往中国演讲，且当即表示支持他在中国复制和推广格莱珉模式。
2012年5月，尤努斯签署宣言，发起“格莱珉中国计划”。同年8月，尤努斯来到中国参加小额贷款与社会企业国际论坛，并揭牌“尤努斯中国中心”，任命高战为执行长和“格莱珉（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简称格莱珉中国）执行总裁。
2013年12月，格莱珉信托（Grameen Trust）执行主席拉提菲（H. I. Latifee）一行实地考察了陆口村。格莱珉信托由尤努斯创立于1989年，专门为推广复制格莱珉模式的项目以及减除贫困的社会企业提供支持。
2014年7月，孟加拉格莱珉银行专家马南·萨克尔（Mannan Sarker）进驻陆口村，手把手指导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团队开展工作。
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中心经理的一天
提供了以上帮助之外，尤努斯还想要亲自考察陆口村正在推行的格莱珉复制项目。
2014年11月，高战收到了一封尤努斯的信。尤努斯在信中说，他将于12月15、16两日到北京参加2014年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年会，他可以且仅可以空出一天的时间，希望高战安排他到陆口村看看。
高战回绝了。因为，来回北京和陆口村，光在路上就要花将近10个小时，“一天的时间安排不过来。”没想到，尤努斯回复，“那我再推迟一天回孟加拉。”
高战很感动，“哇，我最后觉得，他是非看不行了，然后就开始安排。”12月17日，时年74岁的尤努斯第一次踏足陆口这个他远程指导了两年多的苏北农村。高战希望，尤努斯此次中国之行能够推动陆口村格莱珉银行的新发展，进而引导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复制和推广走向成功。
当晚的陆口村小广场上张灯结彩，舞狮耍剑，锣鼓喧天，像过年一样热闹。村民们用他们能够想象到的最高规格的仪式欢迎尤努斯。
尤努斯的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简短的欢迎仪式过后，他紧接着参加了一个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中心会议，然后与贷款妇女座谈，听取马南·萨克尔的工作汇报，并参加了一场关于普惠金融的论坛。苏北农村没有暖气，隆冬之夜冷风嗖嗖，寒冷刺骨。但是，他依然决定当晚就住在村民家。
第二天早上，他又在中心经理顾绍辉的引导下，参观了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办公室，并逐户访问了三个贷款妇女家庭，详细了解她们贷款前后的生产、生活情况。
截至目前，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有全职中心经理四名，顾绍辉便是其中之一。他刚满30岁，2013年1月，被高战的情怀和格莱珉模式吸引，辞掉上海的国际物流工作，来到了仅距自己家乡三十里远的陆口村。 格莱珉中国为他提供月薪3000元，每日餐补20元，五险一金、电动车保险，以及住所。作为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的一名中心经理，在约定召开中心会议的那一天，他的工作安排大致如下：
清晨7点，他起床，洗漱，和同事们一起在支行食堂吃早餐。
8点，他和所有同事到支行办公室开晨会，晨会的内容主要是在马南·萨克尔和高战的指导下学习《格莱珉操作指南》。
8点30分，他从支行办公室取出公文包和文件，骑电动车前往村庄、田野，探访潜在的贷款客户。
上午10点，前往中心，他负责的贷款妇女已在那里等候，她们按照U字型摆好板凳并坐好，小组组长拿着所有小组成员的存折。他开始回收分期还款、接收储蓄并登记。
10点30分，他和小组组长到新得到贷款的小组成员家中，进行贷款使用核查并提出建议。这是跟踪了解客户贷款使用情况和问题的重要方法。
中午，他回到支行办公室，填写贷款回收表、贷款分类账、储蓄分类账等表格，并由支行经理马南·萨克尔签名验收。
12点，他和同事们一起在支行食堂吃午餐。
下午2点，他和同事们一起骑电动车到支行周围乡村宣传推广格莱珉贷款模式。支行的实习生会和他一起去，与妇女们交流她们感兴趣的教育、营养、医疗等话题。
5点，他回到支行办公室，和同事们一起交流一天的工作情况。
时年46岁的丁春红是由顾绍辉负责的贷款妇女之一。2013年11月17日，她从尝试推行格莱珉贷款模式的陆口村合作社得到第一笔两万元贷款，用于经营煎饼作坊。
尤努斯一行去她家探访的时候，丁春红正和23岁的儿子一起在自家的瓦房里做煎饼。她满是褶子的褐色双手上长了许多冻疮，但是脸上却始终洋溢着朴实的笑容。
她告诉《中国慈善家》，她现在生产煎饼的机器就是靠了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的两万元贷款才买成的。在这之前，她全凭手工做煎饼，夜里一两点就要起床，洗麦子、磨麦粉、擀麦饼，然后还要用麦秸秆加热鏊子，才能开始煎饼。在烟熏火燎中煎好全部饼，往往午饭时间已过，但是，她却紧接着要把这些煎饼用自行车载到三四十公里外的邳县农贸市场上去卖，饿了就吃煎饼、喝白开水，连五毛钱一碗的稀饭都不舍得买来喝。等到卖完煎饼，天又黑了。
那时，她的丈夫和儿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她一个人留守在家中，除了做手工煎饼生意，还要在农忙时独自耕种五亩地。一天的劳作过后，她常常累得饭都不愿意做就倒在床上睡下了。然而，比起身体上的疲劳，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家人长期不在身边的孤独与思念。因此，在儿子结婚后，她决心贷款投资生产煎饼的机器，不仅是要减轻辛劳、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想让儿子在家乡有事可做，不必再进城打工。
“以前压力很大，现在轻松了，有信心，全靠那两万块钱救济了起来。”她拉着记者的手说。每周二上午十点，她都会和其他四位小组成员去到陆口村的格莱珉中心，归还400元本金，缴纳40元管理费，并储蓄20元。如今，她已全部还清贷款，正在考虑是否从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贷第二笔款，用于扩大煎饼作坊的经营。
目前，陆口村的贷款者100%为女性，从2014年10月6日至今，累计发放贷款44万元，单笔贷款金额从5000元到20000元不等，主要用途是养殖家畜、培育蘑菇、开设小卖部、经营小作坊等。贷款者每周偿还本金、利息，并参与储蓄20元。年化贷款利率是20%，储蓄利率是6%。
一个全新的维度
“现在就来判断陆口村格莱珉试点好或不好，还为时过早。它已经在路上了，这就很好，而且，现在所有工作都进展得相当不错。”尤努斯对《中国慈善家》表示。
陆口村的考察之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坦言，他过去也曾去过湖北、云南等地的中国农村，但都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一直没有机会像这次这样待久一些，四处走走、看看，和村民们说说话。
他对陆口村的格莱珉模式试验期望甚殷。在他看来，复制格莱珉模式，一般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没问题，其一是有愿意跟他一起行动并且真正理解格莱珉要义的人，其二是要有足够的、可持续的资金。
他评价高战“心无旁骛，非常负责，所有格莱珉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信任他”，正是他认为的那种可以获得成功的人。但是，他指出，现在高战依然面临和过去那些尝试在中国复制格莱珉模式的先驱们大同小异的困境，那就是因金融政策未开放而导致的不能合法吸收储蓄的问题。
拉提菲也对《中国慈善家》说：“要有可持续性的资金才能满足人们贷款的需求。在无法吸收存款的情况下，维持项目运转的资金只能通过劝募等渠道获得，而这对格莱珉中国是个很大的挑战。”
然而，尤努斯和拉提菲，这两个为格莱珉事业共同奋斗了将近40年的好朋友，一致表示，“对于格莱珉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
在拉提菲眼里，尤努斯有智慧，有全球视野，总能想出新点子，而且不是只会高谈阔论，他会说到做到，并持续推进所做的事情以达到最佳效果，绝不轻言放弃。
尤努斯显然已经把持续推进格莱珉中国的事业列入计划并采取行动。对于资金问题，他决定“不在已有的条条框框之内思考，要暂时跳出来”。
2013年，他曾委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主持研究团队，奔赴孟加拉格莱珉银行、中国江苏、广东、内蒙古、四川等地调研，历时3个月，完成了一份“格莱珉中国计划”可行性分析报告。建立董事会，筹集至少500万美元启动资金，成为格莱珉中国计划落实的当务之急。
在出发去陆口村的那天早上，尤努斯和京东集团CEO刘强东共进早餐。在随后双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京东集团宣布，与格莱珉中国在多个领域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将把京东集团的互联网和供应链等资源与格莱珉农村小微金融的深厚经验互补结合。
与高战同样出身自苏北农村的刘强东表示，农村畸形金融造成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如赌博、非法高利贷等，他愿意加入格莱珉中国董事会，个人出资100万美元担任董事，并将后续发挥其影响力，为实现格莱珉中国计划筹集资金。 高战告诉《中国慈善家》，此前，刘强东曾深入钻研格莱珉模式，尤其是格莱珉模式在世界各国的复制。2014年11月去美国时，他还重点考察了解了格莱珉美国的情况，对格莱珉模式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在新闻发布会上，尤努斯现场为刘强东颁发了格莱珉中国董事证书，正式邀请他加入格莱珉中国董事会。随后，高战代表格莱珉中国，京东金融副总裁姚乃盛代表京东集团，二人公开签署了《京东集团-格莱珉中国小微金融战略合作框架备忘录》。
格莱珉中国和京东集团的战略合作关系走向将如何？此前曾和中国合作者签过许多各种各样合作框架但最后都没有显著成效的尤努斯似乎很淡然。“合作备忘录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实现它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如果刘强东是认真的，我们的合作关系就会维持下去。”他直率地说，“在初始阶段，我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资金上的，日后能否发展成更为重要的关系，要靠高战和刘强东之间的化学反应。”
尤努斯鼓励高战从一个全新的维度思考格莱珉中国计划，那就是在推进格莱珉模式在中国落地的同时，在中国实施“尤努斯社会企业基金”项目。他认为，社会企业的发展可以为中国打开一扇全新的门。
他制定了社会企业的七条原则，分别是：企业的目标是解决贫困问题，或者一个或多个威胁人类和社会的问题（例如教育、卫生、技术使用以及环境），而非追求最大利润;公司将实现财务与经济的可持续性;投资者只能收回其投资，除原始投资外不派发红利;投资返还后，利润留给公司以实现公司进一步的扩张和发展;公司要具有环保意识;员工在优于一般标准的工作环境下得到市场工资;快乐工作。
在写给拉提菲、主题为“与高战就格莱珉中国计划讨论”的邮件里，尤努斯建议高战找人分担工作，以便有足够的精力同时掌控格莱珉中国计划中的两个分支，即小微金融项目和社会企业基金项目，并且希望日后京东集团的平台能够同时为两个项目筹集资金。
关于社会企业基金项目，尤努斯的其中一个构想是，通过投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乡创业，鼓励他们在自雇的同时建设故乡，参与改变农村日益凋敝的现实。
对于格莱珉中国来说，目前最急缺的仍是资金，即便有尤努斯本人的鼎力相助。因为他现在维持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运作的仅有的资金都是卖了自己的房子才得来的，已无钱再投入实施尤努斯念念不忘的社会企业基金项目。
高战知道急不来。“实际上，70多岁的尤努斯在超强度地工作，他能做的全都做了，包括向中国高层管理者争取支持等。我觉得他其实比我还有紧迫感，但是，我着急的时候，他又劝我别着急，这让我很感动。”
高战未来的工作重点有两个，一个是继续为格莱珉中国筹集资金，另一个是加强对团队成员的培训，并带领他们继续深入乡村去开展工作。他的目标是通过格莱珉中国服务中国所有被称为“金融业不可接触者”的穷人，帮助他们展开全新的生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