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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溪山琴况》第二十一至二十二况中，徐上瀛说道轻、重二况。他认为：“不轻不重者，中和之音也。”“中正平和之音”须以轻重来调节，这样方可得见曲中意趣。可见，徐上瀛在谈到轻重二况时，是从琴音的角度来谈论的，而琴音的发见是与情、气相连的。文章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为何情而轻，“情”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何由来;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为何气而重，“气”乃天地宇宙的生生之气，气聚则重;最后得出发轻之情，与发重之气均向中和，都在寻求中和之音上下功夫。
【关键词】轻;情;重;气;中和之音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情者轻之源
徐上瀛在谈到“轻”况时言道：
“不轻不重者，中和之者也。趣调当以中和为主，而轻重特损益之，其趣自生也。
盖音之取轻属于幽情，归乎玄理;而体曲之意，悉曲之情，有不其轻而自轻者。第音之轻处最难：工夫未到，则浮而不实，晦而不明，虽轻亦未合。惟轻之中，不爽清实，而一丝一忽，指到音绽，更飘飖（yáo）鲜朗，如落花流水，幽趣无限。乃有一节一句之轻，有间杂高下之轻;种种意趣皆贵清实中得之耳。
要知轻不浮，轻中之中和也;重不煞，重中之中和也。故轻重者，中和之变音;而所以轻重者，中和之正音也。”
轻，《说文解字》云：“轻，轻车也”，段玉裁注：“轻本车名，故字从车。引申为凡轻重之轻。”轻的本义与车同，后来发展为与重相对，轻重本是一对概念。徐上瀛先生在谈到“轻”是，是取两个含义，一为按弦之轻，与重相对;一为弹琴的节情状态。
徐上瀛认为，要想取音轻，须得细细品味曲中之意，体察曲中之情;不能为了轻而轻，而全然不顾曲中深幽之情与玄妙之理。曲意与人情相通，《乐记》中就曾说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潺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 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乐是由人心之感物而作，弹琴如若不去感悟曲中之情，只是一味追求輕重功夫是弹不出悦耳的曲子的。但是体味到曲中深幽之情与玄妙之理也不一定能弹奏出美妙动听的曲子。
在《溪山琴况》轻重两况中，徐上瀛先生将“轻”与“情”相连，认为“诸音之轻者，业属乎情”，而“重”则与“气”相关，“诸音之重者，乃繇乎气”，也就是说真情流露的时候指下自然轻，意气风发的时候指下自然重。这里，如何理解“轻”属乎“情”，“重”源于“气”呢？要进入对这个问题的具体理解，首先需要理解中国文化经验中的“情”与“气”。
北宋提倡佛儒调和，将儒家道德思想与佛理融合来弘扬如来法门的禅师大德契嵩的《广原教》给了我们启发。契嵩在《广原教》中说到“情”的来源：“万物之变见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辩万物，以性可以观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语圣人之教道也。”又谓“情出乎性，性隐乎情。性隐则至实之道息矣。是故圣人以性为教而教人。”对于“性”，《说文解字》将之解释为：“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有人之“性情”的含义。在中国文化中，“性”主要指人性。在契嵩看来，情由性而出，性隐于情，彰显万物之变的情源于根本的性，因此，弹琴所流露的真情实感归根结底是来自于“性”，是由“性”而“情”的流露。这里的“性”与“情”的关系体现了儒释融会的倾向。契嵩依佛家说法，以为有“情”则有爱;有爱，则有嗜欲;有嗜欲，则男女万物生死焉。因此要对情加以节制须借乎“性”，故“情出乎性”。虽然儒家不主张从人欲之性来讲爱与情，但先秦儒家即便是对人性持消极态度的荀子，也不排斥由性而出的“情”，只是更多地倡导以“礼”节“情”，即用理性道德来节制自然情感。《孟子·告子下》云：“动心忍性”，也就是说人性是有节制的，那么来源于“性”的“情”也是有节制的，不是恣意放纵的。琴者，情也。南宋刘籍《琴议篇》中曰：“琴者，禁也”。中国古代琴论的主流讲究在弹琴中要有节制地表达情感。由此，有节制的情感在琴上就显现为轻的功夫。
二、气者重之本
徐上瀛在《溪山琴况》第二十二况谈到“重”况时说：
“诸音之轻者，业属乎情;而诸音之重者，乃繇乎气。情至而轻，气至而重，性固然也。第指有重轻，则声有高下;而幽微之后，理宜发扬。倘指势太猛，则露杀伐之响;气盈胸臆，则出刚暴之声。惟练指养气之士，则抚下当求重抵轻出之法，弦上自有高朗纯粹之音，宣扬和畅，疏越神情。而后知用重之妙，非浮躁乖戻者之所比也。
故古人抚琴，则曰“弹欲断弦，按如入木。”此专言其用力也，但妙在用力不觉耳。夫弹琴至于力，又至于不觉，则指下虽重如击石，而毫无刚暴杀伐之疚;所以为重欤？及其鼓宫叩角，轻重间出，则岱岳江河，吾不知其变化也。”
重，《说文解字》云：“重，厚也。厚斯重矣，引申为郑重，重量。”徐上瀛先生在谈到“重”时，可以理解为两种意思：一是与“轻”相对，强调弹琴的力度;二是要理解气聚则重的道理。
说到“气”，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系统论证气本体论的北宋思想家张载曾言：“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行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客感客形于无感无形，惟尽性者一也。”又谓：“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途，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张子认为“太虚即气”，世界万物流变是气的聚散所形成的。在中国古代文化经验中，气代表的是宇宙本体的生生能量。徐上瀛先生所说的重音从气而来，显然源于这种“气本论”的思想观念。在中国琴道中，弹琴不只是个人的“理一身之性情”，也不止是“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而是同时要追求“神人以和”“天人合一”的“太和鼓畅”宇宙音乐之美。这种宇宙音乐之美的传达主要由生生之气带动，表现为弹琴中振动威灵的“重”的功夫。从琴操修养上讲，弹琴要想发出重音，须得气沉丹田，用气定神闲的姿态才可出重音。所谓气沉丹田就是气在身体内部的聚，聚则重。 因为指力有轻有重，所以声音有高有低。但是重音不是靠发蛮力就可得的，因为下指过于刚猛，发出的琴音就会有杀伐之气：意气充盈胸臆会发出刚暴之音。所以，弹琴就像徐上瀛所说的“惟练指养气之士，则抚下当求重抵轻出之法”，也就是说练琴需练指养气，才能在弹奏时把握轻重之法，当轻时则轻，当重时则重。这样方可奏出高朗纯、宣扬和顺以及疏越神情的曲音。古人弹琴所讲的“弹欲断弦，按如入木”，都讲求弹琴用力的妙处，既把力发散出来，又没有感觉到在发力。也就是说下指已经重的仿佛想在击石，但是又不会显出刚暴杀伐之气，这才称得上是“重”音。因此，要想奏出轻重适宜之感，须得在练琴与修养上下功夫，练琴练到一定程度，自身情性修养和气质修炼到家，对轻重的把握自然也会达到适度的范围。
从观念辨析上，“性”主要指人性，“气”主要指天地本体能量。且“气”不仅为重之本，其还为轻之本，也就是说在轻与重两况中，重为轻之本，将天地的浩然之气存于心中，当收则收，当放则放，其能达到对“情”的一个把握，自然也就把握住了轻的表现。那么，弹琴强调的轻与重相合，也可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美学表现。“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道家思想家庄子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在弹琴中，“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更是一种审美的状态。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在琴曲上就是“中和之音”的体现。
三、情气向中和
徐上瀛在《溪山琴况》中谈到“轻”“重”时，开篇就讲到“不轻不重者，中和之者也。趣调当以中和为主，而轻重特损益之，其趣自生也。”也就是说对“轻”与“重”的描述就是为了奏出“中和之音”。“中和”是中庸之道的主要内涵。《中庸》关于中和是这样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其实就是不偏不倚，不能“过犹不及”。
“中和”思想也在音乐思想中有所体现。在《礼记·乐记》中，音乐就有“调和”人性的作用，它和礼一起成为儒家教化的工具，其云“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性。”音乐不仅能“和其性”，其还能与天地和，“乐者，天地之和也”。也就是说，音乐与人和、万物和还与天地和。
正因为如此，徐上瀛先生也追求这种“中和之音”。他认为“轻”的中和体现在轻微而不虚飘，“重”的中和体现在实而不粗暴。太轻或者太重都是变音，中和之音可以调控轻重。徐上瀛所说的“中和之音”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一是琴技的要求，下指不能太輕，也不能太重，是轻重之间的适度，太轻会出虚浮之音，太重则会发出刚暴杀伐之音;二是从意上取，轻是属乎情的，重是繇乎气的。也就是说，“轻”“重”首先来自“情”与“气”，它们需要将“情”与“气”表现出来，同时音乐具有教化的功能，它所表现的情与气需要符合“中庸之道”，把“中和之音”体现出来化育于人;三是从弹奏者的性情来看，要想奏出“中和之音”，弹奏者须有中正平和的性情，生活节制并能克制自己的情感。可以看到，徐上瀛先生在这里又复归于“和”，“和”可以说统领《溪山琴况》全篇。“自古以来，‘和’这一范畴就和琴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溪山琴况》由‘和’开篇，总领全文，这既是徐上瀛对琴乐的意境提出了一个总的定位，融合了儒家中和与道家冲和两种审美价值取向，力求表现出自然、社会和人的自身的一种完美的协调。”儒家将中正、中和的思想运用在艺术上的表现就是节制，即要适度表达情感。《溪山琴况》继承了儒家音乐对情感节制的思想，如徐上瀛说：“神闲气静，蔼然醉心，太和鼓鬯，心手自知，未可一二而为言也。太音希声，古道难复，不以性情中和相遇，而以为是技也，斯愈久而愈失其传矣。”这是对弹奏者的要求，要求弹奏者性情中和并热爱古琴，以此弹奏出的乐音才能接近“中和之音”。至于“轻重”如何体现在弹奏功夫上，需要弹奏者在演奏时细细品味，如何奏出轻重相间的琴音得靠背后的用功。
参考文献
[1]徐上瀛，徐樑编.溪山琴况[M].北京：新华书局，2013.
[2]许慎.段玉裁注.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朱良志.中国美学原著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5]郭齐勇.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肖馥如，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美学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轻;情;重;气;中和之音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情者轻之源
徐上瀛在谈到“轻”况时言道：
“不轻不重者，中和之者也。趣调当以中和为主，而轻重特损益之，其趣自生也。
盖音之取轻属于幽情，归乎玄理;而体曲之意，悉曲之情，有不其轻而自轻者。第音之轻处最难：工夫未到，则浮而不实，晦而不明，虽轻亦未合。惟轻之中，不爽清实，而一丝一忽，指到音绽，更飘飖（yáo）鲜朗，如落花流水，幽趣无限。乃有一节一句之轻，有间杂高下之轻;种种意趣皆贵清实中得之耳。
要知轻不浮，轻中之中和也;重不煞，重中之中和也。故轻重者，中和之变音;而所以轻重者，中和之正音也。”
轻，《说文解字》云：“轻，轻车也”，段玉裁注：“轻本车名，故字从车。引申为凡轻重之轻。”轻的本义与车同，后来发展为与重相对，轻重本是一对概念。徐上瀛先生在谈到“轻”是，是取两个含义，一为按弦之轻，与重相对;一为弹琴的节情状态。
徐上瀛认为，要想取音轻，须得细细品味曲中之意，体察曲中之情;不能为了轻而轻，而全然不顾曲中深幽之情与玄妙之理。曲意与人情相通，《乐记》中就曾说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潺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 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乐是由人心之感物而作，弹琴如若不去感悟曲中之情，只是一味追求輕重功夫是弹不出悦耳的曲子的。但是体味到曲中深幽之情与玄妙之理也不一定能弹奏出美妙动听的曲子。
在《溪山琴况》轻重两况中，徐上瀛先生将“轻”与“情”相连，认为“诸音之轻者，业属乎情”，而“重”则与“气”相关，“诸音之重者，乃繇乎气”，也就是说真情流露的时候指下自然轻，意气风发的时候指下自然重。这里，如何理解“轻”属乎“情”，“重”源于“气”呢？要进入对这个问题的具体理解，首先需要理解中国文化经验中的“情”与“气”。
北宋提倡佛儒调和，将儒家道德思想与佛理融合来弘扬如来法门的禅师大德契嵩的《广原教》给了我们启发。契嵩在《广原教》中说到“情”的来源：“万物之变见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辩万物，以性可以观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语圣人之教道也。”又谓“情出乎性，性隐乎情。性隐则至实之道息矣。是故圣人以性为教而教人。”对于“性”，《说文解字》将之解释为：“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有人之“性情”的含义。在中国文化中，“性”主要指人性。在契嵩看来，情由性而出，性隐于情，彰显万物之变的情源于根本的性，因此，弹琴所流露的真情实感归根结底是来自于“性”，是由“性”而“情”的流露。这里的“性”与“情”的关系体现了儒释融会的倾向。契嵩依佛家说法，以为有“情”则有爱;有爱，则有嗜欲;有嗜欲，则男女万物生死焉。因此要对情加以节制须借乎“性”，故“情出乎性”。虽然儒家不主张从人欲之性来讲爱与情，但先秦儒家即便是对人性持消极态度的荀子，也不排斥由性而出的“情”，只是更多地倡导以“礼”节“情”，即用理性道德来节制自然情感。《孟子·告子下》云：“动心忍性”，也就是说人性是有节制的，那么来源于“性”的“情”也是有节制的，不是恣意放纵的。琴者，情也。南宋刘籍《琴议篇》中曰：“琴者，禁也”。中国古代琴论的主流讲究在弹琴中要有节制地表达情感。由此，有节制的情感在琴上就显现为轻的功夫。
二、气者重之本
徐上瀛在《溪山琴况》第二十二况谈到“重”况时说：
“诸音之轻者，业属乎情;而诸音之重者，乃繇乎气。情至而轻，气至而重，性固然也。第指有重轻，则声有高下;而幽微之后，理宜发扬。倘指势太猛，则露杀伐之响;气盈胸臆，则出刚暴之声。惟练指养气之士，则抚下当求重抵轻出之法，弦上自有高朗纯粹之音，宣扬和畅，疏越神情。而后知用重之妙，非浮躁乖戻者之所比也。
故古人抚琴，则曰“弹欲断弦，按如入木。”此专言其用力也，但妙在用力不觉耳。夫弹琴至于力，又至于不觉，则指下虽重如击石，而毫无刚暴杀伐之疚;所以为重欤？及其鼓宫叩角，轻重间出，则岱岳江河，吾不知其变化也。”
重，《说文解字》云：“重，厚也。厚斯重矣，引申为郑重，重量。”徐上瀛先生在谈到“重”时，可以理解为两种意思：一是与“轻”相对，强调弹琴的力度;二是要理解气聚则重的道理。
说到“气”，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系统论证气本体论的北宋思想家张载曾言：“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行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客感客形于无感无形，惟尽性者一也。”又谓：“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途，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张子认为“太虚即气”，世界万物流变是气的聚散所形成的。在中国古代文化经验中，气代表的是宇宙本体的生生能量。徐上瀛先生所说的重音从气而来，显然源于这种“气本论”的思想观念。在中国琴道中，弹琴不只是个人的“理一身之性情”，也不止是“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而是同时要追求“神人以和”“天人合一”的“太和鼓畅”宇宙音乐之美。这种宇宙音乐之美的传达主要由生生之气带动，表现为弹琴中振动威灵的“重”的功夫。从琴操修养上讲，弹琴要想发出重音，须得气沉丹田，用气定神闲的姿态才可出重音。所谓气沉丹田就是气在身体内部的聚，聚则重。 因为指力有轻有重，所以声音有高有低。但是重音不是靠发蛮力就可得的，因为下指过于刚猛，发出的琴音就会有杀伐之气：意气充盈胸臆会发出刚暴之音。所以，弹琴就像徐上瀛所说的“惟练指养气之士，则抚下当求重抵轻出之法”，也就是说练琴需练指养气，才能在弹奏时把握轻重之法，当轻时则轻，当重时则重。这样方可奏出高朗纯、宣扬和顺以及疏越神情的曲音。古人弹琴所讲的“弹欲断弦，按如入木”，都讲求弹琴用力的妙处，既把力发散出来，又没有感觉到在发力。也就是说下指已经重的仿佛想在击石，但是又不会显出刚暴杀伐之气，这才称得上是“重”音。因此，要想奏出轻重适宜之感，须得在练琴与修养上下功夫，练琴练到一定程度，自身情性修养和气质修炼到家，对轻重的把握自然也会达到适度的范围。
从观念辨析上，“性”主要指人性，“气”主要指天地本体能量。且“气”不仅为重之本，其还为轻之本，也就是说在轻与重两况中，重为轻之本，将天地的浩然之气存于心中，当收则收，当放则放，其能达到对“情”的一个把握，自然也就把握住了轻的表现。那么，弹琴强调的轻与重相合，也可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美学表现。“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道家思想家庄子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在弹琴中，“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更是一种审美的状态。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在琴曲上就是“中和之音”的体现。
三、情气向中和
徐上瀛在《溪山琴况》中谈到“轻”“重”时，开篇就讲到“不轻不重者，中和之者也。趣调当以中和为主，而轻重特损益之，其趣自生也。”也就是说对“轻”与“重”的描述就是为了奏出“中和之音”。“中和”是中庸之道的主要内涵。《中庸》关于中和是这样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其实就是不偏不倚，不能“过犹不及”。
“中和”思想也在音乐思想中有所体现。在《礼记·乐记》中，音乐就有“调和”人性的作用，它和礼一起成为儒家教化的工具，其云“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性。”音乐不仅能“和其性”，其还能与天地和，“乐者，天地之和也”。也就是说，音乐与人和、万物和还与天地和。
正因为如此，徐上瀛先生也追求这种“中和之音”。他认为“轻”的中和体现在轻微而不虚飘，“重”的中和体现在实而不粗暴。太轻或者太重都是变音，中和之音可以调控轻重。徐上瀛所说的“中和之音”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一是琴技的要求，下指不能太輕，也不能太重，是轻重之间的适度，太轻会出虚浮之音，太重则会发出刚暴杀伐之音;二是从意上取，轻是属乎情的，重是繇乎气的。也就是说，“轻”“重”首先来自“情”与“气”，它们需要将“情”与“气”表现出来，同时音乐具有教化的功能，它所表现的情与气需要符合“中庸之道”，把“中和之音”体现出来化育于人;三是从弹奏者的性情来看，要想奏出“中和之音”，弹奏者须有中正平和的性情，生活节制并能克制自己的情感。可以看到，徐上瀛先生在这里又复归于“和”，“和”可以说统领《溪山琴况》全篇。“自古以来，‘和’这一范畴就和琴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溪山琴况》由‘和’开篇，总领全文，这既是徐上瀛对琴乐的意境提出了一个总的定位，融合了儒家中和与道家冲和两种审美价值取向，力求表现出自然、社会和人的自身的一种完美的协调。”儒家将中正、中和的思想运用在艺术上的表现就是节制，即要适度表达情感。《溪山琴况》继承了儒家音乐对情感节制的思想，如徐上瀛说：“神闲气静，蔼然醉心，太和鼓鬯，心手自知，未可一二而为言也。太音希声，古道难复，不以性情中和相遇，而以为是技也，斯愈久而愈失其传矣。”这是对弹奏者的要求，要求弹奏者性情中和并热爱古琴，以此弹奏出的乐音才能接近“中和之音”。至于“轻重”如何体现在弹奏功夫上，需要弹奏者在演奏时细细品味，如何奏出轻重相间的琴音得靠背后的用功。
参考文献
[1]徐上瀛，徐樑编.溪山琴况[M].北京：新华书局，2013.
[2]许慎.段玉裁注.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朱良志.中国美学原著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5]郭齐勇.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肖馥如，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美学硕士研究生。